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之痛引起的不是怨天尤人的思緒，而是深自懊悔的傷識。1968年致友人書中，我曾作如下表示：回顧過往，深感自己幼稚，幼稚，幼稚。是的！我如祥林嫂，「只知下雪時狼在山裡沒食吃會到村裡來，不想春天也會有」──這種認識本身就是幼稚！我不瞭解延安如何整風、王實味為何被害，對這些懵懂無知，當然就是幼稚！我不瞭解權力頂層神威的確立過程，不瞭解這個尊神的威力所在，不瞭解整個權力體系的運作機制，不瞭解社會層面對造神的支持，不瞭解這一切必然幼稚。唯其幼稚，才身陷羅網而不悟，隨波起伏而不醒。所以，對1957跌入陷阱，我只有自責，直到今天依然如是。這正是我心靈深處隱隱發痛之淵源。
我相信天賦人權說。這信念非來自書本，而是先驗靈感。基於自己生活經歷寫就的《羈鳥之歌》發表在1946年詩人聞捷主編的《道報》副刊，其中的「不自由毋寧死」指明了我以後必然的坎坷命運。我的日記被學校搜查過，1947年「五二0」大逮捕時我被國民黨禁閉過。我是個初中學生，日記中又查無實據，只得將我釋放。但由此把我推向對方，我參加過「民主青年同盟」，成為追隨共產黨的一員。我努力為新政權效力。可是，不可避免的衝突發生了：我的信件被行政領導拆看，並要求不得隨意投稿。對自由的侵犯讓我極大惱怒，加上工作中其他問題，我和另一團員一紙告到上級華北局劉瀾濤處，他的秘書接見了我們。不久，單位領導被撤換。我應該高興，但渾然不覺的是，告狀本身觸犯了權力關係的潛規則，引禍上身也就由此開始。
反胡風時，我成了運動對象。從我的歷史和現實找不出與「反革命」聯繫的任何線索，怎麼把我當作肅反對象？我想不通！這就是我的幼稚之處。如果我知道延安審干何以搞出那麼多特務，結果都是假的，我還會想到自己不該是肅反對象麼？觸犯潛規則的賬尚未清算，我能夠逃脫肅反這一關嗎？他們終於攤牌：把我作為寬大處理典型在大會上宣布，「罪行」只有一條：反領導，反組織！（「反黨」、「反共」的含蓄稱呼）我還是不明白：向上反映意見是我的自由，而他們卻視為反領導的反動。自由與專制就是如此分明對立。寬嚴大會的宣布給我以強大精神壓力，我的直覺是：當眾受到莫大侮辱，這是對自由的踐踏，對自尊的蹂躪。我只感到在人前難以抬頭，成了一個侏儒，一個賤民！共產黨是很講伸縮的：單位通過評工作先迸給若干肅反對象一筆獎金，領導出面與我談「黨同你是頭腦與手臂的關係呀」。但是，這個單位的黨組織不會為肅反結果沒有查出一件反革命事實承擔責任，更不會有絲毫歉疚心理，他們把任意剝奪人的自由的野蠻行徑視同應有的特權，整個的黨都是這種狀態。毛說，肅反成績是主要的。而根據官方數據，朱正先生算出，肅錯者佔94％，肅對者只佔6％。這6％膨脹為肅反的「主要」方面，94％縮小為「次要」方面。這就是毛的邏輯。更有甚者，我們單位一個肅反對象在鬥爭會上被毆打時進行招架，竟作為「抗拒」表現被公安抓走，然而查不出任何構成反革命的證據，只得放回繼續從事原工作。不僅沒有向他表示歉意，連一句安慰的話也沒有，相反，還召開團支部大會要給他以團內處分。在我和另一團員堅決反對下，處分決定未能表決，草草收場。把支部大會攪散這件事說明，在肅反問題上明辨是非的噴發已是不可避免了。
毛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國務會上講話引起知識界極大轟動。傅雷聽後讚揚毛「胸襟寬大，思想自由」，「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匯貫通了」，「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毛鼓動「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鼓動群眾向官僚「打石頭，打鋤頭」，鼓動群眾上街，「來他幾十萬也不怕」。我聽了傳達，既沒有「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感受，也沒有為毛的自由主義所鼓舞，更沒有因人民大學林希翎為胡風喊冤而激動，羅隆基建議成立「平反委員會」的報導甚至沒有引起我注意。我之所以與事態保持一定距離，是由於那張無形的「寬大處理」的黑網仍罩在身上，我像一個「另冊者」遠離人群。
