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6-02-25 18:53:00作者：
此文剛發表之際，我收到喻東嶽親屬的來信，談到喻東嶽的身體狀況。由於長期的折磨，喻東嶽除了精神失常語無論次之外，手腳上還傷痕纍纍，頭皮前部有一「C」型傷疤；頭皮後部有一「Y」型 傷疤，均八九公分長，顯眼。
「和諧社會」的兩副面孔
－－從喻東嶽出獄談起
當中國官府津津樂道地打造「和諧社會」之時，中國媒體有關「幸福感」的話題開始發酵。那些飽暖思幸福的人們完全不想知道，中國政治犯及其家屬－－一個因言論表達而打入地獄的「賤民」群體，是否也有一點「幸福感」可言？
我的眼前浮現出去年九月的一個真實場面：洞庭湖上的赤山監獄，喻東嶽的父親和弟弟遠道前去探望入獄15年的喻東嶽。這位前湖南省瀏陽日報美術編輯已經精神失常，他認不出親人了。隔著玻璃牆拿著電話和父親對話，喻東嶽只是一個勁地胡言亂語。親人近在咫尺，卻如同隔絕在兩個世界。
在監獄接見室的另一處，師濤的母親高琴聲老師在探望入獄不久的師濤。柔弱而又堅強的母親，從山西搬到湖南長沙居住，就是為了能和她心愛的詩人兒子每月一次地相聚。每日在灰塵瀰漫容易得矽肺病的環境裡做苦工，師濤被折磨得瘦多了，但母子兩人親密交談的場面，令喻東嶽的父親和弟弟在一旁羨慕不已。
對於喻東嶽的親屬，「幸福感」是如此簡單的一個鏡頭：能夠隔著獄中的玻璃牆，用電話和神智清醒的親人對話。
然而，這對他們卻是一種可望而不可求的奢望。1989年5月，喻東嶽等三位湖南朋友將裝滿顏料的雞蛋殼扔到天安門廣場的毛澤東畫像上，而後被捕判刑，在湖南省第一監獄遭受嚴厲懲罰。由於長期被關押在單人禁閉室，喻東嶽不堪折磨，導致精神失常。獄方在相當長一段時間拒絕給予治療，導致喻東嶽的病情加重。
兩個如此迥異的中國形象
昨天，喻東嶽終於出獄了，但他已不能理解這個變化了的「和諧社會」，也不會為自己的遭遇痛苦了。16年的煉獄，一個追求民主的熱血青年，走向神智不清的混沌中年。
在北歐碰到一些從國內來的中國人，他們會向我這個多年不曾返國的人，介紹中國的巨大變化，物質生活水平如何的提高。我驚訝於他們對歐洲的輕蔑，驚訝於他們在炫耀自己富裕時的那種自豪感：歐洲有的東西，他們有；歐洲沒有的東西，他們也有。
然而，當我接觸到諸如喻東嶽、師濤等政治犯的親屬時，覺得他們彷彿是來自另一個中國－－被迫害、被欺凌、被殘害，生活在巨大痛苦的陰影下。
一方面是富得流油、享樂無限；另一方面是貧困無助、苦海無邊。這兩個不同的中國，兩個相互矛盾的形象，就這樣奇怪地交織、疊印著。在趨炎附勢、唯利是圖的世界，人們只看見中國的「崛起」，不願意看到另一個真實：在這個號稱「和諧」的社會裏，有多少人在殘酷鎮壓下呻吟？
《1984年》和《美麗新世界》
美國印地安那州立大學教授傑弗里N.瓦薩斯特羅姆，在研究中國問題時，提到兩部著名的文學作品，一部是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的預言性政治小說《1984年》，另一部是奧維爾的老師、英國小說家奧爾德斯．赫胥黎的科幻小說《美麗新世界》。
瓦薩斯特羅姆先生認為，奧維爾在《1984年》裡對共產黨專制的批評，只是中國二十年之前的圖像，無助於解釋當今中國共產黨令人驚奇的執政能力，所以不是觀察當今中國最好的鏡子，而奧維爾的老師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才是另一個更為貼切的視角。
