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達科技有限公司（Premium Technology Inc.）總部離華爾街僅有一個街區，其一百多位員工分布於紐約市、新澤西州和康州，不過其研究發展中心設在北京和深圳；普達總裁梁偉坤 (Kenny Leung) 說，公司在紐約接單，但生產基地在北京。「美國的客戶給我們打電話，但真正接電話的人卻在北京。」梁偉坤說，事實證明公司的路走對了，不僅公司的產品好賣，而且系統維護也很方便；客戶24個小時打美國電話，白天的電話由這邊回答，晚上的電話轉到那邊。
"兩邊都是白天工作。"他的科研隊伍主力是華人，技術夠硬，「是尖子中的尖子」。公司的企業文化一致，「 我說的他們都懂，他們講的我也明白。」
儘管紐約的資訊技術（IT）諮詢公司多達幾千個，但是普達科技是為數不多的華人企業，也是少數比較成功的華人公司之一。在美國現時流行技術外包情況下，該公司不僅沒有被擠出局，反而趁勢壯大自己，專門為美國大公司提供諮詢服務。目前公司客戶都是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大銀行，如荷蘭銀行（ABN AMRO Bank）、大通銀行（J.P. Morgan Chase）、花旗銀行（Citibank）、美國聯邦儲備銀行（Fed）和英國匯豐銀行（HSBC）。就連中國大陸的中國銀行（Bank of China）也在其客戶名單上。
梁偉坤總結說，公司發展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具有行業經驗和優秀的管理團隊。管理人員中英文兼通，沒有語言障礙。因為公司總部位於紐約，美國公司也不必擔心智慧產權問題。在印度公司大舉進攻美國之際，該公司視印度公司為競爭對手，其產品不僅比印度公司的質量高，而且其價格比印度的還低。梁偉坤說，該公司正在為華人公司進入美國資訊技術領域打開大門。
技術外包 降低成本
自2000年以來，美國的資訊技術工作大量移到國外，其主要目的是降低成本，過去兩三年中，這種趨勢越演越烈，勢不可擋。印度公司首先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機遇，在短短几年間成為美國最大的承包國。
花旗集團（Citigroup）的一部門副經理戴安迪博士，親身經歷這一發展歷程。他於1990年畢業於中國科技大學，第二年來美國伊利諾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Champaign）攻讀人工智慧博士學位；1995年，他從該校畢業獲得博士學位，又在史丹福大學獲得電腦碩士學位。他目前在該集團的公司與投資銀行內做
追蹤市場趨勢的工作，制訂模型或提出報告，為交易員操作提供支援。 他說，這幾年美國技術工作一直往外走。「公司都是要賺錢，不管工作丟失不丟失。」
他認為外包也是一個創新，而美國就是靠創新而強大；限制外包，也就是限制美國的發展。在2002年時，花旗集團光程式師就有6000人，比世界最大的軟體公司微軟公司（Microsoft）程式師還多。但上市公司每個季度都要公布盈利報告，盈利不好就要走人，公司總要設法開源節流。節流的方法之一就是裁人，有的部門裁員達到40%。
他說，危機也是商機，印度人抓住這一機會。1998年時，千年蟲（Y2K）的到來讓美國公司人心惶惶，因為美國人沒有時間做這個專案，印度人就乘虛而入。有了這些專案的經歷，它們更容易爭取美國客戶。2000年過後，印度公司用低價殺入美國市場；接著，外包興起，也促進印度大型電腦公司的發展。現在，印度有的軟體公司程式師超過兩萬人，而中國的軟體公司沒有超過五千人的。
戴安迪認為，華人要想在該行業保住職位，只能不斷發展完善自己，有的工作裁員的可能性很小。例如，級別越高，裁員的可能性越小；能力越強，走人的可能性越小。另外，越靠近交易前臺，裁減的可能性也越小。他反問：「你總不能讓印度人在印度幫美國人分析美國股市行情吧？」
