捨不得掏郵費，這個叫劉強的川籍民工像傻根一樣揣著血汗錢坐火車回家，把錢分別藏在內褲、襪筒等好幾個地方，但火車十分擁擠，他時時小心著自己的口袋，生怕被人偷去，不敢睡覺也不敢吃飯，就這樣過了兩天兩夜，由於長時間精神高度緊張，他神情恍惚，感覺車廂內的人都像小偷，在盯著他的血汗錢，精神幾乎崩潰的他最終在極度恐懼中爬上了火車頂。在急馳的列車頂上，寒風呼嘯而過，他幾乎睜不開眼來，渾身冰涼，手臂麻木，想回到車廂裡又回不去了(1月24日《東方今報》報導)。
這個極端的現實讓我們看到了民工極端的不安全感。就像水總往低處流一樣，社會中那些最不安全的東西，毒大米也罷，地溝油也罷，列車治安也罷，最終總會壓到最弱勢的人－－比如農民工身上，在血汗錢安全到家之前，他們時時面臨著這些不安全因素的威脅，稍有不慎，血汗錢便帶不回家。
面對這些壓力，很多時候，他們的抵抗武器只有自己的身體，血肉之軀是自己惟一的資本，也是惟一值得信賴的東西。所以，許多民工會選擇隨身揣著錢回家，錢貼近自己的身體才覺得安心；坐火車時，錢會藏在貼近自己身體最敏感的部位，方才覺得放心；當感受到其他威脅時，就會用自己的生命捍衛血汗錢的完整－－這便是一個農民工的身體政治，這一切都表現在了農民工劉強身上。
有人會說，劉強完全可以避免這種壓力的，他可以選擇把錢通過郵局寄回家，如果感覺到小偷威脅的時候，可以向鐵路警察求助－－且慢，別忘了，他是一個農民工，他會很在乎那點兒郵費，而且，他的老家不一定會有郵局，那樣取錢會很不方便；一個沒見過什麼世面的農民工，僅僅感覺不安全就去求助，會被罵神經病的。以身體為資本是最原始最本能的自衛方式，現代文明的進步正在於對身體的解放，以許多工具替代了身體。可在我們這個有著巨大發展鴻溝的社會中，一些人在享受著現代文明的便捷與高效，另一些人不得不生活在前現代社會中，一切只能依賴自己的身體，在陌生與恐懼中，他們也只能依賴自己的身體。
隨身揣錢回家只是農民工身體政治的一個表現。其實，身體政治表現在農民工生存的方方面面。他們沒有知識，是靠出賣自己的體力掙得血汗錢；他們生活的一切，都要靠自己的身體來獲得；當無良老闆拖欠他們的血汗錢時，他們爬上那高高的塔吊，也是用身體來討回屬於自己的東西；身體政治的極端，是「匹夫之怒，伏屍二人，血濺五步」，比如阿星、王斌余等人的選擇。面對種種現代性壓力，法律、知識、警察之類武器，都屬於現代文明，他們無能觸摸無力把握，只能依靠自己的身體，用最原始的方式捍衛自己所得。
除了自己的身體，血汗錢藏在哪裡會更安全？我想，劉強在精神恍惚中爬上火車頂時，心中一定苦苦地想著這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