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6月1日，儲安平發表《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的講話，說「這幾年黨群關係不好」，「關鍵在『黨天下』這個思想問題上」，從而成為中國著名的大右派。
儲安平宣布「向人民投降」後被撤銷一切職務，「文化大革命」中自殺未遂後失蹤。江蘇一座寺院的方丈，形貌皆似儲安平，但他搖頭否認，一笑隱去……
儲安平在1957年一語驚天下，成為中國的十大右派之一。
儲安平1909年生於江蘇宜興；1932年從上海光華大學畢業後，擔任國民黨《中央日報》副刊編輯；1936年赴英國倫敦大學深造；1938年回國後，擔任《中央日報》編輯、復旦大學等校教授、《觀察》雜誌社社長兼主編；1949年9月出席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他先後擔任新聞出版總署專員、新華書店總店副總經理、新聞出版總署發行管理局副局長、《光明日報》總編輯、九三學社中央委員、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和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
儲安平是社會知名人士。他在中國的第一次出名，在於創辦了《觀察》週刊。這本於1946年9月1日創刊的雜誌，因敢於抨擊國民黨政權的昏暗和腐敗，提倡 「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大受人民群眾和知識份子的歡迎和喜愛。
後來，儲安平擔任的重要職務多了，不得不離開《新觀察》，但他始終沒有放下手中的筆桿，仍以人大代表和《新觀察》雜誌特派記者的身份，到全國各地視察和採訪，寫了許多有份量的文章，發表在國家級的各大報刊上。他是名記者、大作家型的官員，在上層知識份子中很有些名氣和影響。
1957年初，根據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和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中共決定將原是民主黨派創辦的《光明日報》，再交還給民主黨派去辦。由《光明日報》社社長章伯鈞提名，經過各民主黨派充分協商，並經中共統戰部、宣傳部批准，儲安平於4月1日出任了《光明日報》總編輯。上任的第一天，儲安平就在各部主任的會上宣稱：「我來這裡工作，李維漢部長支持我，黨是我的後臺。」又說：「李維漢部長曾對周揚部長說過，以後有人批評儲安平先生，你要為他撐腰。」從這些話可以看出，此時的儲安平躊躇滿志、有信心幹出一番大事業。
果然，儲安平上任後不久，憑著他在知識界的聲望和影響，向著名的專家、學者、教授組稿，把《光明日報》辦得有聲有色、不同凡響。
1957年4月30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召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請他們積極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為消除黨外人士的思想顧慮，中國共產黨特地宣布，向共產黨提意見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為原則。
於是，儲安平響應號召行動了起來，積極鼓動對共產黨有意見的人出來說話。他派出大批記者到一些大城市採訪，召開專家、學者座談會，鼓動他們向共產黨提意見，並且親自安排版面發表了多篇有關鳴放的通訊，文章的措辭極為辛辣激烈，有很強的鼓動性和號召力。
6月1日，中共統戰部邀請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舉行座談會。儲安平同時參加了民主同盟和九三學社，又是新聞界和知識界的著名人士，所以也在被邀人員之列，他還在座談會上發表了題為《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的講話。
儲安平說，「解放以後，知識份子都熱烈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導，但這幾年來黨群關係不好，而且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急需調整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這個問題上」。他認為，「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的主人」。「政黨取得政權的主要目的，是實現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的政權，黨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的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鉅細，都要看黨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一些」?「這幾年來，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擔任的職務很不相稱，既沒有做好工作，使國家受到損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群關係的緊張。但其過不在那些黨員，而在黨為什麼要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他由此得出結論：「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而且進一步指出：「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
儲安平所提的意見，如針尖對麥芒，與會人士震驚萬分，可儲安平言猶未盡，又說：「共產黨是一個有高度組織紀律的黨，對於這樣一些全國性的缺點，和黨中央的領導有沒有關係?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我現在想舉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直接把矛頭指向了毛主席和周總理，並且非常不恭地把毛主席和周總理稱為「老和尚」。確實驚世駭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