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與張幼儀離異，與陸小曼結合，以及迷戀林徽因，這些即使在當時都是眾所周知的，然而徐志摩與凌叔華的一段隱情，只有很少幾位知情者能朦朧地感覺到點影子，絕大多數人都沒有發現徐志摩情感世界裡還有這第四位女性在。徐志摩突然去世後，為他留下的八寶箱鬧得滿城風雨，人們才開始意識到凌叔華與徐志摩的關係，不可等閑視之。
凌叔華1931年12月10日致胡適信中第一次提到徐志摩的八寶箱，在這三個字後面的括弧內註明為「文字因緣箱」。這是徐志摩盛放日記、書信以及其它手稿的小箱子。
那個時代的名人都有記日記的習慣，對寫信也十分慎重，多半是珍惜自己的名聲，要給歷史一個清楚的交待。徐志摩記日記、寫信，雖然大多數情況下是出於情感方面的需要，他還是有使之流傳的想法的。他往往把這些日常寫作當成文學創作，投以極大的熱情，他明顯地意識到，這些日記與信將會與他的詩和散文一起流傳後世。作品發表了，出版了，一般就不大可能失傳，而日記和書信，如果不能得到妥善的保存，很可能會散失。於是，徐志摩把他自己手邊的日記和書信存放在一個小箱子裡，並把這隻小箱子稱作「八寶箱」。
通常的情況下，八寶箱是隨身攜帶的，遇到特殊情況，如出國旅行，就不方便了，要找一個可靠的人代為保存。徐志摩托付的人便是凌叔華，這自然體現了徐志摩對凌叔華非同尋常的信任。
關於這隻八寶箱，凌叔華1931年致胡適信，1982年致陳從周信，以及1983年致趙家璧、陳從周的兩封信，都有過具體的說明，只是凌叔華信中有許多費解和矛盾的地方，再與1931年胡適致凌叔華的信合在一起看，真是讓人越看越不明白。對此感興趣的人，有稱「八寶箱之謎」的，有稱「撲朔迷離的八寶箱」 的，更有人乾脆地說：「徐志摩的八寶箱：一筆糊塗賬。」
所幸的是最新公開的林徽因1932年致胡適的幾封信以及胡適1932年 1月22日的日記，給我們提供了許多寶貴的線索，使我們得以大致瞭解圍繞八寶箱的一些故事和八寶箱中文稿的基本去向。鑒於其間錯綜複雜，饒有趣味，且牽涉到徐志摩周圍許多重要人物，下面我們將詳細交待事件的全部經過。
八寶箱歷經週轉
先說徐志摩將八寶箱交給凌叔華及之後的情況。
徐志摩將八寶箱交給凌叔華是1925年旅歐時，當時徐志摩正為與陸小曼的私情弄得心力憔悴，去歐洲也是要暫時離開一下，避風頭，冷靜下來。他身邊的八寶箱總不能帶著滿歐洲地跑，得托一可靠的人保管。陸小曼當時自身難保，且箱內有些東西「不宜小曼看」。而此後給陸小曼的信，徐志摩一再說：「只有S是惟一有益的真朋友。」「女友裡叔華是我一個同志。」那麼，把八寶箱托付給凌叔華是情理之中的事。
徐志摩從歐洲平安歸來了，但他並沒有將寄存在凌叔華處的八寶箱取回。之後他與陸小曼結婚，有了自己的家，並搬到上海去住，仍然沒有拿去。凌叔華致胡適信中接下來寫道：「我去日本時，他也不要，後來我去武昌交與之琳，才物歸原主。」這一段交待得很清楚，但其中「交與之琳」一事，趙家璧於八十年代曾寫信問過卞之琳。卞之琳回信說：「凌叔華致胡適信，說曾把徐『文字因緣箱』交與我，是她記錯了，我從未聞此事，不知道她究竟交給了誰。」