在《美麗新世界》裡，赫胥黎思考並預告了未來。他認為後來的統治者更可能採取的控制策略是：一，通過性誘惑、娛樂和其它形式的娛樂活動，努力使被統治者與他們保持一致；二，將民眾之間的分隔界線最大化。看來，《美麗新世界》似乎更能解釋當今中國的消費主義文化潮流和貧富懸殊現象。
但瓦薩斯特羅姆先生沒有認識到，奧威爾的《1984年》作為極權主義社會的預言，仍然沒有過時。奧威爾筆下所描繪的那些令人恐懼的政治高壓，對喻東嶽等政治犯來說，仍然是再真實也沒有了的現實。在奧威爾虛擬的「大洋國」裡，人民毫無個人尊嚴可言，一切與「內黨」不一致的言行都會視為非法，都可能帶來滅頂之災。主人翁溫斯頓和他的女友被捕入獄，在獄中受盡凌辱及摧殘，最後，他的意志終於崩潰。
兩副面孔一個本質
描寫「娛樂至死」的《美麗新世界》，和描寫令人毛骨悚然的極權統治的《1984年》，同時展示了當今中國的兩個側面，是這個畸形發展的國家的兩副真實面孔。
這兩副不同的面孔具有一個共同的本質，即統治者通過政治高壓和慾望放縱的兩手，控制人民，使其不成其為真正的自由的人。在《1984年》裡，人們承受喻東嶽式的痛苦，陷入冤獄失去人身自由；在《美麗新世界》中，人們沉溺於充滿感官刺激、慾望和無規則遊戲的庸俗享樂裡，忙於滿足他們對娛樂的無盡慾望，因而失去精神自由。
二者都是失去自由，但不同之處在於：師濤等政治犯清醒而痛苦地意識到自由的喪失，他們孤獨而峭然屹立；而被娛樂文化俘虜了的人們，卻軟化了骨頭，放棄了自己的獨立人格，他們不再在乎統治者的謊言和壓迫，在有意或者無意之中與統治者合謀。
今天的中國人似乎面臨著這兩種選擇：要麼政治至死，要麼娛樂至死。絕大多數人選擇了後者，他們在物質的享受中樂不思蜀，不再思考，快樂而渾渾噩噩地走向死亡。比較坐牢而神經失常的喻東嶽，麻木的他們未必有什麼真的「和諧」與「幸福」可言。
《民主中國》
「和諧社會」的兩副面孔
－－從喻東嶽出獄談起
當中國官府津津樂道地打造「和諧社會」之時，中國媒體有關「幸福感」的話題開始發酵。那些飽暖思幸福的人們完全不想知道，中國政治犯及其家屬－－一個因言論表達而打入地獄的「賤民」群體，是否也有一點「幸福感」可言？
我的眼前浮現出去年九月的一個真實場面：洞庭湖上的赤山監獄，喻東嶽的父親和弟弟遠道前去探望入獄15年的喻東嶽。這位前湖南省瀏陽日報美術編輯已經精神失常，他認不出親人了。隔著玻璃牆拿著電話和父親對話，喻東嶽只是一個勁地胡言亂語。親人近在咫尺，卻如同隔絕在兩個世界。
在監獄接見室的另一處，師濤的母親高琴聲老師在探望入獄不久的師濤。柔弱而又堅強的母親，從山西搬到湖南長沙居住，就是為了能和她心愛的詩人兒子每月一次地相聚。每日在灰塵瀰漫容易得矽肺病的環境裡做苦工，師濤被折磨得瘦多了，但母子兩人親密交談的場面，令喻東嶽的父親和弟弟在一旁羨慕不已。
對於喻東嶽的親屬，「幸福感」是如此簡單的一個鏡頭：能夠隔著獄中的玻璃牆，用電話和神智清醒的親人對話。
然而，這對他們卻是一種可望而不可求的奢望。1989年5月，喻東嶽等三位湖南朋友將裝滿顏料的雞蛋殼扔到天安門廣場的毛澤東畫像上，而後被捕判刑，在湖南省第一監獄遭受嚴厲懲罰。由於長期被關押在單人禁閉室，喻東嶽不堪折磨，導致精神失常。獄方在相當長一段時間拒絕給予治療，導致喻東嶽的病情加重。
兩個如此迥異的中國形象
昨天，喻東嶽終於出獄了，但他已不能理解這個變化了的「和諧社會」，也不會為自己的遭遇痛苦了。16年的煉獄，一個追求民主的熱血青年，走向神智不清的混沌中年。
