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義大利首都羅馬旅遊的中國人不少，但是到過鮮花廣場的中國遊客不多。說是鮮花廣場，其實只是一個菜市場，因為那裡賣蔬菜也帶著賣花，所以叫它鮮花廣場也未嘗不可。1600年2月17日，天文學家布魯諾就是在這裡被羅馬教廷燒死。1592年，羅馬教廷施展狡詐的陰謀詭計，收買了布魯諾的朋友，將其誘騙回國，並立即逮捕了他。八年的監禁，羅馬宗教裁判所使盡了種種手段，威脅利誘，嚴刑毒打，想讓布魯諾屈服。但布魯諾是「半步也不退讓」。就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布魯諾仍然大義凜然地面對宗教裁判所的人說：「你們宣讀判決時的恐懼心理，比我走向火堆還要大得多。」
羅馬教廷為什麼要在菜市場燒死布魯諾？那是給老百姓看的，給到菜市場來買賣蔬菜的老百姓看的。1889年，人們在布魯諾被燒死的廣場上豎立起了一個簡樸的紀念碑，刻上布魯諾受審、受刑和被燒死的場面，紀念這位為科學獻身的好漢。
按照中國特色，布魯諾不算好漢。什麼是好漢？中國人說「好漢不吃眼前虧」。在羅馬宗教裁判所裡，布魯諾應該公開認錯，表示放棄哥白尼的日心說，而贊同托勒密的地心說，根本就不應該和權力強大的羅馬教廷對著幹。所以在中國，謊言有「善意的謊言」和「惡意的謊言」之分。比如，鄧小平曾說過︰「永不翻案」，人們把這句話歸之為「善意的謊言」，更有人把它拔高為謀略、韜晦。
高智晟律師為法輪功問題，幾次給中國領導上書。為此，他接到了國內很多電話，都說他不該寫這樣的信，因為這法輪功問題是高壓線，是非常危險的。高智晟律師也知道這不是一件誰都想幹、誰都敢干、誰都願意幹的事。但他並不畏懼。他知道此事的後果是什麼，所以他公開表示，不怕監禁，不會逃避到國外去，而是要持續發聲，決不沉默。他要「喚起民族覺醒，不枉來人世一遭」。從這點上來說，高智晟律師和布魯諾一樣，對邪惡勢力，「半步也不退讓」。
「生死在上海」一書的作者說，毛澤東為什麼三番五次地整知識份子，就是要打斷知識份子的脊樑骨，讓他們夾著尾巴做人。
夾著尾巴是不能做人的，夾著尾巴只能做狗。
有朋友告訴我說，為什麼在中國抓法輪功學員特別容易，因為人員扣住行人問︰您是不是法輪功學員？他們會回答︰「我是法輪功學員！」「610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一抓一個准。
聽到這個消息，我很震驚。那些最普通的中國百姓對中國特色的「好漢不吃眼前虧」來了一個徹底否定，而中國的知識份子還在那裡孜孜不倦地為「善意的謊言」尋找理論依據。是詢問路人的「610辦公室」的人恐懼，還是回答者膽怯？是行刑的劊子手恐懼，還是走向火堆的布魯諾膽怯？不恐懼、不膽怯的，才是好漢。
二、科學和「邪教」
羅馬教廷宣判布魯諾有罪，因為他信仰和宣傳「邪教」。高智晟律師為「邪教」上訴，為「邪教」尋找公道，所以政府當局先是停止、後是吊銷高智晟律師事務所的執照。從五四運動以來，科學在中國成為了一個香餑餑，但是它在中國不是主語，而只是作修飾用的形容詞或副詞，比如科學的春天、科學發展觀、科學調度、科學執政……許多人以為科學的反面就是「邪教」，「邪教」的反面就是科學。其實不然，布魯諾信仰的「邪教」就是科學，布魯諾反對的地心說也是科學。誰說托勒密不是偉大的天文學家？誰說哥白尼不是偉大的天文學家？誰又能說地心說理論不是科學？誰又能說地日說理論不是科學？唯物論是科學，唯心論也是科學。兩個截然不同的理論，不構成所謂科學和「邪教」的對立。
