對外貿易的順差，以及外國投資，使中國的金融系統獲得了大量的外匯。市場人士認為，中國央行成為這些外匯(如美元)的唯一買家。中國國營媒體報導說，中國央行去年為了維護人民幣同美元匯率的穩定，增發了1.61萬億人民幣購買外匯。為了減緩匯率的壓力，中國允許更多的外匯出境；此舉被認為是替貪官向國外轉移贓款開大了方便之門。人們較少注意的是，中國政府同時也鼓勵中資企業到西方國家投資。這一為巨額外匯儲備找出路的做法，實際上起到了讓中共控制下的國營企業向西方自由企業體系附體的作用。
在最近的中海油對於優尼科收購案中，中海油首席執行官反覆強調中海油和中國政府沒有直接關係。但是對於這筆185億美元的交易，如果沒有160億美元來自北京官方的低於市場利率的融資或無息貸款，資產總值只有219億美元的中海油根本無能力競標。中海油在年初即打算對優尼科提出並購要約，但因資金不足而作罷。一名為中海油提供諮詢服務的人士透露，促使中海油捲土重來的主因，除該公司新到任的董座傅成玉對拓展海外雄心勃勃外，得到北京當局指令以及挹注資金的承諾，才是其在各方不看好的情況下，勇於一搏的主因。德意志銀行石油分析員David Hurd指出，北京政府全力補貼中海油的海外收購，甚至可能動用外匯儲備。
另外，目前國企的負責人基本上是國家任命，管理層更多的被看作「特殊的公務員」而非企業家。如191家中央企業的「一把手」中，53家由中組部決定產生，其餘由國資委決定產生，而且大多數國企主要負責人都是來自本系統內的政府官員。比如，試圖在海外上市的中行和建行都曾經承諾，要提高銀行的透明度，達到上市公司的要求。但是，在建行張恩照下臺的問題上，無論是建行還是銀監會都沒有向公眾提供任何具體的內容，只是籠統地說，他是因個人原因辭職的。《金融時報》認為，這種做法顯示，國有銀行原有的制度並沒有根本性的改變。《華爾街日報》則指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當國有銀行向世界級的商業銀行轉變的過程中，中國建設銀行的高層人事變動依然要有中共來決定。建行新負責人郭樹清的任命就是中央組織部負責人在建行黨委會上宣布的。再以中國銀行為例，該行在過去十年中因內部腐敗問題損失了數億美元，現在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的1864億股股份全部屬於政府所有的中央匯金投資有限公司，這給政府干預留下相當大的空間。中國銀行股份公司新任行長李禮輝曾在央行和工商銀行工作25年之久，最近兩年曾擔任海南省副省長。從其它省份提拔官員來領導中國銀行，表明中央政府仍握著國有銀行高層的人事大權。
正是因為眾多中資企業近幾年來一直企望在海外上市，促使海外民眾和政府機構對中資企業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瞭解。所以在今年中海油對於優尼科收購案中，各方對此都有比較清醒的認識。美國國會議員認為中國海洋石油公司是國營企業，有國庫當後盾，是不公平競爭，且能源與國家安全息息相關，政府應該依法嚴審並否決這項交易。華爾街日報與國家廣播公司的民意調查指出，73%的美國民眾不樂見中海油並購優尼科。中海油收購優尼科，雖然派出公關遊說，以公司體質、自由市場經濟為軸，力陳立場。但中國是個由共產黨領導的獨裁國家，作為世界第2大石油消費大國，中國對石油的依賴與日俱增，國有控股的中海油如果收購了優尼科，那麼優尼科的石油資源在黨意高於一切的狀況下，自由市場經濟可否堅持而不被政治挂帥取代，會不會被優先分配給中國政府，這是大多數美國人的疑慮。這反映出，一般美國民眾對中國的能源爭奪策略已有戒心。
中國也對美國的近鄰及最大的貿易夥伴加拿大動了手腳，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中海油在今年四月以1.5億加幣購入加拿大的能源公司 MEG 16.69%的股權；五月份中國石油化工公司與Synenco能源公司協議設立合資企業，準備以1.5億加幣投資一項石油探勘計畫，以開發阿爾伯特省北部「北極之光」的油砂；此外，北京的石油集團也將與加拿大的石油輸油管公司合作建設加拿大西部海岸的油管，以利石油從加國西岸裝船運往中國。
中國近來大量的自然資源投資並沒有使加拿大工業部長戴維•艾默生感到擔心，他說「這當然不是什麼讓我處於紅色警報狀態的事情」。當中國國有的中國五礦公司斥資60億加元競購礦業巨頭Noranda的時候，「聯邦政府在此事上的沉默令人驚愕，」新民主黨的議員查裡•安格斯說，「一旦交易取得成功，它將使中國政府有效地控制加拿大多個重要的冶煉企業的未來。我們是在走向完全未知的領域，外國人將擁有我們的資源儲備。」
阿爾伯特省前能源部長墨瑞•史密斯說：「我們將放開做生意。正是市場開放和自由貿易才建立起一個強大和繁榮的阿爾伯特，我們還將繼續這麼做。」現為阿爾伯特省駐華盛頓貿易辦公室的負責人的史密斯還表示，他要勸告擔心中海油的美國人「不要恐慌。美國的國力十分強大，足以應對市場的任何變化。」由此可見，一些加拿大官員將中共控制下的中資企業當作他們的同類，毫不設防的將其納入西方自由企業體系。無獨有偶，在美國會眾議院就中國海洋石油公司對美國優尼科公司的收購事項舉行的聽證會上，自然資源研究專家泰勒認為，中海油收購優尼科不會使中共擁有「石油武器」。他說，中國政府必須佔據整個中東地區，才會對國際石油價格和流通產生重大影響力。
