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歲的中學教師馬鑄銘帶著這段災難史走進報社。他揣著一份名單，上面有5位元完全不認識的記者。
他挨個詢問，前4位都不在。還好，第5位在。
當記者聽著他的訴說不自覺地點頭，他竟激動地叫了起來：「哈，你聽了還會點頭！說明你還有同情心。你聽了能點頭，我就已經非常感謝了！」
當記者後來發簡訊告訴他決定採訪時，他回覆的簡訊是：「謝謝謝謝謝謝謝謝……」共有六七十個「謝」字。
「我們都覺得已經小康啦！」
這是中國億萬個普通家庭中的一個，居住在內蒙古赤峰市阿魯
科爾沁旗的縣城裡，父親，母親，兩個兒女。這個家庭1996年以前的記憶是愜意的。
那時，馬鑄銘是個無憂無慮的少年，「整天想著怎麼玩」，騎著一輛七八百元的帶減震的山地自行車，遊蕩在縣城裡，出入遊戲廳。當時時興的電子遊戲「俄羅斯方塊」，他可以連續玩十三四個小時而不「斃命」。
父親馬國林是一家貨運公司的會計，並在一家日資小企業中謀了一份兼職。馬鑄銘直到現在還時常想起1995年的一天，父親去跟日本老闆談好薪水回家的情景。
父親故意問：「你們猜，我談了多少？」
「最高不超過500塊。」母親王翠霞說。「你再使勁往上猜。」
「800？」
「1500！」父親說。
馬鑄銘一下抱住父親的脖子：「是真的嗎！？」「你聽他的，騙人呢。」母親說。
這個家庭就這樣搭坐上這個國家前進的快車。父親的兩份薪水，加上馬鑄銘師範學校畢業後教書的幾百元收入，以及母親約300元工資，在全國城鎮年人均可支配年收入不足5000元的那個年頭，這個四口之家的年收入已經有36000元左右。「我們都覺得已經小康
啦！」王翠霞說。
一家人夢想著，到2000年，可以買上一輛私家車。
誰也沒意識到，這個家庭的災難即將開始。
1997年前後，母親的尿液變得像水一樣無色，無味，沫多。她渾身沒勁，吃啥吐啥。經確診，得了尿毒症。
什麼是尿毒症，尿毒症意味著什麼，馬鑄銘那時並不理解，「非是要透析、吃藥唄」。
看病吃藥，對這個家庭來說，此前從來不是大問題。從上世紀70年代，馬國林在旗交通局下屬的貨運公司參加工作開始，一家人便與全國城鎮地區幾乎所有的勞動者一樣，享受著計畫經濟下的公費勞保醫療制度。即使是家屬生病，也能報銷醫藥費的一半。
但是，從上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一度紅火的貨運公司像無數國有企業一樣逐漸衰敗。王翠霞的醫藥費發票，一分錢也報不了了。
1997年，王翠霞從貨運公司調入了旗公路養護段。儘管這是由國家財政全額撥款的事業單位，但是，在這裡，王翠霞的醫藥費同樣一分錢也不能報。
「上級每年撥款130多萬，只夠這裡100多人一年的工資，」公路段段長說，「從情理上講，我們應該解決，可是我們沒有這方面的資金和財力啊！」
這家單位已經有10多年沒有醫療報銷規定，只是每年給職工發放一點醫療費：在職職工工齡10年以下的每年藥費30元，工齡11年∼20年者每年藥費40元，21年以上者每年藥費60元。超出部分自理。
同樣糟糕的是，基本醫療保險制度那時還遠沒有確立。在2004年以前，這家單位未參加任何社會醫療保險。
王翠霞突然發現，自己完全喪失了醫療保障。她並不知道，從上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全國有半數左右的城鎮人口和七八成的農村人口，像她一樣，漸漸失去了醫療保障。
對於這個龐大的群體而言，看病吃藥的擔子，完全落到了每個家庭的頭上。
