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歲那年，父親因為對中國當權者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不滿而被打倒。父親曾經開辦自己的工廠，在那個反資本主義、反地主、反富農、反右派的年代，父親被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反革命」。父親因此身陷牢獄，家中所有值錢的物品都被抄走。家裡有一張叔公的全家照，照片裡都是蘇聯人，就憑這張照片，父親又被打成「裡通外國」，於是父親被掛著「反革命」和「裡通外國」的牌子遊街示眾，瞬間我們全家成了社會的「階級敵人」。
一個無辜的家庭就這樣破碎了。我們眼睜睜的看著那些造反派拖走自己的父親，骨肉分離。圍觀的人群也只有無奈的看著我們在無助中嚎啕大哭。當時父親堅強不屈的神態，深深的烙印在我的腦海。
父親被抓走後，紅衛兵小將開始抄家，幾十個人圍住我們家，推著手推車，往車裡裝載抄走的東西。他們翻箱倒櫃，連酸菜缸都要攪一攪。父母結婚的衣服、省吃儉用節省下來的生活用品都被抄走，連襪子都不留下。家裡被抄得空空蕩蕩，重重刺傷我們幼小的心靈。我們不知道父親究竟犯了什麼罪，只能抱著可憐的母親傷心的流淚。
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都知道，誰家要是被打成敵對分子，就意味著一家人幸福的終結，從此只能在眾人的歧視下苟延殘喘。民間稱之為「挑動群眾鬥群眾」，大家互相打擊與揭發，只有揭發別人才能保住自己，才能表現出革命來。
失去父親以後，母親必須獨力拉扯我們大大小小八個孩子。家裡頓失經濟支柱，還要給父親送牢飯。母親因為父親的遭遇，連氣帶嚇的病倒在床上。反革命分子的家屬都得要下鄉服務，於是姐姐下鄉當了赤腳醫生，家裡就靠兩個十六歲的哥哥每天放學後在松花江邊給人刷洗一種叫水龍布的粗布，掙錢養活全家。這種刷洗過後的粗布可以加工成鞋墊出售，於是奶奶又到這家工廠央求，爭取這份加工鞋墊的活兒，掙點生活上的零用錢。到了晚上，大大小小的孩子都在吊鋪上黏鞋墊，黏了幾百雙鞋墊才能賺上幾毛錢。後來奶奶也病倒了，我們實在沒有錢為她醫治，有一位醫生知道我家裡的困境，想盡辦法幫助我們，教我如何幫奶奶打針、用飯盒消毒針管、如何用藥等護理知識。這樣看護奶奶一年以後，奶奶的病好了，回到山東的老家。那是我對奶奶最後的印象。從此以後，十五歲的我就承擔起全家的飯食。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裡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裡有我的同胞，還有那衰老的爹娘。」我至今會唱這首悲哀的歌，它是我苦難童年的最真實寫照。
每天放學回家的路上，總要買些菜，因為下班的時候集市的菜最便宜，一堆只賣幾毛錢，再存放就會爛掉了。那個年代東北夏季還有菜可吃，到冬天就沒有菜了，如果不儲存一些，冬天只能吃咸菜。即使儲存，也最多只能保存一個月。少年的我，做了上頓，發愁下頓，還要準備第二天的早飯。學校離家有三百多米，中午一打下課鈴我就往家裡跑，給父親送牢飯，也因此經常遲到。我常趴在窗戶旁，呆呆的看著裡面的「囚犯」。他們全都臉色蒼白，剃著光頭坐在地上。因為被抓的人很多，牢房也不是按規建造的，只是一片平房，人人塞擠在一起，鐵絲網上佈滿蚊蠅，警察的手裡都拎著皮鞭。「囚犯」們在吃飯之前，強迫要讀《毛主席語錄》，宣誓自己接受改造，這些情景使我年少的心情非常沈重。
