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蔣介石私人醫生的口述歷史。1943年，年僅27歲的熊丸剛從上海同濟大學醫學院畢業不久，就被調入陪都重慶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工作，從此開始了做蔣介石四五十年的御醫生涯。以下是他關於蔣公下野與遷臺的一段回憶記錄。
1. 蔣公下野
1949年元月陰曆年前，周宏濤秘書突然對我說：「你曉不曉得劉文輝明天要回成都過年？他有專機回川。」當時因情勢不好，我把家眷都送回四川，獨自一人留在南京，所以聽到宏濤那樣說，我靈機一動即隨便寫了份簡短報告給蔣先生，表明想請假六天，順道搭劉文輝的專機回重慶看母親與家人，並一起過年。那時因為劉瑞恆(月如)先生還在南京，蔣先生若有什麼特殊事情，中央醫院的醫師還可為他處理，而且蔣先生身體還很好，所以我請假一週應該還沒關係。蔣先生很快就批准，第二天我便隨劉文輝的飛機離開。
當飛機飛抵四川時，劉文輝說他要先在成都待一天，然後才到重慶，我因搭他便機，只好先隨他到成都。待我返抵重慶汪山家門時，已是年三十的早上，家人都沒想到我那年還可回家一起過年。然而就在當天中午，重慶市警局局長陳善周(曾任官邸警衛室副主任，與我家很熟)卻突然跑到我家，因他接到曹聖芬秘書拍來的電報，要我馬上去溪口。我說：「為什麼要我去溪口？」他說：「總統已下野至溪口。」我說：「可是我才剛到家。」陳善周說：「你自己決定吧。」於是我說： 「我不管，聖芬的電報可能只是他的揣測之詞，我要等過了年初一或初二才走。」當晚，當我在家吃完年飯，半夜警局又來了份電報，這次是俞濟時拍來的正式電報，裡面寫著：「希急來，專機來溪口。」這等於是命令，我只好初一早上就走。
初一一早，內人送我到機場，還替我用盒子帶了過年用的臘肉與雞腿。到機場時已有一架軍用飛機在那兒等我，當時因為空軍人員去吃飯，我便叫內人不要等了，先回去陪母親吃飯。內人搭車走後，空軍人員才來說：「飛機有點問題，發不動，恐怕要明天才能修。」後來我才知道是那位飛行員想待在那兒過年，才託詞飛機出問題。我從家裡搭來的車子已經離開，要再返家也回不去，加之我家到機場路程迢遙，我只好在機場附近臨時找間棧房(最低級的旅社)，將就草蓆和衣而睡。誰知第二天搭機啟程，才飛到漢口，那飛行員又說：「今天飛機還是有點問題，我們先在武漢過夜。」事後我才知道他是在武漢裝銀元，因為武漢的銀元裝到上海還可賣到好價錢。我沒辦法，只好在武漢再過一夜。
武漢那時有個和成銀行，銀行經理趙任安是我在重慶時代的好友，我在武漢沒別的地方去，只好去找他。到了和成銀行後，我才發現他太太生病住院，於是又轉到
醫院去找他。我和他太太也熟，所以在醫院和他們聊了很多，記得當時趙任安對我說：「丸弟，我們是多年好友，所以我要跟你講幾句心裏話。你是個醫生，跟蔣先生已很多年，你已經做了你該做的。現在蔣先生已經下野，你還到溪口做什麼？不如就留下來，我負責幫你開家診所，你又不是做政治的人，就別再回蔣先生身邊，去淌那趟渾水了！」他說得非常動聽，可我仔細想想：我到重慶是請假出來的，就算真的要走，也要講清楚再走。所以我告訴他：「我既未辭職也沒請假，這樣便走實在不是做人的道理。你的一番好意我知道，不過還是等我回到溪口，看看情形辭職再回來吧！」由於我的堅持，他也沒什麼意見，便好好招待我吃了頓飯，休息一下，第二天又派車送我至機場。後來有段時間我兼蔣先生秘書，所有報紙及空軍無線電廣播內容都送到我這兒，我才發現趙任安被發表為華中經濟指導部部長，原來他也是共產黨員，難怪當時會對我說那些話。雖然他也是衷心之言，卻仍舊沒有講穿，但這些都是後話。
