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的《冰點》週刊被停刊，主編李大同發表公開抗議書，向新聞界、法律界、知識界和廣大讀者呼籲。此事在國際上引起強烈反響，抗議中國政府、支持《冰點》週刊和李大同先生的呼聲如潮似湧。
中共當局操縱媒體已經半個多世紀了，不是新鮮事。《南方週末》整肅、《新京報》整肅、網際網路整肅；再遠一點，「六四」後，中國報界鴉雀無聲，唯高呼擁護平暴，連香港、美國的某些中文媒體開個天窗、有點異議，也遭封撤換；八十年代，劉賓雁先生說什麼了？講了幾句有限的真話，就被開除流放，客死他鄉；再往前，還有文革中的遇羅克、楊小凱、張志新，再再往前，就是那上百萬的右派，反右不就是要消滅不同的聲音、異議嗎？其實，那還不算異議，只是「同議」中的變奏，讓「歌聲」更美好。更遠，還可以想到延安時期的王實味、丁玲……。如果翻過國界，那一邊就有布哈林審判。就是今天，自由亞洲電臺還報導(元月26日) ：「貴州《畢節日報》記者李元龍因在網上發表文章，於９月底逮捕，消息近日才傳出。另外，同樣因言獲罪的《福州日報》記者李長青，星期二被判入獄三年。」而我手下一篇有關楊天水再入獄的文章還沒有寫完。從來如此，這是制度和「傳統」。
控制輿論是極權政治的主要手段。沒有言論控制，就沒有極權統治。暴力和「神話」是極權的兩大支柱。有人說，在極權國家，只要有份自由報紙，就能將其顛覆其統治。一點沒錯，極權國家，只要講出真實，「神話」即瓦解，權力即倒塌。於極權，真實就是洪水猛獸。為什麼取締「民主牆」？為什麼反自由化？極權要維護「神話」，因此一定要控制言論。
因此，我對《冰點》停刊並不感到意外。李大同主編說，他們「對《冰點》週刊的扼殺，蓄謀已久」。他披露：「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週年紀念日前夕，《冰點》刊發了《平型關戰役與平型關大捷》，首次在主流媒體上客觀真實地報導了國民黨將士在這場戰鬥中犧牲數萬人的戰鬥歷程。」「 這樣一篇真實的歷史描述，卻遭到中宣部閱評組的蠻橫批評，……是『美化國民黨，貶低共產黨』」。「在連、宋訪問大陸結束之際，臺灣著名作家龍應臺女士在《冰點》發表長篇文章《你可能不知道的臺灣》。……中宣部某些人指責為』處處針對共產 黨』」，「《冰點》刊發胡啟立同志的長篇回憶文章《我心中的耀邦》……，中宣部竟打電話到報社來問罪，稱報社違反了『沒有自選動作』的規定！」
的確，如果肯定國民黨的抗戰歷史，共產黨往那擺？ 如果肯定臺灣，那麼該如何看待苦難重重的大陸？ 如果稱讚胡耀邦，那麼當初為什麼要把他趕下臺呢？應該說對袁偉時發難，也不是幌子，因為如果認可「我們是吃狼奶長大的」，那麼中國教科書虛構的神話就將被清算。而這個權力合法性就來於這部神話。如此看來，《冰點》週刊是非停刊不可了。
這件事觸動我的，不是停刊，而是《冰點》作為體制內中央直屬媒體，它的自由傾向，對權力的抵制，對真實的進取。事件發生後，主編李大同發表公開信，向全社會呼籲，抗議個別高層、中宣部和團中央的非法行徑。他憤怒地譴責，對於他們「社會影響算什麼？廣大讀者算什麼？」 「他們將社會公器視為個人的家產」。他最後指出，「我們只是想告訴同行們、讀者們、朋友們，到底發生了什麼，為什麼會發生。沒有真理害怕辯論，沒有真相懼怕公開。儘管中宣部的某些人動用權力，封鎖所有媒介和網路，但我們相信，你們一定會看到這封信！」「這次事件再次集中暴露出我國新聞管理體制的根本性弊端」。