印度人善用傳幫帶策略
許多華人認為，除了印度軟體公司使用低價戰術進攻美國市場外，在美國的印度技術人員也採取「傳幫帶」的策略，把一些技術和經驗不怎麼樣的菜鳥引入技術工作崗位，把其他族裔的員工逐一排擠出這個行業。
來自北京的黃倩對此體會最深。她是中國大陸恢復高考後考入北京外語學院的第一屆學生，1990 年，她來美國加州大學讀語言學的碩士學位，1995年，她改讀電腦專業，獲得電腦碩士學位後，在一家美國大銀行做資料庫管理工作。去年，兩家銀行合併後，她就失去工作。
黃倩說，她過去的工作現在由印度來的工程師來做，因為公司這方面工作被一家印度公司承包了。「印度有四大電腦軟體公司，還有多如牛毛的小型諮詢公司。」它們聯手在美國承包工程，然後再把工作帶回印度，印度公司再派人員來這裡做維護工作。她用一個同事的話說：「公司每個房間裡都有印度人。」
她認為印度人最重要的特點就是他們有團隊精神，具體的方法是傳幫帶。一個業務高手先把活承攬下來，然後再招聘兩個新手，高手分配活計給新手做；新手一兩年後出頭；然後，他們出去再帶新人。
黃倩說，華人心態與印度人的不同，華人都是想把工作干好就行了；但是印度人不甘心做個程式師，眼睛盯住管理階層。一旦當上經理，他們就有僱人的權力，這樣用不了多久，他的下級全是印度人了。有的印度人還向外放話：「如果不是身份問題的限制，這裡就會全是我們印度人。」黃倩離開的那家公司食堂就提供印度餐，因為印度員工太多。
技術領域 不能退讓
一般說來，華人新移民語言不行，但數學較好，因此，為了在美國這個新大陸生存，許多人放棄原來的專業，專攻與數學有關的會計和電腦專業。但自從外包興起後，華人的擅長行業面臨挑戰，許多中國人在不知不覺中被趕出這個行業，有華人驚呼 「狼來了」。
黃倩希望華人不要放棄這個行業，目前，許多華人紛紛離開這個行業，轉行到其他部門工作；而且，更重要的是，華人子女也不願意做電腦工程師。她說：「這是非常危險的。」
她說，印度人把資訊技術行業看成讓印度出頭的一個絕好機會。她不止一次地聽印度員工說：「電腦生產出來就是要拯救印度的。」（The computer is made to save India.）印度人的一個優勢是英語好，因為印度的官方語言是英語。雖然中國人聽不懂印度腔英語，但美國人能夠聽得懂。黃倩經常聽到他們得意地說：「我們說英語。」
她說，為了服務這些流動的印度工程師，美國現在出現一種叫 「工作簽證住房」(H-1B visa housing）。許多印度工程師是通過工作簽證來到美國，他們一般在一地做專案，三個月做完後再去另一個地方，因此，流動性高的他們不易租到房子。有些印度裔美國人就把自己的房子向印度人出租，主人住在中間一層，上層闢為電腦室，能24個小時上網，地下室隔成一個個小房間，供這些工程師休息。作為一個華人，她常被印度人取笑「開餐館去吧」，她的感覺是，狼已經來了。
低價戰略 攻佔市場
人人喜歡價廉物美的商品，中國的產品之所以在美國無處不在，是因為它質量好、價格低；現在印度人無處不在，就是因為他們能以較低的價格做出質量較高的程式。低價是他們進攻美國的主要法寶。
臺灣來的金女士親身經歷被印度人取代的過程。她於八十年代初從臺灣移民美國，她有臺灣東吳大學外文系的文憑，但在美國，外文等於沒有專業。「那時候，華人都是學習會計和電腦。」因此，她在紐約皇后學院拿個電腦碩士學位，此後，她都是在美國大金融機構編程式，工資也不錯。
但是，2001年情況發生變化；當時，她所在的銀行準備更新系統，許多公司都來競標，印度公司也是競標者之一。這些公司所做的演示差不多，但是印度公司的出價最低，比其他的要低30%，而且交貨時間比其他的要早，公司最後選擇印度公司來做。
