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位較接近的友人對其中一些觀點持不同意見。這是非常好的事，有不同觀點擺出來討論，才能提高自己的思想認識。因此，今天我藉此機會，再談談自1998年寫此《家史》以來這幾年間的一些新的認識。
本來應將它跟《家史》放在一起，可以有一個"前因後果"的關係。但此"家史"是對一個家族的晚輩講的，況且在世的四代人中，我輩分最高，行文中難免帶有教訓的口吻，會讓局外人產生不舒服的感覺，所以還是不放在一起。好在它已發在《博訊》網站，感興趣的朋友可上網瀏覽。
隨著共產文化奴役的深入，我對一些人認為的"封建糟粕"："三綱五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等，越來越覺得寶貴。現實中國最最缺乏的就是我們祖先的傳統道德。比如我的孫女雖然現在過著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貴族小姐"般的生活，每次吃飯都要開小灶，但由於她母親在她四、五歲時就拋下她去追求新的幸福了，她從小失去母愛，性格怪僻，啥事都不懂卻無法無天，女孩子家罵不離口，對家裡人不僅沒有親情，卻總是持敵對情緒；再比如鄰居家剛剛上幼兒園的孩子對外祖母那種頤指氣使，儼然是一個小皇帝。最近我在等候理髮時，與一些老人聊天，他們說現在的事真是無奇不有，千奇百怪，子女、孫子女打罵父母、祖父母，甚至殺父母、祖父母的事層出不窮。這些無不與傳統失落、道德墮落有關。這一切都是被共產黨的學校教育和社會上的壞風氣給教壞的。
記得上世紀6、70年代，由於共產黨輸出革命，印尼大肆排華，搶、燒華僑商店，殺僑胞，關閉所有華文學校。可是蘇哈托開辦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學校，從娃娃開始就教育他們如何搞恐主義，結果今天不僅印尼人民，而且全球民眾都嘗到了恐怖主義的苦果。
在中國，那個馬列原教旨主義的教育，範圍更大，人數更多，時間更長。從幼兒園到所有小、中、大學都實行共產黨的奴化教育，全國13億人中起碼有十億以上，好幾代人（60歲以下的全部。60歲以上的人也有不少）受了共產黨的愚弄。焦國標教授在《中國有400萬個宣傳部》一文中說（共產黨製造出）"中國有十億個薩達姆"。所以有良知的學者驚呼，少則百年、甚至要200年才能肅清共產流毒。
這個共產恐怖如果任其蔓延，後果會遠遠超過今天的恐怖主義（僅在2005年發生的暴力鎮壓，就已看出它的端倪）。遺憾的是有些西方國家的政客看不到它的危害性，比如法國總統希拉克，為了暫時的經濟利益，背叛《人權宣言》，出賣良知，與這個共產獨裁政權打得火熱。這是極其危險的。
要1、200年才能肅清共產黨流毒，這是個長遠計畫。但作為我們這一代人，擺在面前的迫切任務，是與共產黨爭分奪秒爭奪教育下一代，不能等待。我想，在我們圈子中的朋友，對共產黨必然滅亡、邪惡的共產文化一定要清除這一點應該基本上有了共識。但是，清除了共產思想之後，用什麼思想來取代？恐怕考慮的人不太多。這也許是專家學者的事。但對於一名反抗專制的人來說，如果不看得遠一點，會產生"共產黨一旦垮了，中國沒有人領導得了"的糊塗思想。
幾十年來共產黨一直進行無神論灌輸，他們以無神論為榮，宗教信仰似乎成了一種罪過。而在西方以基督教文化為主體的國家，有上帝主宰、規範人們的思想和行為。
中國又不是君主立憲國家。只要看看世界上尚存為數不多的幾個君主立憲國家，國王、女王、天皇的權威讓這些國家的民眾頂禮膜拜，同時這些國家大都是富國、強國，他們的道德境界遠遠超過今天的中國人。