當天晚上我甫抵溪口，聖芬便告訴我：「你快點上去吧，先生已經在問你了。」於是我趕緊上樓向蔣先生報到，先生也沒說什麼，便叫我去休息。我在溪口與夏功權同住一房，他那時是蔣先生身邊惟一的武官，兼總務工作。那時侍衛長仍是俞濟時，其他一起在溪口的尚有經國先生、周宏濤、瀋昌煥、於豪章及周菊村。和功權住一間房，我還記得他是個勤快的人，每天早上起床後一定擦皮鞋，順便把我的皮鞋也擦得很亮。我對他說：「沒想到你還會擦皮鞋啊？」他說：「我豈只會擦皮鞋，你看你桌上是什麼？」我才發現桌上有杯熱可可，沖得既漂亮又好喝。當時溪口就只有那麼一盒可可，我倆都偷偷地喝。
2. 溪口歲月
蔣先生下野後，在溪口仍以總裁身份見客。之前陳儀在臺灣惹出「二二八事件」，所以總裁要聖芬到廣州見閻錫山(伯川)，要閻赴臺處理二二八善後之事。閻錫山那時擔任行政院長，但他不聽李宗仁的話，事事請示溪口的總裁，所以那時在溪口，時時刻刻都有情報傳回來。聖芬因平常要處理很多新聞秘書事務，所以行前總裁便問聖芬說：「你走了以後，你的工作怎麼辦？」聖芬說：「請熊醫官接辦好了。」總裁說：「好，可以。」所以後來我除了醫官外，還兼任新聞秘書職務，主要工作即是陪總裁見客，處理新聞及廣播資料。
兼任新聞秘書職時，我發現總裁每天都自己翻閱報紙，當時我心裏想：「他那樣看報紙，有時心裏還想旁的事，也許也不知道哪些消息重要，而哪些不重要。為什麼我不幫他一點忙呢？」所以我便拿了支紅筆，把我認為重要的新聞替總裁畫起來，但畫了兩天後，由於我覺得有些累了不想畫，便直接把報紙送進去，沒想到那天報紙居然被退回來，總裁說：「報紙為何沒畫紅線了呢？」這下我替聖芬找了麻煩。從此後，給總裁看的報紙都需要先畫好紅線。
我開始畫報後，因為當時報紙消息較慢，空軍方面時常為我送來無線電消息，所以我有機會接觸到許多共方資訊，諸如我方有哪些軍起義，哪位軍長投降，又有哪位軍長與共軍合作，許多名字都是我很熟悉的。一些總裁平常認為忠誠者竟然叛變，而總裁認為善戰者竟與共軍合作，反倒是一些總裁不重用的人都殉了職。我這才發現：「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真是一點不假。當時我有很多感慨，便把那些起義、殉職名單，合部抄在一張紙上，連同畫好線的報紙一起呈給總裁。但這又為聖芬添了另一項麻煩，因為第二天沒那張紙時，總裁又說：「另一張紙呢？」故我只好天天抄天天送，抄得心裏著實也有些難過。副官們也告訴我，總裁每次拿到那張紙都唉聲嘆氣，所以過後總裁到了臺灣，第一件事便是將自己重新改造，整個觀念也全部改變。
溪口時代，正是總裁與經國先生討論來臺後如何改造黨政軍之時，大陸丟的時候，總裁看到我方陣營的人，不是投降便是倒戈，感觸當然很深。所以當他撤退來臺時，必然是痛定思痛要進行改造，不但要改造黨，還要改造軍。以他和經國先生在溪口的計畫為基礎，故一到臺北馬上成立中國
國民黨改造委員會，對部隊裡的人事也都親自瞭解。他深入部隊的原因，正是為了準備「反攻」，所以也真是用心良苦。