八寶箱交與卞之琳是不可能的，這不必去問卞本人就可以推想到。凌叔華去武昌是1928年隨陳西瀅到武漢大學的，在她離京之前，要將徐志摩的八寶箱委託可信賴的人轉交，而此時卞之琳還在上海讀中學呢！卞之琳是1929年秋入北京大學就讀的，他認識徐志摩更晚，是1931年初徐到北大兼課之時。卞之琳呈上習作請徐志摩指教，沒想到徐志摩拿去後，選了幾首交沈從文發表了。這個時候，卞之琳才開始自稱徐志摩的學生。凌叔華何以在1928年就認識卞之琳，且將如此重要的八寶箱交予一個根本還沒見過徐志摩的人？
不是卞之琳，那會是誰呢？凌叔華的信收入《胡適來往書信選》是根據原件排印的，這錯誤要麼是原信中出現筆誤，要麼是排印者認讀的問題。信中有「徽□」 字樣，這框肯定是因字，大概是原件模糊不可辨認，才用這個符號代替。之琳的琳字，筆劃多，不大可能認錯，之字就很難說了。校閱者要辨認此字，想到徐志摩熟人中有卞之琳，便這樣排印了。我以為這個字很可能是麗字，麗的草寫再簡化一點，很容易被認作之字。
我說的麗琳是當時與金岳霖同居的美國女子Lilian Tai-lor，這個名字在徐志摩致陸小曼的信中出現過多次。與徐志摩及凌叔華交往甚密的人中叫什麼琳的，只有此人。有兩個旁證對我的這一猜測是有利的。其一是徐志摩1928年12月13日由上海到北京後給陸小曼寫的信：「老金他們已遷入叔華的私產那所小洋屋，和她娘分住兩廂，中間公用一個客廳。……麗琳還是那舊精神……」凌叔華的父親凌福彭是清代翰林出身，久任京官，家境一定很好，所以能買下那所小洋屋。而那房子正是林長民林徽因父女從歐洲回來曾住過一段時間的「雪池」。林徽因他們走後，凌家買下了這所房子。凌叔華到武漢去了，只留下凌家老太太一人，金岳霖和麗琳便搬了進來。凌叔華離京之前，要將徐志摩的八寶箱託人轉交，麗琳是最好的人選。她就住在自己家中，箱子都不要抱出大門就可交託了；徐志摩若來京，一定會到凌家找老金和麗琳；還有麗琳是美國人，應該知道尊重別人隱私，交予她是最保險的。果然，從以上所引的那封信裡可知，徐志摩一到北京，就被老金、麗琳從車站接到凌家。
徐志摩在凌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便去看望梁思成和林徽因，這便和我的另一個旁證聯繫上了。這個旁證出自林徽因1932年元旦寫給胡適的信。當時林徽因正與凌叔華為徐志摩的日記鬧得不可開交，林徽因寫信給胡適交待事情的經過。其中有這樣一段：「此箱偏偏又是當日誌摩曾寄存她處的一個箱子，曾被她私開過的，此句話志摩曾親語我。他自叔華老太太處取回箱時，亦大喊：『我鎖的，如何開了，這是我最要緊的文件箱，如何無鎖，怪事－－』又『太奇怪，許多東西不見了 missing』，旁有思成、Lilian Tailor及我三人。」林徽因對凌叔華不滿，說了許多對她不利的內容，我們暫且不去管它，有幾處應該是事實：徐志摩曾在凌老太太家取回箱子，而當時在場的有麗琳及林徽因夫婦。
事情很明顯，凌叔華信中提到的「之琳」正是「麗琳」之誤，卞之琳被扯了進來，是很荒唐的。
不管怎樣，徐志摩曾經取回過八寶箱是必定無疑的。那八寶箱後來放在哪兒呢？隨身帶著？還是寄往某處？反正徐志摩去世後，這箱子到了胡適手中，胡適又將它交給了林徽因。那麼，在胡適那裡之前呢？
