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ecret Speech and the Anti-Stalin Campaign by Nikita Khrushchev
50年前的今天，1956年2月24日，在克里姆林宮紅牆深宅內的一篇秘密報告，改寫了人類歷史走向，預示了共產主義在冷戰中的最終敗亡。
這篇報告，就是當時蘇聯頭目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所作的反斯大林秘密演說。
該事件發生的基本脈絡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甫一結束，東西方的冷戰隨即登場。在1945年7-8月的波茨坦會議後，斯大林決心強化對東歐的共產主義控制。於是，從1947年到1948年2月，匈牙利、波蘭、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捷克斯洛伐克都落入蘇聯的掌控之中，建立了共產黨政權。一個以莫斯科為最高指揮核心的政治軍事的共產主義「神聖同盟」－－社會主義陣營誕生。
但是，暴君儘管掌握有絕對的政治軍事權力，但卻無法抗拒自然的力量。1953年３月５日晚上９時５０分，超級紅色沙皇斯大林停止了呼吸。
斯大林去世後，蘇聯最高當局經過迅速處決秘密警察頭子貝利亞，實行了一段短期的集體領導。隨後，經歷一場驚心動魄的權力鬥爭，帶有某種舊的斯大林主義色彩的馬林科夫－－莫洛托夫集團失敗，而具有一定革新傾向的赫魯曉夫，通過對斯大林的傳統政治結構的某種反叛，通過與二戰英雄的元帥們和中央委員會結盟，脫穎而出，成為權力中樞。
正如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所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年代裡，沒有一位世界領袖人物的成敗能像赫魯曉夫的成敗如此急劇地和決定性地改變歷史的進程。」
獲得最高權力後，赫魯曉夫開始向斯大林遺留的帝國挑戰了。第一個戰役，便是他在1956年2月24日在蘇共二十大上發表的《關於個人迷信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這個令全球震驚的報告全面清算了斯大林時期個人迷信、血腥統治、殘酷迫害的種種罪惡，開啟了非斯大林化的關鍵一步。
緊接著，赫魯曉夫開始了大規模的平反，他釋放了幾乎全部政治犯，為1935－1955年死於集中營和監獄的絕大多數人恢復了名譽。赫魯曉夫親自下達指示，成立了近百個特別委員會。每個委員會包括一名檢察院代表、一名中央委員會代表和一個早一些獲得釋放和平反的黨員。這些擁有充分權力的委員會，從莫斯科直達所有的集中營。他們仔細地審查各個案件並迅速予以解決：看申訴書，和犯人談話，然後宣布釋放。
到1956年8月，全蘇有幾百萬人獲得了自由。
大恐怖時期的受害者死後得到了平反，數百萬囚犯重返了家園。這是全面改革的前奏，它對國內的影響，不亞於對斯大林的公開批判。
雖然赫魯曉夫沒有從制度上消除除控制了社會的、無孔不久的秘密警察機構，但至少在除掉貝利亞之後，秘密警察對黨和軍隊的控制削弱了，而在大規模的平反運動中看到了野蠻的政治恐怖後，赫魯曉夫已經意識到使秘密警察不敢越軌是何等重要的大事；同樣，在處決貝利亞和大規模平反之後，「人們才開始過另一種生活，才開始呼吸得比較自由一些了。」 對普通老百姓是如此，對政府委員也是如此。