關於地球上的氣候變化，現在有兩種完全不同的理論，一群科學家認為，地球上的氣候在變暖，他們佔多數；另一群科學家認為，地球上的氣候在變冷，他們佔少數。誰是科學？誰是「邪教」？其實，兩種理論都是科學，都不是「邪教」。
那麼科學的反面是什麼？很簡單，科學的反面是非科學。比如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就是非科學，這是因為不少參加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撰寫的專家，同時也是審查鑑定可行性報告的專家，而且還是驗收可行性報告的人。這樣的可行性論證報告不可能是科學，但它也不是邪教。
中國有個反邪教協會，裡面有不少科學院院士、工程院院士。他們認為，搞科學的，就要反邪教，不反邪教，就不是搞科學。我想，這些院士們缺乏對科學的起碼認識。王軍在「城記」一書中寫道，1955年10月何祚庥在「學習」雜誌上發表文章，討論「自然科學中有沒有階級性」的問題，引起當時中宣部理論處副處長於光遠的注意，並招至其門下培養。何祚庥的第二篇重要文章，就是批判建築師梁思誠的「資本主義唯心主義」，支持毛澤東拆北京城牆的主張，當然何祚庥說，拆北京城牆是為瞭解決交通問題。同時何祚庥還建議，為了北京的交通，要拆除紫禁城。可見，何祚庥在入門的時候，就沒有入科學的門，而只是入了階級鬥爭的門。
有人說何祚庥院士學問大了。筆者知道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何祚庥院士，曾向中央政府提出過一個重要議案，就是要調雅魯藏布江的水，接濟長江，接濟黃河，接濟北京、天津、華北，並引水新建、青海、甘肅、內蒙古，實現南水北調大西線計畫。何祚庥院士在作此提案時，肯定沒有作過仔細深入的調查。因為他認為有多餘水資源的地區，雖然是在中國版圖之內，但是在印度的實際控制區內。在中國的地圖上，那裡是無人居民的地區，但事實上那裡人口頗為稠密，只是他們都是印度人，沒有在中國登記戶口。實現南水北調大西線的後果，不是何祚庥院士所說的「再造一個中國」的輝煌，而是中印兩國之間的核戰爭！反邪教也是何祚庥院士的建議，反邪教協會裡還有張光斗、潘家錚等院士。這些院士們已經構成一個利益集團。反邪教，張光斗、潘家錚等支持何祚庥，建巨型大壩，何祚庥支持張光斗、潘家錚等，互相支援。
三、和諧社會和「真善忍」
高智晟律師為法輪功學員上訴，為維權的公民申述，目的是什麼？是為了社會的公正和正義，可以說是為了建設一個和諧的社會。因為和諧的社會，必然是一個公正和正義的社會。
胡錦濤提出要建立和諧社會的觀點，但是他沒有提出一個和諧社會的指標體系。我想，一個和諧的社會，必然是一個充滿「真善忍」的社會。過去有「五講四美」，講到了「真善美」，和「真善忍」只有一字之差，就是忍。記得中國豫劇大師常香玉在臨死之前給子女的遺書中，寫下了三個「忍」字。忍，就是用心去對一把刀。忍，就是用非暴力的手段去對付暴力的強制，來維護人類的基本權力。人之初，性本善。羅馬教皇保羅二世在布魯諾遇難400年後，為受羅馬教廷迫害的「邪教」正名，並向世人表示道歉，其善莫大，受到全世界的尊敬。這是善良戰勝邪惡。胡耀邦總書記為反右、文革以及歷次運動中受到迫害的千萬人翻案，這也是善舉，受到中國人的尊敬。這也是善良戰勝邪惡。