在溪口那段日子，總裁幾乎天天回到兒時走過的地方。其中有個地方名「金峨寺」，廟裡的人請我們吃飯，擺出一桌菜全是各類筍子，包括炒筍子、煮筍子、燜筍子、油炸筍子等。因為當地產筍，廟裡都是竹桌、竹椅等竹製品。然而自那次吃了太多筍子後，我到現在都還不太喜歡吃筍子。
爾後聖芬回來，我把新聞秘書職務交還給他。1949年4月21日，江陰要塞司令戴戎光投共，共軍陳毅(仲宏)部渡過長江。次日總裁與何應欽(敬之)、張群(岳軍)、吳忠信(禮卿)、王世傑(雪艇)等會於杭州。23日國軍退出南京，此時總裁也準備離開溪口。我們在溪口三個月中與經國先生朝夕相處，平時聊聊天所以很熟，他還曾經送過我好幾支派克筆。在溪口期間，張治中(文白)曾來見總裁，李宗仁也曾託人帶信，希望總裁出國，沒料到後來是李宗仁自己出了國。
我還記得那時在溪口，菜都開得很壞，我們那一桌八位坐的都算是最高級的官員，但八個人卻只吃四樣菜，且每頓幾乎必吃「咸箕」(即咸菜，醃青菜)。到了臺灣以後，有一回在蔣先生生日席上，他突然問我：「熊醫官，在溪口時他們招待得好不好呀？」我回答：「很好呀，我們頓頓都吃『雞』。」蔣先生說：「那不錯呀，頓頓都吃雞。」夫人當時便笑說：「你曉得那是什麼雞嗎？是『咸箕』呀！」
在溪口時大家根本都沒錢，那時我因從家裡帶了些錢，所以有時早上會買些油條回來。當時早上能吃到油條，已經是最好的菜了，而大家吃早餐時多了兩根油條，對我也都十分感謝。那時根本連薪水都發不出來，爾後財務署署長吳嵩慶為我們帶了銀元來溪口發餉，我記得那時我拿到兩百大頭，和聖芬各拿了一百大頭托張岳公替我們帶回四川家裡，不料事後才發現那筆錢他根本沒幫我們帶到。
3. 輾轉撤退
我們離開溪口後就上了太康艦，當時太康艦艦長是黎玉璽(薪傳)。太康艦離開溪口後一直在海上漂，因為蔣先生決定守住海南、大陳等島嶼，故先於艦上探勘攻守位置及情勢。我們在海上巡遊一個多月，完全上不了陸，也接不到信，(我與內子李忠慧在抗日勝利時匆匆結婚，以後跟隨蔣先生而聚少離多，這次海上巡遊，明知她快生產，也不知是男是女。)之後又回到上海。上岸後蔣先生的心情很沈重，當時有很多人勸他：「共產黨已經到了某某地方，上海已不能住了，要趕快退到臺灣才行。」但他就是不走，不願撤退到臺灣，甚至到胃病都發了他還是不走，堅持死守上海。我不能到外面替他找醫生，故只好找些藥給他吃，看得出他的心情真的非常沈重。最後還是陳誠的電報讓他離開上海，因辭公在電報中說：「我在臺灣十分安定，而且深得人心。希望『總統』快到臺灣安排與指揮，將來還可由臺灣反攻。」這個消息終於打動了蔣先生，所以他才決定離開上海。
我們離開上海後先飛廣州，那時重慶還沒丟。到了廣州後，雖然蔣先生一人還在那兒憂心忡忡，但因大家已許久不知肉味，故決定去吃廣州最有名的炸鴿子。我和曹聖芬、周宏濤等跑到一家餐廳吃鴿子，去後才發現黃少谷、谷正綱等也都來了，大家便在一起吃。吃完之後，因為少老說要請客，於是我們便在外頭等他結賬，不料等了好久他都沒出來。谷正綱先生於是猜道少老可能錢沒帶夠，進去看看才發現果真如此。因為我們那餐鴿子一共吃了一百多銀元，而少老身上只有一百銀元，幸好谷正綱先生過去把錢付清，少老才得以退出。那時一塊銀元等於三塊美金，所以一百多銀元可是十分值錢的。