在某種程度上，秘密報告在蘇聯第一次打開了人們頭上的精神牢籠，而俄羅斯的深厚人文傳統在藝術家身上迅速復甦。一批老作家獲得了平反，一批新作家也隨之誕生。這一時代是愛倫堡的小說《解凍》（1954）命名的。一九五七年，帕斯捷爾奈克在國外發表的《日瓦戈醫生》，一九六二年索爾仁尼琴在蘇聯發表的《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以及在這期間湧現的青年詩人葉甫圖申科。帕斯捷爾那克和索爾仁尼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標誌著其作品的文學成就。一個文學與藝術的春潮在解凍時代氾濫起來，洶湧澎湃。富有影響的解凍文學以及其他文學作品還有杜金採夫的《不只單靠麵包》，西蒙諾夫的《軍人不是天生的》、《人血不是水》，阿克肖諾夫的《帶星星的火車票》，愛特瑪托夫的《我的那株包著紅頭巾的小白楊》，梅意爾拉特魯姆的長詩《人》等等。除了文學領域，在音樂、繪畫、雕塑甚至哲學、歷史等各個文化領域，都看得見解凍的滾滾春潮。它們衝破了多年來的意識形態緊箍咒，在在突出了表現人道主義，賦有很強的批判性，蘊含著對斯大林時代的厭惡和否定，真正開始了自己的普遍性的超越性的人性化的文學、藝術與思想的追求。
面對這一精神解凍大勢，赫魯曉夫進退失據，矛盾徘徊。他後來在《回憶錄》裡談到當年的情況時說：「愛倫堡使用了『解凍』一詞。他認為斯大林逝世後人們生活中出現瞭解凍。我對那個時期的這種說法並不完全贊成。」他還說，當時蘇聯領導和他自己在走向解凍的同時，又有擔心，生怕解凍引起洪水氾濫，局面難以控制，「因此我們似乎曾經阻止過解凍」。事實確實如此。赫魯曉夫本人也曾反對過只講暴露，反對過「給現實抹黑」，對《不是單靠麵包》之類的作品提出過嚴厲的批評，對《日瓦戈醫生》在國外出版並獲得諾貝爾獎金一事還作出了強烈的反應。時過境遷之後，赫魯曉夫自己後來也對自己當年的猶豫多所懊悔。然而，儘管「進兩步，退一步」，乍暖還寒，這一解凍時期，對蘇聯國民特別是知識界所導致的思想啟迪仍然是巨大的。它為後來的制度變遷埋下了火種。
在外交領域，赫魯曉夫的「解凍」努力也產生了引人注目的效果。先是，蘇聯與持獨立立場的南斯拉夫領袖鐵托的重新和好。這就導致了東歐國家的某種寬鬆的政治氣氛。在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後，在波蘭，1956年3月，原來被打成鐵托分子的哥穆爾卡及其同伴獲得平反，大批佔據領導層的斯大林主義者被迫辭職。新聞界與民眾獲得了公開表達自己不滿的機會。1956年6月，波茲南市大罷工，最後波蘭黨在與蘇俄折中談判中，以保留蘇駐軍為條件同莫斯科達成了妥協，親蘇頭目去職，選舉當時蘇共不喜歡的哥穆爾卡為黨的領袖。
隨後，1956年10月，就是匈牙利人效法波蘭人，狂飈突起，發動的著名的匈牙利起義。當時，受民眾擁護的納吉(Imre Nagy)政府宣布放棄一黨制度，實行自由選舉；要求蘇聯自匈牙利撤軍。這場起義雖然被蘇聯殘酷鎮壓下去了，但它在東歐、在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在全世界引起的反響是極其深遠的。
此外，這一秘密報告對1956-57年的中國知識界，對於像林希翎那樣的當年大學生的震驚和鼓舞作用，對於中國五七一代人發出自己的獨立聲音的精神刺激，亦是不容低估的。
要言之，一個秘密報告，一場悲壯的起義，在近代世界歷史上，第一次徹底破除了所謂社會主義代表了人類未來的神話，暴露了共產國家極權統治陰暗、殘酷、滅絕人性的猙獰面目。一個邪惡的龐大帝國從此面臨著內部分崩離析，外部競爭激烈，西方世界對帝國國民的示範效應日益增強的巨大壓力。於是，赤色大帝國走上了日益衰微沒落之途，再也無力回天了。
有鑒於此，半個世紀前赫魯曉夫所作的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它所導致的著名的「解凍」，正如曾獲普利茲獎的 William Taubman 教授所評估的，實際上預示了冷戰的終局，被認為是改變了蘇聯，也改變了世界的重大歷史事件（See William Taubman, HOW A SPEECH WON THE COLD WAR? 《THE NEW YORK TIMES》。Feb. 25, 2006， A 29）。客觀而論，它無疑是改變人類歷史進程的重要演說之一。
（寫於2006年2月25日反斯大林秘密報告50年後）
《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