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河南省汝州市寄料鎮一煤礦突發礦難，就像中國每月發生的礦難一樣，事故發生後礦主逃得不見蹤影，也與各地發生礦難時的情形一樣，當地政府要封鎖新聞，有意隱瞞。但到了8月13日，發生礦難的消息終於被知情人透露給了該省多家媒體。次日得知這一消息的眾多媒體的記者陸續來到汝州市。於是，各大賓館、飯店，甚至小旅社都住滿了聞訊而來的記者。可見他們的積極性多麼高漲。而賓館的工作人員則喜稱，他們就希望發生礦難，因為一有礦難，賓館就會住滿記者，賓館的生意就會突然好起來。也就是說，死人對他們而言是個好消息，而對記者更是個好消息。
一位稍有正義感的記者於8月15日來到汝州大廈賓館。當時鎮政府企業委員會的1個主任，正在與1家雜誌的3名記者討價還價。那位主任說，錢已經被先來的記者領完了，但那3位記者不依不饒，非要拿錢不肯離開，否則，就將礦難事故曝光。事實上，此前1天，賓館院子裡就停了60多輛掛著「新聞採訪」的車輛，整個賓館的院子裡擠滿了記者，而且是分級別的發錢：來自中央級媒體的每人500∼1,000元，省內媒體的每人200∼500元，市級媒體的每人200元，跨地區媒體的每人100元。當天有100多家媒體的480多人領走了鎮政府所發的20多萬元！這就是記者與鎮政府串通一氣來隱瞞礦難的消息。
其實，在中國被公布的礦難只是礦難中的一部分。地方政府就是採取這種辦法掩蓋礦難真相，來保護自己的烏紗帽。中國礦難的死亡人數已經佔到全世界的80%。如果將中國所發生的每1件礦難都公布出來，那更是令人吃驚的數字。其實。就在河南省汝州市，8月3日當地的小屯鎮的五．二煤礦又發生礦難，又是1次的記者雲集，同樣的向記者發錢。
這就是真實的1幕。其實，記者在各種各樣活動中領取「紅包」，早已不是什麼新聞，而是新聞行業的慣例了。這在任何其他國家都不曾有，而在中國，卻已是司空見慣了的、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昨日黃花了。
之所以會這樣，完全是中國官場的潛規則所造成的。一方面，1個地方官員為了彰顯自己的政績，就需要媒體為自己宣傳、造勢；即使沒有什麼政績也需要憑空造出政績來，那就需要記者的神筆寫出讓上峰滿意的新聞來。那麼弄出這種新聞的記者，其酬勞也是頗為豐厚的。另一方面，某些地方出了責任事故，比如礦難、愛滋病氾濫、群眾抗爭事件等，地方官員為了保住官帽，就要封鎖消息，也就是堵住記者的嘴，那就要像河南汝州市政府這樣向記者發錢。
在這兩種情況下，那些無良的記者就會按照官府的意志行事，昧著良心、違反職業道德而聽從官府的吩咐。但兩種情況還有所區別。前一種情況記者不得不為，不然可能失去飯碗，因而只好迎合官府的意志。當然一些記者想方設法故意逢迎，那就另當別論了。想想1958年大躍進時期畝產稻米15萬斤、20萬斤的衛星是如何放出來的，就知道記者的本領。而在後一種情況下，記者完全為了金錢而喪失自己的操守，甚至整日去專找地方去挖這種錢，真的成了「妓者」。
從整個社會來觀察，妓女是個永不衰落的行道。但妓女還只是出賣肉體。而我們的眾多新聞界的「妓者」，出賣得卻是自己的靈魂。他們比妓女還下流！
當然，造成中國新聞界「妓者」氾濫的社會背景也是有目共睹的。那就是：在我黨鉗制輿論的大環境下，有良知、有正義感的記者，其生存環境極為惡劣。比如，師濤遭到了黨國專政機器的殘酷迫害；比如南方報業集團的一些記者只好選擇離開。而那些無良的記者只好去做他們「妓者」職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