其實，歷史給了胡錦濤、溫家寶等中國領導人一個最好的機會，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就是利用高智晟律師的公開信，走出為六四事件正名，為法輪功平反的第一步。這是善良戰勝邪惡的一次極好機會，也是胡錦濤、溫家寶獲得中國人民認同的極好機會。鄧小平利用「中越自衛反擊戰」確立了「第二代領導」地位；江澤民利用「1998年長江洪水」調集指揮了30萬大軍，登上了「第三代領導核心」。高智晟律師用公開信的形式，向胡錦濤指出了這個機會，而且這個機會是代價遠比「中越自衛反擊戰」或是八九抗洪小。如果胡錦濤是「高者」，只要讓行政管理部門重新審查停止和取消高智晟律師事務所的決定是否合理。下面的事情，就是高智晟律師為其委託人所要走的法律程序。讓法院來審理法輪功案，讓法院來審理維權案，讓法院來審理六四案。只要法院受理此案件，「610辦公室」就必須停止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直到法院做出判決。在這期間，胡錦濤、溫家寶有足夠的時間，來完成這一使命，如果他們真心願意建立一個和諧社會的話。
四、為什麼說高智晟是好漢？
說高智晟律師是好漢，理由很簡單，因為他敢於說真話，敢於說他想說的話，敢於干他想幹的事，活得如龍似虎，生氣勃勃。高智晟律師說真話的基礎，是他親自對案件深入的調查。高智晟律師在信中列舉的「610辦公室」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讓人們自然會想起羅馬宗教裁判所的所作所為，只是現在的迫害更加有「高科技」的成分罷了。胡錦濤對法輪功學員的瞭解，多出於匯報材料。與江澤民相比，胡錦濤、溫家寶親民的舉動更多一些。但這些親民活動是否真正接觸了社會實際，是值得疑問的。往往為了首長的「安全」，這些訪問的對象都是下面領導有意挑選和安排的。被訪者該說什麼，不該說什麼，都是領導事先佈置的。
記得一個月前胡錦濤來德國多德蒙特市的一位礦工家訪問，大使館動員了科隆、杜塞道爾夫、杜依斯堡、埃森、多德蒙特等城市的約500名留學生來「專程」歡迎，說是不讓一些人給中國丟臉。愛國的留學生們將示威抗議的法輪功學員團團圍住，為的是不讓胡錦濤看到抗議的團體，聽到抗議的聲音。我想，在胡錦濤在國外訪問尚且如此，那麼在國內的「訪貧問苦」就更看不到真情了。一個決策者，脫離了社會，脫離了人民，那麼他們的決策不可能是正確的。
「我要控訴！」高智晟律師要為他的委託人上訴，高智晟律師要為維權的人士上訴！高智晟律師給胡錦濤的公開信，就是要告訴胡錦濤、告訴世人真相。
好漢也有悲哀。高智晟律師的最大悲哀，是他母親不能理解他的行為。他的母親在生命的最後階段曾在電話中對他說：「社會上存在不公，全國人都知道，那麼多當大官的沒有一個敢去講，為什麼就非得你一個平頭百姓去講！」高智晟律師不聽母親的話，為不孝。但是人們不應該忽視這麼一點，就是高智晟母親和高智晟律師的一個基本認識是一致的︰社會上存在不公！只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不同。高智晟母親認為，這是當大官的事，應該由大官來管。而高智晟律師則認為這是每一個公民的事，也是他的事。當這麼多母親、這麼多姐妹被蹂躪、被折磨，高智晟律師挺身而出，高呼「我要控訴！」這是大孝！
高智晟律師的最大幸運，是他愛妻和孩子對他的支持。「我覺得高這麼做，他的犧牲是值得的，他的生命就有意義了。每一個人都喚起了一部分覺醒，那中國民主的那天很快就會到來了，他這一步走得太快了。但是他是有意義的，謝謝這些朋友。繼續接著高律師朝前走，如果高律師倒下了，後面的再繼續朝前走。」這是他夫人對高智晟律師的評說。
讀了高智晟律師給中央領導的信，我想起了義大利羅馬的鮮花廣場，以及在賣菜的攤位中間那座簡樸的紀念碑，紀念著一位被羅馬教廷燒死的「邪教徒」－－布魯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