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60年，以前曾經謙遜和零散的對使用原子彈的質疑開始成為反對這個決定的猛烈炮轟。那些挑戰者被稱為「修正主義者」，這是不適當的。任何獲得相當新證據的歷史學家都有義務修正他對相關事件的看法。這些挑戰者最好被稱為批評家。
批評家們有三個共同的根本前提：第一，1945年的日本已經大勢已去無可救藥。第二，日本的領導人認識到這一點並打算在1945年投降。第三，由於截獲的日本外交情報，美國領導人已經知道日本就要投降，仍然實施了不必要的核轟炸。批評家們爭論的只是什麼原因促使美國人做出扔原子彈的決定儘管日本投降在即。
最有挑釁味道的觀點是華盛頓有意要威脅克里姆林宮。在美國社會的重要階層上，國外可能更是如此，批評家的解釋往往和傳統觀點相左。
1995年在史密森尼亞研究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展覽了美軍B-29 型「埃諾拉•蓋伊」號（Enola Gay）轟炸機，並引起對這個事件的激烈爭論。當時就是它載著原子彈從這裡飛往廣島並扔下去的。那個衝突凝固了許多人對相互競爭的觀點的理解。然而，從那以後，一系列新的解密檔案和出版物加深了我們對1945年8月事件的理解。新的證據要求對辯論的用詞進行嚴肅地修正。新發現中或許最有趣的特徵是新發現讓杜魯門總統專門挑選不公開為自己使用原子彈的決定辯護成為關注焦點。
當學者們開始研究1960年的檔案記錄，有些人憑直覺正確地發現1945年提供的杜魯門和他政府中其他成員對決定過程的描述至少說是不完整的。這些學者推斷說，如果杜魯門拒絕完全公開他的思想，肯定是因為促使他做出這個選擇的真正基礎會破壞或甚至讓他的決定非法化。對這些批評家來說好像沒什麼不可信的，對幾乎任何別的人可能一樣---美國政府有合法的原因在當時掩蓋事實真相，或持續掩蓋用來支持或解釋總統決定的有力證據。
但是到了1970年代初，我們從日本和美國獲得許多新的證據。其中最重要的新證據包括秘密無線電情報材料，其中說明問題的是杜魯門總統及其政府面臨的痛苦的兩難困境。在向公眾解釋自己的決定時，他們有意識地省略了最好的證據。他們這樣做是因為在嚴格的安全限制保護無線電攔截中，情報的接受者包括總統本人都被禁止擁有情報文件的副本，更不允許在任何時候或在其回憶錄中公開談及這些內容，不允許保存已經看過的任何記錄或從中得出的結論的記錄。除了個別的例外，他們遵守了這些規定，不僅在戰爭期間而且在戰爭之後。
整體來看，丟失的內容就是二戰「極度秘密」（1974年弗裡德利克•威廉•溫特伯森（Frederick William Winterbotham）破天荒的書用了這個標題）「Ultra」這個名稱指龐大和高效的盟軍無線電情報組織，它們秘密地為高級政策決策者提供大量的情報。認真的監聽站能從空中收到數百萬的密電碼。密碼破解人員將其轉換成真正的文本。這個工作的進展是驚人的，到1945年夏天，盟國電臺情報每個月光從日本帝國軍隊破獲的情報就有上百萬條，從帝國海軍及日本外交官的情報數千條。
如果原始截聽到的情報不能正確的翻譯和分析或傳達給需要知道的人員，所有這些努力和專長都將浪費掉。這就是後來珍珠港發揮的作用。就在災難性的突然襲擊之後，陸軍部長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認識到無線電情報的成果沒有適當地利用起來。他派專門從事票據事務的高級律師阿爾弗雷德•麥科馬克（Alfred McCormack）負責管理、分配從Ultra得來的情報的任務。麥科馬克設計的系統要求彙集所有無線電情報於一小群特別聰明的人，由他們將潮水般湧來的情報歸類、整理每日做成簡報呈報決策者。