過去經常唱：「你是燈塔…，你是舵手…，年青的中國共產黨，你就是核心，你就是力量…」學生時代曾經有過的奔放熱情，此時已經不再。我每每陷入沉思。鐵托指出個人崇拜現象源於蘇維埃制度的消息告訴我共產黨的領袖可以有異議。各國共產黨對斯大林問題發表的聲明告訴我世界共運正經歷巨變。但我對毛開門整風，徵求黨外批評卻抱遲疑態度。提意見者，忠而獲咎，是我的切身經歷。我按照中共關於群眾自願參加黨內整風的規定，拒絕與會。但所謂「自願」是假的，拒絕參加是不行的。拒絕就是不與黨一致，不服從統一，在專制規則中是不允許的。領導以個別談話方式動員，終於只能同意。
我寫了一張大字報稿，提出一個上聯：「領導者領導整風整領導」，徵求下聯。這其實是我的疑慮：發動群眾整自己，行嗎？公開提出這個問題，可以說我對運動持有觀望、猶豫態度，或者理解為對運動具有諷刺意味。這對習慣於按人民日報社論方式思維的人就會感到異樣。此時，領導已將人員按左中右次序排隊，對左派已經打過招呼，要他們注意「階級鬥爭動向」。所以，我的大字報稿馬上迎來「左派」反擊：回了我一句下聯：「摸魚人摸魚渾水來摸魚」，說是「下聯第四、五兩字，著實文理不通」，「貽笑大方之家，獻醜獻醜，嗚呼哀哉」。我尚未參與整風，一句話沒說，怎麼就成了「摸魚人」？水尚未下就判我是「渾水摸魚」者，有什麼根據？這說明，「左派」緊盯著我，我想躲過這場風暴是不可能的。
我終於在座談會上爆發了。關鍵處只有幾句：「我認為，肅反運動好得很，也糟得很。好得很是肅清了反革命，糟得很是傷了自己人。」我又說：「斯大林分子，我國有，我們單位也有！」他們終於得到了所要網羅的鯊魚。速記是非常詳細的，而且讓你閱後簽字，一切都是有備而來。毛曾說，「陽謀」不向基層佈置，「讓他們混戰一場，各人自己打主意」。我們單位的幾個領導是經過延安整風的，其中的「左派」懂得網羅王實味的經驗，所以能夠與「陽謀」配合默契。我在記錄上簽字認可。我的目的是切盼執政黨糾正極左，因此在另一次會上曾激動地推薦列寧的《論左派幼稚病》。但，我的確是太幼稚了。這類問題是我這樣的草民能夠糾正的嗎？整個一場從斯大林傳承下來的共產主義狂飈，個人有什麼能力抗擊呢？
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朝我而來：什麼是斯大林分子？誰是斯大林分子？為什麼發出這種反共論調？「左派」知道，在肅反問題上很難同我的發言較量，於是抓住「斯大林分子」問題興師問罪，因為這個論斷同中共基調不同。這時，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發表，一場反撲已經襲來。我知道，我處於劣勢。對「左派」質問，我通過大字報回答如下：「斯大林對於革命，對於工人階級是有偉大貢獻的。斯大林在領導蘇共粉碎托洛茨基分子、堅持一國建成社會主義鬥爭中，在其他鬥爭中，都有不可磨滅的功績。斯大林是一個大理論家、大組織家，這在蘇共決議和我國人民日報的兩篇專論中，都有詳細論述，我完全擁護。但是，斯大林也犯有錯誤，這點在上述決議和文章中也曾指出。我完全同意人民日報專論的看法──斯大林的錯誤同他的成績比較起來，只居於第二位的地位。」「斯大林的錯誤，包括肅反的擴大化。在肅清反革命的同時，把一些同志和朋友也涉及到了。我自己知道這些情況後，感到很驚訝。我的思想有所震動：沒想到蘇聯會發生這樣的事。」「我們單位肅反運動展開以後，一些人遭到了鬥爭。從接觸的情況來看，我覺得懷疑是必要的。任何對革命抱有責任感的同志，都不能不贊成這點。但是，我感到，做法粗暴了些。為什麼呢？有的反革命分子的確是從審查他的平日言行、歷史、社會關係開始，在鬥爭會上擠出來的，但是也有的鬥爭了一些時候，最後證明他不是反革命分子。當然，這對被斗者也是有好處的，對革命事業也是有好處的。但這樣就容易傷害被斗者的感情，是不是採取更多的方法審查比較好呢？