到廣州之前，蔣先生在重慶便已經找雲南的盧漢(永衡)來，但盧漢不肯來，因為他怕蔣先生不放他走。當時蔣先生便派經國先生到雲南去，要經國先生住在昆明，只要盧漢一天不回昆明，經國先生便不許離開。換句話說，經國先生等於到昆明當人質，所以盧漢才來。盧漢來了以後，蔣先生對他也很客氣，然事實上盧漢那時已經……與共產黨接觸很多，但蔣先生依舊不甘心，因為雲南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後來蔣先生決定親赴雲南，盧漢知道後提出一個條件，表示蔣先生要到雲南可以，但身邊不要帶太多人。蔣先生也答應他的要求，於是
便帶著我、武官夏功權，及少數警衛人員搭機到雲南，可說單槍匹馬赴會。我們當時雖未事先聽說那次行程將有危險，但由事前計畫的警衛森嚴，且每名警衛均佩帶雙槍來看，也可判定情況十分緊張。
到了昆明以後，蔣先生吩咐座機停在原地不能熄火，以便隨時準備起飛，功權則寸步不離地緊跟著蔣先生。爾後盧漢出來迎接，蔣先生與盧漢一起走在前面，功權則緊跟在盧漢後面，以防盧漢有任何不軌動作。那次除了蔣先生、功權及少數警衛外，其他人均只獲准待在機場，中午就在機場吃便餐。
蔣先生下機與盧漢會談約兩小時後，盧漢又送蔣先生回機場，最後我們還是平安離開。但事後我才知道：當時機場附近全是迫擊炮，他們原本計畫：只要盧漢一聲令下，那些迫擊炮便可將整架飛機摧毀，再將蔣先生扣留，交給共產黨。但盧漢卻沒這樣做，因為他當時看到蔣先生樣子十分威嚴，故不敢妄動，只好戰戰兢兢地陪著蔣先生談話，始終不敢下暗號。直到他把蔣先生送回機場，蔣先生一直都是談笑自若，若無其事的樣子。所以第二天張岳公到雲南時，盧漢便把全部怒氣全出在岳公身上，扣留岳公，把其他人全殺了。(編者註：這段敘述時間有誤，背景也更複雜：其一，蔣介石到昆明是1949年9月22日，張群奉蔣介石之命去昆明安撫盧漢而被盧漢扣押是12月9日，而非本文中所說的「第二天」；其二，盧漢此時還沒有在反共與反蔣間做出最後選擇；再則盧漢僅僅幾個保安團的兵力，絕非蔣介石的中央軍李彌、余程萬兩個軍的對手，而中共大軍此刻尚在湘、粵，遠水救不了近火。這些因素才是盧漢沒有對蔣介石採取行動的真正原因，而非如本書所述，是蔣介石的「樣子十分威嚴」所致。參見《蔣經國自述》215頁、229-230頁及劉紅所著《蔣介石大傳》第1614∼1615頁，團結出版社， 2003年版。)最後還是因為岳公原對盧漢有恩，盧漢下不了手，才放岳公脫險回來。所以之前我們陪蔣先生到雲南，還真是一場驚險之旅。
另一項驚險卻溫馨的遭遇，則與蔣夫人有關。1942年夫人隨同蔣先生到印度開會，會後準備返回重慶。回程飛機飛離印度未幾，機師便來報稱座機周圍有日本飛機，可能蔣先生行蹤已讓敵人發現，故需採取緊急低飛措施，以使敵機不易抓到目標。當時機上同時準備降落傘，但將人數一算，卻發現降落傘不夠用，於是夫人的貼身佣人蔡媽便沒分到降落傘。那時夫人告訴蔡媽：「這樣好了，假使等會兒真的需要用到降落傘，你就抱緊我的腿，這樣便可平安降落。」當時蔡媽立該對夫人說：「如果真到那時候，我絕不抱您的腿，讓您平安下降，我絕不拖累您。」夫人聽了很感動。後來座機低飛後，由於先遣機並未採取低飛措施，日本敵機跟著先遣機追去，而未認出蔣先生座機，最後一行人總算平安回到重慶。爾後夫人便對蔡媽很好，因為覺得她很忠心，很多事也都不與她計較。蔡媽約於十數年前以 60多歲死於臺北，她比夫人年輕，是夫人在上海時就極信任的貼身佣人。