到了1942年中期，麥科馬克的機構已經演化成為日常例行程序直到戰爭結束，實際上直到今天仍然起作用的系統。每天，分析人員準備好三套謄寫好的新聞簡報。官方信使攜帶密封文件袋將每份簡報摘要分送給華盛頓地區的小部分權威人士。（他們也回收前一天的材料進行銷毀除了存檔的一份外）每套簡報的其中兩份送到白宮，呈交總統和重要內閣成員。其餘的送到經過仔細挑選的文武官員手中，包括陸軍部，海軍部，英國參謀部，國務院。同樣有趣的是沒有資格看這些絕密簡報的人員名單：副總統，陸軍部，海軍部，和國務院個別人之外的任何內閣成員，戰略服務部或聯邦調查局的人員，參與曼哈頓計畫製造原子彈的人員，從上校格羅夫斯（Leslie Groves）以下都不行。
這三套每日簡報被稱作「Magic」外交簡報，「Magic」遠東簡報，和歐洲簡報。（「Magic」是個美國陸軍信號官創立的電碼字，他稱呼自己的電碼破解人員為「magicians」魔術師，他們的成果為「Magic」。「Ultra」這個詞來自英國人在歷史學家中非常流行，但是在1945年 「Magic」一直是美國人對無線電情報的設計，尤其是關於日本人的情報）「Magic」外交簡報包括從世界各地外交官截獲的情報。「Magic」遠東簡報提供關於日本陸軍海軍和空軍的情報。歐洲簡報和遠東簡報在覆蓋面上相彷。每份簡報讀起來就像新聞雜誌，有標題有簡訊，往往包含詳細的截聽來的情報引語和評論。評論是關鍵的，因為閱讀的人都不能保留看過的簡報，是由編輯來解釋每天的發展，組成整體的輪廓。
當戰爭期間完整的「Magic」外交簡報在1978年首次對公眾開放時，情報中包含大量經過編輯的段落（基本上白色抹去）。批評家們有理由詢問這些空白是否掩蓋了關鍵內容。1995年公布的沒有修改的完整資料顯示這些修改的地方確實包含重大內容，不過不是關於原子彈的使用。相反，修改的地方掩蓋了讓人尷尬的事實：盟軍無線電情報監聽的不僅有軸心國的情報而且還包括30多個國家包括像法國這樣的盟國。
比如，外交監聽包括那些駐在日本的中立國的外交官或專員。批評家們特別指出從1978年解密的這個收藏品中的一些零碎的情報，但是完全解密後，我們瞭解到只有三四條情報顯示和平妥協的可能性，只有不到13條確認的情報認為日本完全有意血戰到底。批評家攻擊的彈藥還包括位於歐洲的一幫日本外交官從瑞典到梵蒂岡，試圖成為和平人士，積極與美國官員的接觸。正如「Magic」外交簡報編輯在戰爭中正確地向美國決策者表明的，這些人中沒有一個（除了我們馬上要談到的一個之外）擁有實際的職權代表日本政府行動。
東京核心內閣授權日本唯一一次官方的外交主動行動。日本人為這個核心內閣起了個外號叫「六巨頭」，因為它包含六個人：首相鈴木貫太郎（Kantaro Suzuki），外相東鄉茂德（Shigenori Togo），陸軍大臣阿南 惟幾（Korechika Anami），海軍大臣米內光政（Mitsumasa Yonai），帝國陸軍參謀長重光葵（Yoshijiro Umezu），帝國海軍參謀長豊田副武（Soemu Toyoda）。在絕密的情況下，六巨頭同意在1945年6月與蘇聯接觸的辦法。這裡不是請蘇聯人傳遞「我們投降」的口信，而是，它企圖尋求蘇聯人作為調停者協商談判一個讓六巨頭滿意的終止戰爭的辦法，換句話說，讓主導的軍國主義分子滿意的和平條件。他們的最低目標不是僅限於確保保留天皇制，還堅持在日本保存他們統治的舊的軍國主義秩序。
