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訪問美國之前，中美紡織品協議談判破裂。當時我就對一些朋友講：「胡的訪問可能會是不歡而散，更可能是推遲」。很不幸，就在我對美國某電臺採訪記者講過這句話之後的一天後，中美兩國就宣布了胡錦濤訪美被無限期推遲。而在胡錦濤參加聯合國大學到達美國之前的一天，我在鈕約新唐人電視臺做一個訪談節目。其間，一位電視臺記者問我：「人民幣是不是會升值？」我當時講：「一定會，很有可能是在十一月份」。這位記者聽了後說：「你確定？」我回答說：「確定。」
胡錦濤訪問美國之後，很多人對他作出了各種各樣的評論。對胡的評價基本上是貶多於褒。客觀上講，胡錦濤這次訪美在外交上是失敗的，他不僅沒有帶來任何可以值得一書的外交成就，也沒有為自己在中國大陸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帶來任何好處，相反是帶來了更多的政治壓力。他執政後幾年來的表現基本上是全面喪失了中共內部改革派的擁護，同時也沒有得到傳統的左派支持。相對而言，胡錦濤秉持的中間路線基本上是失敗的。
無論是國內還是海外的很多人對胡錦濤感到失望，也對他的執政並不抱有期望。但事實會如何呢？在我的觀點中，胡錦濤訪問美國，在外交上是失敗了。但在中國政治上未必不是一個好的轉機。
或許有人會問為什麼？
當我們返回頭來看看「胡布會」的整個過程，我們很明顯可以瞭解到，今天的美國和國際社會已經不是十年前的美國和國際環境。在克林頓時代，美國政府使用的是綏靖政策，儘管它也在保持著一貫的反共立場，但明顯地是以經濟利益為主要外交政策。克林頓政府的眼光是極為短淺，政策也是短期的，它縱容了中共的發展和肆無忌憚的對中國人民人權的侵犯。在今天，布希政府已經從根本上摒棄了克林頓政府的綏靖政策，採取了一種更符合世界潮流，更利於世界長期穩定發展的策略，這就是抑制共產主義，用各種和平的方式，各種政治與經濟壓力迫使中共走向民主，解除一黨專制。
首先，在胡錦濤訪問美國之前，兩國政府在協商的過程中，美國國務卿賴斯女士很明確地提出了：「美國支持中國，也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美國歡迎一個信心十足、和平繁榮的中國的崛起。我們希望中國是一個有能力和意願承受更多國際義務的合作夥伴。」但是她指出，「經濟和政治開放不可能長期分離，如果中國希望接受經濟全球化的挑戰並從中獲取利益，那麼它最終就必須擁抱某種形式的真正開放而具有代表性的政府。」同時她還說：「鑒於中國的人權問題和該地區的軍事平衡問題，結束對華武器禁運不是一個正確的信號。取消對華武器禁運可能導致美國有特別安全利益的地方的軍事平衡出現改變」。
不久之後，美國國防部長道納德．H.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H. Rumsfeld）公開演講時說：「中國的軍事花費威脅了亞洲微妙的安全平衡，中國要以政治自由和開放市場替代軍事發展這個重點，因為沒有國家威脅中國，所以人們疑慮：為什麼中國增加軍事投資？這需要中國使它的經濟自由化同國內政治自由相匹配，這樣做反過來會給中國帶來明顯的益處，中國需要更多地向世界顯示它是一位朋友和一個受歡迎的合作者。中國應該作出有關它的目標和未來的根本決策。」他還說。「最終而言，如果中國想充分獲得它的人民所渴望的利益，它就需要採納某種開放的有代表性的政府形式。」
在中美兩國談判領袖會談的內容上，中共最希望得到的是美國對台海政策的再次強調及美國對貿易問題的再次讓步，同時也希望通過和平崛起的解釋來促使美國支持歐洲武器禁運的解除。而美國方面則是認為，台海政策已經強調多次，目前沒有必要再次強調，更重要的問題是北韓問題，中共應施加更多的影響力，另一個是可能會危害世界和平安定的「禽流感「問題，同時也希望中共能改善人權狀況，盡快進行民主選舉，以從根本上解決未來經濟與貿易上的公平問題。很顯然，中美之間在談話問題上並沒有交集，中共更多的考慮的是國內問題及為了胡錦濤自己穩固執政地位而進行的宣示性的文告，而美國則要解決根本上的實際問題。一個是要務虛，一個要務實，這怎麼能談到一快去？
