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臺北的街道上，因為大家的膚色、文化和語言都相同，就有一種時空錯亂的感覺，讓我想起一部美國電影叫《回到未來》。也許我就非常奢侈地走在二十年後的成都大街上。
你在西方國家就沒有這種感覺，因為群眾演員不一樣，民主是人家的民主，跟你好像沒關係。但在這裡，我在捷運（地鐵）的火車上，我的相貌和周圍的臺北人差不多，我可以完全混跡於一個民主社會當中讓人認不出來，因為我的臉上並沒有寫著我來自共產黨中國。
我甚至很害怕遇見一個小偷，把我的通行證暴露出來，讓所有人都扭頭看我，發現我原來和他們不同。這是種奇妙的感覺，使我開始從生理上產生對臺灣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的認同，我怎麼可能接受一個民主的臺灣被一個共產黨的大陸統一呢。
當我真正來到臺灣，和臺灣的朋友們見面，和那些陌生的臺北人在一輛列車上「百年修得同船渡」，我發現在「臺灣的命運只能由臺灣人自己決定」的民主邏輯之外，我真的不可能再接受其他任何一種政治邏輯。因為其他的邏輯都伴隨著暴力和蠻橫。而我只要想起任何一種需要依靠暴力來保駕護航的邏輯，我就會想起地鐵上那些臺北人的臉。想起他們的臉就是一種背叛。
就像以前有一個自稱非常仇日的朋友，講了一大通理論後，我就問了一個問題，你有沒有認識的日本朋友？他說一個都沒有。我說原來如此。其實我們應該更恨火星人，因為我們連一個火星人都不認識。我們可以盡情的恨他，不怕得罪人，也絕對沒有道德的負擔。
臺灣人的斯文以前儘管見識過，但這一次鋪天蓋地，還是有些讓我震驚。有一個開出租車的老伯，他說話時的文雅、溫柔和真誠，我對一個臺灣朋友說，他身上真的有一種在絕大多數大陸教授身上都已經「掃地」了的斯文。臺北有全世界最高的101大樓，我倒不怎麼看重。但臺灣的誠品書店是真的讓我瞠目結舌，進去了就不想出來。我無法想像臺灣人的文化氣質和閱讀習慣可以濃縮到這樣的地步，足以養得起這麼優雅而奢侈的書店。
從誠品的旗艦店出來後，我在心裏暗暗發誓，僅僅是為了這一家書店，我將在任何情況下誓死反對一個對臺灣使用武力的政權。僅僅從審美的角度看，那將是世界上最嚴重的焚琴煮鶴事件。如果不幸那是一個我必須活在其統治之下的政權，我只能選擇成為它的敵人。為了誠品書店而背叛一個政權，就像溫莎公爵為了情人而放棄江山，活著還有更富有人性尊嚴的選擇嗎？
大陸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普遍有一個情結。就是希望看到臺灣的知識界、媒體、政府和民眾，能夠更加關心大陸的政治命運，希望臺灣有足夠的自信心而不是鴕鳥的心態，成為華人世界當中民主自由價值的宣揚者和捍衛者。因此也對臺灣目前各種「去中國化」的現實，對臺灣把一種獨立的理想，僅僅放在臺灣島內這樣一種狹窄的視野下去觀照，感到不太理解。
臺灣人要自主地決定自己的命運，只可能是在整個華人世界中，在與大陸民主化的互動中，甚至在全球化的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的背景下，才可能得到一個幸福的結果。沒有這樣一種寬廣的視野，臺灣的民主就會永遠被藍和綠這一對概念所綁架。
說到底就是被對岸的共產黨綁架。說得不客氣一點，臺灣雖然比共產黨小几十倍，但總比王怡大兩千萬倍吧。臺灣的自由民主，在共產黨面前顯示出的骨氣和勇氣，如果連一個大陸公民王怡都不如，那還說什麼說，不如洗洗睡了。
但是反過來，這次訪臺又讓我感覺羞愧。大陸的自由知識份子，迄今為止，又基於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對臺灣問題有過什麼發言呢？大陸的異議作家幾乎什麼話都敢說了，就是臺灣問題不怎麼敢說話。為什麼不敢呢，怕得罪老百姓，超過了怕得罪共產黨。怕自己被群眾拋棄，怕自己雪上加霜，怕統治者和被統治者聯合起來反對自由主義。
《反分裂國家法》出臺後，我們很少有人鮮明的表達出一種自由主義的立場，很少有人堅定的說，我反對這部法律，我反對在任何情況下對臺對武。儘管大家心裏都是這麼想的。
這樣，自由主義者對臺灣人的期望就很虛偽了。共產黨對臺政策的問題是分不清什麼是慾望，什麼是權利。這是一種小孩子的狀態，小孩子的邏輯就是我想要什麼，我就有權要什麼。
那麼大陸的自由知識份子何嘗不是這樣呢？如果我們希望有一天臺灣人站出來捍衛大陸的民主，鑄一座自由女神像送過來。我們今天就必須站出來捍衛臺灣的民主，甚至不惜為此與自己的政權和支持者反目成仇。
尼採抱著一匹馬哭喊說我的兄弟啊，這麼大個臺灣，這麼大個大陸，我們有力氣去抱嗎？
轉自《北京之春》06年5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