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肯定就是無論是中國的崇毛派（這裡暫且不稱之為所謂中國極左翼勢力）與日本的參拜派（這裡暫且不稱之為所謂日本極右翼勢力）的人士都是屬於民族主義者的範疇；其實日本國內此消彼漲參拜靖國神舍的熱潮每年都會有，也可以說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基本就沒有中斷過，其參拜的基本核心意義就是喚醒及強化日本國民在戰後的民族意識與歸屬感，因為這是日本從經濟復興走向政治復興的重要一步，假如對於國家與民族沒有充分認同感的話，那麼推動日本走向世界政治舞臺的力量將會逐漸成為無源之水而後乾涸；這裡必須談到的是作為日本神道教精神所在的靖國神舍裡供奉著日本數百年為其強盛而喪命的各種人士的靈位，由於主觀意識方面的原因，戰後日本分步驟陸陸續續的把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官員閣僚們的牌位放置了進來，因為在日本參拜派的意識裡無論這場戰爭的正與邪、成與敗，這些被放置進來供奉的例如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等人都創造了日本歷史上無法超越的輝煌，這種無論在版圖、精神、軍事等範疇的輝煌在日本部分狂熱民族主義者心目中都可以稱得上是空前絕後的。然而日本這些民族主義者因為沙文主義的需要所以故意忽略了其在宏觀上的巨大過失，而過分渲染其局部的某些成
就，這也就造成了現今的尷尬局面。
而冷靜的反觀中共統治下這幾年沐浴著「胡溫新政」陽光雨露而茁壯成長的新生代崇毛派就會驚奇的發現其最終想要實現的政治目的是與日本參拜派的政治想要爭取的政治目的存在著異曲同工之妙、殊途同歸之效。中國在經歷了2000多年的封建制度統治後，無論在政治、人文、生活習慣等方面都存在著或多或少的封建主義殘餘，令人遺憾的是，由於孫中山先生至蔣中正先生發起並領導的在中國大陸進行的一場以人為本的「三民主義」革命由於中共及其黨羽的多方面阻撓而導致了1949年的半路夭折，讓這場本可以繼續深入清剿國民思想根源深處的運動沒有完成她的歷史使命是廣大國民當時一個致命性的錯誤選擇，可當絕大部分國民清醒過來的時候為時已晚，此時中共已經披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民主外衣重新在中共統治區內施行了封建主義的變種－－共產主義的獨裁統治。但不可迴避的是，中共為了獲得一個「新生盛世」的幌子就不得不利用種種手段來誘導營造出一種以1949為明顯分界線的全新民眾心態。這種想要誘導中共統治下的民眾產生這種所謂的「盛世心態」其實很簡單，就是把國內民眾的民族主義感發展並渲染到極致，積極通過一系列的對內對外戰爭提升民眾對政府的被迫依賴心理，間接的使民眾把一個本不合法的獨裁政府逐步默許認可，並使某些懷有「大中華」思維的民粹主義者心甘情願死心蹋地的為這個獨裁政權俯首聽命。由於這種民粹主義者在情感上對中共獨裁政權的依賴性所以自然而然的喪失了自身獨立學習獨立思考的能力，他們以中共宣揚的所謂事實為核心精神，以中共發出的號令惟命是從，積極的投身進來並成為中共推進獨裁統治的馬前卒。
然而隨著1976年終生宣揚「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 的土皇帝毛澤東的死亡，一系列由這位新時代封建君主及其所操控的小集團所苦心經營數十年的諸多謊言土崩瓦解灰飛煙滅，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受中國人民世界人民所景仰的「紅太陽」神像在眾多中共統治區的數億民眾心中金漆剝落顯露原形；儘管中共在極短的時間裏立即靈敏的覺察到了這種足可令自身毀滅的趨勢並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繼續在天安門城樓上懸掛毛澤東頭像、取消中共黨主席一職等非常手段可依舊沒有有效的阻止這種勢態的蔓延。因為有相當一部分人開始了從事參與並推動反思自身、反思社會的思想運動，從而在中共統治下的三十多年後的中國大地上終於誕生了一批真正意義上思考如何真正使民族強盛國家富強的人群，不過令人異常惋惜的是這種人群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是中共絕不能容忍其存在的，因為擁有這種思維能力的人群與中共精心培養的「新時代思考型人材」完全是南轅北轍並且已經成為其獨裁軀體上的一顆極其危險的定時炸彈，於是也直接導致了中共悍然發動了89年的嗜血清洗行動，不過令人稍感安慰的是那場血腥的屠殺只是暫時削弱民眾中善於深層次思考的人群數量，卻並不能把全部帶有反思精神的民眾禁錮起來，同時中共也在實施屠殺的卑劣行徑時把自己猙獰的面目又一次顯露了出來。而之後的十數年裡中共培養出來的各級官僚們則是從上到下的不爭氣，幾乎總是每日留下令主子們無法抹去的政治敗筆，總是隔三岔五的把主子檔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遮羞布扯下，將其衰老醜陋的政治胴體在其統治下民眾的面前好好現眼秀上一番。