按照克林頓時代的慣例，中共以為在他的強烈要求下，美國政府會答應所謂的「國事訪問」，但沒有想到的是，美國小布希政府在新聞發布會上三次強調「非國事訪問」，並在招待儀式上不做根本的性的讓步。儘管後來這個訪問因為美國「災害」問題而被推遲，但實際上，在後來的「胡布會談」中，兩國領導人所講的話根本也沒有任何交集，全部是各說各話，從頭到尾都是南轅北轍的各自表述本國政府的觀點。
在胡布會之後，美國副國務卿，中國問題專家羅伯特•澤奧利克(Robert B. Zoellick)於9月21日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 on U.S.-China Relations)就美中關係問題發表演講。他說：「在長達50年的時間裏，我們的政策是隔離蘇聯，其內部矛盾導致了內耗。近30年來，我們的政策是促使中華人民共和國走出來」。在談到胡錦濤的「和平崛起」問題是，他認為：「中國的行動，連同缺乏透明度的問題可造成風險。難以預料中國將如何運用其力量，將導致美國及其他國家做好兩手準備處理對華關係。很多國家都希望中國走"和平崛起"之路，但誰也不會以自己的未來作賭注」。佐立克接著強調：「封閉的政治不能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永久的特徵，它甚至無法支撐下去。中國需要一個政治轉變，使其政府對人民負起責任和義務」。在談到中國的政治體制時，佐立克說： 「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已無法妥善處理來自國內的各種挑戰」。他敦促中國改革政治體制，因為那些相信通過經濟增長和提高民族主義來加強統治的中共領導人，正在經歷一個「有風險和犯錯誤」的過程。在國際體系中，中國必須變成一個「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這樣才可能獲得成功，因為現在還無法確定中國將會如何使用其影響
力，這一點也決定著美國和其它國家如何與中國發展關係。佐立克最後在演講中指出：「美國與中國擁有許多共同的利益，但一種只建立在與利益相關的雙邊關係卻根基膚淺，而建立在分享利益和分享價值觀的雙邊關係則是深厚而持久的。美國能夠同今天正在崛起的中國進行合作，甚至我們願為明天的民主中國而努力」。
在上述的美國政府表態中，我們可以明確地看出美國政府對華政策有了自尼克松總統以來的最大改變，這就是要用各種方式促進中國民主化，讓中共結束一黨專政和獨裁統治，進入國際主流社會。沒有這個政治基礎，美國就不會在經濟貿易和人權方面放棄立場，更不會做出任何讓步。正是在這個政策宣示的基礎之上，我們再看中美紡織品協議談判，我們就很容易知道，這個談判對中國是十分艱難的，中共再採取小聰明的手段是非常難以取得實效的。我們也就很容易預測未來的中美紡織品談判及其他的經濟談判的結果，這就是中共在海外民主國家的壓力之下必須要犧牲百姓的經濟利益而換取政治上苟延殘喘，否則想取得經濟上的平等條件，就必須要從根本上解決政治制度問題。而短期的出賣中國百姓經濟利益的行為，短期內或許可以維持中共的生存和執政，但從長期上看，中共必然會在國內觸犯更多的百姓利益，這就會引發跟更多的百姓維權運動和暴力事件的發生。而這個積蓄太多問題的內部火山就會很快爆發。經濟問題必然會引發激烈的政治衝突。
在國際社會上，胡錦濤面臨著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壓力，同時也面臨著人數眾多的民運人士，法輪功，臺灣，新建，西藏等異議及維權人士的壓力。這些不斷增加的異議人士隨著對國際社會的認同，其行動力越來越強大。以至影響到了中國對外交往的正常進行，法輪功維權人士的國際司法控告，已經成功地將相當一部分中共官員阻截在外交事務之外，最明顯的是中國商務部長薄熙來，作為中美之間中重要的商務談判代表，卻因為面臨著美國司法審判而無法到訪美國。這不能不說是中共幾十年外交史上的嚴重挫敗。