王翠霞的病繼續惡化。「肌體全紊亂了，」馬鑄銘說，「心臟開始積液，肺部、肝臟積水，全身浮腫，高血壓，貧血……」
「沒想到，剛進醫院大門就把全家的積蓄交了出去，還遠遠不夠」
1998年1月，春節前，父子倆揣著2萬元，帶著王翠霞到北京治病。
診斷之後，大夫說：換腎吧。「那得多少錢哪？」「先交5萬吧。」父子倆頓時傻眼：「這麼多？！」醫生說：「至少也得4萬。」「你知道那時我們覺得2萬元不少了，怎麼著也能抵好一陣子吧。」馬鑄銘後來說。「沒想到，剛進醫院大門就把全家的積蓄交了出去，還遠遠不夠。」
馬國林趕緊回內蒙古籌錢。做著小康夢的這家人，自然不知道，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當人們的工資以10∼20倍的幅度上揚，醫藥費用卻以100∼200倍的速度上漲。
一下子，他們連小旅館也住不起了，「20塊錢一晚，真捨不得啊。」馬鑄銘說。於是，每天晚上，父子倆像「游擊隊員」一樣游弋在13層高的醫院大樓裡，躲避醫護人員的巡視，找地方睡覺。「這家醫院我簡直太熟了，所有科室我都走遍了。」馬鑄銘說。
大廳，樓道，水房，地下室，從1層到13層，除了重症監護和特護病房區，馬鑄銘幾乎都睡遍了。
馬鑄銘抱怨醫院裡走道上的椅子，躺在上面硌得發慌，不能睡人。最難受的要數貼著樓梯間的暖氣睡覺。一面是盤旋在大樓內的呼呼冷風，一面卻是燙人的暖氣。
這曾是極其愛好乾淨的人家。他們吃的黃瓜、菜花都會用刷子刷洗。此前，如果進醫院，馬鑄銘從來不用手觸碰門把手，而是用腳將門輕輕頂開，然後側身閃入。
所以，你根本想不到，馬鑄銘此時最喜歡的睡覺地方，是醫院裡堆放醫療垃圾的污物間。那裡有將死人推到太平間用的推車，躺在上面就像睡在床上一樣舒服安穩。
直到除夕，父親說：「過年了，咱上旅館裡好好睡個覺吧。」父子倆在一家招待所的地下室裡要了一張床，兒子白天去睡，父親夜裡去睡，「好好奢侈了一回」。
王翠霞在北京第一次住院的71天裡，父子倆加起來在旅館總共只睡過3天。
1998年初，當王翠霞做完腎移植手術，他們租了一間9平方米的平房在北京住下，定期去醫院複查。接下來，這家人才真正發現，自己正滑向一個不見底的深淵。「原來換腎還不是最貴的，最貴的是沒有盡頭源源支出的藥費！」馬鑄銘說。他擰緊了眉頭，鏡片後的眼睛裡，透著一種找不到渲泄的怨恨。
爲了不讓身體對移植的腎臟排斥，王翠霞每月要吃兩瓶油狀的藥。馬鑄銘說，僅這一項，每月費用就要3400元。
這個家庭同時還遭受著另一種動盪：馬國林兼職的日資小企業倒閉了，貨運公司徹底解體了。這家人的月收入跌回了1000多元。
接下來的日子裡，馬國林一次次回內蒙古籌錢，親戚朋友都被借遍了，連家裡的房子也被抵押給了銀行。
那段時期，馬鑄銘偷過旅店的一塊毛毯，後來又在一家醫院偷過一床沾著血跡的被子。
「現在我坦白承認，」這位中學教師低下頭，「我窮，我沒錢，我得活下去，那個時候我就這樣想，想得理直氣壯。」
他們沒想到，更慘重的打擊還在後頭。
「命都快沒了，還要臉幹什麼？」
2000年前後，王翠霞體內植入的腎臟開始被身體排斥。
這一次比上一次更糟糕。因爲腎臟已經不能良好工作，王翠霞體內再度開始積液，每週需要透析。同時，由於植入的腎臟還在體內，抗排斥藥也不能間斷。每月的醫藥費，上漲到六七千元。
「就是那段時期，我們家一下子徹底垮了。」馬鑄銘說。
馬國林儘管有中級會計職稱，但因爲沒有北京戶口，在這個偌大的城市裡，找不到一份固定的工作。只是偶爾幫一家會計師事務所打零工，一天能有100元的收入。
他撿過破爛。但沒多久，被一群聯防隊員連板車扣下，要查看身份證，並威脅要處以罰款。