歷史到底是進步了，並且繼續在進步，無論怎樣刁難和阻擋。八十年代，體制內媒體中持良知講真話的，只是劉賓雁等數數不多的個人，反自由化，說反就反， 不滿同情都只能在私下。但現在劉先生這樣的報人越來越多了。即使仍有種種控制，人們所為有限，但傳媒的是非標準，在報人和公眾的心目中也還是確立了（尚不「合法」），自由、真實、說真話、不屈從權力、有獨立見解，這些已深入人心。李大同先生能為《冰點》停刊公然抗議呼籲，除其個人的勇氣良知，還因為他知道新聞界、法律界、知識界、廣大讀者會支持他，站在他的一邊。除了權力之外，沒有人不清楚媒體應該獨立、自由、真實，反之媒體受使於權力則是恥辱。就算眼下廣大報人還委曲求全，但他們心裏卻明白。通訊進步，網際網路普及，權力再想閉塞人們的耳目，將人們分割為黑暗恐懼中孤零的個體，也絕無可能。李大同先生的公開信傳遍世界，從種種渠道抵達民眾中。
想一想，《冰點》事件如果發生在五十年代會怎樣？發生在八十年代又會怎樣？停刊事件讓人憤怒，但它的另一面也讓人欣慰。李大同先生的公開信是個標誌。中國進步了，這個進步是中國知識界的進步、是新聞界法律界的進步，是讀者和民眾的進步。民主的大潮是水漫金山，誰擋也擋不了。看一看，我們身邊發生的事情，天安門母親、蔣彥永、高智晟、郭飛雄、獨立筆會、家庭教會、《南方週末》、《新京報》、《冰點》、太石村、汕尾，儘管有血有淚，曲曲折折，但我們的前面是不是也明亮些了呢？
什麼是中國的希望？ 那就是權力之外，人們心中判斷是非曲直的良知。《冰點》週刊的取向，李大同先生的勇氣，說明中國社會蘊含良知。劉曉波在「讀李大同公開信有感」中說：「道義在民間」，「在自由民主已經變成主流文明的當今世界，我相信，卑鄙不再是卑鄙者的通行證，而是卑鄙者的自掘墳墓；高尚也不再是高尚者的墓誌銘，而是高尚者的通行證。」
李大同先生的公開信中，使用了兩組術語：「職業報人」和「社會公器」。其實，這兩點就是改革「我國新聞管理體制的根本性弊端」的出路，或說是中國未來新聞業的希望。一個「報人」無論他屬於什麼黨派，信奉什麼主義，取何種政治，他遵循的責任首先是新聞的職業道德，即客觀、真實、誠實地報導，富有勇氣、不屈從任何權力與壓力。而媒體是社會公器，責任對象是社會，而不屬於權勢、黨派和個人。媒體是現代社會的信息紐帶，其只有屬於社會，人們才能真實地生活於社會。這樣應該是一條鐵的定律：任何權力、黨派、集團、個人都不得操縱新聞－－就像任何人不得操縱股市，否則社會就將喪失其真實性和現實感，而導入虛擬，其結果將是災難。歷史已有太多的教訓。
李大同先生被正告，「除通報批評外，還要做經濟處罰」。他的公開信發表後，處罰還將加碼。他已經做好撤職的準備，但我們不知道更嚴重的是什麼。我們支持他，更多的人站在他的一邊，他就更安全，中國就會更進步。進步總會有代價，中國的新聞由毛走到今天，經過無數人的奮爭和努力，包括「八九」，包括劉賓雁、李慎之，包括民主牆，包括遇羅克，以及百萬右派，還有仍在獄中的師濤、楊子立、張林，監視或不監視的自由作家，還有海外的流亡者等。
權力的本質是不斷擴張強化權力，因此對於權力必須迎頭制約，而新聞自由就是選在權力頭頂的監視器、馴獸師手中的鞭子。歷史之車，需要權力來服役，但是必須要給它套上夾板和嚼子。《冰點》和《冰點》停刊事件還會不斷發生，報人遭受處罰和公開抗議也將會更多更頻繁。這些說明權力對社會的強制，但也說明中國的希望在生長。極權與民主的首要衝突是言論自由，民主是從這一步開始建立，極權也是從這一步開始瓦解。歷史在進步，人們仍在努力，並且也還將償付代價。
轉載於：《人與人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