凌叔華致胡適的信中沒有交待，但她八十年代致陳從周、趙家璧的信中，明確地說是志摩去世後，胡適從她那兒要去的。如果是事實的話，徐志摩又是何時再次將八寶箱交給凌叔華的呢？凌叔華致胡適信中有這樣一節：「今年夏天從文答應給他寫小說，所以他把他天堂地獄的『案件』帶來與他看，我也聽他提過(從前他去歐時已給我看過，解說甚詳，也叫我萬一他不回來為他寫小說)，不意人未見也就永遠不能見了。他的箱內藏著什麼我本知道，這次他又告訴了我的。」這裡的話說得很拗口，但意思還很明白，即沈從文有意以徐志摩為原型寫小說，徐志摩便把八寶箱裡的東西帶給沈從文看。這是沒問題的。「今年夏天」是指1931年夏天，而正是此時，徐志摩以沈從文和丁玲、胡也頻的故事寫了一篇未結束的小說《王當女士》，發表在9月出版的《新月》雜誌上。兩人很可能相約各自為對方寫小說，沈從文是否見到八寶箱呢？1931年6月25日徐志摩致陸小曼信中有：「叔華、從文又忙了我不少時間。」凌叔華信開頭有：「十餘天前從文有信來。」後面又寫道：「現在從信上又提到『志摩說過叔華是最適宜料理案件的人』。」可以推測，沈從文寫信給凌叔華正是為了這八寶箱的事。可能當時徐志摩只是給沈從文看了一下文稿，然後重又寄放在凌叔華處，並告訴凌箱內藏的什麼。這樣才會有「這次他又告訴了我的」一句。徐志摩去世後，沈從文記起這件事，便寫信給凌叔華詢問。凌叔華沒辦法交待了，因為她把箱子給了胡適，胡適又給了林徽因。凌叔華知道箱子到了林徽因處，會出些問題，便寫信給胡適，暗示他不該交給林徽因。
這樣看來，凌叔華交與胡適的箱子，雖然還是1925年徐志摩托付給她的那只，裡面的東西很可能就不盡相同了。因為徐志摩取走過一段時間，他可能拿出一些東西，也可能放進一些新的東西。箱中有陸小曼的兩冊日記，凌叔華和林徽因的說法完全一致，一定不會錯。而這兩冊初戀日記，肯定不是1925年3月10日徐志摩離京之前放進去的。據《小曼日記》第一篇可知，陸小曼記日記是聽了徐志摩的話，以前從沒寫過，而她的第一篇日記開始於1925年3月11日。
凌叔華晚年的信中稱，八寶箱是胡適、林徽因他們逼她交出的。可從林徽因的信以及胡適的日記和信看，他們逼她交出的是徐志摩的英文日記，即康橋日記的一部分，其中內容有涉及徐、林最初相識的。沒有任何跡象表明，胡適得到八寶箱時費過一番周折。林徽因在胡適處取走箱子，並沒覺得這箱子有什麼特別，後來才知道是在凌老太太處見到的那只。
現在，有些重要的情節是十分確切的。其一，徐志摩1925年出國前曾將一隻箱子交給凌叔華。其二，這隻箱子於1928年凌叔華去武漢時留在北京，並由友人轉交徐志摩。其三，1931年夏天，徐志摩又將這箱子給凌叔華看過，可能又在她那放過一段時間。其四，徐志摩死後，箱子到了胡適手中，並由他交給林徽因。
故事發展到這一階段，尚未出現什麼波折，各方之間也無衝突。然而林徽因整理箱內遺稿時，得到一個消息：凌叔華處還有一本或兩本徐志摩的英文日記，其中涉及徐志摩與林徽因在英國時的一些事。於是風波陡起，故事進入了高潮。
胡適偏向林徽因
下面我們來談談林徽因得到八寶箱之後發生的事情。
林徽因從胡適那裡拿到八寶箱是1931年11月28日星期六晨。胡適為什麼把這箱子給林徽因呢，因為志摩剛死不久，林徽因就跟他談到過「康橋日記」，說徐志摩曾有意將那個時期的日記給她收藏。據林徽因致胡適信中說，徐志摩還對她說過有「雪池時代日記」，被陸小曼燒了。徐志摩初識林徽因，正是在康橋時期，當時徐志摩對林徽因頗為有意，並與張幼儀離婚。「康橋日記」記錄的正是這一時期的事。林徽因回國後與父親住在雪池，並開始與梁思成交往。徐志摩回國，也常常到雪池去找林徽因。「雪池日記」記錄了他這一時期的情感。這兩份日記都是與林徽因有關的，也就是凌叔華所謂「不宜給小曼看的」。徐志摩從凌家取回八寶箱，可能帶到上海家中過。陸小曼讀到「雪池日記」十分生氣，將之燒掉，也是有可能的。這樣才有徐志摩又把箱子帶到北京，因為放在自己家中並不安全。