整風以來，我從報刊上看到其他地方肅反的善後問題也有未及時處理的，我想，可能也存在上述情況。」「我曾把這種情況和斯大林的錯誤聯繫起來。我主觀地認為，肅反運動大概也受了斯大林那種錯誤的影響。但我沒有什麼根據。我想：既然有人認為其他國家內存在著所謂『斯大林分子』，那麼，中國是否有呢？我曾推測有。理由就是在肅反問題上有缺點和錯誤。」「我這樣推測時，並沒有把『斯大林分子』誤作是一無是處的人，不可救藥的人，像某些報刊曾經宣揚的那樣。斯大林是功多於過的人，我曾以為，所謂『斯大林分子』也是這樣的人。」「在座談會上，我談到了肅反問題，因而就把這種推測也脫口而出。但是，既然這是一種沒有根據的亂推測，實際上只能製造混亂，不利團結，因而是完全錯誤的。我表示願意檢討這種錯誤。事實上，我也指不出誰是所謂『斯大林分子』，誰不是。」「左派」會感到這不是由衷之言。是的！我對質問的回答不過是退身之策。但他們在渾水中已經摸到你這條鯊魚，辯解與不辯解都是一樣的結局。
我想到，王實味懷著「延安可能而且必須更好一點」的信心發表一些見解，不想「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刺激了某些人，結果成為「反革命托派姦細分子」、「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反黨五人集團成員」；胡風及其友人提出文藝問題不同意見，不過是可是可非的見解，結果成為「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托洛茨基分子，反動軍官，共產黨的叛徒」。這些歷史說明，從延安到北京，對稍有異議者的蠻橫、霸道已趨極端，依靠暴力維護專制已無以復加。這就是斯大林主義的中國化。胡喬木說，毛以斯大林自況。既然如此，我不過是在一個不適當的時機公開指明這點而已。是的，我幼稚了，我承認。
我從自己的親身經歷中更具體地驗證了這種斯大林主義的強暴。他們整治異見的手法就是無中生有地強加異見者以公敵身份，判處政治極刑。在我為這個政權效力30多年後，1980年我才從決定我命運的檔案裡發現一張表格，上面清楚寫道：「參加特務訓練半年。」沒有簽名，沒有印章，但它一直存在，如影隨形。我要求單位追查肇事者，遭拒；我兩次到中央統戰部要求過問此事，遭拒；我到中央組織部要求查明責任，遭拒。唉…！我只能自嘆幼稚，怎麼就看不出這個黨如此卑鄙整人的本質呢？一個人的政治生命就是這樣掌握在執政黨的黑箱中，隨時可以致你於死地。
我領受的是右派六級分類的第二類處罰：保留公職，監督勞動，屬極右。中央機關二類右派流放到北大荒。冒著凜冽寒風，踏著沒膝深雪，到達一片樺樹林前，那裡只有一個廢棄多年、只剩人字架的窩棚，這就是「家」，一切靠雙手建設。負責監督我們的連排長是復員轉業軍人，他們一心忙碌的是快建房、快種田，不然無法過冬。至於我們想什麼、說什麼，他們沒興趣。這樣就形成自由氣氛，成為調劑生活的興奮點。江青同毛怎樣結合，文藝界有何動態，成為勞動中的自由話題。表現為監督的，印象中只有中東局勢緊張時，分場政委來講話，警告我們「老老實實」。我們同連排長的關係非常融洽。所以，新天地，新生活，我很快適應了，覺得很有意思，比在北京窮吵惡鬥、看人臉色強多了。半年多，排房建起，小麥收倉，接著是進山伐木。第一天宿營之夜，虎聲就在附近，忙點火驅之。挺拔的松樹轟然倒地，截斷打枝，聚精會神。我想，如果自由氣氛持續下去，我寧願在這裡安家立業。自由畢竟是最寶貴的需要。
1959年我被脫去右派帽子，降級使用。回到北京，正值反右傾剛過，似乎人人眉臉都形成「左」字，看著生畏。熟人見我往往低頭、閉眼，不屑一顧。這是一種壓力，讓人難於喘息，不免常憶起北大荒的相對自由氣氛。機關政治學習多，意識形態灌輸力度大，人人表態。1960年傳達關於人民公社緊急指示信，規定人民公社三級所有權以大隊為基礎，對人民公社化是一倒退，次年又傳達關於公社核算單位指示，規定以小隊為基礎，對公社化再做倒退。討論時，爭先歌頌人民公社好，農民生活有保障。其時，農村正大批餓死人。我也說了幾句，認為核算單位的規定是很重要的政策，應該家喻戶曉，人人皆知。這些話雖然沒有盲目捧場，也並不出圈。沒想到第二天小組專門開會，談著談著，我聽出是不指名對我說的，「應該加強思想改造」，「不要再犯錯誤」。大約那種特殊神經系統可以從我說的每一個字分辨出弦外之音，這種功能令人驚訝。我知道不適合在這種環境下工作了。不禁想起《羈鳥之歌》的句子：「欠著足趾，扯著嗓子，我瘋狂般地嘶喊著：放我出去呵！」
