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碰頭會」，一位部主任向我談起了一件讓人心情沈重的事。有人議論是早戀出了問題，有人說是高中考試錄取出的事。我佈置，作為新聞線索派出記者採訪。
前些年時有考試落榜生為前途無望尋短見，我們江淮流域的基層地方報紙，大都進行有針對性的密切配合，宣傳「在工農業生產第一線社會大學創業成才」的優秀典型。那些年因高中、大學收生太少，百名考生錄取十人就算是較好的學校教育水平，大群孩子回到了「工農業生產第一線」也不算件丟人的事情，大家彼此彼此，心態上得去。如今較發達縣市教育發展，中考、高考升學率雖有大幅度提高，但大量名落孫山的學子仍不可不予以關注。
這是我當時的第一念頭。
下午信息回來了。自殺女孩許杏莉是本市蔬菜公司一對下崗夫妻的孩子，因為城裡學費貴被送到鄉下的姥姥家就讀。窮人家的孩子懂事早，學習刻苦，成績優異，從未掉下過全班前三名，一直是那所偏遠農村初中的小名星。父母企業破產下崗後，靠早晨、晚上兩頭在街上擺個被城管和工商攆來攆去的小地攤維持生活，母親因長年在蔬菜冷風庫當「出庫員」，落下風濕性心臟病，有點錢就吃藥維持，沒錢時就停藥，每次到醫院檢查大夫都要讓她馬上住院。夫妻倆嘆著氣從醫院走出來時，丈夫總是萬般愧疚地重複著「跟了我這個沒本事的人讓你遭老罪」那句話。家境淒涼到供獨生女兒上學都力不從心，只得把孩子攆到鄉下姥姥家。爭氣的杏莉連續當了三年「三好學生」和班長，最後中考硬是在本校一百多名畢業生中再次「拔尖」，成為被全市一流重點高中錄取僅有的三人其中之一。瞭解情況的人都說許家養了個好閨女，「苦日子能熬出頭」。重點高中依靠高考升學率大大高於一般學校的優勢，模仿大學錄取學生的方式，抬高錄取分數和收費門坎，大力推進「教育產業化」。除了比例不大的第一批錄取生按照有關禁止學校「亂收費」規定繳入學費三千元外，不「達線」的二批錄取生入學底價八千元，然後每低一分加一千元，同時與那些暗地對辦學有重要貢獻的自願「帶資助學生」等「特殊情況生」一起錄取，直至達到預期招生指標。錄取杏莉的這所重點高中一批達線生僅佔總收生人數三分之一。（後來證實，記者採訪到的信息與學校內部文件內容相符）
小杏莉儘管在本校拔尖，但這所偏遠農村初中與全市40多家初中同時競爭，劣勢自不多言。杏莉差了一分半，其他兩位分別差二點二分和四點五分。這就意味著三人繳費額從三千分別漲為九千五、一萬零兩千、一萬兩千五。好勝心很強的小杏莉接到通知書，一天沒吃沒喝。她清楚，三千元可能有她家的親朋幫助湊齊，九千多元絕對拿不出來。多次難難地對小夥伴們說過「學分，學分，學生的命根，老天怎麼就讓我差這一分半呢！」，「我可知道什叫亂箭穿心了！」她打聽到鄉下兩位同時錄取的男同學情況尚好，村裡同姓戶門大，沒出「五服」（五代）的本家幾十戶興奮起來，都想為族上出個人物盡把力，加上七大姑八大姨出錢接濟，五百、八百能湊夠了數。城裡的下崗職工就不行了，孤零一戶，樓上樓下都不來往，別說支援，就是出利息借貸也找不到人幫忙。接到通知書當天晚上，杏莉一家三口守著飯桌沒動筷子，爸爸拿著《錄取通知書》說，「這可真是張『催命符』啊！」。媽媽說了句「孩子，這學咱上不起啊！」，母女倆抱在一起哭成團……。杏莉抽泣著，「媽，我不想再給您和爸爸添負擔了，現在我只恨自己小，沒本領掙錢給您養老治病……」
第二天，杏莉花了她一生最大方的一次零花錢：用十元錢買了張電話卡。她的兩個姨一個姑姑，接到了她感謝為她家困難操心和今後請求多關心她媽的電話，初中班主任老師接到她表達感謝培養教育之恩厚意，三個最要好的夥伴接到了她表示下輩子也做好朋友的承諾……