林徽因先開口要「康橋日記」，胡適則把整個箱子都給她了，理由是讓她幫著看看，編個目錄，以便日後出版。林徽因拿著箱子回家後，便一一做了清點：「由您處拿到一堆日記簿(有滿的一本，有幾行的數本，皆中文，有小曼的兩本，一大一小，後交叔華由您負責取回的)，有兩本英文日記，即所謂Cambridge 日記者一本，乃從July31，1921起。次本從Dec2nd(同年)起始，至回國止者，又有一小本英文為志摩1925年在義大利寫的。此外幾包晨副原稿，兩包晨副零張雜紙，空本子小相片，兩把扇面，零零星星紙片，住址本。」箱內的東西比較雜亂，以至於林徽因覺得裝的不是志摩平日原來的那些東西，而是胡適將信件撿出後，胡亂聚成這一箱的。這種懷疑是不對的，凌叔華說過：「內有小曼初戀時日記二本。」又說過：「那個『八寶箱』中不止是日記，還有不少寄與晨報的文稿。」這與林徽因的記載大體吻合。可見，徐志摩的八寶箱中原本就是這些東西。
林徽因拿到箱子後三四日，從張奚若處得知，凌叔華那裡還有徐志摩的康橋日記，曾給葉公超看過。於是林徽因有些放心不下，因為她手頭的兩本英文日記，一本從1921年7月31日起，一本從同年12月2日至第二年8月回國，只有徐志摩在康橋的後半部分時間，而徐志摩結識林徽因是在1921年初，這一時段的日記正好沒有。
徐志摩的追悼會上，胡適提到要將徐志摩的書信收集出版，那是很美的散文。這話凌叔華一定聽到，並提醒了她。因為她自己手上有許多徐志摩的信，她想再收集一些，自己來編一本出版。第二天，她到林徽因家，讓林拿出志摩的信，由她編輯「志摩信札」之類。林徽因當然不會給她，找些理由推脫了。林徽因又很想要她手上的康橋日記，便將八寶箱拿出來給凌叔華看，說胡適本想將這些東西交給孫大雨，自己不贊成，胡適就將這些全給了她，讓她編個目錄。然後，林徽因向凌叔華提出要看她手上那本日記。
林徽因沒有拿出信件在先，又藉助胡適，以名正言順的遺稿整理人的身份找凌叔華要日記，凌叔華當然不樂意給她。或許，凌叔華是想到日記內容與林徽因相關，日記一到她的手裡自己就更不可能再見到了。凌叔華當時「神色極不高興」地勉強答應讓林徽因後天(12月9號)到她家去取。
或許是因為太想得到康橋日記，林徽因也考慮到凌叔華的心理平衡，讓她帶走了陸小曼的兩冊日記。凌叔華也有為徐志摩寫傳的想法，陸小曼的日記，當然願意細讀，便不客氣地拿起。這才有林徽因致胡適信中：「有小曼的兩本，一大一小，後交叔華由您負責取回。」及「又說小曼日記兩本她拿去也不想還等等。」凌叔華 12月10日致胡適信中也提到過此事：「前天聽說此箱已落徽因處，很是著急，因為內有小曼日記二本，牽涉是非不少(罵徽□最多)，這正如從前不宜給小曼看一樣不妥。我想到就要來看，果然不差！」凌叔華知道八寶箱落到林徽因處，正是12月7日在林家看到的，「我就要來看」說明她從林徽因處拿走了小曼日記。