在北歐碰到一些從國內來的中國人，他們會向我這個多年不曾返國的人，介紹中國的巨大變化，物質生活水平如何的提高。我驚訝於他們對歐洲的輕蔑，驚訝於他們在炫耀自己富裕時的那種自豪感：歐洲有的東西，他們有；歐洲沒有的東西，他們也有。
然而，當我接觸到諸如喻東嶽、師濤等政治犯的親屬時，覺得他們彷彿是來自另一個中國－－被迫害、被欺凌、被殘害，生活在巨大痛苦的陰影下。
一方面是富得流油、享樂無限；另一方面是貧困無助、苦海無邊。這兩個不同的中國，兩個相互矛盾的形象，就這樣奇怪地交織、疊印著。在趨炎附勢、唯利是圖的世界，人們只看見中國的「崛起」，不願意看到另一個真實：在這個號稱「和諧」的社會裏，有多少人在殘酷鎮壓下呻吟？
《1984年》和《美麗新世界》
美國印地安那州立大學教授傑弗里N.瓦薩斯特羅姆，在研究中國問題時，提到兩部著名的文學作品，一部是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的預言性政治小說《1984年》，另一部是奧維爾的老師、英國小說家奧爾德斯．赫胥黎的科幻小說《美麗新世界》。
瓦薩斯特羅姆先生認為，奧維爾在《1984年》裡對共產黨專制的批評，只是中國二十年之前的圖像，無助於解釋當今中國共產黨令人驚奇的執政能力，所以不是觀察當今中國最好的鏡子，而奧維爾的老師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才是另一個更為貼切的視角。
在《美麗新世界》裡，赫胥黎思考並預告了未來。他認為後來的統治者更可能採取的控制策略是：一，通過性誘惑、娛樂和其它形式的娛樂活動，努力使被統治者與他們保持一致；二，將民眾之間的分隔界線最大化。看來，《美麗新世界》似乎更能解釋當今中國的消費主義文化潮流和貧富懸殊現象。
但瓦薩斯特羅姆先生沒有認識到，奧威爾的《1984年》作為極權主義社會的預言，仍然沒有過時。奧威爾筆下所描繪的那些令人恐懼的政治高壓，對喻東嶽等政治犯來說，仍然是再真實也沒有了的現實。在奧威爾虛擬的「大洋國」裡，人民毫無個人尊嚴可言，一切與「內黨」不一致的言行都會視為非法，都可能帶來滅頂之災。主人翁溫斯頓和他的女友被捕入獄，在獄中受盡凌辱及摧殘，最後，他的意志終於崩潰。
兩副面孔一個本質
描寫「娛樂至死」的《美麗新世界》，和描寫令人毛骨悚然的極權統治的《1984年》，同時展示了當今中國的兩個側面，是這個畸形發展的國家的兩副真實面孔。
這兩副不同的面孔具有一個共同的本質，即統治者通過政治高壓和慾望放縱的兩手，控制人民，使其不成其為真正的自由的人。在《1984年》裡，人們承受喻東嶽式的痛苦，陷入冤獄失去人身自由；在《美麗新世界》中，人們沉溺於充滿感官刺激、慾望和無規則遊戲的庸俗享樂裡，忙於滿足他們對娛樂的無盡慾望，因而失去精神自由。
二者都是失去自由，但不同之處在於：師濤等政治犯清醒而痛苦地意識到自由的喪失，他們孤獨而峭然屹立；而被娛樂文化俘虜了的人們，卻軟化了骨頭，放棄了自己的獨立人格，他們不再在乎統治者的謊言和壓迫，在有意或者無意之中與統治者合謀。
今天的中國人似乎面臨著這兩種選擇：要麼政治至死，要麼娛樂至死。絕大多數人選擇了後者，他們在物質的享受中樂不思蜀，不再思考，快樂而渾渾噩噩地走向死亡。比較坐牢而神經失常的喻東嶽，麻木的他們未必有什麼真的「和諧」與「幸福」可言。
《民主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