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中經濟安全評估委員會聽證會上作證的三位中國問題專家為：卡內基基金會中國項目的高級研究員蓋保德(Albert Keidel)，國際卡車司機協會高級項目協調人戴維．威爾克(David Welker)和美國紐約薩拉.勞倫斯學院亞洲研究教授穆達文(Joshua Muldavin)。
*中共政權失去合法性
薩拉.勞倫斯學院亞洲研究教授穆達文過去二十三年來一直從事中國問題研究。穆達文說，中國過去25年來的經濟發展是以對環境的破壞和腐蝕作為代價的。在這個過程中，這個政權在中國的大多數民眾中已經失去了其合法性，目前正受到各種直接和間接形式的反抗。
根據中共官方數據顯示，在2005年，中國發生了87,000起動亂事件。也就是說每一天發生240起動亂事件。
穆達文教授說，這並不令人感到意外，如果我們注意一下這二十年來中國市場改革和經濟發展造成嚴重的環境和社會問題，我們就完全能理解這個政權的合法性目前所面臨的挑戰。
穆達文說，目前存在著兩個中國，一個是投資者進入中國賺錢、開設工廠，把中國用於世界的產業平臺。另一個中國就是被遺忘的窮鄉僻壤。
穆達文以去年12月廣東省汕尾市東洲村警察開槍事件和松花江污染事件為例，說明中共政權正失去合法性，及中國改革造成的環境和社會問題所引發的農村動亂。
*農民土地喪失是一顆定時炸彈
穆達文認為，農民土地喪失對於中共政權而言是一顆定時炸彈。
穆達文說，北京當局仍然允許毫無節制的農村土地開發以供新工業與設施之用。農民的土地被強佔，僅剩下不夠養活全家人的兩口地，他們維生的基礎受到破壞，很多人被迫加入中國兩億民工的行列，到全國各地找工作。
很多農民的土地被用於修建道路、電廠、水壩、廢物掩埋場，給逃避城市污染和小公寓的富有的城市居民建房。農民所得到的土地補償非常少，難以維持生存。地方政府對此毫無反應，迫使村民們採取鋌而走險的方法，試圖減少傷害。廣東省東洲村民在長達幾年的請願與和平抗爭失敗而無法取得因土地被沒收而應有的補償之後，去年12月封鎖了電廠四周通道。
穆達文說，中共本應該利用廣東的這次動亂作為解決更大型動亂的結構性根源的機會，但是恰恰相反，它卻把這次殺戮歸因為地方警察過於激動而犯錯，而不是有系統地試圖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壓制農民的不滿。
穆達文認為，中共的困境不是公共關係的問題，也不是如何處理這樣的特殊事件的問題。除非中共的政策改變為滿足中國的大多數農村弱勢民眾的需求，否則它將來必然會面臨更多來自國家「成功」發展的這些受害者們的持久暴力抗爭。
這個政權試圖尋找擺脫這些問題的出路，但這只會加劇日益嚴重的社會動盪，具體表現為農村危機和政權日益喪失合法地位。
*腐敗加劇緊張局面
卡內基基金會中國項目的高級研究員蓋保德(Albert Keidel)對官方公布的87,000起動亂事件的準確性提出質疑。
蓋保德說，這些官方數據的準確性不可能得到證實，不過這種趨勢顯然是個惡兆。
蓋保德說沒有看到任何有關動亂事件的性質、原因、地點、暴力程度以及最終的處理結果的報導。雖然國際媒體對一些大事件進行了調查報導，但比起87，000這個數字，也只是一小部分。
蓋保德認為這些動亂事件和中國經濟發展緊密相關。中國改革和發展的本身造成了大規模的社會動亂的緊張局面。
蓋保德說，腐敗不可避免地加劇了經濟發展和制度改革引發的緊張局面。他認為在中國現行制度之下，很難減少腐敗。中國逮捕，起訴並宣判了一些腐敗官員，只是說明腐敗的程度，至於有多少人逃脫了審判，有多少起訴案是源於政治仇恨，則不得而知。
*工人集體維權
國際卡車司機協會，高級項目協調人戴維．威爾克在聽證會上分析了中國工人維權行動。
威爾克說，獨立非政府組織「中國勞工通訊」在《中國工人運動2000-2004》的報告中指出有兩類工人團體深受中共在改革的幌子下的經濟政策的影響。
「中國勞工通訊」指出，參加中國工人集體維權行動的工人主要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佔絕大多數的失業下崗工人，主要集於東北、西北、西南和中部平原地區。
另一類是沒有城市戶口卻在各城市企業工作的工人，這個團體被稱為農工，主要分布在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當地和外國投資的私營公司。
「中國勞工通訊」的報告指出，中國工人所面臨的困境不是權利缺乏的問題，而是權利被剝奪的問題。所以在過去的幾年中，勞資之間的衝突引發工人和當地政府之間的衝突，進而成為主要社會衝突。
威爾克預測，因為中共現有的改革道路正在加劇人民和政府之間的矛盾，因此民眾的抗爭也會隨著「改革」的加速而日益加劇。
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