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紐約的第一天就開始產生這種印象。我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上讀到,當地的通勤鐵路正面臨壓力,需要給那些想在清晨6點之前抵達曼哈頓的人增加更早的車次。報導稱,這些人(主要是華爾街一族)是如此堅定地想早早趕往辦公室,以致於清晨5點從長島郊區的巴比倫開往曼哈頓的火車上只剩下站席,絕無空餘座位。
第二天,當我參加一個針對華爾街分析人士的新聞通報會時,我開始更加不安了──會議從7:30的早餐時間就開始了,這意味著任何來自巴比倫等地的出席者都得在早晨5:30趕到火車站(差不多4:30就得起床?)我去過巴比倫,因此我理解人們想離開它的動力,但我懷疑人們是否真的喜歡在那個鐘點起床。此後過了幾天,我和一位女士共進午餐時,她告訴我,她每天早晨5點鐘起床,在動身上班之前,還會心情舒暢地游幾圈泳。
這些都為「紐約不夜城」的說法賦予了全新的意義。我曾一直將這個綽號解釋為「與該城市無休止的夜生活有關」──林地餐廳(Lindy』s)(註:著名的百老匯餐廳)的達蒙魯尼恩(Damon Runyon),Jilly』s的弗蘭克西納特拉(Frank Sinatra),五點俱樂部(Five Spot)的「孤獨的孟克」(The lonious Monk),CBGB俱樂部(註:一家音樂俱樂部,「鄉村蘭草布魯斯」(Country Blue-grass Blues)音樂的簡寫)的雷蒙斯(Ramones)樂隊。但這是一個新的紐約──這裡到處都是放棄睡眠的人群,他們不睡覺不是為了玩樂,而是為了利益,或僅僅出於純粹的堅持。
我承認,我不是這一現象最公正的觀察者。我有熬夜的習慣。我曾經做過一份暑期工作,要求我早晨6點鐘到崗,我永遠不會忘記這段經歷。當時我19歲,酒吧凌晨4點關門,這意味著結束夜生活和開始白天工作之間的這點時間只夠讓我沖個澡。後來,我下決心只尋找那種能讓我在充足陽光下穿衣打扮的工作,以便自己在穿襪子的時候能夠區分出哪只是深藍色的,哪只是黑色的。
我還意識到,人們早早開始上班有很多好處。清晨更寧靜,更容易完成工作。金融市場的交易員和其它參與者仍有時間在亞洲市場下單。我尊敬那些早起的人──他們作風嚴謹,行事有效。
不過,恐怕這個過程正在漸漸失控,其結果就是造就出一類沒有時間進行「自由思考」的人──其中許多人在金融和相關領域身居要職。對於我的觀點,歡迎大家批評指正,但以我的經驗而論,工作之前的時間非常緊張:你不得不只關注於當天要做的那些公事。只有在工作完成、長舒一口氣之後,你的思維才真正可以有所發散,考慮一下各種可能性。
問題在於,這些早起的人都被引向了同一個方向。他們在一天中沒有多少時間可以考慮其它事情。他們去不了咖啡館、影劇院,參加不了政治俱樂部、市政廳會議。他們忙於核實一些細節問題、閱讀列印細緻的文件、達成交易、趕回家睡覺。也許,沒有什麼能比美國現任總統布希(George W. Bush)更能象徵這個時代了。他就是那類早睡早起、做了決定就固執己見的人。
這種情況會讓我們失去什麼?已故的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對此進行了描述,而他自己也是這一答案的現身說法──他曾是新澤西州一位執業醫師,利用業餘時間寫詩,後來成為美國最偉大的詩人之一。他在夜間寫作,這在《便條》(This Is Just to Say)一詩中可以看出來。在詩中,他請熟睡的妻子原諒他吃了冰箱裡「so sweet and so cold」(大意:那麼甜又那麼涼)的李子,而這些李子顯然是她留作早餐的。
當我想到那些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衝出地鐵站的疲於奔命的紐約上班族時,就能記起威廉斯一首最著名的詩「致埃爾希(To Elsie)」。這首詩以其起始句著稱:「The pure products of America/go crazy」(大意:美國的純粹產物/就是發瘋)──這是80多年以前做出的預言,今天在小報新聞讀者聽來仍然是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