這個主動的管道是日本駐莫斯科大使佐籐尚武（Naotake Sato）。他與外相東鄉茂德聯繫，多虧密碼破譯，和美國決策者協商。佐籐尚武大使在截聽的情報中顯示是個犀利可怕的盤詰者，無情地撤去整個事件的歷史拙劣虛弱的面紗。佐籐尚武馬上告訴外相說蘇聯人決不會站在日本立場上忙碌。外相東鄉茂德只能堅持佐籐尚武大使必須執行命令。大使要求知道政府和軍方是否支持緩和姿態，以及它的合法基礎是什麼，畢竟，日本官方的立場，1945年帝國會議採取的立場得到天皇批准的，是血戰到底。大使還要求表明具體的終止戰爭的條件，否則這個努力不會被認真對待。外相含蓄回應說「指導力量」和政府已經授權這樣做，他沒有也不可能聲稱軍方總體上支持這個行動，或者血戰到底的政策發生改變。確實，外相還加了句說「不過，請你一定記住我們不是尋求俄國調停像無條件投降的。」
這個最後的評論引發激烈的爭論。批評家已經正確指出副國務卿約瑟夫•克拉克•格魯（Joseph Grew前美國駐日本大使和重要日本問題專家）和陸軍部長亨利•史汀生建議杜魯門總統保證保留天皇制對於贏得日本投降至關重要。批評家們還指出只有美國做出這樣的保證，日本才有可能投降。但是當外相告訴大使日本不是尋求無條件投降時，大使迅速回電「鼓動無條件投降條件是天皇制保存」，正如「Magic」外交簡報編輯對美國決策者清楚說明的那樣。引用「Magic」外交簡報1945年7月22日，外相非常堅決，美國決策者自己能夠看出來外相拒絕大使的建議，絲毫沒有跡象顯示保證天皇制是朝著正確的方向走。任何理性的人看了這個雙方來往的函件後都會得出結論：修改無條件投降的要求來包括一個保留天皇制的保證都不能贏得日本的投降。
外相的最初信號---表明天皇自己認可爭取蘇聯調停的努力並準備派自己的特使，引起「Magic」外交簡報編輯和副國務卿格魯的注意。由於格魯向總統建議天皇制的重要性，批評家認為他是個明智顧問的角色。截聽證據揭露的是格魯回顧了日本人的努力認為這個努力很可能是麻痺美國人的伎倆。這個觀點得到美國陸軍情報主管克萊爾頓•比斯爾（Clayton Bissell）上校的認可。他們認為天皇表現出結束戰爭的可能性非常渺茫。以免有人對格魯的心態有所懷疑，晚至8月7日，廣島轟炸的一天後，格魯起草的備忘錄裡面拐彎抹角再次提到無線電情報證明他的觀點東京離和平還有很遠。
從1951年海軍部長詹姆斯•佛列斯特爾（James Forrestal）的部分日記出版開始，外交簡報的部分內容被披露出來，幾十年來，批評家們都集中在這些東西上。但是1990年代披露的沒有改動的完整 「Magic」遠東簡報補充的外交簡報表明這些外交情報簡直就是軍事截聽洪流中的小水滴而已。
日本帝國陸軍和海軍情報的片段毫無例外的揭露日本的武裝力量決心在本土進行一場對抗盟軍攻擊的大決戰。日本人稱為「戰略決定行動「（strategy Ketsu Go）它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前提上的：即美國政治家會愉快地協商結束戰爭的方式，遠遠比無條件投降更加慷慨的條件。Ultra情報顯示日本人對美國軍事計畫的瞭解更加讓人擔心。