孩子精神垮了，最終沒能經受住失學打擊。凌晨一點，她步行十多公里，悄悄爬上離火化場很近沒亮燈的六層居民頂樓，推開走廊窗戶，縱身跳了下去……沒人聽到她的哭聲和叫聲，靜靜地走了，早飯後八點多才被發現。
記者眼裡含著淚展開了從小杏莉口袋裡找到的一張紙：
「爸、媽：不孝女兒給二老跪下叩三個響頭！請您多保重，不要為我的事情傷心，我說過，我不想再給家裡增加負擔，我走這條路對不住二老的恩情，欠下的養育債來生報答！這個世界沒有讓我留戀的任何東西，我恨老天對我不公！」
看著這個女孩一筆清秀的字，我聽到了一位弱者萬念俱焚的悲慘哀號，腦門熱血直衝發端，從事新聞多年，經歷過不少死人的慘烈事件，從沒在工作中經受過這種特別刺激，淚水一下子湧了出來。有誰能想到及時來點化她、拉她一把？記者反映，孩子死了，這戶老實困難家庭認為那是他們自已家的事，沒向任何人訴說，更沒無理「上訪」取鬧。原學校已將她作為畢業離校的社會人，沒做任何過問；父母的破產公司更與此事無關；街道居委會也從沒有管這種事的先例。沒有任何沾一點官的人進門惹這個麻煩，只有杏莉的近親和要好的同學聞訊跑到火葬場哭了頓送她上路……。幾天後上完孩子「三日墳」當天晚上，杏莉的母親上吊自盡，找女兒做伴去了。
新聞行當的敏感自然會聯想到這不是一個孩子的偶然自殺事件。我清楚記起，三年前因宣傳配合需要列席的那次市委常委會議，幾項議題是「教育產業化」、「學校拆遷」、「土地徵用」、「經營城市」。教育局長詳細匯報了市區內幾所老中學校舍破舊、不適應教學要求以及影響城市形象狀況，急待改造或建新校。市長和分管副市長分別做了政府研究意見情況的介紹。大家一致同意將地價高的市內三所舊中學連土地和地面附著物整體賣給開發商，用「銀行貸一點、地產賣一點、學校拿一點」的「三點」做法，在城外東、南、北部分別置換成新學校。這無異是個高明的絕佳主意，市委書記最後拍板一錘定音。舊校賣了，新校建了。中等教育設施的改造不僅成了一把手的政績亮點，城區三個高檔商品房住宅區，也為城市面貌增色不少。沒想到，「一把手」提拔調走後，社會上議論的人多起來了。
誰也沒有想到，那是一位精明的私人房地產開發商盯上了市內黃金地段的這三所校園，對沒有地面附著物拆遷成本的學生大操場更是垂涎已久，而且已經把暴利帳算透。就是這位外號稱作「貸權」（他經常宣揚自己的生意經，說「別人搞工程『貸款』本大利小，我搞工程『貸權』本小利大」）。知道底細的圈內人透露，他看中三所學校後，就千方百計託人打聽「一把手」陳書記在鄰市老家的親屬，選中了一位和市委陳書記關係不一般並在其支持下開著一家建材公司的舅舅，他甚至清楚陳書記上大學就是這位老漢供的。於是，舅舅老漢很快就成了「貸權」老闆公司的副總。這位「貸權」跟著叫舅的老漢只是來了個影子，很少有人見過他的面，更不知道他和陳書記這層關係，一切都在高度隱密中運作。公開議論這些事情是在陳書記走了後，被辭退的公司財務人員捅出，老漢帶來8萬元入股時，「貸權」老闆在協議書數字「8」的後面又滿不經心地加了個「0」。我第一次聽人說起時，腦海裡曾經突然冒出過那句「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的名言。
沒多久，陳書記指示市府對這三所中學進行拆遷改造「論證」。市委那個常委會就是為這個開發商開的。縣市城區工廠企業改制拍賣完之後，城內佔地面積較大的中小學校園地產成了國有財產資源中價值最高的資產之一。上小學的孩子需就近並要家長接送，沒人敢犯眾怒拆遷，而把中學趕到城外去能一舉多得。按照國有土地「招、拍、挂」（招標、拍賣、掛牌）規定，三所學校合法走完了程序。不過那只是上演了三曲小戲。因為陳書記有話，「招標、拍賣、掛牌該怎麼辦還怎麼辦，但項目該給誰還給誰，地價和地面附著物該怎麼評估還怎麼評，但該定多少還是多少」。結果每畝出68萬的沒給，給了出32萬的。不必做任何解釋，因為這是市委決定。書記對市長們的解釋，「雖然不便多說，但有一點需要對大家講，這樣做是為了更多爭取上級對我市的支持。」人們後來議論，他這樣拍板只有兩種解釋：要麼是個人謀私的託詞，要麼是以此方式對上行賄。