共產黨為了愚民，總要搞個人崇拜，什麼毛思想、鄧理論，江澤民弄不出什麼名堂就搞了一個"三個代表"，胡錦濤上任伊始就講"新三民主義"。這些東西早就被老百姓唾棄了。在民主國家，好像沒有聽說有這種名堂；即使搞了，也沒有人會聽他的，更不會將它作為"行動指南"，相反會在媒體上揭露他的醜聞，什麼水門事件啦，伊朗門事件啦，萊溫斯基性醜聞啦，等等。所以，共產黨垮臺以後的中國，只要換上的不是一個新的獨裁者，那麼要搞民主就要徹底摒棄共產黨那一套。
再回到前面的話題上。共產後的中國，用什麼來取代它呢？早在上世紀初就有人提倡"全盤西化"，事實上沒能行得通。比如拿美國來學，它是一個以基督教文化為主的國家，全國有60%的人信仰上帝。在中國據說也已近一億人信耶穌，但離13億總人口還差得很遠，我們總不能用共產黨反對宗教的辦法，強制民眾來信仰耶穌吧。我本人在卅多年前也是一個狂妄的無神論者，這是共產黨式的無法無天的狂妄。到今天我雖未皈依宗教成為信徒，但我絕對尊重別人的信仰自由，且交了不少宗教界的朋友。我也決不是個民族主義者，也不是"國情論者"。一切好的東西都要學，如西方的民主，但這畢竟只是制度層面上的。在思想層面上，當然西方有比中國更先進的價值觀。不過要拿來立即見效，不見得那麼容易。所以我說最有效的、最現實的、最方便的是請孔聖人出山。最近胡星斗教授呼籲將孔子的生日定為世界教育節："孔子的思想可以作為今日世界建立道德秩序、信用社會、君子立國的寶貴精神資源。"李慎之先生在《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化》中有這樣一段話："對於主宰了中國人傳統文化的三綱六紀，我還要引用中國近代第一位'儒學名臣'曾國藩在他家書裡的話再作進一步的說明。他說：'……不可有片語違忤三綱之道。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是地維之所賴以立，天柱之所賴以尊。古傳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儀禮記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曾國藩這段話把三綱都提到天的高度。天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後最高的概念……"也許這正好中了共產黨的下懷，為它的專制、一黨獨裁提供了根據。我之所以借用這些名言，就是認為，要想恢復己被共產黨破壞了的道德，就必須用中國的傳統道德來矯正共產邪惡；而不是要回到帝王時代，君權、父權、夫權高於一切，剝奪婦女和年輕人的自由，阻礙社會的進步發展。在共產黨臨將滅亡前後這個關鍵時刻必須來點"矯枉過正"。接下來就應該借用西方的各種先進位度和價值觀。這才全面、完整、有效。也許會有人批評這是"思想混亂"，既要繼承傳統又要借鑒西方，讓人無所適從。說句老實話，就我這一點點知識，根本談不上理論，而注重應用，是針對現實說說自己的看法而已。
我與嚴正學先生通信時說過："我們這一代人是共產黨罪惡歷史的見證人，儘管共產黨費盡心機地'洗腦'，卻無論如何無法把它的罪惡從我們的記憶中抹去。擺在我們面前的迫切任務，就是要讓後人牢記共產黨的罪惡歷史，而您的《路漫漫》則是活的、最生動的教材！"嚴先生的九集傳記性長文《路漫漫》中，雖然沒有引用孔子和古代傑出思想家的語言，但自始至終都體現了中國人的傳統道德，一種與罪惡的共產邪理格格不入的思想，與道德墮落的共產主義截然不同的正氣在嚴先生身上體現出來了，所以被共產黨所不容，經受了那麼多苦難。