12月9日星期三上午11點半，林徽因如約到了凌叔華家。凌叔華不在，留了一封信。這自然是有意躲著她，不願將日記交出，這封信後來林徽因給胡適看過， 1932年1月1日寫信給胡適解說原委時，又抄與胡適看。內容大抵是不會錯的：「昨日遍找志摩日記不得，後撿自己當年日記，乃知志摩交我乃三本：兩小，一大，小者即在君處箱內，閱完放入的。大的一本 (滿寫的)未閱完，想來在字畫箱內(因友人物多，加意保全)因三四年中四方奔走，家中書物皆堆疊成山，甚少機緣重為整理，日間得閑當細檢一下，必可找出來閱。此兩日內，人事煩擾，大約須此星期底才有空翻尋也。」林徽因當然看出這是在有意推脫，當即留下字條，說日記中有關於自己的部分，所以迫切想讀到，望她能體諒。
第二天，也就是12月10日，凌叔華寫了那封給胡適的信，一再說八寶箱給林徽因是不妥的。但胡適明顯偏向林徽因是不必說的。凌叔華沒有得到胡適的支持，手上的日記又給人看過，不拿出來怕是說不過去。12月14日星期一，凌叔華便將徐志摩的日記送到林徽因家，恰好林不在家，她也留了個字條。
林徽因得到這本日記，仔細一讀，發現與自己手上的銜接不上，中間缺了一段。這本日記自1920年11月17日始，以「計畫得很糟」一句終，「正巧斷在剛要遇到我的前一兩日」。林徽因當時一定氣極了，但礙於面子，又不好與凌叔華當面理論。她一定在朋友中說了些什麼，有人把她的話傳到凌叔華那兒，又有人把凌叔華的話傳到她這裡。兩人的矛盾愈來愈深，傳言也就愈來愈利害。林徽因最終又去求助於胡適，這便是胡適12月28日致凌叔華信的由來。
胡適說：「昨始知你送在徽因處的志摩日記只有半冊，我想你一定是把那一冊半留下作傳記或小說材料了。但我細想，這個辦法不很好。」接下來胡適列數了一二三四條理由，並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最後，胡適寫道：「請你給我一個回信。倘能把日記交來人帶回，那就更好了。」胡適的話說得委婉而有力，處處都想到了，不好回絕，且凌叔華也不願得罪胡適。但她當時並沒有交出徐志摩的英文日記，這從胡適後來的日記可以看到。可能就是在這一次，也可能是在更早幾天，凌叔華將從林徽因那裡拿來的陸小曼日記交給了胡適，因為1932年1月1日林徽因致胡適信中有「小曼的兩本，一大一小，後交叔華由您負責取回的」，說明 1931年12月底小曼日記已回到胡適手裡，胡適很快將此事告訴了林徽因。
胡適可能是從凌叔華那裡得到了不同的說法，便向林徽因要求解釋，於是，林徽因在1932年1月1日一連寫了兩封長信。
胡適從林徽因的信中瞭解事情原委，再次向凌叔華要求交出徐志摩的英文日記。之後，胡適到南方去了一段時間，回來後收到凌叔華送來的日記。當天胡適日記寫道：「今天日記到了我的手中，我匆匆讀了，才知道此中果有文章。」胡適這次拿到的是徐志摩的半冊日記，而不是陸小曼的兩本，所以這裡的「此中果有文章」，不會像有人說的，是凌叔華所謂「牽涉歆海及你們的閒話」，而是關於林徽因和徐志摩在康橋的一段故事。這在各種傳言中說得挺厲害，也是林徽因一定要看到日記的原因所在。
胡適日記中還粘貼的凌叔華的一封信：「適之：外本璧還，包紙及繩仍舊樣，望查收。此事以後希望能如一朵烏雲飛過清溪，彼此不留影子才好。否則怎樣對得起那個愛和諧的長眠人！你說我記憶不好，我也承認，不過不是這一次。這一次明明是一個像平常毫不用準備的人，說出話，行出事，也如平常一樣，卻不知旁人是有心立意的觀察指摘。這有備與未備分別大得狠呢。算了，只當我今年流年不利罷了。我永遠未想到北京的風是這樣刺臉，土是這樣迷眼。你不留神，就許害一場病。這樣也好，省得依戀北京。即問你們大家好即日」
