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存在著兩個世界：一個是天堂，一個是地獄。聯合國開發計畫署於今年9月８日在北京發布的《2005年人類發展報告》指出，中國在一些領域取得了歷史上人類發展方面最快的進步，2005年中國人類發展指數名列第85位，比1990年排名上升了20位。但報告同時指出，中國的社會發展落後於經濟發展，「進步卻沒有使貧困人口受益」。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的發展不僅沒有使貧困人口受益，而且是以犧牲貧困人口的生存權和發展權為代價的。
天堂的一角－－上海頂級私人物品展
10月18日至21日，世界頂級私人物品展在上海國際會議中心隆重舉行，彙集了全球最奢侈、最昂貴的展品，其中包括：世界上最貴的跑車、豪華遊艇、高檔傢俱、頂級家電、名牌時裝、鑽石手錶、高爾夫球會等等。展覽的火爆程度令人驚嘆，3天該展會接待了逾7000位富豪，成交額達2億。按照慣例，這個展覽每年四、五月間在摩納哥蒙特卡洛舉辦。今天，這個有著 「世界之最」稱號的全球奢侈品展覽將目光投向了中國富豪。中國還是一個很窮的國家，為什麼展覽在上海舉辦？《經濟參考報》記者採訪了上海博派展覽有限公司總經理盛磊。盛磊說：「2004年8月我們在奢侈品製造商中間作了一項調查，在香港、迪拜、莫斯科、上海這幾個城市中間，上海贏得了最高票。所以我們選中上海，也可以說是上海吸引了最多奢侈品製造商們的目光」。據悉，7000 位富豪九成以上來自中國內地，一成左右來自港澳臺地區。這些富豪的來源主要有四個渠道：一是外資銀行的高端客戶，二是頂級跑車的車主，三是各地高爾夫球會的會員，四是私人俱樂部的會員。據主辦方透露，至少邀請了200多位非常有購買力的買家，他們中的大部分是內地房地產企業的老闆和珠寶商，在深圳、太原、無錫等城市，富豪們甚至還組團前來購買頂級奢侈品。大部分前來參觀展會的中國富豪都出手闊綽，光是名車的成交額就達5000至6000萬元，其中標價最貴的是120萬美元的 Saleen跑車，很快就覓得了買主。一位內地富豪買下售價1200 萬元的整套紅木傢俱，他剛剛購買了上海的頂級豪宅－－－檀宮，正愁買不到相匹配的傢俱。據介紹，前來購買的富豪目標性很強，不少人看好了「獵物」，就立即拍板，整個購買流程不超過一小時。很多買家說計畫1000萬元左右的物品，售價多在預算內。此情此景，令不少外國參展商不由自主地慨嘆：「沒想到中國富豪那麼慷慨！」
根據高盛2005年最新發布的統計報告，2004年中國頂級時尚品牌的消費額已佔到全球的12％，2005年會更上一層樓。目前，在中國擁有超過100萬美元金融資產的富裕人士，已經達到了23.6萬。「中國一個強大的財富階層的崛起，是尊榮的生活方式得以風行的最堅實的基礎」，央視國際如是說。世界著名奢侈品生產商 Prada集團首席執行官兼主席Patrizio Bertelli先生預計，中國消費者在頂級消費品上的花費至2010年會高達 5000億元人民幣。而另一家著名奢侈品生產商認為，中國的頂級消費品市場發展，會在5到10年內趕超日本。預計，明年10月的上海頂級私人物品展規模將擴大一倍左右，展會面積擴大至一萬平方米。
一日三餐的「天問」
在逛了上海頂級私人物品展後，我們再來聽聽一位來自貧困山區的19歲女孩的聲音。這個女孩說，她長到這麼大，還沒有吃過肉。還有貧困地區的孩子驚問「一天為什麼要吃三頓飯？」因為他們自小就是一天只吃一兩頓飯的，所以發出了這個「一日三餐」的「天問」。 10月19日發表的《中國的民主建設白皮書》宣稱，從1979年到2004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由2.5億人減少到2610萬人。這樣的統計是十分不科學的。用聯合國界定的每人每天收入在1美元以下的標準看，中國目前還有1.5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佔世界貧困人口的12%，居世界第二位。世界銀行行長沃爾夫威茨日前向新聞界發表了他的「中國之行」考察感受，他說中國在減免貧困方面有一些成績，但地區與地區之間、城市與農村之間差距仍然十分巨大。
中國現在哪些人最窮最苦呢？ 首先是農民。農民分三部分人，第一部分是在家耕種的農民，第二部分是進城打工的農民工，第三部分是到工礦企業做工的農民工，主要是礦工。