現在，人們把這些印度工程師稱為低花費發展者（low cost developer）。他們的工資只有美國人工資的60%到70%。她說，這些印度工程師畢業於國內名牌大學，因為想來的人較多，來的人都是經過挑選出來的；他們聰明、勤奮，又是單身。工作時間也很長，每週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工資由印度公司發放，生活補
貼由美國公司提供，每人每月2300美元。
接著，印度公司派人和他們一起工作，這些印度人把在印度寫的程式拿到這裡測試。她的部門一開始只有七、八個印度人，後來印度人達到50人。印度人主導他們的工作。她說：「公司讓我們訓練他們。」2004年3月，在訓練完成後，公司就把她和其他人解雇了。她說，儘管她學歷高，經驗豐富，但尋找原來的工作不太容易。她常常被認為是條件過好（overqualified）。
領頭羊 作用大
印度公司來勢凶猛有許多原因，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印度的資訊技術產業有幾隻領頭羊，這幾隻領頭羊先佔領美國市場，然後再把其他中型和小型技術公司引入。現在看來，這種羊群戰術頗有成效。
印度資訊行業最大的領頭羊是資訊系統技術公司（Infosys Technologies Ltd.）。據其網站（www.infosys.com）介紹，該公司目前有員工3萬9806人；截至2005 年3月31日，公司營業收入達15億9200萬美元，稅後利潤為4億1900萬美元，而且公司有現金和相當於現金的流動資金達6億8800萬美元。它從美國外包中獲得迅速成長。但該公司的歷史並不長，它於1981年誕生在印度，公司的戰略是根據發達國家的市場需要開展自己的業務。例如，它於1996年開展電子商務服務，1998 年進行企業解決方案實踐，1999年將業務重組成軟體工程、技術實驗室等部門。但是，它又立足印度國內，1993年首先在印度發行股票。1999年，該公司來美國那斯達克市場掛牌，成為在美國上市的第一家印度公司。
它把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市場作為主戰場，1987年，它把第一個國際辦公室設在美國，現在它在美國設有三個研究發展中心。它的英國辦公室設於1996年。 1997年，它的另一個辦公室在加拿大成立。1999年，它的辦公室擴展到德國、瑞典、比利時和澳洲。它的法國和香港辦公室設於2000年。日本發展中心成立於2001年。第二年，它在荷蘭、新加坡和瑞士也有了辦公地點。到發達國家承包工程給該公司帶來豐厚利潤。成立之初，該公司在國內十多年間盈利一直不高。但是，自從它進入美國外包市場後，公司盈利猛增。例如，1999 年它承包一些千年蟲工程後，當年公司營業收入達到一億美元，第二年營收翻番，達到兩億美元。2001年，公司的營業收入又翻了一番，為四億美元。2004 年，公司營業收入突破10億美元大關。公司成為名副其實的國際性資訊技術承包公司，在世界上
也屈指可數。
華人觀念 需要調整
現實情況是，印度人大舉進軍美國資訊技術產業時，華人大批離開該行業，這一方面有大背景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有華人自身觀念方面的原因；因此，有的華人認為，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必須調整華人自己的觀念。
朱女士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的企業管理系。到美國後，她進入一所大學攻讀電腦碩士，1990年畢業後就從事資訊技術工作。她說，做這一行經驗不太重要，有個兩三年就差不多了，但因新技術不斷出現，故人們還需要學習新的東西。她認為印度人在語言上佔有很大優勢。對美國人來說，他們的英語就像中國人所說的外地口音，反正美國人能夠聽得懂。經理的工作主要是管理和溝通，因此，印度人佔了很大的便宜。她說：「我也不想當經理，英語不好沒法管，而且，技術好，到哪裡都有飯吃。」