4.「剿共」失利因素研判
抗戰勝利後，「剿共」失利的因素有很多，但就我瞭解，其中包括幾項重要因素。
第一是經濟因素，本來在抗戰時期國家之所以尚稱安定，全靠穩當的法幣制度。當時社會整體經濟還算穩定，以後改行金圓券(1948年8月19日，南京政府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
令，實行改革幣制，發行金圓券，收兌法幣及金銀外幣(法幣300萬元折合金圓1圓，金圓2圓折合銀幣1圓，金圓4圓折合美鈔1圓)，登記外匯資產，加強管制經濟。公教人員待遇以40元為基數，40元以上分別二折一折。)與銀圓券，社會經濟即變得一塌糊塗。我記得那時蔣先生到馬鞍山避暑，找徐柏園先生談金圓券改銀圓券之事，市面上的物價在當時只能以「一夕數變」來形容。當時經國先生到上海打老虎，(1948年8月21日，蔣介石電各省市政府，曉示改革幣制、穩定經濟決心，命切實執行。並派俞鴻鈞及蔣經國、張厲生及王撫洲、宋子文及霍寶樹等，為上海、天津、廣州各區經濟管制督導員。)打得所有公司都把物資藏起，在奇貨可居的情況下，市面上都沒有東西可買，每個人都要物資而不要錢，最後還到了拿金子發餉的地步。整體社會經濟的不穩定，使得中央政府大失民心……
第二，當時陳辭公採納馬歇爾的建議，將部隊精簡。但裁兵的結果，使得許多軍長突然降為師長，師長又變成團長，以致部隊士氣大降，造成許多人員投共，敵我勢力大幅消長。共產黨那時尚在東北接收許多日本人留下來的武器，我方戰況自然容易潰不成軍，未戰先逃。
還有一項極重要的原因是，那時蔣先生身邊有太多中共特工。我記得那時蔣先生在黃埔路官邸設地圖室，地圖室三巨頭分別是蔣先生、周菊村與劉斐(為章)，三人在南京指揮徐蚌會戰。但劉為章本身正是個中共特工，以致我方作戰命令共方完全知曉，自然我每戰必敗。那時大家都覺得奇怪，為什麼蔣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於是徐州當地幾個重要指揮官便稍加變通，提早進攻時間，作戰結果才算順利。後來大家都認為劉為章十分可疑，蔣先生卻都聽不進去，也沒人敢直接告訴蔣先生，故直到最後證實這一點時，蔣先生連想都沒想到。(編者註：劉斐(1898－1983)，湖南醴陵人。早年曾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主任作戰參謀。大革命失敗後，去日本陸軍大學學習。
抗日戰爭時期，任
國民黨軍令部次長，主張團結抗日。後任國防部參謀長。1949年為國民黨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代表，國民黨拒絕簽訂國內和平協定後去香港，與黃紹竑等發表聲明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同年出席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後任國防委員會委員，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兼水利部長、體委主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