每到送牢飯的時候，負責做飯的我總會竭力從全家人嘴邊那點可憐的飲食中，刮出一點最好的給父親送去。一看到鐵窗裡父親黑瘦的臉龐和慈愛的眼神，我的心裏充滿痛苦。然而鐵窗裡的父親是那麼剛強，又給了我支撐下去的勇氣。
文化大革命時期，老百姓生活困苦，物資商品奇缺，到商店幾乎買什麼都要憑票券。我家一共有十口人，所以各種票證有一摞：豬肉票、魚肉票、米票、油票、布票、柴票、煤票、副食票……。我有二怕，一是怕把票證丟了，一家人的伙食就無法維持；二是害怕借不到錢，票證過期就成了廢紙。
就在難以為繼的時候，哥哥因勞累患上胸膜炎，刷洗水龍粗布掙錢的活也沒了。我們圍著媽媽哭泣，做好了討飯的準備。給媽媽和哥哥治病需要借錢，可是家裡一貧如洗，靠好心的人幫助我們又很困難。因為受到革命積極份子、造反派的歧視，我們八個孩子很少出門，只能在大院子裡找一些年齡大的伯伯、伯母幫幫我們，他們多是部隊轉業軍人和文藝工作者，實在支撐不了多久。上天垂憐，就在我們無法償還借債、無吃無穿的時候，媽媽找到一分在糕點廠做點心的活。每天糕點廠要扔掉的殘渣，媽媽就撿回家，夠我們吃一天的，這份工作解決了我們全家的口糧。
那個年代天天抓階級鬥爭、鬧革命，人如果不整別人，就不是革命分子。革命是革誰的命呢？不外乎自己人斗自己人。為了權力而搞派別，電臺裡整天廣播：「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文化大革命取得偉大的勝利」。我父親所在的單位是港務局，就分成好幾派，還分成大紅色、小紅色的，開著坦克車互相對射。文革結束後，因此受難的家屬不知道有多少上訪伸冤，要求平反。
文革開始時，學校經常吃「憶苦思甜飯」，就是用菜和玉米做成的團圓飯，讓我們知道什麼是舊社會的苦。我吃著倒是挺香的，與我家當時吃的不相上下，我認為若是從「吃」的方面來說，新舊社會並無區別。但是從「心靈」方面來說，新社會裏所遭遇的壓迫與痛苦，更加令人難以承受。那時候上學，誰家如果有造反派的當權者，可以入紅衛兵、入共青團，工作以後很快入黨，優越得很。像我這樣的「反革命的狗崽子」政審是不合格的，因此在學校裡不像造反派那樣得意，只能在孤獨中上學、放學。教師們被打成「臭老九」，日子也很難過，同病相憐，教師對我還好，想辦法讓我免交學費。每天我就悶頭學習，雖然我經常因為給父親送牢飯而曠課，並沒有遭到老師的批評，始終是個好學生。那時在學校裡每天都穿著舊的草綠服裝，背一柄木製的假槍搞軍訓，那時中蘇正在黑龍江省的珍寶島因為互爭領域而作戰，學校的課很少，整天都是軍訓。
文革後期，姐姐、哥哥、妹妹都到農村下鄉了，但是家裡還保留一些課本。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四人幫」被打倒，媽媽就迫不及待的捎信讓他們從農村回來，趕緊複習功課；用的還是那張長方桌，睡的還是那個吊鋪，專心補課。不久國家恢復高考制度，兩個哥哥和一個妹妹同時考上了大學，一個貧苦的家庭一時出了三個大學生，在當時著實引起了轟動。哥哥上學後，家庭的重擔就全落到我身上。父母的身體都不好，弟妹又都小，好心的朋友幫我引介一個纏毛巾穗的活兒，靠著手快，我每月能賺到兩三百元錢，加上母親的臨時工，全家的口糧和兄妹的學費總算有了著落。
我時常想，童年的不幸，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所造成？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