有學者研究此現象大膽斷定，資產流動，權力「尋租」就會出現：「土地國有制使得各級官員能夠成為土地的最大拍賣者，價格的隨行就市全由各級官員「收發隨心」，大多看「買方」給當權官員們多少私人好處。甚至可能看到以贈送方式將土地產權轉讓、贈送現象。」國家嚴懲行賄受賄重典下，已有不少貪官成了刀下之鬼。然而這些刀下鬼的震懾作用如何？權的尋租趨向如同「人為財死，鳥為食亡」規律，權為「財」誘惑與「鳥」為食誘惑是他們自身不能克服的弱點。明朝洪武皇帝，將腐敗的官吏判處死刑，處死以後，將他們的皮剝下來裝上稻草，放在衙門裡當作其他官吏的警惕之用，但是這些「稻草人」根本就起不了嚇阻的作用。「三年清知府，萬兩雪花銀」依舊。今天成克傑之類的「稻草人」嚇阻作用如何？體制給人的那種特權還在誘惑人，前「腐」未除，後「腐」更猖獗，有「前腐後繼」之勢。
參加競爭的其中兩家有「市長背景」的開發商，知道「貸權」小子把全市最硬的權又玩到了手，但他們不想示弱，後臺暗處書記與市長的權力比對，變成了前臺明處商人的競爭。「給他點壓力，這樣的肥肉不能讓他獨吞！」便公開在建設系統到處散佈為學校增加出讓金，還以信函形式致書記、市長和副市長們，表示「願意每個學校再分別多加800萬、600萬、550萬補償金支持教育發展」。這一舉動，狠狠「將「了陳書記的「軍」，讓書記和「貸權」處境十分尷尬。老百姓完全被蒙在鼓裡的這些幕後利益爭奪在領導層引起議論，但官場潛規則卻不可能把這種事提到桌面上，反倒因巨大非正當利益引來黑道界入，兩位競爭「鬧事」的老闆家裡都在凌晨兩點接到恐嚇電話，「想砸誰的鍋，不怕大人孩子被廢了嗎！」「你錢多了燒出病來啊，再嚷嚷下去不怕你們家裡的人出事！」
結果根子硬的兩位老闆不吃這一套，在建設口權力圈內個別人的縱容下，將黑道恐嚇公開張揚著到公安報案，還揚言要「上訪」。
一個月後，「貸權」公司受「明人」指教突然「息事寧人」，自願將另兩所舊校地產及新校工程分別轉手給了那兩家敢鬧事的。兩家同行理解「貸權」到手時「成本」太大，沒有虧他，在律師見證下每人各簽下了一張600萬元、550萬元欠條，待開發施工辦理「商品房銷售證」三個月後一次付清。「貸權」一轉手不費吹灰之力得了千萬銀子，而他本人所佔據最好地段的那所80畝中學，每畝開發淨收益超過400萬元，總利潤達到3200萬元。搬遷建這所新校的利潤進項還再可收入1100萬元。中國人一夜暴富的神話就是這樣創造出來的。
因新校低價圈佔土地，一大群農民跑省裡上訪兩次被公安人員領回。一些人對違規拍賣中學和新校征地剋扣農民補償問題連續不斷向上級反映。紀委書記受不了轉下來那些人民來信剌激，事情鬧大少不了自己的責任，約了市委副書記、市長去一把手辦公室通氣。陳書記冷冰冰地說：「你們不知道辦任何好事情都有噪音的道理嗎？現在搞市場競爭，能說說項目給了誰和地產多少價就沒反映了嗎？」話不投機，兩位好意想反映些情況的領導啞口無言，轉了其他話題。
在城外每畝只花2萬元又無任何拆遷附著物的新址，投入6100萬元即可建成新校。而那所重點高中老校每畝32萬，80畝賣了2560萬元，如果老校每畝賣68萬元，可回收5200萬元，退去上繳土地部門款項，可投入建校經費4300萬元，剩下的800萬元銀行債務，即使嚴格執行學校收費規定，三年即全部還清。而在政府不出錢情況下，近三千萬元債務對這所新校造成的後果是不難設想的。加大學生收費、減少教師獎金成為必然。
