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民運內鬥不止，民運組織不斷分化瓦解，組織碎片化、多如牛毛的令人痛惜無奈的事實，據說王若望先生曾一針見血地批評民運人士：每個人都是小毛澤東。就是說人人都認為自己是最高領袖，個個都擺出一副舍我其誰、當仁不讓的姿態，而且決不、永不妥協；今年四、五月間，因為開辦「華夏公維諮詢中心」，與國保人員多有接觸。一次，一位警察說：你們民運不可能成氣候！我質問他為什麼。他說：你們十個人恨不得有十一個老大，如何做事呀？！儘管他只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但認識卻相當到位，實際上與王老表達的是同一個意思，不同的只是更直接、口語化罷了。我只好沉默不語。
拿破崙曾有名言：不想當元帥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民運人士有領袖群倫之欲、願為民主自由做出更多貢獻，難道就不妥、不對？我認為無可厚非。但有一點需要特別強調，「想」成為領袖與認為自己就「是」領袖根本不同。「想」是一種願望，是對自己的期待，是將來時，與當下無涉；而「是」是現在進行時，當下就必須以領袖自居。問題就出在這裡。試想，如果群體裡每個人都自命為領袖，群體還可能存在嗎？更不要說欲有所作為了。中國民運的分裂與衰弱多大程度上源於這一因素，每個人都能夠根據自己的經驗得出結論。
我們的目標是在中國建立憲政民主制度，我們追求人的平等與自由。需要說明的是，我們說的平等是權利的平等，而非結果的平等。結果的平等就是不平等。因為人是有很大區別的。不僅先天的性格氣質智慧有很大的不同，後天的環境經歷也不可能完全一樣，最終導致每個人在能力、才幹、知識、思想等方面不僅擅長領域有極大分別，程度上也有很大差別，加之機遇的選擇，要求結果的平等無異於緣木求魚。每個人本質的不同，決定了每個人都有最適合自己的工作、角色。有的人熱愛科學研究，而有的人喜歡經營企業；有的人長於宏觀決策、知人善任，適合從事領導工作，有的人對於事務性工作駕輕就熟，適合於具體工作。如果剛好他們各自從事的正是與自己的特性一致的工作，那麼無論是對他們個人還是對其從事的事業，都是最好的；但如果正好相反，那就是最不幸的事情了。從這個意義上看，每個人都是人才，前提是必須找準自己的位置。因此，每個人都應該反觀內視，爭取全面深刻地認識自己，以準確地自我定位。人們只有真正認識了自己，才可能認清他人，認清社會與世界，才有可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一個連自己都認識不清的人，怎麼能夠指望他推動社會的進步呢？！
遺憾的是，很多民運人士根本無視自身的特質與能力，以致自比領袖者氾濫成災，卻少有人願意從事具體工作。兩個人也要另立組織，也要設個主席，而惟一的下屬竟是自己的老婆。這是在從事民主運動嗎？這樣可能有效地開展民運工作嗎？不要玷污民運的聲譽了！現實是中國民運什麼都缺，但就是不缺「領袖」。領袖貶值呀！
有海外友人建議我加入獨立中文作家筆會，但我違逆了他的好意。一直以來，作家在我腦海中始終與神聖二字緊密相聯。在我看來，作家應該是思想深刻、見識廣博、才華橫溢的代名詞。作為證明，至少應該有兩本書墊底。只有這樣，無論是內心自命，還是他人尊稱自己為作家時，我才能做到氣定神閑，一副當仁不讓的模樣，而不至於心慌意亂、受寵若驚。因此視自己為自由撰稿人是合適的，因為我不能、不敢、也不想當一本書也沒有的作家。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原則，我並不以此要求其他人。其他人完全應該按照自己的原則行事。所以我的觀點並不構成對任何人的批評。
不加入獨立中文作家筆會，將自己定位為自由撰稿人，更重要的是能夠幫助自己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人有這樣的惡習：一旦加入某團體，即使當時明白自己的資質與該團體要求差距甚大，但只要時間稍久，其人就不再自知了，而認為自己名副其實。我正是擔心自己如果在組織上加入筆會，過不了幾天，就會真以為自己是作家了。我對自己最大的期許，是做一個清醒的人。那樣的話，不可避免地將事與願違。
自由民主是人性的要求，民運佔有了全部的道義資源，代表了社會發展的必然方向；民運人才濟濟；民運人士勇敢無畏，前仆後繼。然而民運卻一事無成。問題到底在哪裡？也許民運最大的缺憾正是，太多的民運人士不能正確地認識自己，無法給自己準確定位，以致人才成了「敗才」，不僅沒有絲毫建設性，反而將已有的成就破壞淨盡。所以儘管毛澤東是個大混蛋，但對他的這句話我一直非常欽佩：「人貴有自知之明」。
我相信如果民運能夠有效地解決這個問題，民運形勢一定會煥然一新，甚至可能產生一日千里的進步。
2005年7月16日星期六於北京香山
(原載《議報》２０８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