中資企業到海外進行併購，現在才剛剛開始，其對西方自由企業體系的影響，目前還無足夠例證進行分析，不過我們可以從中國業已成熟的對外貿易上看出一些端倪。上世紀80年代，當中共決定在廣東沿海開辦幾個特區進行來料加工、合資合作、補償貿易時，誰也不會想到，二十多年後的今天，人民幣幣值的升降，會成為多國政府、金融界、商會及勞工組織緊張談論的話題。
1999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有歐元之父稱號的蒙代爾從一九九四年起就堅決反對改變人民幣匯率的政策。美國最近一直說人民幣匯率太低，嚴重傷害美國產業，因此要人民幣升值。蒙代爾則說，人民幣匯率變動，不論是一次把匯率升足或是採用浮動匯率對大陸都不好。而且，人民幣升值也不能解決美國經濟的根本問題。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格林斯潘﹞、另一位美國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史蒂格利茲﹞也都認為，人民幣升值，大陸貨變貴了，美國人會買別的地方生產的便宜貨，對美國經濟和美國廠商都沒有幫助。
近年來美國財政連續在高赤字下運行，卻沒有通貨膨脹之虞。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得益於來自中國為主的廉價商品。這個觀點雖然在公開報導中不常見，在民間卻已廣為流傳。如果人民幣大幅升值，大陸貨變貴了，美國人當然可以買別的地方生產的便宜貨。不過產品替代過程不是短期的，在新的廉價商品沒有上市之前，美國的通貨膨脹率可能就上去了。從另一方面看，美國去年的名目預算赤字達四千一百三十億美元，實質上都是外國投資人的資金在支應。中國的外匯存底中，近兩千五百億美元購買了美國的政府公債。如果人民幣大幅升值，大陸出口減少，購買的美國政府公債必定要減少，由此造成的對美國經濟的影響，也是需要考慮的。
有研究報告指出，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的行為相當於為中國的出口企業提供百分之二十一的出口補貼。來自喪失製造業工作機會比例最高的南卡州議員在國會提出一項動議，要求美國政府對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的行為做出警告，如果在半年內中國政府仍然不允許人民幣匯率根據市場供求狀況來決定的話，美國財政部要把進入美國的中國產品的關稅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七。斯普拉特議員的這項動議自從提出以來，只得到了少數議員的支持。由幾十名國會議員聯名向布希行政當局提出的一項有關申訴也曾被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拒絕受理。由此可見美國經濟對中國產品的依賴程度。
在各貿易夥伴國已一再施壓下，人民幣終於在本月升值2%，不過這種象徵性的升值對中國的龐大貿易順差並不會產生太大影響。大陸對外貿易中包含相當比例的轉口貿易，人民幣升值後，用同等數量的人民幣可以買到更多的上游產品。真正影響出口產品價格的，是大陸的勞工成本。低廉的勞工成本，是中共目前不想改變也不敢改變的狀況。提高勞工成本，出口必定減少；提高勞工成本對增加國內需求有幫助，但有產生通貨膨脹的危險。中共仍對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那幾次通貨膨脹心有餘悸，目前還沒有找到一個既能增加內需又能避免通貨膨脹的好辦法。低廉的勞工成本，加上大陸企業對國外產品的技術仿照日趨成熟，以及工業間諜源源不斷發回的技術和科研情報，將會使中國的貿易順差繼續擴大，外匯存底繼續增加。持有巨額外匯儲備的中共，還會繼續指使其控制下的國營企業向海外市場進軍，向西方自由企業體系附體。
面對這種情況，西方各國政府和企業如何應對，的確是個需要慎重研究的課題。特別是那些跟中共走得比較近的官員，他們也許會說：「中加友好，而核子對抗只是中美之間的事。」不知他們是否想過，中共將軍朱成虎所威脅的毀滅美國數百個城市的核彈爆炸後所產生的放射性塵埃，是否會飄過美加邊界，遮住加拿大蔚藍的天空？當然中國目前未必有這樣的軍力，如果西方社會毫不設防，任由中共企業隨意擴張，附體在西方自由企業體繫上吸取能量，那麼在不久的將來，中共將軍的威脅就可能成真。
中國經濟現在表面上和市場經濟接軌，但骨子裡還是高度集權的那一套。既然中共可以用低息或無息貸款支撐國有企業收購外國企業，那中共同樣有權將賺來的錢用各種形式撥回去發展核武、信息柏林牆等用於鞏固其專制制度。而從中共的發家史來看，所謂國有企業，實為黨營企業，其資產是通過武裝鬥爭和政治運動從民間強取豪奪來的；與現代西方社會的企業，實質上是兩碼事。
當然筆者不是永遠反對中國企業到海外投資，中國真正成為自由民主的社會後，西方社會就可將中資企業視為同類，張開雙臂加以擁抱。當初授予中國永久性最惠國待遇及中國入世貿時，國際社會曾以人權自由的改善作為先決條件；即使這樣還發生了北電幫助中共建造信息柏林牆等醜聞。目前當中國國有企業急於出國投資之際，卻沒有聽到「以人權換投資」的聲音，實在是令人費解和擔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