學校在銀行催貨時給市裡打要錢報告，諸位領導在文件封頁上給陳書記列出很大「批示」空間，上面留下了他的字跡：
「在我市財力難以統籌解決情況下，同意社會辦教育的教育產業化思路。學校應視教育質量為增收『資源』，市府給予政策上的扶持，由學校創收自行解決。」
他還怕別人不領會「批示」精神，在文件邊上又豎寫了一行字：「修公路和建學校是相似公益事業，『拿錢走路』和『拿錢上學』一個道理。」
市長瞭解學校收費規定，對書記武斷批示顯然敢怒不敢言，曾經抓起電話問了一圈相關領導，但沒人知道陳書記「同意」的是哪位的意見。
許杏莉這種不該發生的事件發生了。
陳書記提拔民主評議期間，傳說省紀委、上一級市紀委收到了反映他問題的大量人民來信。有的懷疑，「一次就幫開發商賺了那麼多錢，人家還能虧了他？」有的說他在臨海風景住宅區有豪華別墅，有的說他和開發商兩個人去港澳考察五天就花掉280萬，有的說他請客經常一桌就花一兩萬，有的說全市過節給當官的送銀行卡成風是他帶壞了頭，有的反映他兒子在美國讀書一年18萬的支出與他的收入不符，有的說他給上級某領導送過「禮品房」的鑰匙。經上級紀檢和組織部門深入調查瞭解，均有明確認定結論，「反映情況失實。」
陳書記任職四年創下的是「全國百強縣市」稱號，年年評為全省廉潔勤政先進個人，並兩次在全省做廉潔勤政典型發言，有較高的群眾威信。他評議結論僅有兩個缺點：一是雖工作敢於大膽負責，但有時方法過於生硬；二是雖然有較強的決策能力，但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耐心有欠缺，以致產生民主作風差的誤解。
用新聞人的良心公正評價，陳書記的能力是過硬的，任期四年，全市經濟發展超過歷屆，城市面貌變化巨大，老百姓和幹部認可，上級的考評合理。而幹部群眾對他的另一面反映上級一點不懷疑嗎？當然不是，因為既成現實肯定會讓上級十分為難。
我常常有這樣的合理設想：如果連這樣政績突出的領導都不信任或者填進監牢，縣市領導的積極性怎麼調動？這種官誰還搶著當？縣市領導人在有突出政績同時又有突出問題的人有多少？在既是好幹部同時又是壞幹部甚至是嚴重經濟犯罪份子的人又有多少？縣市領導這種矛盾雙重性的「兩面人」現像似乎從權力具有尋租特徵理論能找到答案。
源：對一縣一市之首，大款們有好多很有意思調侃，「絕對說了算的領導，和我們一結合就促進經濟發展。」；「百萬人縣市的百萬富翁成成百上千，只讓他們每月老老實實拿三千兩千工資，那是在開玩笑」。
我一向認為，只要貪心不過頭，領導們過得富裕些無可厚非，而更看重的是他們對老百姓的情感。但最令人喪氣的是不在於陳書記那些經濟問題的傳聞，他鼓動的教育產業化不僅十分明顯是在打劫窮學生，還為了自己的權力聲譽，阻止他人對那些窮孩子提供幫助。陳書記何償不知貧家孩子們求學艱辛，春節前走訪困難戶時曾經對著我在內的一群人說起過，1962年生活困難時期，他「穿著三十二個補丁的棉襖上中學，每月花一塊二毛錢，一頓飯吃三分錢的菜」。
上一年我們報紙宣傳中涉及過一位窮學生發憤圖強的故事，說的是多病纏身的母親為了省下治病錢供兒子上完大學，自己服毒自殺。兒子趴在母親墳頭上哭完回校，半年之內從一般學習成績躍為全校尖子生，數年之後研究生、公費留學一路過關。這個有骨氣孩子的事登報後，家鄉人為之動情，22個人先後給他寄去了15萬元學費。這種社會親情經歷對我啟發很大。我們市還有千百個許杏莉等待著社會接濟。