在政治問題上，人權問題很顯然是中共的致命傷，而布希總統在胡溫會上交到中國官員手中的人權名單就讓胡錦濤頭痛不已。面對這個實際問題，中共不可能含糊其詞，拒絕美國政府的要求，胡就會面臨著下次中美元首互訪時無法面對的難題，更無可能發展中美友好關係，而仿效或超越江擇民與克林頓，小布希的個人之間的友誼就更無從談起。
經濟上，美國政府強烈要求中共開放金融，實現自由市場經濟的承諾，要求中國實行人民幣自由匯率，而不是目前的不公開的欺騙性的所謂「有管理的，有限制的一覽子人民幣浮動匯率」。人民幣匯率改革，看似簡單，其實他隱藏了更多的政治問題，一旦銀行從中共手中擺脫，中共就很快成為沒有經濟資源的政黨，就會失去財政資源，就會很快失去統治的基礎。而這一點，無論是胡錦濤還是中共的其他官員，他們看的是非常的清楚，是放棄獨裁統治和既得利益，還是為了國家和民族大業實行真正的民主，這將是他們未來三個月的艱難抉擇。
紐約胡布會之後，本人曾在網路上寫一預測，預測說中共將在十一月份進行人民幣匯率再升值，很多人問我為什麼？，其實理由很簡單，人民幣具備升值的條件嗎？當然不具備，中國面臨著巨大的金融虧空，一旦人民幣升值就會造成經濟增長的下降，大量呆壞帳就會促使中國經濟崩潰，而正是這個原因才造成中共對人民幣升值一直是千方百計的阻擋。但問題是，中共人民幣不升值，海外，特別是美國政府及國會又要採取強硬的措施，提高關稅。而關稅的提高就意味著中國產品大量被阻隔在國際市場之外。因為中國經濟增長的百分之八十來源於對外貿易，一旦對外貿易失血，中國經濟同樣會崩潰，而且會更快。而另一個因素是，中美雙方都談到了中美兩國元首將在十二月份互訪，但這個人民幣匯率問題不解決，美國國會就會對小布希施加更大的壓力。而中共胡錦濤就要面對更多的問題，這樣一來，同樣也會損害胡錦濤的地位和影響力，甚至會影響他在中國的執政可能行。人民幣升值是必然，但如何升值也是令胡錦濤頭痛的問題。採取漸進形式的升值方式就會令國際金融炒家大舉進入中國，大量獲利於人民幣升值行動，中國就會因為大量的外匯儲備而損失大量的資產。上次人民幣升值就已經令中國損失了一百八十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這個數據幾乎是中國去年一年的對外貿易利潤。而突然性的人民幣升值固然可以減少損失，但這又會造成中共是被海外特別是美國施壓產生的不良影響，同樣會使國內百姓認為胡錦繡濤手段軟弱，對他的執政能力產生懷疑，更重要的是中國政府的信用遭到了更大的置疑。
十二月的中美元首互訪，對胡錦濤而言無疑是個緊箍咒，而中共10月初舉行16屆5中全會就顯得非常的重要了。溫家寶原定的訪問歐洲數國被因為國內事務無限期延期就很說明瞭這個問題。所謂的「重要國內事務」其實不過是如何面對胡布會之後的問題，這不僅僅是中國政局人事上的安排，更重要的是未來中國政治走向的問題，如何面對民主國家和國際社會全面壓力的問題。
是從政治層面上進行根本上的改革，還是試圖用經濟手段維持中共的獨裁政治。這將是中共 16屆5中全會的重要選擇，也是決定胡錦濤未來執政及中共生死存亡的重要議題。而以筆者的觀察看，中共和胡已經深知形勢的危險，也知道改革是必然的趨勢，但他們是否有決心或者說是否還心存僥倖，這是非常重要的考慮。以胡錦濤的以往經歷看，筆者更傾向的觀點是，胡錦濤不會做太大的政治改變，或許會在政治原則上先預留空間。在對內經濟問題上先小步改革，觀察海外國際社會的反映，如果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放鬆壓力，胡錦濤則會加速自己勢力培養，放棄政治上的改革。如果國際社會壓力巨大，在預留的政治原則空間裡突發地進行政治大「變天」也未必不是其自保及青史留名的一項選擇。
無論如何，今年的紐約胡布會都將給中共一個前所未有的艱難選擇，事實上，胡布會也留給了胡錦濤說服中共內部反對派，獲得改革派支持的一個想像空間。中國未來是否會變天，我們還將拭目以待。
－－原載《動向》雜誌2005年10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