長此以往情何以堪，中共畢竟也是個活過了八十四這個閻王不請自己去的年齡的老東西，自然不會傻到輕易坐以待斃主動退出歷史的舞臺，於是中共在黨內尋找政治舵手的任務積極開展起來。本來鄧小平作為文革的被批鬥重點對象的身份來進行較為徹底的社會改革比較合適，可由於至死都揹負著89民運儈子手屠夫的稱謂，當年一招錯滿盤皆輸的舉動使其喪失了其所謂政治變革的起碼資格；而接下來自認為政治上尚是處子之身的自上海赴京高就的江核心，在「三講」「三個代表」「新時代引路人」的虛幻光環籠罩下飄飄然，其執政期裡的「緊密的團結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的封建主義標語口號、在各國首腦面前頻頻展現才藝工夫已經滿足不了這位核心的政治虛榮心，從而自大的錯誤的向類似於「法輪功」這樣的政治性微弱但群眾性極強的民間團體發起了摧毀性的攻勢，結果弄巧成拙引火燒身，使中共本就不佳的國際形象再遭嚴重打擊。而此時胡錦濤先生出任中共總書記為了挽救這個瀕臨死亡的政治組織、為能順利成為中共這個政治組織的「中興者」先後極不情願的被迫採取了一系列重聚人氣的措施：與胡耀邦先生趙紫陽先生的政治學生溫家寶充分合作形成搭檔關係實施中共歷史上少有的含有親民色彩的國人津津樂道的「胡溫新政」，頻頻以親民形象訪問中共的所謂傳統革命聖
地並宣揚「兩個務必」，讓早已被中共邊緣化、泡沫化、名存實亡的八個民主黨派分別出任一些無關痛痒的官職並隨行出國訪問試圖營造出共生共榮的氛圍，讓隔絕了多年的中國（臺灣）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政黨（遺憾的是由於種種的原因並無意邀請海外中國的民主黨派）訪問中共統治區使人發出「血濃於水、中華一家親」的感嘆等等。
不可否認的是「胡溫新政」雖然治標不治本，但對於受獨裁黑暗煎熬了五十多年的國民大眾已經明顯的感覺到一種類似於所謂的「春的氣息」，而也正是這種氛圍逐步加溫所以迅速的使封建殘餘思維再度萌芽，而一部分人故意忽略中共此前的種種卑劣行徑和其本身的劣根性，再度跳出來以胡溫及其全部指令馬首是瞻，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中一個有別於前一任、口碑好於前一任的領導人就是值得充分信任的，因此也就順理成章的出現了「兩個凡是」的新變種即：「凡是胡溫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胡溫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或許是由於這種人群有著急劇擴展的巨大潛力與這股勢力所挾帶思想趨勢對於中共正能起到起死回生返老還童的關鍵作用，胡錦濤先生與他周圍的御用政客們在此時出其不意的拋出了自認為畫龍點睛的日本國內的參拜問題。
儘管胡錦濤先生擁有太上皇鄧小平欽點的光環但在國內錯綜複雜的政治環境中這還遠遠不夠，胡錦濤先生在國內政治漩渦中的立命之本之一就是採用崇毛政策籠絡黨內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精神的政治勢力為自己保駕護航，怎樣把毛澤東這座早已崩塌的神像重現建立起來並贏得崇毛勢力的支持讚許也是胡錦濤先生最終決定採取了反日藉以煽動民粹主義這個一箭雙鵰一石二鳥的做法。因為在中共統治區內歷來採取的歷史教育模式即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抗日戰爭的主力軍，而領導這場偉大戰爭取得最終勝利的領袖就是毛澤東，毛澤東十分熱衷的狂熱民族主義正是當前中共和胡錦濤先生所急需抵禦世界民主大潮在中國迅速蔓延的利器。在掀起一場全民性的反日運動之時，被民族主義、沙文主義、民族仇恨所籠罩包圍的中國部分國民已經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了中共的炮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起到了中共想說而不敢說、想做而不敢做的作用，而中共則順理成章的退到幕後並在台下積極的操縱推動著這股渾濁骯髒的政治暗流。這面樹立起來的反日思潮旗幟揮動起來再加上國內崇毛派子子孫孫們的鼓噪渲染下效果是很明顯的，由於它幾乎全盤繼承了毛澤東時代的政治特點，所以它較為成功的模糊混淆了國內多數民眾的視線，並暫時轉移了其統治區內部分社會主要矛盾的繼續激化。而此時處於這場運動前沿的民眾則紛紛重新拜倒在毛澤東這個政治陰魂的麾下，尋求達到一種所謂以「正 」壓「邪」的目的，殊不知這些新生代的民族主義者早已在本質上與其勢不兩立的日本參拜派淪為一丘之貉了。
當前的狀況正如老崩本文開頭所寫那樣，當中日兩個民粹主義勢力急速膨脹併發生正面碰撞時，對於兩個勢力所處的各自國家及人民都是百害而無一利且具有災難性後果的，而最終從中獲得最大利益的也將不會是那些在臺前耍槍弄劍摩拳擦掌的中日兩國的義和拳民；不過好在日本的政治體制是採取的君主立憲制，當日本的民眾發現這場運動含有某種政治錯誤時可以斷然的通過參眾兩院及手中的選票令其政黨落魄下臺並重新推舉值得民眾充分信任認可的其他政黨上臺代言議政以達到扭轉乾坤的目的。而大陸的民眾最終明白自己只不過是這場中共一手操縱政治陰謀時的一顆微不足道的棋子又能怎樣呢，當瞭解到「胡溫新政」不過是又一位打著中國特色招牌的政治游醫在天橋下叫賣的包治百病萬能大力丸時又能如何呢－－在中共統治下充分享受著 「中國特色民主自由 」的
國民大眾拿著貼著「無產階級專政」水印的神聖選票在選舉各小區居委會委員時也覺得無含金量導致縮水變得幾乎一文不值，只好心有不甘抱著節約資源的目的悻悻的拿回家進行再次處理利用，不過令人非常遺憾的是，不用多久時間就有不少百姓發覺拿著這麼金貴的紙張如廁時當手紙又因其質地異常過硬而嚴重有損於其使用者的身體健康。
原載《議報》第20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