她認為，印度人得勢的另一個原因是能夠與經理處好關係。她表示，許多印度同事喜歡拍馬屁，見風駛舵；如果經理說是白的，不管是黑是白，他們就說是白的。「這可能與他們的殖民地文化有關。」經理也需要搖旗吶喊的人，而華人還有憑本事吃飯的觀念，幹活比較認真。她說：「我對搞人事關係很反感，到美國來不就是想逃避中國那樣的複雜關係嗎？」她認為美國人做經理比較公平，他們有人權和平等的觀念。
當然，印度人的優點不能否認。為什麼外包都被印度包去了？因為他們的確有競爭優勢。例如，他們工資低、敬業、像苦行僧一樣生活。「光憑耍嘴皮子不行。」像現在中國的產品一樣，他們質量好，價格便宜，易於管理。「美國人也是抱怨，但是沒有辦法，經濟國際化了。」現在美國人的印象是：中國是世界大工廠，生產價廉物美的商品，而印度是個培訓基地，專門培養資訊技術人才。
她說，華人第二代的職業取向也與第一代不同。華人孩子現在不願意學資訊技術，都是要學商業和金融。她的兒子現在麻省理工學院讀數學和金融，準備將來要做執行長或金融長，「野心勃勃」。很多華人的孩子去讀工商管理碩士，要當經理；而印度的下一代還是要讀工程和醫學。
工作消失 熱情下降
華人電腦培訓班的冷熱是電腦工作的晴雨表，在電腦熱興起時，紐約的華人電腦培訓班到處開花；隨著電腦工作大批向印度轉移，華人電腦培訓班紛紛倒閉，剩下的也另尋出路。
現在的藍數據職業培訓中心過去名為藍數據電腦培訓，培訓中心總裁陳勁松說起過去的輝煌仍然激動不已。他說藍數據1997年開辦，正趕上電腦熱，當時，華人來學習電腦的特別多。「在這裡培訓三個月，出去就能找到好工作，一般的年薪為七八萬，最高的有十多萬。」因此，它的廣告語就有「高薪工作發源地」的提法。培訓中心員工最多時達到20人，教師有五六十人，學生上百人。「每天教室裡都是滿滿的。」當時開設的專業都是最好找工作的，如資料庫管理、程式設計和網路工程等。「學生一出去就能找到高薪工作，還常常回來向學校表示感謝。」但是，自從資訊技術工作外包以後，「華人學生逐步減少，後來就沒有了」。他認為這有兩個原因。一是這類工作流到印度去了；二是中國人不抱團，而印度人抱團。印度人當經理，部下都是印度人。「華人不請華人，怕位置被擠掉。」於是，華人的結果是失業、轉行或回國。因此，該校現在的學生絕大多數是美國人。他說，電腦熱時，僅紐約有名的電腦培訓學校達30多家，無名的學校有60家，現在僅餘四五家。因此，該校很早就向主流社會轉移，目標是將來辦成正規的商學院。
紐約電腦學院的負責人費東宇博士說，該電腦學院有七年的歷史，1998年和1999年兩年非常好，那時候培訓學校的廣告有40多個，現在僅剩下10%左右。過去是工作多，等著人去上班，學生一出去就是六七萬的工資。「現在工作到印度去了。」因此，現在培訓學校很難做。但他認為，接受電腦的系統培訓非常必要，「本領高的人會有出路。」
中國機會 快要到來
目前，美國的資訊技術工作大部分轉移到印度，不僅為印度培育出幾個大型軟體的跨國公司，而且使印度形成國際上著名的軟體基地。印度也乘機發展資訊技術產業，試圖稱霸世界；但是，業內人士指出，印度的優勢即將用盡，美國的外包將有可能向中國大陸轉移。
普達科技有限公司副總裁於醒鶴認為，五到七年間美國外包印度將會停止，這可能是由以下原因因所致。印度的專業人才儲備即將枯竭；他說，現在已經有一些跡象表明，印度的軟體工程師已經不足，一些高中畢業生接受短期訓練後承擔本科畢業生的工作。他舉例說，一家印度公司把有關人員的簡歷傳到美國公司，從簡歷上看，該印度工程師像是大學畢業，但從信的專業水平看只是一個高中生。因此，有人估計印度可能找不到本科畢業生了。同時，轉移到印度的成本開始上升，如果持續上升到高於中國大陸的水平，外包很可能向中國轉移。