截聽情報顯示日本已經準確地預計美國部隊1945年11月準備登陸的地點九州南端（Southern Kyushu）。美國計畫從九州攻擊表明堅持軍事原則。那就是攻擊部隊要超過防守部隊的三倍之多才能確保在可以忍受的代價下取得勝利。美國人估計在登陸日，日本人可能只有駐紮九州地區六個師中的三個師的兵力，而美國可能用九個師的兵力強攻上岸。這個估計允許日本從全國調集2,500 到 3,000 架戰機迎接進攻。美國的空軍力量將是這個兵力的四倍。從7月中旬以後，Ultra截聽情報顯示日本在九州大量集結部隊，日本地面武裝力量超過了原先預計的 1比4的比例。不是部署在九州的三個日本師對付9個美國師，他們有10個帝國陸軍師再加上額外的混成旅。日本空軍也超過原先估計的1比4的比例，不是 2,500 到3,000架日本戰機而是6,000 到10,000架戰機。一個情報官員評論說日本防衛部威脅說「我們要增加力量直到敵我雙方兵力對比1比1讓他們根本無法成功登陸。」
與公布的無線電情報相呼應的是聯合參謀部在10年前公布的文件。從這些文件中，非常清楚看出聯合參謀部關於進攻日本根本沒有真正的一致意見。馬歇爾將軍領導的陸軍相信贏得戰爭勝利的關鍵因素是時間。因此馬歇爾和陸軍主張進攻本島作為快速結束戰爭的方式。但是海軍長期以來的觀點是贏得美國戰爭目標的關鍵因素是傷亡人數。海軍相信進攻日本本土將讓美國人承受相當人員損失的代價，因此相信封鎖和轟炸是最好的策略。
情況變得比原先預料的更加複雜，因為海軍選擇推遲針對兩種戰略的最後攤牌。美國艦隊總司令歐內斯特•J•金（Ernest King）1945年4月告訴他聯合參謀部的同事他不同意進攻日本。他只同意聯合參謀長簽署馬上進攻的命令以造成秋季選擇。但是金預言聯合參謀長將修改進攻是否是個聰明的決定是在8月還是9月。同時，在沖繩沿岸進行的兩個月的慘烈戰鬥大量神風隊員自殺式攻擊讓太平洋艦隊司令尼米茨將軍（Chester Nimitz）相信他應該收回至少進攻九州的支持。尼米茨以非常秘密的方式告訴金他觀點的改變。
8月，Ultra情報顯示促使陸軍和空軍就進攻問題攤牌。8月7號（廣島轟炸第二天，沒有人料想這麼快就投降），馬歇爾將軍對數星期來不斷增加的 Ultra情報證據做出反應，詢問即將指揮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進攻的麥克阿瑟將軍11月如期進攻九州是否合適。麥克阿瑟令人吃驚地回答說他不相信無線電情報。他強烈敦促進攻如期進行。（這碰巧也摧毀了後來有人認為麥克阿瑟認為日本人在廣島轟炸時準備投降的說法）8月9號，（在長崎扔下第二顆原子彈的日子）金召集馬歇爾和麥克阿瑟兩將軍的不同觀點並將它們送往尼米茨。金告訴尼米茨提供他對進攻九州可行性的看法並抄送麥克阿瑟。
顯然，從5月以來的發生的事情沒有改變尼米茨認為奧林匹克行動是愚蠢的觀點。Ultra情報現在讓除了麥克阿瑟以外的任何人都認為進攻是鹵莽的行為。但是金沒有給尼米茨回答定下最後期限。日本於8月15號投降讓尼米茨避免開始可以肯定成為整個戰爭中最為激烈的多軍種聯合作戰。
