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岩被捕時是《紐約時報》北京辦事處的新聞助理，他是因《紐約時報》率先報導江澤民辭去中央軍委主席的消息而被捕的。中共官方指控趙岩泄漏了國家機密，但《紐約時報》否認趙岩是有關報導的消息來源，趙岩本人也否認對他的指控。
趙岩案顯然大冤案，但按照中共當局的慣例，類似趙岩這樣的案件，無論出於什麼理由放人，大都要留一個判定有罪的小尾巴。因為撤銷指控意味著趙岩將無罪釋放，也等於宣告中共當局從一開始就抓錯了。所以，趙岩案的結果僅僅是極為罕見的特例，顯然與《紐約時報》的顯赫地位和美國政府格外重視高度相關。
作為朋友，我為趙岩和他的家人感到高興，但願趙岩馬上結束牢獄之災，與家人團聚，接受朋友慶祝。我也為此案的代理律師莫少平高興。莫律師代理過許多敏感的人權案件，但在中國的制度下，無論律師的辯護多麼出色，大都只能是無功而返。而今天，莫律師終於可以看到自己為之辯護的一個政治犯將被無罪釋放了！
然而，作為生活在大陸的知識份子，無論如何，我也高興不起來。趙岩案的結果至多是人質外交的又一次出牌，是中共為營造黨魁訪美的良好氣氛而慣用的外交手段之一，而絲毫無助於大陸人權的實質性改善。正如冰點復刊並不意味著言論打壓有所鬆動一樣。君不見，冰點前腳復刊，愛琴海網站後腳被封。
恰恰相反，近年來大陸的人權狀況持續惡化。就在趙岩即將獲釋的前後，有更多的人因言獲罪。2005年，就有師濤、鄭貽春、許萬平、張林等異見人士，被以「煽動顛覆罪」判重刑；原福州日報採訪部副主任李長青被以「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名判刑三年，只因他同情和支持反腐書記黃金高。2006年，山東鄒城市教師任自元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十年；山東淄博市網路作家李健平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起訴；《畢節日報》社記者李元龍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逮捕；還有近期內失蹤了一個月的胡佳、歐陽小戎等人。
六四後，中共對西方的外交是金錢加人質，金錢外交能夠奏效的，人質外交就免了，而光用金錢不管用的，才會附加人質交易。最初，中共的人質外交是為了緩解六四後的巨大國際壓力，是無奈之下的偶然行為，比如放方勵之去美國。後來，中共當局從中嘗到甜頭，逐漸把人質交易作為黨權外交的組成部分，捉放遊戲也玩得日趨嫻熟和精巧。徐文立和魏京生的第一次被提前釋放，與93年申奧有關；王軍濤於94年保外就醫流放美國，與最惠國待遇、聯合國人權大會相連；魏京生第二次保外就醫流放國外，成為江澤民急欲訪美的籌碼；王丹、劉念春保外就醫流放美國，是對克林頓98年訪華的酬謝；進入新世紀以來的短短五年，就有大陸人士徐文立、王有才、方覺、熱娜亞等人，具有美籍身份的貝嶺、李少民、高瞻等人，先後作為中美交易的人質籌碼。
這樣的人質外交既殘忍又下流，永遠是放一個、抓更多，大陸的監獄中永遠不缺與美國作交易的政治人質。而且，這種捉放遊戲也是露骨的「等級歧視」，其中，政治犯的西方國籍和國際知名度是區分不同等級的兩大要件。但由於抓的太多而放的太少，以至於，一些備受關注的著名人質至今仍在獄中（比如，楊建利、楊子立等）。而那些知名度低的人質，並不會因中美關係的改善而受到善待。因為他們既沒有國際知名度，更沒有美國身份，不要說還他們以公正，就是在獄中身體狀況持續惡化，也很難改變他們現在的命運，反正國際社會也管不過來。
儘管，現在的中共在本質上仍然是反人權的獨裁政權，但在大勢所趨和民心所向的壓力下，也不得不裝出一副「偽善」的臉來。中共寡頭們越來越具有平易近人的外表和溫文爾雅的笑容，言談舉止之間，頗有點開明務實的風度，也決不再諱言人權、法治和民主，甚至還會承認中國的人權現狀多有必須改善之處。所以，他們才會玩弄人質外交，國內的民間維權才有一定迴旋空間。在此局勢下，中國人權事業的成敗，國際大勢和西方大國的政治壓力固然重要，但在根本上還在於中國人自己的作為。以中國之大和人口之多，更以經濟高增長和金錢外交對西方政客和資本家的誘惑力，如果中共當局得不到來自國內民間的足夠壓力，國際壓力在中國內部就找不到有效的著力點，其作用也就很難得到充分發揮，就是再有幾個美國的壓力綁在一起，也無法真正推動大陸的人權進步。
反獨裁、爭人權的中國力量要想得到國際社會的足夠支持，使國際壓力的作用不限於促成幾個著名政治犯的釋放，而是能夠推動中國政治制度的逐漸改變，民間維權運動就不僅要挺直道義脊樑、不畏風險，更要肩負起責任倫理、盡量降低風險，既不妄自菲薄，也絕不能輕視對手，力求維權運動每一次爆發都能帶來官民之間的某種良性互動，並取得看得見的成效，哪怕每次取得的僅僅是有限的成果。而只有不畏風險的道義正確而沒有實際效果的維權，無法使民間維權運動的逐漸成熟起來，也無法吸引更多的人加入進來；唯有實際成果的一點一滴積累，才會為沉默的大多數提供示範，帶動更多的人投身民間維權；也才會讓關心中國人權的國際力量看到中國內部的希望，使自由世界施加給中共當局的政治壓力，變得更為理直氣壯且更有實效。
2006年3月20日於北京家中
首發《民主論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