事情到此，應該告一段落了，然而，胡適日記中又有這樣的話：「我查此半冊日記的後幅似有截去的四葉。我真有點生氣了，勉強忍了下去，寫信去討這些脫葉，不知有效否……這位小姐到今天還不認錯。」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給林徽因的日記只有一半，剩下的一半給胡適時又截去四「葉」，凌叔華的所作所為讓胡適也很不滿。胡適日記此後則沒有關於此事的記載，凌叔華會交出那四「葉」日記嗎？胡適將這半冊英文日記也交給林徽因了嗎？我們無從知曉，一場鬧得滿城風雨的事件，便這樣沒有結局地結束了。
還需要交待的是，林徽因手中的八寶箱是怎樣處理的呢？林徽因在一封未註明日期的致胡適的信中說：「甚想在最近期間能夠一晤談，將志摩幾本日記事總括籌個辦法。……據我意見看來，此幾本日記，英文原文並不算好，年輕得利害，將來與他『整傳』大有補助處固甚多，單印出來在英文文學上價值並不太多(至少在我看到那兩本中文字比他後來的作品書札差得很遠)，並且關係人個個都活著，也極不便，一時只是收儲保存問題。……『傳』不『傳』的，我相信志摩的可愛的人格永遠會在人們記憶裡發亮的，暫時也沒有趕緊的必要。」這裡說的很明白，徐志摩的日記不宜出版，也不必急著用這些材料作傳，現在要做的「只是收儲保存」。由誰來保存呢？趙家璧說：「但據陳從周說，後由林徽因保管。」卞之琳說：「我1982年為一卷本《徐志摩選集》寫序，僅就聽說林徽因當年爭到的一部分而言，說過物隨人非(她於1955年病逝)，確知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終於消失了，倒並不是出於紅衛兵的打、砸、搶。這是我當時特向金岳霖探聽到的下落。」雖然是口口相傳，兩人的說法大體是不錯的，那些日記並沒有還給胡適，而是林徽因自己留下保存了。至於最後的下落，卞之琳說得很含蓄，但從「物隨人非」一詞看，大約是說林徽因死後，林的某位家人由於某種原因，將其銷毀。
陸小曼一腔怨氣
在這場所謂的爭奪八寶箱的事件中，雙方都有自己的理由和苦衷。林徽因的理由是徐志摩曾對她說過，要將康橋日記給她，與她保存的徐志摩那時寫給她的信一起收藏。同時，由於康橋日記中有一段涉及她本人的私生活，不願讓這份日記落到別人手中，也是可以理解的。凌叔華的理由也是徐志摩曾囑咐讓她保管，並且，她也需要這些資料來做傳記。由於林徽因得到胡適的支持，凌叔華節節敗退，不得已一件一件地交出徐志摩的手稿。在她極不情願地做這些事時，想到了陸小曼，這位未亡人才是徐志摩遺稿的合法繼承人。她向胡適表示，希望將這些日記交給陸小曼。
凌叔華對陸小曼還是比較關心的，1925年徐志摩出國，她曾到陸小曼那裡深談。徐志摩與陸小曼結婚後住在上海，她也去看過他們，並給小曼介紹畫家為師。在一封約寫於1932年的致胡適的信中，她還寫道：「你到上海時，我希望你能托一個像王文伯那樣聰敏而有決斷的人，好好的看看眉。如遇不像樣事，打開一切直告她知道。她早不是孩子，又不是笨人，我想不至於辜負這一片好意。最好同時有幾個她一向敬畏而不疑惑的朋友都向她警告，叫她醒悟不如此不足以生存才好。她的過去使大家不滿的，我覺得不是罪惡，乃是習慣與環境。蓮花葉梗上有一層薄刺，方不染污泥，若使梅菊放在泥塘裡，包管亦變成泥豬，那些清雅的號，絕不會落到他們頭上來。」能有這樣的同情和理解，凌叔華建議把徐志摩的遺稿交與陸小曼就不是沒有可能。