這個證據表明的是傳統主義者的一個核心觀點是錯誤的，但是有個意外。即使完全謹慎小心，任何歷史學家都應該任何時候在提出自己沒有參加的歷史進程發表看法。在這個問題上，現在我們明白長期以來認為奧林匹克行動肯定出現的看法是錯誤的。杜魯門在1945年6月對奧林匹克行動不情願的批准建立在這樣一個基本的事實基礎上，聯合參謀長提供這個行動作為他們全體一致的建議。（金和馬歇爾一起赴會，很可能因為他覺得進行攤牌時機還不成熟。當然，他確實對杜魯門總統評論說任何授權進攻的命令以後還可以取消）由於海軍收回對行動的支持，沖繩的慘烈傷亡，讓人吃驚的日本在九州大量集結兵力的無線電情報，奧林匹克不再按原計畫進行。但是這個證據同樣也顯示奧林匹克行動的取消不是因為覺得不必要了，而是因為已經變得不可思議了。任何人當時作為總統不下命令使用原子彈都是不可想像的，不管當時的總統是羅斯福（FDR），華萊士（Henry Wallace），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杜魯門還是杜威（Thomas Dewey）。日本歷史學家披露另一個重要材料。8月6號廣島轟炸後，8號蘇聯對日宣戰，9號天皇在大阪介入政府爭吵不休的局面決定日本必須8月10號一早投降。日本外相當天向美國發布消息說日本準備接受《波茨坦宣言》，「考慮到宣言並沒有包含任何對天皇作為最高統治者偏見和特權的要求。」這個，正如批評家後來確認的那樣，不僅是謙恭的請求，天皇保留作為名義國家元首的角色。正如日本歷史學家在戰爭數十年後強調的，「天皇作為最高統治者的特權」沒有妥協餘地的要求作為投降的前提是美國答應的要求，天皇對佔領改革和持續維護日本舊有秩序有否決權。幸運的是，國務院的日本專家馬上意識到這個語言的真實目的，並傳達給國務卿詹姆斯•貝爾納斯（James Byrnes），他正確地堅持這個花招必須被戳穿和否定。這個花招進一步強調這個事實：一直到最後，日本人在追求兩個目標：不僅保留帝國體系，而且保留發動侵略戰爭讓1千7百萬人失掉生命的日本舊秩序。
這讓我們看到歷史的另一面，已經延遲了的爭論。以羅伯特•紐曼（Robert Newman）為代表的幾個美國歷史學家強烈堅持任何對太平洋戰爭結果的評價都必須包含在日本佔領下的亞洲人民每延長一天傷亡都要增加的可怕後果。紐曼計算出來在在戰爭持續期間，每個月就有25萬和40萬之間的亞洲人，絕大部分是非戰鬥人員死亡。紐曼等人反駁那些指責杜魯門決定的人，怎麼能夠關注侵略者國家非戰鬥人員的傷亡而同時無視受害者國家更加龐大的非戰鬥人員的傷亡呢。
還有很多情況加深我們對1995年爭論的理解。但是非常清楚的是，批評家的三個基本前提都是錯誤的。日本人沒有認為他們的局面已經不可救藥，他們並沒有尋求投降，而是追求談判途徑以維持日本舊有秩序的結束戰爭，不僅僅保留名義上的天皇。最後，多虧了無線電情報，美國領導人在根本不知道和平來臨的情況下，明白「只有在日本領導人認識到進攻不可避免的時候，才有可能接受任何讓盟軍滿意的投降條件。」正如1945年7月"Magic"遠東簡報在回顧了軍事和外交截聽消息後的一條分析說的那樣。這是無法修改的，作為簡潔準確的對1945年夏天軍事和外交現實的總結。
美國輿論中重要方面的所謂的傳統主義的觀點的替換或改變需要幾十年的時間才能完成。同樣的，也需要差不多同樣的時間消除在1960年代興起，到1980年代盛行的批評正統的觀點，取而代之的是對1945年現實的更加豐富的瞭解。但是時鐘在一直走個不停。
（譯自：「Why Truman Dropped the Bomb」 by Richard B. Frank，The Weekly Standard, 08/08/2005, Volume 010, Issue 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