更緊要的是，他需要一日三餐照顧臥床的妻子，幫她量尿液，掐著鐘點叫她吃藥。他不能朝九晚五地上班。
他最體面的一次收入，是在幫一家企業做過審計之後，企業給每個會計送了一張600元的購物卡。他考察了這家大商場之後，欣喜地跟兒子說：「這家商場的藥店不錯。」結果，這張卡全部買了藥。
漸漸地，馬鑄銘聽到有人悄悄跟他說：「你知道你爸怎麼跟人要錢嗎？」
他只知道父親一次次回內蒙古籌錢，卻不知道，父親一次次跪下給人磕頭。
在內蒙古籌錢，這位縣城裡體面的會計，在胸前掛上這樣一塊紙牌：
求救性命
我妻子患尿毒症，住北京朝陽醫院急需手術醫療費，敬請幫我一些錢，救救她一條性命！
叩拜 謝謝！
而在北京，當他對妻子說：「我上外面轉轉」，或者說「我去散散心」，再或者說，「我上外面找工作」，事實上，他卻跪在北京的街頭乞討。
經常，他早晨在家吃飯，然後找個藉口離開，中午不吃飯，只帶上冰糖充飢，一直跪到晚上再回家。
王翠霞最初不知道這些。她只知道，爲了能將透析次數減到最低，她每天盡量少進食，挺著不喝水，實在渴得受不了，便吞一口水在嘴裡含著，然後吐掉，絕不敢往下嚥。即使這樣，她也需要每週透析一次，一次費用500多元，正好抵得上馬鑄銘當時一個月工資。
當然她也不知道自己的病究竟花了多少錢。父子倆沒人告訴她。她問馬國林，得到的答覆是：小子知道，我不知道；她問兒子，兒子回答說：都是我爸管，我不清楚。
她在病痛的折磨中感到委屈。「我這麼難受了他也不來侍候我。」她那時這麼想，看見丈夫她就生氣。終於有一次她忍不住這樣埋怨丈夫，並責問他：你到底跑哪兒去了？
丈夫這才捋起褲腿給妻子看。妻子看到丈夫「膝蓋上黃一塊青一塊紫一塊」，那一刻，「我的心扎刀子啊！」妻子說。
於是，妻子也偷偷出去乞討。等丈夫出門了，她便拿了小板凳出門；丈夫回家之前，她先回了家。直到有一天，她把討來的錢交到丈夫手裡，丈夫這才知道。從此，兩人經常一起出門，他跪著，她坐在他的身邊，儘管每次透析完，大夫都會叮囑一句：回去注意營養，好好休息。
乞討的生活並不容易。總有人瞟老倆口一眼，說：騙子吧？於是，馬國林攤開他的會計證書和自學考來的大專文憑，擺上王翠霞的診斷書，而王翠霞則一次次向路人展示她透析多次被針扎翻了的骼臂。
他們的乞討還剩最後一點體面：在馬國林的面前，有三種救助牌，中文的，英文的和日文的。後兩種是請人翻譯的。不過，據馬鑄銘說，他的父親通蒙文、俄文以及一點日文和英文。
馬國林當年的老師在多年後，還對馬鑄銘說起他父親的優秀：「你的學習要趕上你爸就好了。」但馬國林高中沒有念完，趕上了知識青年下鄉。他們一家來北京之後，第一個遊覽的是清華大學。幾年的乞討生涯中，最大的一筆收入是一位小夥子給的20元。這位陌生的小夥子，馬國林時常還會念起。
有時他們在住處附近的菜市場乞討，鄰居們見到都心酸得遠遠避開。房東太太記得馬國林曾這樣對她說：「嫂子，我把臉皮抓一邊去了。」
馬國林的家族在當地算得上體面。有人擔心，馬國林這樣的舉動，有損家族的面子。「命都快沒了，還要臉幹什麼？」馬國林說。
「你讓我成殺人犯啊？讓我怎麼跟孩子交待？」
窮人的日子可以想像，也難以想像。
馬鑄銘說，那段日子，吃的菜除了白菜還是白菜。一棵白菜能將就吃三天。除了油和鹽，家裡沒有其他作料。房東太太看到他們把大白菜切了，只捨得擱一點點油，「真跟餵豬食一樣」。偶爾來個客人，燒點肉食，就得到房東太太屋裡借醬油。速食麵吃完了，調料要省下來，用來炒菜。他們去撿別人遺棄的電話卡。每張卡，當卡裡還剩一塊多錢時，馬國林就開始計算，總能想法將卡用得一分不剩。他們把鄰居給的舊衣服改一改穿上。拿回家的每一隻塑膠袋，都仔細疊起來，綁好，小的用來裝垃圾，大的用來鋪桌面。