此外，羅澤闓也是中共特工。當初如果沒有這些人，我方根本不會如此慘敗。當初播遷來臺時，人們根本無從得知身邊親人有哪些是共產黨，因而形成彼此猜疑的局面，大家都沒了信賴感。直到現在，臺北還有四千位共產黨員，但誰曉得自己的朋友中誰是誰不是？以前有位蔣先生親信的內衛股中校股長，專門指揮蔣先生身邊事務，且治軍嚴謹，大家都認為他很能幹，後來才發現他也是共產黨。還有一次，夫人向我表示她需要一名護士，要我幫她選個好一點的人去，於是我選了醫院裡一位能幹的護士長，不料在還沒進官邸的前一天，護士長即已被捕，原來她竟是蘇俄方面派來的國際共黨分子，真令人想像不到。
過去戴笠在的時候，我方情報做得很好，蔣先生對戴先生也信任有加，交代戴先生進辦公室時可不需通報。戴笠當初受到蔣先生賞識，乃因有一回他親筆寫了一份情報呈給蔣先生，那時侍衛長是王世和，王世和看戴先生只不過是個小小參謀，哪有資格呈報委員長，便把戴先生寫的報告丟在一旁。戴先生沒辦法，只好另外想法子，和副官們打交道，請副官幫忙把報告呈給蔣先生。然而副官們哪敢把東西隨便呈上，只有一位施副官是個老好人，他幫戴先生把東西放在蔣先生辦公室。不料蔣先生看到那份報告後大吃一驚，便要左右找出寫報
告的人，事發之後施副官先交代戴先生，要他一定要認罪，戴先生也應允。結果戴先生進去後，蔣先生便要他日後隨時供應情報，且無需通報即可進入蔣先生辦公室。爾後戴先生的情報愈來愈多，事後也都證明是事實，因為他在共方組織裡埋伏多人，我方情報系統全需仰賴他。戴先生後因飛機失事而去世，(1946年3月 17 日，「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局長戴笠自青島飛抵南京上空，於岱山失事，時年50歲。戴笠死後，臺北方面以其字「雨農」為路命名來紀念他。)他死後我方在共黨組織裡的所有耳目便全數斷線，之後經國先生自己掌管情報系統。
5. 來到臺灣
1949年12月到臺灣後，蔣先生連任
國民黨總裁，並兼「國家安全會議主席」、「國防研究院及革命實踐研究院」院長。蔣先生剛到臺灣時，住在陽明山空軍新生社裡，後因陳辭公(即陳誠，編者注。)修建士林官邸，蔣先生與夫人才住進士林。爾後蔣先生自己修了中興賓館，他很喜歡那個地方，經常到那兒小住。我在那兒也有自己的房間，大門進去右轉的大房間便是我的辦公室。蔣先生的房間則在二樓左手邊，二樓右手邊的房間是蔣先生與夫人特地留給孔夫人(宋靄齡)的，以後孔二小姐便住在那兒，而把當中的正房留給孔夫人。但我住在中興賓館總覺得裡頭陰颼颼的，因為山上風聲之大有如鬼哭神號，每晚都像刮颱風似的。由於中興賓館位於陽明山一座山口，風正好由屋旁吹過，風聲特別大。蔣先生很喜歡那棟房子，因為那裡確實景色秀麗，但住那兒對他的健康卻真的很不利。
6. 來臺工作情形
過去我陪蔣先生去過金門多次，他很喜歡金門，因為那兒桃花開得很美，空氣也很清新，經國先生也很喜歡那兒。1958年「八二三炮戰」前一晚，我還陪同蔣先生在金門，那時我們天天由臺北飛金門辦公，不料次日共方弄錯情報，以為蔣先生還在金門，所以發動炮戰。我在金門住在一位副司令的房間，炮戰過後我們回金門去看，發現我住的地方浴缸裡正好有一枚炮彈，假使那天我在那兒洗澡，炮彈便正好落在我身上。炮戰過後，有兩位副司令官都死在那裡，因為炮戰發生時他們正在那裡開會，俞大維「部長」那天到得晚，胡璉也陪他到得晚，所以他倆才逃過一劫！
