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聽一位朋友說，一位中國大陸某醫院的醫生告訴她，每次在監獄死刑犯和某個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組織配上型以後，他們都會到監獄去親眼看一看該"器官捐獻者"外觀是否健康。我不知道在看過一個活生生的人以後這個"醫生"怎麼還下得了手。俄國的克魯泡特金早在十九世紀末就指出，殺戮同類並不是人類，甚至都不是動物的天性。在十九世紀中葉的歐洲，軍隊執行死刑時習慣的作法是命令十二個士兵出來，十一個人拿實彈的槍，一個人拿空彈的槍，一齊向被判死刑的人射擊。由於這十二個士兵都不知道他們之中誰拿的是實彈的槍，所以每個人都不以為自己是鄶子手，以此安慰自己不安的良心。我常琢磨，士兵所受的訓練就是殺人，他們尚且如此，是什麼意識形態、教育、社會能把原本應該救人的醫生變成這樣的呢？
上醫學院的時候正趕上中國文革後開始打開國門，除了一般的教科書，也從國外介紹了一些以前教育系統裡沒有的東西。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位老師給我們介紹了醫生的"希波克拉底宣言"。讀了以後很久還在納悶為什麼我們的醫生不能直接照著這個宣言宣誓而要另搞一套顯然要差得多的誓詞。
實習的時候各個科室輪轉，一天晚上在婦產科值晚班，大概是什麼地方計畫生育辦公室的送來一位懷孕婦女要求做引產，這位婦女離預產期還有2個星期。當班醫生讓我給這個孕婦子宮內注射利多卡因（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據說這樣可以殺死胎兒，引出的是死胎。我是第一次碰到這樣的情況，和中國大陸大多數"讀書人"（我認為中國大陸只有讀書人，基本沒有知識份子）一樣，我當時並不反對計畫生育，但不知道為什麼，我那時就認定這是一種"謀殺"行為，確實也模模糊糊的記起"希波克拉底宣言"中關於尊重生命、不墮胎的話。於是我告訴那位醫生說我不能作這樣的事，還差兩個星期的胎兒就是個活人。那位醫生看了我一眼，揮了揮手叫我離開。
我得聲明一下，我不是個當英雄的料，事實上我半生謹小慎微，從不敢越雷池半步。但我給自己定下過一些做人的基本底線。在涉及到這些底線時決不退讓。
前不久，兒時的鄰居來訪，我們一起憶舊。我告訴他我前半輩子最佩服的人是龍大鈞，他很奇怪我為什麼要佩服他。
那是個滿頭白髮的老人。從我記事開始，他就在裡弄老太太的管理之下打掃街道清洗廁所。他是個歷史反革命，據說兒子是國軍空軍飛行員，國共內戰時駕駛的飛機在華北某處被共軍擊落陣亡。1966年文革開始的時候，早在造反派起家之前，各級黨和政府就開始組織批鬥四類分子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像龍大鈞這樣的老反革命當然在劫難逃。我說的就是其中一次由裡弄退休老太太們組織的亂糟糟的批鬥會。其中有一個人舉著一封信大聲批判。原來，龍大鈞曾經寫過一封信給毛澤東本人，指出作為一個黨和國家領導人，不應該允許群眾對他喊"萬歲"，因為他應該知道人是不可能活一萬歲的。這封信不知是被轉回當地主管部門還是抄家抄出來的。那年頭批鬥的場景就可想而知了。沒想到這老人拚命抬起頭，直視台下的人，問道："你們都是唯物主義者，你們說人能萬歲嗎？"
我悄悄地離去，從此沒有主動參加過任何批鬥會。這個鏡頭幾十年來經常出現在我腦子裡。現在再看，從批鬥階級敵人到計畫生育殺胎兒，從摘取死囚器官到摘取故意不打死的死囚器官，從為採器官而判人死刑到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對參與者和旁觀者而言，這不就是人性被蓄意消滅的過程嗎？
宋永毅先生曾經寫過文革中上海地下讀書會的事。這次鄰居來時告訴我，他當年也是讀書會外圍成員。我這才知道，當時我身邊的熟人中就有讀書會成員，有的還因此坐了牢。今天回想起來，即使當時知道身邊有這些個讀書會的成員，我也不會有勇氣加入的。對大多數普通人來說，不可能要求大家都做龍大鈞或讀書會那樣的事。不過有些事情不僅是應該而且是能夠做到的，比如不做批鬥會上跟著喊口號的人，不殺嬰，不做活體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操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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