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五日下午三點，戴晴出現在北京西單三味書屋茶館，作題為《三峽工程與環境》的演講。這是十六年來她第一次獲准在公共場合露面。六十五歲的作家戴晴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因「涉嫌動亂」被監禁十個月。之後，十六年來一直被禁止發表文章和談話。但她的熱情沒有被封鎖所禁錮，她臉色紅潤，雙眸閃著神采。
她演講的第一句話是：「一九八九年以來，十六年過去了，這是第一次我能在公開的場合和我的讀者、我的朋友們見面。封閉十六年之後有了今天這個日子，我覺得我們祖國在言論自由、思想獨立，以及容忍異端方面有了長足的進步。希望這個局面能夠持續下去，而不是又走回頭路。」
戴晴說，她要把以前的事──爭取就重大決策獨立發言的經過與遭遇──給大家說一說，同時，如果聽眾裡面有特別身份的人，「如果有安全局、三建委（三峽建設委員會）的朋友，特別希望你們把我今天講的話帶回去，告訴你們的領導，這裡的聽眾和演講者是在怎樣無助的情況下關注著中國的未來，關注著我們共有的大江大河，希望把這個不允許公開發表的聲音如實帶回去向你們的上級報告」。
一九八九年初，聽說三峽工程將在全國人大、全國政協會議上通過，戴晴準備做最後一搏。她邀請七、八位記者分頭採訪當時最著名的三峽反對派人士，寫成小書《長江，長江》，為保護三峽做絕望的努力。起初的幾千冊，由戴晴自己出錢印刷。「六四」一過，這本小冊子被定性為「為動亂推波助瀾」，書中採訪的民主黨派人士被趕出政協，而貴州人民出版社加印的幾萬冊被勒令化為紙漿。
戴晴在演講中指出，驅動三峽工程上馬的是四大利益集團：湖南省、湖北省、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現稱長江水利委員會）和水利部。而決定三峽工程上馬的整個程序是非公開的，主張上馬者鼓吹的四大好處：防洪、發電、航運與移民解脫貧困，過上幸福的生活，現在都沒有實現，而蛀蟲們已把三峽變成了自己的搖錢樹和整個國家的窟窿。戴晴說，在她看來，三峽將成為中華民族萬劫不復的災難，而這個災難，已經失去了糾正的機會，中國人只能坐等著分擔這個注定要到來的災難。
保護自然屢敗屢戰
戴晴認為，三峽工程是災難性的政治工程。因為它正處在中國從計畫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的時刻，在政治上直接關係到能否摒棄原先集權者拍板的老路，開放言路，決策公開透明，逐步實現追求了多年的科學與民主。經濟上，能否拋開計畫撥款老套，讓市場發揮作用。沒有想到的是，這個舉世矚目的工程，竟利用了新經濟格局中最骯髒的一面，抓住老體制最腐朽的東西（皇上說了算），糟蹋了中華民族最寶貴的資源和最值得驕傲與珍惜的東西。這是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在中國上演的一出罪惡的鬧劇。她說：「今天能告訴大家的是，我們抗爭過，結果是屢戰屢敗。但是只要一息尚存，就屢敗屢戰。」
戴晴被封鎖十六年後，能在網路預先公布演講題目的情況下，於北京公開演講，這令很多人驚異，並引起不少猜測。亞洲週刊獨家採訪了戴晴。以下是訪談摘要：
這個演講的緣起是什麼？
我曾經在公益活動中認識了兩位網民。十月初，這兩位網民找到我，請我去北京三味書屋做「雙週平民」講座。講什麼？環境？新聞自由？婦女問題？最後決定，就是講我比較熟悉的三峽問題吧。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個大難題，誰也啃不動。我來講吧。
十月五日演講定下來後，我就通知了警察。從十月五日至十五日的十天內，我天天等著安全局來通知我不准發言。甚至演講的那天下午，我坐上前臺，端著茶杯準備開始演講時，還在等著警察把我帶走。
你有過最終發言被阻撓的經歷，是嗎？