我下決心抓住這一自殺事件營造輿論，用新聞工具開展一場慈善援助活動，讓有錢人發發善心，一對一拉他們一把，並做一下示範，引導社會共同關注學生階層中的弱勢群體。為了保證活動成功，我事先以坐談會的形式，邀來許杏莉就讀那所中學校長陪著，請了五位報社廣告客戶大款朋友們一桌客。女校長介紹許杏莉的遭遇時淚水滿面，大款們也為之動容。諸位款爺資產都在數千萬以上，據說其中三位大戶是陳書記家裡的常客，另兩位大戶在省建委和省交通廳有親戚。我知道他們為了競爭市裡的黨代表和人大代表，隨手摔出個三、五十萬就像花小錢。幾個困難學生供到底才花幾個錢？大款朋友們很夠義氣，只要我登報宣傳一下他們行善的事，就毫不含糊地承諾每人提供三名特困生從高中上完大學的全部學費。
我很自得地在報社內轉達這一信息，副總編、部主任們未成經發動即自願參與，決心一起將火燒熱。隨之，四所高中的第一批30名學習優秀特困生名單到了報社。以一個跳樓自殺女學生為新聞由頭，已經策劃成型的《施善施情回報社會 大款大義扶貧助學》稿件眼看就要出籠。
因為是屬可能成為影響力較大的社會活動，要請示後方可實施。而且這種事讓上面決定和指示，有利於提高領導在群眾中的威信。根本沒設想此類精神文明建設範疇的活動還會有什麼阻力。
結果我錯了。
宣傳部長的眼光首先高我一疇，「這事涉及那個自殺女孩和貧困戶陰暗面，如果牽扯「反面報導」內容，要再請示一下陳書記。」
我想信他完全有權決定這件事。但部長很瞭解書記思想，熟知上級和市委的新聞宣傳紀律，一向事事小心、謙虛謹慎、從不辦可能讓領導不高興的事情。並且一向倡導正面宣傳為主，認為所有新聞中諸如不正之風、違法犯罪、自然災害、生產事故、環境污染、商品假冒等等不好之事均為消極的「反面報導」。
我真有點怕好事不好辦，乾脆帶上自殺女孩那件遺書，跑到了部長辦公室，讓他瞭解情況後再請示一把手。
我清楚地聽到部長聽筒裡傳出拖著長腔的回話：
「整個長江三角洲都早已經是小康生活水平了……那些個別現象不要大驚小怪嘛，報社要懂自己的宣傳任務，注意負面影響。不要代替民政部門辦些往自己臉上貼金的事，宣揚陰暗面會給經濟強市形象抹黑。」
部長知道我聽見了領導指示，尷尬地放下電話打圓場，「一把手考慮問題和我們不一樣，我們看的是局部，領導上想的是大局。」
書記的態度讓我一時的熱心頓時涼到冰點，突然生出了噁心嘔吐感覺，一句話再也沒說。
人格突然受污辱，心頭憎恨油然而生——「冷血動物！自殺是個別的，上不起學的也是個別的？」
「把宣傳人心向善光明說成陰暗是在顛倒黑白！」
「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誰想往臉上貼金？老子從來沒想過辦這事要撈什麼稻草！」
「你老陳行的是不是猛於虎的苛政？你稱不稱為虐於蝗的蠹吏？你與老百姓越來越遠，已經感受不到他們的冷暖了！」
這位書記我一向很是尊重，相信他上任時在全市幹部大會表示大幹一場的決心。和我經歷的前三任比較，認為他不僅有較強的決策能力，還善於支持有才幹的下屬大膽開展工作，而且很關心解決下級領導們個人困難，尤其是在處理上下級關係上那一套，既有利於本市發展也更有利於自己的升遷。
我不明白他為什麼對老百姓的死活這樣麻木。一次「嚴打」匯報會上，當聽到「治安大清查」被拘留的52名髮廊、桑拿賣淫女都哭述交待是想掙些錢供哥哥上大學或者弟弟上中學的匯報時，我看到他曾經沉默良久。他手中有絕對權力，現在抓住這個因就學困難自殺的孩子髮指示、下文件解決些群眾實際問題，對提高市委和他個人威望有什麼不好？有人願意出面做些哪怕是只一點點有利於孩子們的好事也應當毫不猶豫地去鼓勵支持。我想，如果我有這種權，我一定會這樣辦！
派出去的記者帶回來全市高中的大體統計：其中2800名高收費在校生約人均年學費（生活費、學費）支出12000元，被調查的三個班主任反映，30%家庭完全有支付能力，20%勉強支付，大部分款項靠借債的正好佔了一半。而按規定的正常學費則基本都有支付能力。當年高考錄取的本科生872名，錄取大學生活費以外的硬性收費每年全部在8000元以上，重點大學每年12000元左右。家庭完全有支付能力的僅不足30%；需要少量和大部分借貸支付的70%。還有10%的錄取生受學費影響選擇「便宜」學校高分低報志願。有一個班甚至出現學生為了不讓重病在身的父母加重負擔，故意在試捲上錯位填寫正確答。這組由學生和班主任共同提供的數字雖然不夠確切，但應屬基本可信。