1961年中央精簡機構，大批人員下放，阿彌陀佛，我順勢逃離那塊令人窒息之處，愉快地到了鄰省農村。奇怪！那裡沒有眉臉形成「左」字的人。農民熱愛文化，他們把知識人擺在「天地君親師」中「師」的地位，連白鬍子老漢都對你恭敬有禮。農民注重人品，看你是否老誠、實在，而不問你的政治顏色。農民純樸，你跟他交心，他會傾心相報。在這種自由氣氛中，我如魚得水。一個患二尖瓣閉鎖不全症的小青年與我成了莫逆，他的家就是我的家。以後我離開那裡，常做些接濟，他去世後則接濟他父母，以此方式寄託哀思。其實，我在村裡只待了一年多，那裡卻成了我的第二故鄉，村支書同我保持聯繫10餘年。自由，原來就是這種平等的、相親的、真摯的、普通的生活方式，對嗎？
「改正」對我來說，最現實的意義是，共產黨糾正了讓我們夫妻分居18年、家庭重擔全由女方承擔的滅絕人性政策。鄧小平由於需要利用右派之才而施與「改正」。他堅持反右「完全正確」，說明毫無悔過之意。「改正」的歧視性表現為：不補發工資，沒有正式的、公開的、原範圍的道歉，反右時誣陷材料沒有燒燬，中共中央1980年6月11日文件稱：改正時「有些人是屬於可改可不改的，這次本著從寬的精神予以改正。」所謂「從寬」，沒有具體標準，也沒有從寬數量，這為以後反撲留下伏筆。所有這些都是有欠公允的、不夠光明的。「欠債是要還的，你們何時開始還這筆債呢？」
半個多世紀的時間，我一直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籠罩下而未能解脫。我把它當作圖騰崇拜。在北大荒，每月發生活費28元，後增為32元，卻自費訂了《紅旗》與《爭取持久和平 爭取人民民主》（歐洲情報局刊物）。夠痴夠呆夠傻夠愚了。1961年大飢荒，雙腿俘腫，我卻挑燈重讀《資本論》，還作筆記。如果不是痴傻呆愚能夠如此麼？是1989年大屠殺驚醒了我，是90年代蘇東垮臺喚醒了我。我獲得新的角度，重新審視列寧主要著作，才否定了倡導寡頭政治的列寧主義，重新審視馬恩主要著作，才認識了馬恩共產主義的烏托邦性質。我擺脫了馬列主義束縛，向另外的思想庫尋求精神支柱，那裡是一片嶄新天地，從中呼吸自由主義的新鮮空氣，這才取得精神的舒暢。
隨著中共歷史資料的有限曝光，我摸索到這個黨的起承轉合，它的道貌岸然的面孔才逐漸顯示為青面獠牙的猙獰。我不能再追隨它了。2003年3月17日，我向支部書記呈交只有一句話的簡訊：「我即日起退出中共。」他們找我談話，我以兩件小事予以應付：（1）通知我去機關在「反邪教聲明」上簽字，「領導說都得簽，可以派車接」，我回答道：請你明確告訴領導，我拒絕簽！（2）選舉區人民代表日下午，投票站打電話要我去投票。不久，他們抱著票箱來我家。我問：誰給你的權力來監視我？他說：沒監視呀！我問：你怎麼知道我沒投票？再說是否投票由我選擇，你有什麼權力干涉？用這兩件事委婉地表示我思考的結果，當然不會徹底地坦露胸懷。退黨事就此結束，這是我入黨以來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完全自主地行使黨員權利。跟它告別，卸下我身上的沈重負擔。
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羈絆均已掙脫，新的視野展現面前，胸中湧起層疊浪花。2003年起，我不斷把自己一得之見公諸海外，把我的呼喚播向世界。雖然微弱，但它是自由心聲。我以此方式，向當前大陸執政者索還欠債！
（2005.11.26）
（新世紀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