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和2005年，中日關係遇到了一系列挑戰＿月美日安全磋商委員會（‿+2」會議）華盛頓會議發表了將「鼓勵通過對話和平解決台海問題」列入雙方的共同戰略目標的宣言＿月，中國爆發了反對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大遊行；4月日本文部省批准了有爭議的高中歷史教科書修改＿月，日本允許私人公司在東海有爭議地區進行天然氣開發；最後，更不用提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了。
在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高級研究員、中國問題專家史文（Michael Swaine）看來，中日的僵局有大的歷史背景，也有現實的地緣政治的原因。
「冷戰結束十多年後，中日的戰略平衡發生很大的改變。在1990年代，中國經濟起飛，日本低迷。中日距離縮小，日本對中國的重要性減低，中國集中精力搞好和美國的關係，沒有下什麼功夫緩解日本對中國的發展的擔憂。」史文告訴《華盛頓觀察》週刊說，「另外，日本國內政治格局也發生變化。
1990年以來，日本擁護和平憲法的勢力減小。選舉制度的改革，擴大了首相的權力，尤其是2001年後，首相在決定國家安全政策問題上的權力大大增加。日本國內意識開始右傾，因此一些右派利用日益上升的民主主義，登上政治舞臺。在議會中，新一代政治精英更願意持和中國對立的立場。在過去20年中，只有三位首相參拜過靖國神社，而且每人只去了一次。但小泉每次都去。
日本應該成為「正常國家」嗎
日本修憲、日益強硬的外交立場，以及將日本自衛隊升格為自衛軍的努力，是否標誌著日本在成為正常國家後，外交政策將發生根本變化呢？
中國現代國關係研究院日本問題研究所所長、布魯金斯學會訪問學者楊伯江認為，這要分長期和中近期來看。戰後日本致力於經濟，最終佔據了世界第二的位子，繼而要提升其政治地位，這是一個「經濟能量的政治化』」的過程。
「日本的變化首先在其國內，選民的政治心理變了、社會思潮也有很大變化、政治結構也在變。從這點看，日本的變化是大勢所趨。」楊伯江在接受《華盛頓觀察》採訪時說，「但是小泉的戲演得有點『過 』，也因為『過』而演『砸』了。他搞『修正主義』過於急切、缺乏整體戰略，以至於在他的任內，強化日美同盟、提升日本政治地位與正確認識歷史、搞好亞洲外交變成了水火不容、相互排斥的關係。結果是日本自己陷入戰略被動。從這一角度看，後任的日本領導人有可能吸取教訓、改弦易轍，否則最終吃虧的是日本自身的國家利益。
然而從美國的日裔學者看來日本成為正常國家是正常而應當的民族訴求。
「我認為日本成為正常國家，修改憲法，將自衛隊改成自衛軍，並不表示日本在外交政策有根本變化。即使修改憲法，日本仍然會是熱愛和平的國家，除了嚴格的自衛的目的，不會對別的國家使用武力。換言之，同美國、中國、俄羅斯、印度、英國和法國這樣的大國相比，日本在使用武力的問題上，會高度、格外的受節制。」 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學院的日裔教授邁克•望月（Mike Mochizuki）對《華盛頓觀察》週刊說。
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訪問學者，日本國際關係研究所的研究員中山俊宏則指出，日本因為仿990年早期開始的經濟停滯、人口老化等原因，日本人信心普遍下降。
「參拜靖國神社、修憲、自衛軍升格體現了日本氛圍上的變化。日本需要建立一種健康的民族主義。」中山說，「不健康的、建立在對別的國家的負面看法之上的民主主義往往會失控。在日本重建民族身份的過程中，需要鄰國的支持〿現在日本人覺得自己很容易脆弱（vulnerable＿而不是更富有進攻性（aggressive）。
史汀生中心研究員辰己由紀也對日本自衛隊轉為自衛軍表示理解。
「讓自衛隊升格為自衛軍並不表明日本會放棄憲法第九條規定的不用武力解決與外國爭端的精神。自信心滿滿（assertive）並不以意味著日本會在軍事上開始有挑釁性，」辰己在接受《華盛頓觀察》週刊時說。
美國的立場
「美國應該積極幫助（中日）雙方爭執降溫，公開表示日中爭端對美國的利益產生負面影響。」史文對《華盛頓觀察》週刊說，「美國應該明確地闡述中日合作對美國至關重要。比如六方會談美國需要中日兩方；中日關係的惡化會削弱亞洲經濟和金融的穩定，影響美日及美中經濟關係。另外，如果兩國國內極端民族主義勢力繼續擴大，美國更難與兩國保持（正常）關係。更不用說，美國可能被捲入同中國的對抗甚至衝突，尤其是釣魚島在日美安保條約範圍之內。
史文認為美國在區域及全球安全問題上因為鼓勵日本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加上對中國的地區影響力和軍事力量的增長沒有很好地回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中日關係的惡化。他建議中美日建立對話機構，在安全、能源、歷史問題上進行協商，指出美國可以作為美國中間人，讓中日雙方在教科書、參拜靖國神社、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上作出讓步。
但米德偉認為美國在為改善中日關係問題上能作的事有限。「美國在中日之間斡旋的餘地不大，美國不想夾在中日之間，那會給外界一個負面印象。
史文也同意美國扮演中日之間的斡旋者的角色有一定的危險，一是可能會讓日本重新評價美國在二戰期前及期間的對日政策，及用原子彈和燃燒彈轟炸東京的問題；二是可能會引起日本對美國不滿甚而報復，因為作為美國的盟國，日本可能會期望美國優待日本。
中日的問題還是要自己解決。
「因為國內政治的考量，中日兩國在敏感的歷史、教科書，及臺灣問題上持強硬立場，雙方妥協的空間很小。但雙方政府的重點是國內經濟改革，而不是區域擴張，因此雙方沒有對著干的意願。另外，雙方都想維持互利的經濟關係。」史文說。
楊伯江也認為很多最基本的因素決定中日關係的「上下線」。
「如果說中日關係好不到哪裡去的話，同樣，也壞不到哪裡去，」楊伯江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