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方宣傳「和平崛起」，最大本錢是鄧小平號召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可是，二十多年來只有人先富，沒有人後富，造成社會越來越大的貧富懸殊。在令外人眩目的繁華景象後面，是驚人的掠奪和犧牲大多數。本文僅說說一個「傍大款」現象：人們把貪圖錢財、犧牲色相、甘心做有權有勢闊佬的二奶、三奶、情婦乃至一夜情或「白天叫乾爹，晚上叫爹干」的現象叫作「傍大款」。其實在人慾橫流、男盜女娼的今日中國社會，「傍大款」的含義已經擴大，遍及各行各業和社會的各個階層。商業、文化、教育、房地產、公檢法、政府機構行行傍大款，其中最典型的是醫院和銀行。
專服務權貴富豪的廣慈醫院
中國有五億城市人口，八億農村人口。在城市人口中，只有百分之十六的人可以享受醫療費用；在八億農村人口中，僅僅百分之一點八的農民有能力治病求醫。由於病人「短缺」，百分之九十八的鄉村醫生或衛生所關門大吉。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醫院分等級，大醫院套小醫院，分設高幹病房、普通病房和特殊病房。高幹病房和特殊病房戒備森嚴，閒人莫入。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即前上海第二醫科大學）附屬瑞金醫院原為法國天主教會的廣慈醫院，擁用三千多名醫務人員，是上海最大的醫院。除普通病房外，另設有高幹病房服務於廳局級以上的高幹和教授級高級知識份子。在醫院裡僻靜的花園深處另有一座鮮為人知沿用舊名的「廣慈醫院」。那裡設備先進，病房不亞於五星級賓館，集中了高級專家，收費用美元。其服務對象是有錢的外賓、暴發戶和中共政治局委員。曾慶紅、吳邦國、黃菊、陳良宇等都是常客。他們當然是公費報銷，來的時候醫院戒嚴，軍警密佈，如臨大敵，這座廣慈醫院是中外合資的，外資為中共國家安全部自海外倒流回來的資金。
中國的銀行欺貧愛富傍大款，窮凶極惡地掠奪窮人和中小企業的財富，巴結和討好高官和大款，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亂倫行為，中國監證會主席劉明康近日批評中國的銀行界「傍大款、壘大戶、過獨木橋」。他指出近年來銀行的經營發展仍然沒有完全擺脫粗放式的經營模式，越來越脫離了廣大中小企業，特別是微小企業。
國家銀行只為大客戶服務
二OO五年六月底，中國十七家銀行上億元以上的大客戶一萬六千四百一十六戶，佔全部貸款戶數不足百分之O點五，而這些大客戶貸款卻佔全部銀行貸款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平均每個大客戶貸款四點四六億元，比上年末增加O點O七億元。許多銀行挨家挨戶登門拜訪大款，哀求他們多多地借銀行的錢，為他們送錢上門。而對於真正急需用錢週轉資金的中小企業和微小企業，則報以白眼，掃地出門。如周正毅這樣的房地產大鱷便是同銀行蛀蟲勾結，「空手套白狼」起家的。銀行的貸款集中在少數大款身上風險突出，一旦大款們東窗事發或者套匯出境，銀行只有懇求司法部門高抬貴手，對犯案的大款從輕發落，重罪輕判。否則銀行的錢誰來替他們歸還呢？
銀行界這種欺貧愛富的「傍大款」現象完全是中共體制弊病一手造成的，其結果是使中國「社會主義的兩極分化」貧富懸殊日益嚴重，五年內將達到危險的水平。中國勞動和社會發展部發出嚴重警告，中國貧富差距已達第二嚴重「黃色」警戒的國際標準。以現行趨勢持續發展下去的話，二O一O年將會亮起「紅色」警號，威脅社會穩定。如果中國政府不能找到結束兩極分化的有效途徑，貧富差距必將激發社會動盪。
一年之內七萬多起抗議活動
中國公安部宣布，僅在去年一年之內，全國曾發生過七萬多起抗議活動，甚至暴亂，日益強烈的暴力抗議和示威活動，其主要原因包括社會不平等現象加劇、官吏貪污腐化、強行佔地搬遷、礦難不已、天災人禍等。而銀行的傍大款現象起了火上加油、推波助瀾的作用。
統計數字顯示，城鄉居民收入每年以百分之八到九的增長的同時，農村收入增長僅為百分之四到五。城市居民收入增加的速度，幾乎高出農村的兩倍。這還是一個大大縮小的數字。即使在農村，農民的平均收入相當於政府劃定的貧困農民家庭收入的三點三九倍。而一九九二年時，這一收字僅為二點四五倍。說明窮者愈窮，農民更加貧困化。
中國國家統計局六月份公布統計數字，中國百分之十的富裕人口享有國家總資產的百分之四十五以上，而最貧困的百分之十人口卻僅擁有總資產的百分之一點四。
中國的金融體制完全是為中共的政治服務的，而這種政治又是如此腐敗、如此專橫，不進行根本性質的政治體制改革，就無法根本消除銀行醫院和各行各業的「傍大款」現象。因此，從此一角可見，建立在這樣虛假的繁榮基礎上的「崛起」，只能是畸形的騙人的崛起，於中國廣大人民群眾無益的崛起。
二OO年八月三十日
(開放10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