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名叫休．湯普森的軍人，1967年參軍赴越南作戰，為了使美軍包圍圈裡的9個越南平民免遭屠殺，他把槍口對準自己的戰友：「你們開槍，我也開槍！」他的行為在當時遭到非難並受到官方調查，但後來五角大樓授予了他越戰紀念章。他在「生活中的英雄」排行榜中列第二。
再一位也是參加越戰的軍人，叫約翰．麥凱思，自1967年起他在越南整整呆了6年，但這6年他並不是在戰場上廝殺，而是呆在越南人的戰俘營裡。就是這樣一個戰俘，回國後不僅受到英雄的禮遇，而且還當上了「幹部」(走上了政壇)。他在排行榜中列居第六。
再一位是黑人女士，名叫羅莎．帕克斯，1955年12月1日，帕克斯乘坐擁擠的公共汽車下班，疲憊的她坐在白人專座上並拒絕為一個粗暴的白人男人讓座。她因此被送上法庭。後來引發了一場全國性的黑人民權運動。她在排行榜中列第九。
必須承認，以上我的列舉是有選擇的，為美國公民所首肯的也有「烈火中的英雄」和戰場上的「孤膽英雄」。可畢竟上述幾位英雄人物也能從千百個英雄中脫穎而出，名列英雄榜中。
關於英雄，記得早在十多年前人們剛剛可以「自由論壇」的時候，由全國文化名人和軍事專家組織起來的「軍事文化論壇」，就討論過這個問題，筆者有幸忝列其中，談了自己的拙見：曾幾何時，我們的英雄必須是悲壯的慘烈的，而不是思想的快樂的幸福的。如果英雄只有悲壯和慘烈，那無異於崇尚死亡。英雄應具有多樣性標準，職責有限，貢獻無限；追求真理，堅持真理；挑戰自我，超越自我；在美好的目標面前不居於人後，等等，這何嘗不是英雄？
在現代文明社會，英雄觀應該有很強的人性色彩、人本色彩。上述幾位被美國人推崇的英雄就具有這樣的特色。年輕的湯普森雖然服從國家的調遣，投入了對越南人的作戰，但他並沒有把自己當做戰爭的機器，逞匹夫之勇，而是從人性和人本的角度來審視戰爭。戰爭的目的是為了和平，和平的目的是為了人的生命安全，戰場上傷害任何一個無辜者的生命，都是與戰爭的目的相違背的。他的思考打破了狹隘的愛國主義，打破了世俗的戰爭觀，富有強烈的精神感召力。
按照狹隘的英雄觀，麥凱思好像也算不上英雄。他僅僅是個俘虜兵。在很多人的觀念裡，一日當戰俘，終生是恥辱，何可遑論英雄？
比照起來，我更傾向於理性化、人性化的英雄觀，而不是動輒就獻身、就義、壯烈。儘管獻身也不失為英雄，但絕不能認為只有獻身才是英雄。如果只有付出生命才能博得一個英雄稱號，那無異於像魯迅先生說的，教人去送死。
黑人女士帕克斯被推舉為英雄，則更意味著人們對人性、平等、自由、博愛和真理的追求。她其實沒有什麼驚天動地之舉，甚至可以說，她僅僅為了使自己疲憊的身子得到小憩，甚至可以說是帶有一定的自私心理的。但人們從她「自私」的另一面看出了她維護個人權利、挑戰種族岐視和追求人的平等的一面。
我們也有許多英雄，他們大多數的品德和精神無疑也是難能可貴的。但也不難發現絕大多數屬於獻身型、拚命型、勤奮型、苦幹型和無私型的，很少聽說哪位因為真理而鬥爭、為自由平等而鬥爭而當選為民族英雄。中共建政50週年的時候，文藝舞台上曾推出一大批共和國英雄，但卻沒有陳獨秀，沒有馬寅初，沒有張志新，沒有遇羅克，沒有林昭，沒有俘虜兵，也沒有1976年天安門廣場事件中站在紀念碑前演說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們這個民族不習慣推舉這種為真理而鬥爭的英雄？但我們也不要混淆了英雄與英雄行為的概念，羅曼．羅蘭說：「世界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便是注視世界的真面目－－並且愛世界。」英雄之舉和英雄是不可同日而語的，若將英雄之舉當做英雄，這實際上是對英雄的小視、矮化和將英雄庸俗化。
在美國這次評選的20位英雄中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他們獲得榮譽時都是活著的，沒有一個奮不顧身、英勇捐軀，或累死、病死在「工作崗位上」的。我不知道這是巧合還是故意。如果是後者，我想他們在推舉英雄這件事的本身，就彰顯著一種人本思想，體現著對人的生命的珍重。美國人不想推舉為英雄壯舉而死去的人，其用意大概正是為了不主張人們為完成某一義舉去獻身吧？這種英雄觀不能不讓人佩服－－活著比完成英雄壯舉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