但是，胡適是不會這樣做的。這倒不是由於陸小曼日記中有涉及他和張歆海等人的閒話，讓他很不高興。早在徐志摩去世前不久，胡適就勸徐志摩離開上海，到北京來，並有意讓徐志摩與陸小曼離婚，他和徐志摩的許多朋友一樣，以為徐的頹廢與消沉，完全是陸小曼害的。而此後，陸小曼配合趙家璧，編輯《志摩全集》，準備由良友出版；胡適略使手段，便將別人編好的稿子全部奪來，轉交給商務。胡適若是動了惻隱之心，最多也只是會讓那兩本小曼日記物歸原主。
凌叔華在徐志摩生前即見到過小曼日記，後又從林徽因那裡取來，再交給胡適。
關於我們現在看到的《小曼日記》的來源，陸小曼卻有自己的說法：「其實關於這本日記也有些天意在裡邊。說也奇怪，這兩本日記本來是隨時隨刻他都帶在身旁的，每次出門，都是先把它們放在小提包裡帶了走，惟有這一次他匆促間把它忘掉了。」這裡說的明白，《小曼日記》是徐志摩丟在上海家中的，並非胡適或北方某位友人轉交來的。如果陸小曼的話可信，胡適手中的兩本《小曼日記》後來又到哪裡去了呢？如果凌叔華的話可信，陸小曼又有什麼理由撒謊呢？這是有關八寶箱中文件來龍去脈的一個疑點。
陸小曼身在上海，並不清楚北京發生的一切，但她知道徐志摩有只裝日記的八寶箱。繼《愛眉小札》之後，又與趙家璧合作，計畫編輯《志摩全集》，她向胡適提到了徐志摩留在北京的日記及書信，但那已是1936年的事了。趙家璧回憶說：「十月中，我知道他(胡適)到上海，就在北四川路味雅酒樓宴請他，並請陸小曼等作陪。席間，小曼就向胡適談了她和我已把《志摩全集》初稿編訂就緒，要求他把志摩給他的信以及給北方朋友的信由他收集後早日寄滬，也談到留在別人手中的幾本日記的事，最後還要求胡適為這套全集寫一篇序。我看出胡適當時對陸小曼的請求不置可否，似乎毫無興趣。」 這次交涉，不僅未得到胡適的幫助，取來書信和日記，反而由胡適支付了一筆版稅，將《志摩全集》的版權從陸小曼那兒買斷。十年之後，《全集》仍未出版，而且稿子也不知弄到哪去了，陸小曼又是著急又是後悔。在紀念徐志摩50誕辰的日子裡，她又湊了些雜稿，編輯出版了《志摩日記》。在序中，她唸唸不忘別人手中的遺稿：「其他日記倒還有幾本，可惜不在我處，別人不肯拿出來，我也沒有辦法，不然倒可以比這幾本精彩得多。」
陸小曼的這一腔怨氣是衝著凌叔華髮的，因為趙家璧文中有記：「……他們二人都還各人寫過幾本，當時小曼曾告訴我，保留在凌叔華手中。她當時曾去信要求借來編入全集，卻連一封信也不復。」趙家璧知道北京發生過幾本日記的爭奪戰，是80年代的事，那麼陸小曼至死還不知道，那只八寶箱早就落到林徽因手上了。如果知道，她更會抱怨不已。她與凌叔華原本還有一段交情，而她對林徽因向來只有嫉恨。
為了八寶箱一事，凌叔華與胡適也鬧出許多不快，不過她很快便試圖和解了。 1933年1月31日的信中，在對待有關徐志摩的事上，處處讓著胡適，就是她主動講和的一種姿態。但對於林徽因，她始終耿耿於懷。林徽因佔了上風，是勝利者，她是失敗者，這件事一直在她心裏是個結。直到晚年，凌叔華在信中談到八寶箱時，還是抑不住對林徽因表現出不滿。
林徽因呢？我們只見到她當時在胡適面前發泄了一通對凌叔華的怒火，事情結束後，未見她舊事重提。1936年，她編輯《大公報文藝叢刊．小說選》時，似乎是摒棄前嫌了，她選了一篇凌叔華的小說－－《無聊》。
出處：《徐志摩與他生命中的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