其實在我的觀念裡，身為醫生最好留在醫院裡，才能隨時學到東西，所以我跟著蔣先生到澎湖去時，便到澎湖省立醫院參與開刀。當時我感到待在省立醫院不錯，所以從澎湖回臺北後，某日正好陳辭公來官邸，我便向辭公表示：「假使有機會的話，我想到省立臺北醫院去。」陳辭公聽後便與經國先生商量，經國先生也很同意我的想法，便問我想到「陸軍總醫院」或省立臺北醫院，且因我當時軍階已是上校，過去在大陸上的臨床經驗也夠，故可以為我安插副院長職。我選擇了省立臺北醫院，並在那兒當了兩三年副院長，後因原任院長不擅行政事務，故將我升為院長，我一做就是十餘年。雖然當時我兼任省立臺北醫院院長，但大部分時間仍待在官邸，有空才到醫院去。我在醫院裡也看門診，與本省許多醫界人士也很熟。
「陸軍總醫院」因只能看軍人，無法照顧到退役軍人，所以於1958年開辦「榮民總醫院」，經國先生找盧致德擔任院長。但因盧院長很忙，年紀又大，經國先生擬為他找一位副院長，便問我的意見，我向他推薦「陸軍總醫院」的鄒繼勛院長，因為我見過鄒幾次，覺得他滿能幹。於是我倆便到「陸軍總醫院」拜訪鄒院長，一到「陸總」便發現那裡的洗手間與辦公室均十分乾淨，經國先生覺得鄒院長確實是個人才，於是見到鄒院長立刻向他表明要調他任「榮總」副院長的想法，鄒院長也立刻答應，兩三天後即至「榮總」到職。鄒先生在「榮總」一做就是六七年，所以他後來見到我便向我埋怨：「就是你給我搞的鬼，讓我一做就做了六七年副院長。」因為盧院長很苛待他，未予他實權，後來他好不容易才升上院長，把「榮總」也辦得不錯，我與榮總也因此結下諸多淵源。
過去我曾參加「銓敘部」醫療審議委員會，常與台大醫生們一同開會，故與台大系統也很熟。如今台大新人輩出，全民健保開辦後，醫療審議委員會也不召開，我與台大方面便開始不熟了。我認為台大與「榮總」兩個系統都各有長處，彼此間有競爭也是好事，不過台大本身門戶之見太深，要台大畢業的人他們才用，且只要一離開台大就別想再回去，不像「榮總」只要是優秀的人都進得去，故兩者性質仍有不同。不過台大學生程度本來就高，能夠考進台大差不多都是好學生，他們自醫學院畢業後，還要辛辛苦苦地研究多年，再出國接受訓練，所以一般來講，台大醫生的素質確實不錯。不過台大畢業的學生除了在台大外，大多會到新光、長庚等醫院，較少到「榮總」。
省立臺北醫院則因臺北市改製成「直轄市」，故改為臺北市立中興醫院，我因此又由臺北醫院院長變為中興醫院院長。1968年臺北市立和平醫院開辦，我再兼該院院長，一下子身兼兩個醫院院長，又是官邸醫生，每天生活忙不勝忙。後來臺北市衛生局改組，我因醫院院務辦得不錯，故又兼任臺北市衛生局副局長。當時臺北市長乃現任「奧會」主席張豐緒，後來經國先生對張先生說我在官邸的事很重要，還是不要讓我兼太多職務較好，所以張先生便另換了一位王先生任副局長，我則繼續擔任院長，共做了五六年。
我在中興醫院擔任院長，一直做到六十五歲退休為止，之後便在中心診所做臨床，看門診。老友余紀忠先生看我已自中興醫院退休，便找我到《中國時報》擔任副董事長，因他知道我在重慶曾經擔任過蔣公的新聞秘書。我則因與他很熟，他的母親又是我乾母，故也不好推托，於是自六十五歲退休後，我便在《中國時報》任副董事長至1997年，也有十五個年頭。
