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曉光認爲，當今中國正處在危險的平衡中。一方面，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知識精英三者結成聯盟，保障了當前的政治穩定，但另一方面，這些精英相互勾結，剝削和壓迫老百姓，造成政治腐敗與社會不公正，未來的不穩定因素正在增加。現在，中共政權是靠經濟增長來維護自己統治的合法性，因而一旦經濟增長出現問題，政權馬上就會風雨飄搖，經濟危機立刻就會演化成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那麼，共產黨怎樣才能防止精英勾結扼殺社會公正呢？既然共產黨不願意放棄權力，那麼，它怎樣才能解決自己缺乏執政合法性的問題呢？康曉光的答案是，回歸傳統，把儒家學說定爲國教，施行仁政。
按照康曉光的解釋，從毛澤東時代鼓吹共產主義、世界革命，到鄧小平時代主張現代化，再到十六大江澤民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共政治實際上已經是在一步步回歸到中國的文化傳統中。胡溫新政提出「權爲民所用，情爲民所系，利爲民所謀」，走親民路線，實際上就是孔孟「仁政」的現代版。但是這還非常不夠。因爲中共現在還挂羊頭賣狗肉，說的是馬列主義、民主主義，做的是資本主義、權威主義，口頭上說的和實際上做的互相衝突。這等於自己打自己耳光，自己拆自己的臺。康曉光說：「這套東西已經混不下去了。」因此必須把「儒家學說作爲意識形態盡快建立起來，徹底取代馬列主義，不要一味試圖通過強調執政有效性，來迴避執政合法性的問題」。康曉光反對在中國實行所謂西方式民主。他說民主會「禍國殃民」。但是當今天下，民主是主流，如康曉光所說，「中國是一個孤島，我們在一個民主的海洋裡生存，要麼我們拿出一套東西來，論證自己的存在，要麼我們變成別人的樣子。」康曉光的結論是，如果要避開民主化和民主化的「陷阱」，儒化已是唯一選擇。
康曉光以儒家面目出現，主張用儒家的仁政拒絕西方的民主。然而我們都知道，像牟宗三、徐復觀和唐君毅這批公認的新儒家代表人物，恰恰都是極力主張學習西方民主的。牟宗三、徐復觀、張君勱和唐君毅等在1958年聯名發表《爲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該宣言被稱作「當代新儒家宣言」），在充分肯定中國文化的同時，對西方的民主憲政表示高度讚賞。這批新儒家代表人物承認，缺少民主憲政的思想與制度建設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不足，這並不表明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民主是對立的，不相容的。新儒家聲稱，中國傳統文化中包含有民主思想的萌芽。他們認爲，中國歷史文化精神發展到今天，必然要求民主建國。康曉光對儒家思想與民主的關係的看法與新儒家代表人物截然相反，他既不曾爲自己的觀點提出過認真的論證，又不曾對前輩的觀點作出過認真的反駁，故而其觀點缺乏說服力。
譬如談到仁政。正像梁啟超早就指出的那樣：「言仁政者只能論其應如是，無術使其必如是」。仁政的理想固然不錯，問題是你用什麼方法，用什麼制度去保障其實現呢？離開了分權與制衡，離開了言論自由與開放選舉，所謂仁政勢必淪爲一句空話。
康曉光說，儒家的仁政學說不關心爲政者的權力是如何獲得的，只關心爲政者如何運用權力，這就給中共領導層有機結合變革和穩定，提供了一條出路。在這裡，康曉光剛好把話說反了。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在分析傳統儒家的缺陷時指出，中國的傳統政治文化的一大缺點就是，古人只提出過「應該如何統治」的問題，沒有提出過「應該由誰來統治」的問題，用牟宗三的話講就是「有治道而無政道」。換成現代術語，就是缺少政權的合法性概念。按照儒家學說，一個好政府應該行仁政。這話講得不錯。可是，想當統治者的人成千上萬，個個都聲稱自己上臺後一定行仁政，那麼，到底應該由誰上臺才合適呢？康曉光以老百姓的口氣對威權統治者說：「你沒有選舉基礎，憑什麼有權統治我？就因爲你行仁政，你爲人民服務。如果你整天貪污腐敗，胡作非爲的話，那你就沒有權利執政。」 可問題是，在威權體制下，人民如果對政府不滿，他們有什麼正當的方式表達呢？如果一個政府不行仁政而行暴政，人民又能用什麼辦法去更換它呢？要麼你用「數人頭」的辦法，靠老百姓投票－－這就是民主；要麼你用「砍人頭」的辦法，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成者爲王敗者爲寇。只要你拒絕用「砍人頭」的辦法，你就只好用 「數人頭」的辦法。這就是我們選擇民主制的理由。康曉光拒絕民主，他沒有對人民如何反對和更換那種不施行仁政的政府提出任何可操作的制度設計。可見其有關儒教治國的思想是何等的粗糙、混亂，並包含著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
康曉光向中共當局建議，把儒家學說定爲國教，以取代過氣了的馬列毛主義，從而爲現今的中共政權提供一種合法性依據。這條建議實在匪夷所思。想想看吧，如今的中共官員，包括胡錦濤、溫家寶，都是讀馬列，背毛語錄出身，基本上沒學習過四書五經，讀《論語》恐怕都讀不斷句，要他們一下子都換上儒家的長衫，自封爲儒家在當代的唯一傳人與當然代表，這該是何等的荒誕，何等的滑稽啊！如果你真要把儒家學說定爲國教，那麼就應該由掌握儒家經典的儒生治國，哪裡輪得著共產黨呢？
歸根到底，中共政權的合法性危機是無法克服的。唯有民主憲政才是中國政治發展的正確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