在家務農的農民以種地為主，但國家對農業投入太少，加上耕地縮減，土壤退化，雖終年辛苦勞作，最多只能養家餬口。我們經常在電視上看到所謂種糧大戶和專業戶現身說法，但這只是宣傳。實際上，種糧大戶要投入很多，而且非常辛苦，一年下來如果能賺兩三萬元，那是相當不錯了，如果遇上天災人禍，那就要賠本了。1993年我因從事民運被開除公職，看到報紙上有很多「特種經濟作物 」的廣告，於是就回老家和我哥哥一起種「咖啡豆」，想當個專業戶，結果報上的廣告全是虛假的，兄弟倆白辛苦了一年，還賠了一萬多元。後來我從廣播裡聽到，浙江省有 20多個縣好幾百戶農民跟我一樣上當受騙，於是我就聯絡了 108戶農民跟報社打了8年官司，但法院袒護報社，判我們敗訴。我們告到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並給江澤民上了12次書，最後還是沒有結果。跟我一起打官司的農民中，有好多是專業戶，有的還上過電視，但他們日子都不好過，後來還是放棄了當專業戶，到外地打工去了。我所經歷的是浙江，是魚米之鄉。魚米之鄉尚且如此，像黃土高原、雲貴高原和鹽鹼地地區的農民可想而知了。有個官方資料對農民的收入有這樣的統計：高收入區上海，平均年收入水平為5409.11 元；北京、浙江、廣東、江蘇、天津和福建6個省市，平均收入水平為3633.61元；中等收入區包括山東、遼寧、河北、吉林、湖北、黑龍江、江西、湖南、海南、廣西、內蒙古、河南和安徽13個省，平均收入水平為2183.08元；低收入區包括四川、山西、寧夏、重慶、新疆、青海、陝西、雲南、貴州、甘肅和西藏11個省市，平均收入水平為 1542.73元。這個統計大概包括農民外出打工的收入，如果單靠種地，是沒有的。我哥哥一家三口人，靠種地為生，間或打些零工，年收入最多不會超過5000元。按照上述數字算，他家一年應該差不多有11000元收入，但他家從來沒有到過這個水平，恐怕連想也沒有想過。
農民為了增加收入，年輕人都出去打工，可是打工掙的錢一年不過七八千左右，減去日常生活用度外，所剩無幾。民工打工沒有任何社會保障，生病住院、各種事故、車票漲價、政府亂收費，都極大的影響了農民的收入。一個健壯的農民，由於工作處於超負荷狀態，身體早早的垮了下來，到了四十歲後大部分就無法再出來打工了，回家以後依然窮困潦倒。農民在北京、上海、廣州、杭州等大城市打工，遭遇可能要好一點，如果到中、小城市打工，就很可能遇到「集中營」。新華網論壇有條資訊，講述了黑龍江、內蒙古等地的一群農民，在遼寧盤錦市遭遇「集中營」的悲慘生活。幾十里荒無人煙的蘆葦灘，30多人擠在一間狹小的屋子裡，每天割十幾個小時的蘆葦， 9個多月從來沒有吃過一頓肉，動輒挨打，答應每月700元錢，實際分文不付。工頭折磨工人，冬天叫他脫光衣服，將一桶涼水澆在在他身上，讓他在寒風然後拿竹片子抽打，讓他在地上打滾取暖。
礦工是中國最苦的一個階層。除國有煤礦外，大部分礦工都是農民工，在礦難中慘死的大多也是農民工。中國礦難創「世界之最」，據政府的數據，每生產100噸煤炭的死亡人數，中國是美國的100倍。中國生產世界煤炭的30%，但煤礦事故的死亡人數卻佔到70%。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每年死於礦難的人數都超過一萬人。去年是6027人，是最少的一年。除生命安全隨時受到威脅外，長時間的繁重的體力勞動也使礦工的健康狀況嚴重惡化。目前中國煤礦統計的塵肺病患者為60萬人，據估計中國煤礦每年新增塵肺病患者超過7萬人，他們的平均壽命不超過48歲。為了生存，大量的農民到煤礦賣命，礦井對於他們來說是個閻羅殿，是地獄，但他們又離不開。廣東當局在礦難事故的壓力下，炸封證照不全的煤礦，引發包括礦工在內的當地股民的大規模抗議示威，並導致流血事件。礦工本來是受害者，為什麼也反對炸礦呢？一位礦工說：「我們就是靠煤礦吃飯的，沒有煤礦，就等於死路一條。」明知是地獄，也只有在這裡呆著，這就是今日礦工的生存狀況。
城市失業者的窘境