提供情況的班主任們對記者想瞭解的情況都很感奇怪，「上級從來沒有要過這種情況報表，也從來沒人過問這種指標」。一向被視為沿海發達地區的縣級市尚且如此令人寒心，「欠發達」落後地區的情況如何可想而知，但看不到有人作過這方面的具體統計。有教育專家調查表明，大多數發達地區和落後地區縣市情況基本累同，有的地區高中收費甚至比大學還要高。中西部地區高中錄取故意提高錄取分數線有如下例子。九個縣市的九所高中收費標準差不多，在分數線上只交規定學費，低於分數線１０分內交４５００-6500元，２０分內交5５００-7500元，３０分要交６５００-8500元，超過３０分按每分論價。達線生只佔總錄取生的30%。規定每班學生不得超過60人，但這些被調查的學校每班平均68-82人。
市場經濟的推進實際上同時是在向制度挑戰，如果沒有配套適應的政治體制支持，不僅所有社會公共權力都可以作為一種「資源」進入市場「流通」，而且「好的教育質量」之類公共事業資源也被進一步「開發」成搖錢樹。教育是中國的領頭暴利行業已屬不爭事實，知識、威嚴、正義象徵下的重點學校校長們被列進了腐敗分子行列，有的已經和娼妓混到了一起。整個教育產業化「辦學」，赤裸裸地展示出圍繞金錢轉的市場特徵。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調查顯示，2004年價格舉報六大熱點，教育亂收費排首位。一些教育專家對教育的著名分析裡，其中有十年亂收費超過高達2000億元記載。隨著「北航招生事件」被媒體曝光，有人公開揭露，那僅僅是冰山一角。不進統招線的學生，家裡多出錢，通過多種渠道進大學不是個別情況。教育部批准很多大學試點自主招生，按照顧難以搞清的比例，只要走了一定程序，一些通過正常高考進不了校門的「偏才」「怪才」盡可按時入學。另外，「補錄」、「調劑」、「增招」、「專升本」都與金錢動作相連。就是進了分數線也大有學問，按120%投檔，錢和關係作用下，高分不取取低分的情況比比皆是。有參與「大學二分校」、招生的「教育諮詢公司」運作者曾經對本報記者揭露，部分高校二級學院在辦學和執行中的潛規則，「可使少數人一夜暴富」。分布在全國縣市的這類聯索公司一年招生可吃回扣數十萬乃至上百萬元。在被嚴格控制的錄取分數線和分數段情況下，他們經常隱密操作大款子女們帶著三、五十萬去上名牌大學的二分校。有的二分校可以稱作教育產業化產下的怪胎。和陳書記搞拆遷發展教育並拉校長下水亂收費動機一樣，那些熱衷於「擴招」和辦「二分校」的積極性是否來自發展我國教育事業積極性很令人生疑，人們難以容忍神聖教育殿堂淪為以盈利為目的散發著銅臭的商鋪。
常聽縣市領導們自我解嘲調侃，「抓好多工作要有『殺牛』的狠心，手軟了干不好！」我想，這些人的硬心腸可能就是用「殺牛」的心對付老百姓煉出來的。很多貧困弱勢的群體無力支付子女的教育費用，有的農民是通過賣血來維持子女的學費而患上愛滋病的，一些貧苦山區的女學生中國教育對老百姓傷害太重，父母為孩子的學費過勞猝死，因交不起學費導致學生或家長自殺的報導累見不鮮，中國教育界似乎已演變成一個殘酷的產業，由此形成的社會不和諧直接危及政府公信干群關係。我敢斷定，那種不管老百姓死活的當權幹部已經不再是當年老百姓冒著鬼子刺刀藏起來的「八路」。和諧社會離不開人的道義、同情、關愛。可悲的是連這種基本德性都缺失的領導們，還經常在主席台上大談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
