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將自己此次的大陸之行命名為「神州文化之旅」，其實「文化」不過是他的一塊遮羞布而已－－與其說這是一次「文化之旅」，不如說是一次「商業之旅」和「統戰之旅」。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在業已初步實現民主化的臺灣找不到自己位置的過氣人物（不可否認，李敖確實曾經為臺灣的民主化作出過一定的貢獻），不甘寂寞的「最後一秀」，宛如白先勇筆下金大班的最後一夜。
為什麼說李敖此行是「商業之旅」呢？近十年來，李敖的市場已經轉移到中國大陸：在已經擁有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臺灣，他的大膽的言論已然無法為他贏得喝采；而在言論不自由的大陸，許多讀者仍然通過閱讀李敖謾罵蔣家王朝的文字，來發泄他們對共產黨政權的不滿，這就是李敖在大陸走紅的特殊原因與背景。李敖在今天的大陸圖書市場仍然是一線暢銷書作家，因此他十分看重自己在大陸的市場份額。為了捍衛和拓展在大陸出版市場的商業利益，他甚至不惜克服「飛機恐懼症」而到大陸來作秀。李敖來大陸，與成千上萬的台商來大陸一樣，熙熙攘攘，人來人往，無非是一個「利」字，犯不著將其拔高到「對接兩岸文化」的高度上。另一方面，作為鳳凰臺的一名僱員，李敖的大陸之行由鳳凰臺來安排、策劃和買單，鳳凰臺由此獲得了全程跟蹤報導的權益。鳳凰臺是一個媒體，亦是一個商業公司，他們願意為李敖的行程買單，當然不是單單敬仰李大師的才華，而是希望製造傳媒熱點，提升節目收視率，並最終獲得更高的廣告報酬。所以，大陸知識份子沒有必要將李敖當作文化使者來看待，他只是一個精明無比的、善於投資的台商罷了：為了商機，商人可以沒有祖國；為了版稅，李敖可以沒有立場。
為什麼說李敖此行是「統戰之旅」呢？首先，李敖在大陸所享受的待遇決非一名知識份子、作家和學者所能享受到的。且不說在釣魚臺國賓館住宿、在人民大會堂舉辦家宴，這樣的「頂級作派」顯然得到了中共高層的首肯；單單是一路上數十名來自中央警備局的、熊腰虎背的保鏢，其派頭就不亞於不久前來北京朝拜的連宋這樣的政黨首領。我不知道這些「中南海保鏢」的費用是由誰買單，但我想絕對不會是李敖自己掏腰包 －－大半都得由中國的納稅人來出錢。而在中國大陸，納稅人的錢莫名其妙地就成了中共的私房錢，為了「統戰」的需要，中共自然不會吝惜這點小錢。中共的錢是燙手的，拿人錢財，當然要與人消災，難怪李敖一起程便宣布自己是來「向黨中央報到」的，難改李敖一到北京機場便罵台獨，難怪李敖在作為「屠殺的現場」的天安門城樓上寫下「休戚與共」的媚詞。真可謂「投之以桃，報之以李」也。其次，鳳凰臺的中資背景人人皆知，此次鳳凰臺安排李敖的大陸之行，除了盈利的目的外，也許還有奉行黨中央「統戰」政策的因素在內。於是，李敖便成了中共方面統戰工作的一枚棋子，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這個「留在黨外」的「編外黨員」，為了黨的統戰事業自然要兢兢業業的了。看來，中共在李敖身上花的錢並不冤枉。
李敖的足跡只是停留在北京和上海，用獨立經濟學家何清漣的話來說，這兩個城市是中共刻意打造的「現代化的櫥窗」，它們像孤島一樣突兀於廣袤的苦難中國之外。一貫標榜關心民生疾苦的「大陸型知識份子」李大師，為什麼不到北京上海之外的、更加真實的中國的土地上去看看呢？去看看河南的上千個愛滋病村，去看看雲貴山區數百萬的失學兒童，去看看老家東北的那些失業工人居住的貧民窟，這才能讓號稱「白話文寫作第一」的李大作家獲得豐豐富富的、第一手的寫作素材呢。
平心而論，李敖在北大的演講比我想像中的好－－因為近年來他的表現實在太糟糕了，使大陸大部分有良心的知識份子已經對他不抱任何希望了，他偶爾說幾句人話，倒讓人刮目相看。李敖畢竟是一個絕頂聰明的才子，他沒有像大陸的某些御用文人學者那樣肉麻地、拙劣地吹捧中共，吹捧得讓被吹捧者也感到不舒服。李敖深知，不批評中共無法顯示其勇氣，但他亦深知中共的秦城監獄比臺灣的綠島恐怖千百倍，於是他對中共的批評也只是採取「打著紅旗反紅旗」的方式進行，甚至不惜大段引述毛語錄來為自己壯膽。不過，李敖總算抓住了「言論自由」的主題，申明言論自由對一個國家民族來說有益無害，也暗示出他其實知道大陸根本沒有言論自由－－李敖的作品在大陸出版的時候就經常遭到刪節，如他很得意的《孫中山研究》迄今仍不允許在大陸出版，這些情況卻沒有被他納入「著作禁毀年表」之中。李敖還指出，昔日北洋軍閥治下的北大 「好」，今日中共治下的北大「孬」－－因為今日北大的書記校長們都沒有像蔡元培那樣「站起來」。此時此刻，一心奉「今上」的命令、號稱要將「言論反動的教師清除出大學」的北大黨委書記閔維方，坐在台上自然是面孔拉長、神情肅穆如判官。
小罵大幫忙，李敖的大陸之行，對中共而言當然是利大於弊。李敖在臺灣可以指名道姓地大罵從蔣介石、蔣經國到李登輝、陳水扁等歷屆領導人，在大陸卻不敢對從毛澤東、鄧小平到江澤民、胡錦濤等魁首有任何的不敬。他知道入鄉隨俗，到了哪裡就遵守哪裡的「潛規則」，按照當地的遊戲規則來說話和做事。因此，李敖根本不是他所標榜的「自由主義者」，他根本不曾「反求諸己」，他根本沒有「因真理、得自由」。我記得李敖曾經在文章中批評七十年代到臺灣來訪問的蘇俄異議作家、《古拉格群島》的作者、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爾仁尼琴。李敖認為，索氏訪問威權主義統治下的臺灣，此一行動本身就構成了對臺灣當局的支持，索氏也沒有為被臺灣當局打壓和監禁的作家同行們呼籲。因此，對於索氏這樣一位反專制的鬥士來說，此次臺灣之行必將成為他生命中的一個污點。如今，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李敖對索爾仁尼琴的批評卻又回到了他自己身上，真如《紅樓夢》之《好了歌注》中所說：「亂哄哄我方唱罷你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
－－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