上世紀80年代以前，中國城市裡有待業人員，沒有失業人員。90年代，大批國有企業虧損、倒閉，大量工人下崗。進入新世紀後，下崗工人找不到工作，成為失業者。隨著所謂的轉制，大量國有資產流入個人腰包，失業者大軍的隊伍也膨脹起來。中國到底有多少人失業？這個數字很難統計，因為官方有官方的說法，民間有民間的說法，而且差距甚大。中國政府每年都要發表《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的白皮書，去年和今年發表的白皮書都只提到了每年解決了多少人就業，而沒有提到多少人失業。7月20日，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新聞發言人胡曉義說，今年上半年，中國累計實現城鎮新增就業595萬人；6月底，全國城鎮登記失業人數834萬人，登記失業率4.2%，與去年底持平。按照這個說法，中國目前失業的人數隻有239萬，這顯然是不可信的，恐怕東北一個省的失業人數就要超過這個數字。有兩個半官方半民間的說法應該是比較可的。其一是《財經》雜誌2002年9月13日採訪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分管就業與培訓工作的副部長張小建後發表的《失業之憂》的報導。該報導說，到當年 6月底，中國國有企業累計下崗職工已經達到2611萬人。其二是今年5月全國青聯及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所作的聯合調查報告---《中國首次青年就業狀況調查報告》。本次調查顯示，15歲至29歲的中國青年總體失業率9%，高於中國目前6.1%左右的社會平均失業率（《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白皮書的統計為4.2%），即29歲以下青年11人中有1人失業，且失業一年以上的長期失業者佔72%。中國有多少15歲至29 歲的青年，失業者有多少，按比例算一下，結果就不難知道。《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白皮書說政府每年幫助很多城鎮失業人員解決就業，如2003年有859萬人，2004年有980 萬人。但我所瞭解到的事實並非如。如杭州朩材廠工人王富華，2000年1月下崗至今沒有工作。他有兄妹五人，全部失業。曾經和我一起在翠苑夜市擺攤的潘愛蘭，今年66歲，一直來靠擺小攤為生，兒子今年38歲，長期失業，因窮娶不起親，和父母住在一起。女兒、女婿雙失業，女兒也經常來住。本來一家人靠潘愛蘭的小攤和老伴的微薄退休金為生，但6月份杭州市政府強行拆除了翠苑夜市，一家人只能靠那點退休金為生了。我本人也是這樣。1993年被開除公職後，12年來從來沒有哪級政府來幫我解決就業。
寒風凜冽中躺在地上的流浪者
在城市中，最不幸的要數流浪乞討者了。2003年孫志剛事件發生後，中國政府取消了收容遣送站，代之以「救助站」，但換湯不換藥。不同的是，救助站還被用來遣送上訪人員，如我的一個老鄉金小法就被送過救助站。為了不讓流浪乞討者進入城裡，一些地方派人在城市入口處設障阻攔，還在電視上宣傳說這些人如何地好吃賴做，叫市民不要同情他們。不排除有極少年輕力壯的人用這種逃避勞動的方式來混日子，但絕大部人是出於無奈，特別是老人和小孩。在翠苑夜市，幾乎每天晚上都有人在那裡乞討。他們有的坐在地上，面前擺個破碗，一聲不吭，任給不給。有的拿著破碗挨攤討，這樣雖然能討得多一點，但經常要挨罵。一個晚上能討到5元是最好的，有的可能一元也討不到。這樣的「不勞動」，比勞動更辛苦。讓我感觸最深的是2004年元旦，一個滿頭白髮的老婦人躺在一家叫「紅蜻蜓」的鞋店門口，身邊放著一隻破碗，無聲乞討。這個老人至少有75歲以上，已經夠讓人同情了，但她還要躺在地上，凍得瑟瑟發抖，目的是叫人更加同情她。有個好心人給她10元錢，扶她起來，叫她好回去了。但那個人走後，她又躺下去了---一個耄耋老人，竟然用這種摧殘自己的方式來掙幾個活命錢，這真是中華民族的悲哀。當天晚上，我給杭州的《都市快報》寫了封信，要他們轉告市政府，幫幫這位老人。三天後，這位老婦人不見了，不知是被杭州市政府接走了呢，還是被遣送到「救助站」了，我不得而知。
當年梁漱冥曾對毛澤東說，工人在九天之上，農民在九地之下。其實，梁漱冥這話只有一半對，因為在九天之上的不是工人，而是以「工人階級」名義竊取神器，喝著人血的共產黨官僚集團。所以我說，富人在天堂之上，窮人在地獄之下。我說的富人，當然包括每年拿著十幾萬、幾十萬乃至上百萬「灰色收入」，還要貪污受賄的共產黨官僚集團；我說的窮人，當然也包括曾經被共產黨強姦過的工人階級。
轉載：《人與人權》雜誌 12月號 www.trnyurenquan.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