像嚴先生那樣的經歷，在中國太普遍了，所以活教材家家都有一本，因此在思想教育上用不到舍近求遠向國外去學，這是一；其二，思想、道德是活的，千變萬化，隨時都在發生變化，不像制度相對穩定，引進一次至少可用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即使這個短命、反動的共產制度，在中國已存在半個世紀，所以繼承傳統比外來的方便見效；其三，道德又是一個楷模，如在一個家庭，家長是一個表率，這位家長講文明，嚴以律己，這個家庭的子女就會知書達理，懂規矩；反之，這個家庭為社會生產製造了流氓、惡棍；推及到共產黨內有了毛、鄧、江這樣的道德品質極壞的老惡魔，這個黨就順理成章地產生一大批大大小小的惡棍，重災區是警察和政府官僚，共產黨己墮落為黑幫組織，成了塔利班一樣的恐怖組織。既然是楷模，就有一個活的榜樣擺在那裡讓人對照學習，在中國的窮鄉僻壤的山溝溝裡，連外國人的模樣都沒見過，怎能學好國外的先進思想。即使大都市的人，天天見到老外，也不會知道外國人的思想，必須與他們生活在一起，有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才能理解他們的所思所想。這就更說明瞭傳統道德的優勢。
中華文化已有5,000年的光輝歷史，而孔子時代距今正是這5,000年中的一半，前2,500年也是孔子最為崇拜的時代。可以這樣說，孔子的思想是覆蓋整個中華的大樹，庇蔭著整個中華大地。可是共產黨像一群蚍蜉、小丑那樣妄圖撼動這棵大樹，它不自量力，妄自尊大，獨尊馬列封殺百家，對那些持不同意見者大加殺戮。被它橫遭殺害的優秀的中華兒女千千萬萬，最著名的代表有林昭、遇羅克、李九蓮、張志新……
現在已到了徹底清算共產黨罪惡的時候了。從思想上肅清共產流毒是最最艱鉅的任務，所以我建議用傳統道德這個看得見、似乎也是摸得著的"東西"著手，比較現實、有效。
這是我的一些想法，和朋友們討論切磋，請大家不吝指教！
【附註】
１、我的《家史》寫於1998年8月19日的第一次受難卅一週年紀念日；這篇拙文選在第二次受難日的五週年。我的用意：要記住這刻骨銘心的日子，在我們這個圈子內的朋友，幾乎百分之百的朋友都有一段痛苦的、無法忘懷的經功，將它記錄下來，時時提醒，也是一種很好的傳統教育。
２、1998年8月19日也是我第一次受難卅一週年紀念日──我在上海鐵路機務段被本段造反派"送瘟神戰鬥隊"的一批打手毆打的日子。1967年8月19日那天，我兩次被毆打。第一次，由於當時門口擠滿了圍觀的本段職工，打手們生怕引起公憤，不敢打出血淋淋的場面。第二次毆打時，他們關上大門，把我剝光衣服，按在地上，踩著我的頭和腳，用皮帶把我打得皮開肉綻。晚上我在朋友們的幫助下得以逃脫，通過外灘"上海市革委會接待站"介紹到一家市立醫院治傷，否則命都不保了。這是"文革"初期上海鐵路造反派衝擊公、檢、法的所謂" 8．18""革命行動"。第二天，在全上海鐵路系統20,000多職工中大開殺戒。我是在機務段3,000多職工中第一個被打的人。現在想想，覺得那群打手也很可悲。他們在"文革"前和"四清"中是挨整的對象，"文革"開始後被毛澤東、共產黨利用，"奪權"後也學共產黨那一套，搞專制，白色恐怖，到處搞打砸搶，到最後還是被共產黨鎮壓下去。在這裡我要特別提醒今天的民主派朋友，要吸取這血的教訓，在思想深處徹底與專制決裂，千萬不要像那些人一樣，成為曇花一現的過路客。但是，現在覺得，我那次挨打比起2001年1月15日被共產黨抓進監獄，又是小巫見大巫了。
（2006-01-15）（也是我第二次受難五週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