在北京的幾年，一家三口去過的旅遊景點只有天安門和動物園，前者免費，後者門票2元。當馬鑄銘2002年將自己的新婚妻子帶到北京時，他只帶她去了景山，門票2元，可以俯瞰輝煌的故宮。他們至今還沒有拍過婚紗照，儘管在當地只需要幾百元。
一年春節，兒子給母親買了幾隻蘋果。王翠霞捨不得吃完，給丈夫和兒子一人留了一隻。「過年了，大家都奢侈一回吧。」她說。丈夫和兒子很聽話地接過蘋果。可是幾天後，兒子又拿給她兩隻蘋果。她一看，正是她幾天前給爺倆留的。
每到假期，馬鑄銘就到北京打工。他擺過地攤，打各種零工，教外國學生漢語。
一次，他給一家公司掃瞄資料。他時常一天在電腦前工作16個小時，吃飯只花5分鐘。半個月裡，他一個人掃瞄完12年的資料，而另外兩個同夥加起來只掃完 9年的資料。「我一點不覺得累，我心裏很高興：我可以掙錢了！」馬鑄銘說。他覺得挺可惜，要是這家公司不管飯，將那10元盒飯錢折成現錢給他，那才好呢。
因爲，「每一分錢都要拿去救命的」。
除了腎臟，他的母親又得了子宮肌瘤，還有闌尾炎。前者做了3次手術，後者做了1次手術。「乾脆在你肚子上裝個拉鏈好了。」馬國林對她開玩笑。
她可笑不起來。在她將子宮切除後，醫生讓她接受輸血。「我不輸！不輸！」她嚷道，「哪來的錢啊？我不要輸！」
2004年初，植入的腎臟徹底壞掉，父子倆決定讓她第二次換腎。這一次，王翠霞拒絕治療。這時，因爲體內大量積水，她連睡覺都不能躺下。
王翠霞這樣的舉動讓跟著馬鑄銘學漢語的一位韓國學生感到不解：「中國人真奇怪，爲什麼有病不去看呢？」
馬鑄銘只能回答說：「這就是中國。」
來自衛生部的資料顯示在這個國家，生病的人們中約有一半不去就診，醫生診斷應該住院治療的患者中有三成沒有住院，主要原因是經濟困難。「你去給我買瓶安眠藥吧。」王翠霞央求丈夫。
「那可不成，你讓我成殺人犯啊？讓我怎麼跟孩子交待？」丈夫說。
「那你買兩瓶，咱倆一起死。」
「我可不這麼想。等你好了，我就出去掙錢，幫著孩子還債。」丈夫說。
父子倆幾乎是將她抬進了計程車，送到醫院，做第二次換腎手術。他們感謝一位叫韓修武的醫生，爲他們減免了部分醫療費。當他們根本交不起2萬多元手術費時，是這位醫生擔保先做手術再交錢。
這筆錢，到現在也還沒還上呢。
「他是心力交瘁而死」
但是馬國林卻不能像他原先計畫的那樣，幫著兒子還債了。王翠霞換完腎後狀況一天天好轉，馬國林卻開始腹痛、噁心、吃不下飯。
2004年4月底，兒子將父親領到醫院做了B超檢查，醫生診斷：胃癌晚期，連肝臟裡都佈滿了癌細胞，最多還有一個月生命。
兒子裝作若無其事，打算瞞著父親。但是一走出醫院，父親就用手碰了碰兒子，說：「銘子，你爸不傻。咱們趕緊回老家吧。」末了，又叮囑一聲：「不要告訴你媽。」
鄰居們看見他時常疼得攥緊拳頭猛捶自己的胸口，甚至有時他疼得哭出聲。夜裡，他怕呻吟聲影響妻子睡覺，妨礙她恢復，就到屋外溜躂上一夜。
兒子要給他買杜冷丁，但連這幾塊錢一支的鎮痛劑，他也拒絕使用，兒子給他打點滴，他強行把針管拔出來。「他要把錢都拿去給我媽買藥。」馬鑄銘說。
半個月後，一家人收拾完畢離開北京回老家。出發前，把剩下的油倒了半鍋，吃了在北京惟一一頓炸帶魚。
1998年一家人剛到北京的時候，馬國林是個富態隨和的中年人，1米7的個頭，體重約180斤。6年後離開北京時，他黃瘦黃瘦，像個垂老的人，體重不足120斤。
幾天後，馬國林告別了人世。