於醒鶴是資訊技術的資深工程師。他從小隨家人從臺灣移民到南美，後來到美國的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讀理論物理。畢業後他就到華爾街的大型金融公司做軟體設計，最後做到程式專案經理。他參與設計的專案包括客戶資料庫、產品資料庫和交易處理系統。其中一個程式是在每筆交易後，終端可以立刻反應出整個系統的盈虧，以利經理及時處理。
他認為，美國資訊技術外包是一個趨勢，過去三四年來，趨勢越來越明顯，但外包量只是全部技術的10%，最終可能達到30%或 40%，不可能全部外包。然而美國外包量的80%到90%去了印度，為了承包美國的資訊技術項目，印度專門建立相關設施，其水平和美國一模一樣，「美國有什麼它就有什麼」。因此，美國人在那裡覺得很方便。印度過去不承認智慧產權，但為了拉美國的生意，印度的軟體協會遊說印度政府，現在，印度也有智慧產權保護法。另外，印度的政治制度和英語讓美國覺得比較熟悉和親近。
但是，印度的價格現在開始上升。例如，過去在印度做項目可以節省一半的花費，現在只能節省30%，而在中國就可以節省一半。中國的工程師數量充足，中國的智慧產權保護正在得到改善。但是，印度公司接的都是幾億美元的項目，而中國的項目僅為幾十萬美元。主要問題是，現在中國缺乏成功的樣板，一旦有成功的案例，美國企業就會走向中國。
於醒鶴認為，儘管技術語言都是英語，但談項目主要依靠面對面的交流。而且，有關金融的項目只能在紐約談，也可能只能在華爾街上談，因此，他們公司就具有這樣的優勢。他認為資訊技術外包的大門就要向中國打開了，他們公司可以做領頭羊的工作。
踏實做事 穩步前進
在美國，沒有過去的成功記錄將很難獲得大型項目，因此，在一開始時總要從小的項目做起。當自己的經驗和信譽積累起來後，以後的工作就容易多了。梁偉坤認為這正是他的公司的優勢。
梁偉坤具有中美教育的背景，他於八?年代初從中國深圳移民美國。1987年在曼哈坦華埠讀完高中後，他進入紐約科技大學（New Yrok Polytechnic University）學習電器工程。後來，他又去哥倫比亞大學攻讀電腦專業碩士，但一年後就離開學校。他最後獲得丕士大學（Pace University）的工商管理碩士學位。隨後，他獲得幾個美國銀行的工作經歷，先後在花旗集團和紐約銀行做技術工作。這些經歷不僅給他瞭解銀行需要的機會，而且也讓他建立許多人脈關係。2001 年9月11日，紐約世界貿易中心被炸後，紐約金融業受到重創。許多資訊技術諮詢公司倒閉。梁偉坤說：「這既是危機，也是轉機。」當時他決定辭職，專心干自己的事業。
當時，紐約有很多華人創辦的資訊技術諮詢公司，梁偉坤說，這些公司什麼都做，但什麼都不精。「我們集中做金融業，因為我們有金融業的經驗。」公司許多管理人都有美國金融業的經驗。例如他的合夥人羅會國（Michael Luo）是華中理工大學的博士，曾經在英國匯豐銀行工作。公司還聘請一些從美國大銀行出來的美國人做銷售人員。「因此，我們都是找執行長一級（C- level）的人談項目。」梁偉坤說，行業經驗對他的公司幫助很大。公司外出談專案，對方總是要問「做過什麼」，他們就把給這些大銀行做的東西拿出來。他們的對手主要是印度人的公司，結果，他們的出價比印度人的還便宜，因此，項目很容易拿過來。現在，該公司除了承接設計項目外，還給兩個大金融機構維護系統。同時他們的產品銷路也很好。例如，其票據融資系統在美國市場熱賣。
梁偉坤說，中國人在技術上沒有一點問題，他的公司有很多中國名牌大學的畢業生。另外，還有許多人找不到進入美國的門路。他歡迎來自中國的工程師加入他的大家庭，訪問他的網站(www.premiumIT.com)。他希望他的公司能為中國公司進入美國打開一個大門。
梁偉坤認為美國人最擔心智慧產權的保護問題，總怕自己的技術被人偷走，這也是中國公司進入美國的一個障礙。他表示，他的公司沒有這些問題。「我就在紐約，為那麼多的大銀行都做過，他們就很放心。」他也不擔心紐約這裡有幾千家資訊技術諮詢公司。梁偉坤說：「我們有自己的優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