我在《中國時報》其實也沒負什麼責任，每週一、三、五均需到報社上班，他們給我一間很大的辦公室。本來我每天都得去，後因他們考慮我可能太忙，便讓我隔天上班，不料我開始隔天上班未幾，蔣夫人又要我接任圓山飯店董事長。接任後我天天都得到圓山，輕鬆不到幾天的生活又開始忙碌起來。
蔣夫人把圓山交給我管理以後，除圓山之外，其他如華興育幼院、振興醫院等夫人所屬單位，若有困難與問題也都變成我要解決。而這些問題大多也與臺北市政府有關，都是些零零碎碎的事情。所幸我現在把圓山原任的總經理換掉，新的總經理上任後為我分憂解勞不少，我便有更多精神應付華興與振興的問題。不過振興後來也有一位很不錯的新院長，極能獨當一面；華興方面我也找了茅鐘琪校長來管理，讓我省下不少心力。
而臺北醫學院甫成立時，因我與徐千田的關係，故也擔任董事職，並在北醫兼授心臟內科課程，如心臟衰竭、高血壓，及心臟缺氧等課。我在那兒教書教了十幾年，一直教到七十五歲，所以現在臺北醫學院的醫生，大部分也都是我的學生。我在那兒教書，一直受同濟大學時代德國老師們的影響，講課時絕不帶任何筆記，且一上場便開始講課，教材全在腦子裡，學生們也很歡迎這樣的上課內容與方式。
我當醫院院長三十多年，所以醫生的一般生活我很瞭解。其實真正的外科醫生是不能喝酒的，若是喝酒，外科生命到五十多歲手便開始抖起來，而沒辦法開刀。可是本省醫生喝酒是一種習慣與樂趣，而且他們很喜歡鬧酒，但除宴會外平時也不大喝酒，不像外國人總是拿著一瓶酒倒著喝。其實外科醫生天天都有刀開，甚至星期天也有，天天緊張倒也就無所謂緊張，故也談不上要鬆弛情緒。徐千田過去曾經遇到一種情形：他自己在一家醫院開刀，卻突然接到馬偕醫院打來的電話，表示馬偕那邊有個刀開到一半開不下去，要他去做緊急救援。於是徐千田馬上把手邊的病人稍微縫兩針，並交代護士麻藥不要給太多，然後脫了衣服立刻跑到馬偕去，穿上手術服再把馬偕那邊的手術接下去，手術結束後又跑回原來的醫院開刀，最後兩邊都救活了。有很多外科醫生已經把開刀當成一種樂趣，養成習慣後便不會緊張。
過去我一天至少喝五杯咖啡，而且都加糖。後來發現那樣不好，因為咖啡喝多手容易抖，便減成了兩杯。英、美、法等國的人都喝咖啡，也加很多糖。不過英國人也喝紅茶，過去我在英國待過，發現英國人把下午茶時間看得很重，我們在醫院的時候，到了午茶時間，每個人手邊的事馬上都暫停。上午約摸10點半鐘，時間一到，天大的事情也沒人管，甚至在開刀房裡的人都會把刀放下來，所以英國人對午茶是非常重視的。美國人也有午茶時間，卻不似英國人那樣重視，且美國人也不喝茶，而喝可樂或咖啡。我在美國醫院也待過兩三年，他們早上8點開始工作，約做到10點即有半小時午茶時間，時間到後再繼續上班到中午吃飯時間，吃完便繼續工作，沒有午睡。下午三點鐘還有一個coffee break，5點鐘下班。他們一週只上班五天，所以一星期一下子就過去，但工作起來可還是一點都不含糊。
如今官邸裡的醫官五老：我、王師揆、盧光舜、陳耀翰及鄧述微，只剩下我和鄧述微依舊健在，其他三人都已過世。現在我們這些人在醫學界都已算是老前輩，中心診所裡已經沒有比我再老的醫生，連鄧述微都比我年輕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