臨去世時，兒子叫醒了他。他歪著臉看了兒子最後一眼，馬鑄銘看到那雙黃色的眼睛，特別黃，他嘴巴動著，卻說不出話。嚥下最後一口氣時，他的眼睛滴出兩滴眼淚，一滴沒有流下，頭歪著的這側，眼淚緩緩滴了下來。「他是被壓死的，」馬鑄銘流著淚說，「他是心力交瘁而死。」
按照風俗，人們將要給他穿壽衣，一種藍色的袍子。但是馬鑄銘堅持一定要讓父親穿著西服離開。「就穿這個好看，」他說。是的，西服，皮鞋，襯衣，還有一個日本朋友送的手工領帶。「就系這個吧。」馬鑄銘說。「真懷念以前那段時光，」馬鑄銘無限留戀地說，「那時父親出去參加朋友聚會，都會穿上西服，繫上領帶。」
國林留下了妻子的每一張醫療發票，總計40多萬元。他還留下一包零錢，全是一分兩分的硬幣和紙幣，這些見證了他的乞討生涯。
他留下了一個小本，封皮上寫著「請您留名」，記載了每一次捐助每一筆錢，本子裡夾著幾張捐助人裝捐款的空信封。
他竟然還留下了一萬多元錢。
他的遺囑上寫道：「一、全部家產用於妻子王翠霞的治療上，兒子、兒媳孝敬母親，否則不准繼承產業，眾親友爲證。二、喪葬改革，去世後不燒香，不燒紙，不燒花圈，廢除一切傳統喪葬習俗，喪事簡辦。」
「我一定不能讓我媽因爲沒錢吃不上藥而死掉」
最後，馬國林不得不把妻子的性命，也留給了兒子。
現在，每個月，王翠霞仍然需要三四千元的藥費來維持。「我親去世也算是一種解脫，否則，他每天都會發愁。」馬鑄銘說。
每次提起父親的死，馬鑄銘就會連脖子根都漲得通紅，語氣裡會充滿怨恨：「爲什麼痛苦要讓我們一個家庭來承擔？」
承擔這種痛苦的，何止馬鑄銘一家。衛生部的統計數位顯示，這個國家的城鎮貧困戶中，有三成是因病致貧。像一位社會學家所說，今天的中國，就像一場馬拉松賽，每跑一段，都會有人掉隊，馬鑄銘們便在國家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被甩出了前進的方陣。
王翠霞至今也不知道自己看病究竟花了多少錢。「有時候我想，攤上這樣的丈夫和兒女，就偷著樂吧，可是心裏就是難受，不知咋的。我總想，好好活著吧，別添麻煩了，可就是睡不著覺，有時候想大哭一場。」她說。
馬鑄銘說：「我爸這一生，注定是爲我媽活的，我也是。這樣說或者不準確，但至少我媽是我生命中至關重要的一部分。我總得讓我媽活及格吧，怎麼著也要活到 60歲，現在還差3歲。加上我爸的4歲，至少還要讓她活7年。」「我這個人活得其實挺窩囊的，沒什麼學歷，沒有文化，沒有能力，也沒幹過什麼轟轟烈烈的大事，就是茫茫宇宙中的一個小分子，我就把好好待我媽當作一個成就來做。」
儘管馬鑄銘現在一個月的工資只有800多元，但「我一定不能讓我媽因爲沒錢吃不上藥而死掉，即使拼了命，否則，對不起我的父親。」他說。
幸好，遲到的醫療保障終於還是來了。去年，王翠霞得以參加基本醫療保險。儘管在當地這種醫療保險最高支付的限額只有9萬元，但畢竟現在每個月可以報銷藥費1500元左右。
但另外的2000多元，還得靠馬鑄銘「努力再努力」。
所以，「我在外面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我一定不能出事。我一定要吃飯，按時按點吃，因爲我的身體絕對不能垮。」這個家庭的重壓，從父親馬國林的肩頭，轉移給了他。
站在阿旗縣城的街頭，看著來來往往的車輛，馬鑄銘拉著他妻子的手，安慰似地說：「咱們也會有一輛轎車的。」
「好啊，」他的妻子有些勉強地笑了笑，「可是什麼時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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