這十六年來，我試圖公開發言的多次努力，都失敗了。一九九五年，我準備開一個三峽移民的報告會，想把三峽移民的真實情況反映給中央。因為移民可能是三峽工程中最嚴重的問題。但是，每當我訂下一個會議廳時，第二天，那家會議廳總會打電話給我：「對不起，我們的會議廳另有安排。」第三次，我乾脆用街頭的公用電話訂了香格里拉大飯店。這一次安全局不知道會議將於哪裡召開，但是，會議邀請的發言者和聽眾來電話了：「對不起，我們的支部書記告訴我，我不能去開會。」
再一次與朋友通電話時，我突然對著話筒說：「安全部門的人，你把錄音機準備好了，我有話要說。如果你要公布和使用你的竊聽結果，那麼，你首先應該立案。要立案，首先要認為我已危害了國家安全。沒立案就使用你的竊聽結果，你已經違反了刑法，我要告你！」
十六年了，一個寫文章的人，可是讀者聽不到她的一點聲音，這是真正的悲劇。六四之後，我被關了十個月，出來後，拿著在監禁期間寫的東西，不知道要不要發在海外。丈夫和孩子都不同意我發表，說「你別鬧了！」可朋友說，戴晴，你的聲音就是你的生命，你要發出聲音！如果不發出聲音，會使自己窒息。
思想獨立依然故我
六四之後，很多人的作品解禁了，但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就盯上我不放了？其實我的文章很平實，我不過是一個記者，一個思想獨立的作家。我不過是把自己看到的寫出來，為什麼沒完沒了地封鎖我？有我名字的網頁都打不開。當然，我也可以換個名字，寫寫風花雪月，掙點稿費，但我不想這麼做。
這次能夠公開演講，是否意味著上頭要對你解禁？
我公開做了講座，你可以想像我有多激動。因為我並不是偷偷摸摸的，我告訴了一直負責我的警察，我在哪兒講，講什麼。我不因為他是警察就對他隱瞞。我們開車去三味書屋時，一直認為後面有車跟蹤。直到要開講了，也沒人攔我。我的確很高興。我猜測，也許有兩個原因：第一，這是否意味著胡錦濤是較開明的？第二，三峽工程，從朱鎔基到溫家寶，做了許多工作來減少它帶來的損失。但利益集團太強大了，是否中央需要民間的聲音來討論一下？
但我是個「悲觀的行動者」，我隨時在準備他們後退。讓我說話，這個進步非常脆弱，也許進一步，退兩步。
可能有人會想，戴晴獲准公開發言，是不是因為你做出了妥協？
我今天和十六年前一樣，想說什麼就說什麼。一位美國朋友說我，戴晴是唯一一個我所見過的大陸人，以前做什麼，現在還做什麼；以前怎麼說，現在還是怎麼說。我可以和監視我的警察交朋友，那僅限於表達我的友好，僅限於我從不騙他們，說話算話。但我的思想從來不妥協。我作為獨立發言人，就是要把我看到的想到的說出來。薩依德說過，什麼是知識份子？就是對權力說出真話。我今天講三峽問題，跟十六年前講的一樣。
你當年去了美國，明知自己的聲音在中國會被封殺，為什麼一定要回到中國？
當初我要在美國申請綠卡很容易的，但我為什麼一定要選擇生活在中國？因為我已經選擇了這個職業，我是用中文寫作的作家，我一定要生活在讀者中。
專制要靠內部來瓦解，所以，不生活在中國，跑到國外去喊反共有什麼用？這就像太陽和風比賽誰能讓人把大衣脫下來那個寓言。美國人就像風一樣，不斷罵中國，就像風要把人的大衣吹下來，但越吹大衣裹得越緊，不管用。太陽一出來，大衣脫下來了。中國自己的問題還要自己解決。在中國，我們可以通過司法上訴，可以通過召開一次會議，通過一點點的努力來瓦解專制。這些事情要靠大家來做。
我是一個悲觀的積極行動者，我知道要瓦解專制太不容易，但需要我們一絲一毫來改變。我的今天和昨天一樣，如果有題目寫，一定會寫，如果發表不了，就不發。如果是真知灼見，不怕過時。如果不讓我寫，那我可以做別的事，我支持環保行不行？我辦個英語培訓班行不行？我天天在準備著他們停了我的英語培訓班。只要他們還沒下令，我就一定要走到最好的那一步。
我當時能從美國回到中國，並不是因為我有特殊的家族背景，而是因為我一點點地堅持，一步步地闖。我有公民的權利，就要一點點地爭取。這就是我的民主理念。大家都要堅持自己的公民權利，集權才能瓦解。■
(亞洲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