那種與發展大局沒有聯繫的「小事」不在政績考評之列，上級領導視察地方工作看的是大局，直觀工程更能引起興趣和關注，一般難以考察到「百強縣市」高中錄取生因不能入學跳樓問題。我想，就是那種缺乏以民為本全面內涵的政績觀念，導致幹部流行追求畸形政績，到處存在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出現過多為害深重的形象工程、問題工程。而包含有社會重大弊端的「小事」卻往往受到忽視。凡是有損形象的，不管老百姓多麼急切，理性解決的訴求往往被排斥。他們重視反映政績的JDP、財政收入、城市形象，而解決好多數人實際困難另一種更重要的政績被扔在了一邊。
近年來，國人感受至深、百姓讚頌不忘並贏得國際輿論好評的兩件事，一是總書記在SALS肆虐國難之際，出現在疫區街頭，和老百姓在一起，危急時刻官民如此親近，舉國上下群情激昂斗瘟神的局面最終形成；二是總理一步闖進顯然未經事先安排的農婦家，為普通農民討工錢，引起全國一片讚嘆，總理的行動促成了一個普遍社會問題的加速解決。
形象工程和腐敗風氣推波助濫釀成了「城裡強拆遷，鄉下強圈地」，宏觀調控、嚴肅查辦、審計風暴的一系列舉措再次深得民心。新一屆中央領導一切從實際出發、密切聯繫群眾、深入調查研究的親民理念對轉變領導作風產生廣泛影響。人們看到，為老百姓辦實事的多了：加重農民負擔的農業稅被取消，向農民攤派的報刊被停辦，省委書記帶上220名各級幹部直插基層縣市上訪大戶，一天當場解決、督辦378人次的問題，紀委書記為解決十三年上訪問題，抬著棺材為百姓殯葬，銀行擴大放貨規模向分困學子伸出了援助之手……。
一個女學生為交不起學費跳了樓，的確不能指責當地領導沒當大事去處理，也不能追究什麼責任。因為這畢竟不是自已的車隊把孩子擠進河裡淹死。但是如果在老百姓的死活面前連一根理性的神經都沒觸動，表現麻木，不聞不問，不僅情理上不仁不義，更沒有資格自詡為「父母官」。以民為本，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不是繫在嘴上的話，而是實踐語言。「形象工程」臭了，有人又發明「民心工程」，不管它是否有些狹隘功利主義色彩，比起形象工程總是一大進步。其實真正的民心工程是裝在絕大多數老百姓心裏的事情，只辦好一兩件贏群眾口碑的事是不能完全說明問題的。如果抓住一個學生的跳樓事件，敢於揭醜，舉一反三深入探討本地教育弊端，可能會讓壞事變成解決問題的好事。比如學校可以幫助特困辦理助學貸款；民政部門可以起動扶貧基金；慈善機構可以操作慈善活動；宣傳部門可以發動社會捐助。
2004年9月27日，我和古稀老母一起看中央電視臺節目，美麗善良的軍旅女歌手譚晶淚水擦不完地抽泣著講述和我遇到的同類故事。那是一位貧困家庭上小學女孩，晚上對媽媽說，「明天要繳25元學費」。媽媽說，「好好睡吧，明天媽媽給你。」然而媽媽沒錢兌現承諾，夜裡喝農藥自殺在孩子睡覺炕前，孩子第二天抱著媽媽僵硬的身軀，哭喊著，「媽媽我再也不要錢上學了……」軍旅姑娘找上門認了個自己的孩子，橫下心供她把學上到底。歌手的精神受不了那種刺激，面對億萬觀眾，一提這事就難以控制自己的感情。老母跟著歌手抽泣，我也淚水盈眶。直到晚上吃飯，老母還在嘮叨譚晶幫那個沒娘孩子的事。
「不要讓這麼好的閨女唱歌了，應該叫她去給老百姓當縣官。」老母不著邊際的話被孫子笑話「太天真」。我聽了卻十分吃驚，大字不識的老人認真說的話不天真，她是在說一個很深的道理。
始自漢唐的「以民為本」「清正廉潔」，不是新發明詞彙。然而千百年來的歷朝歷代，級別「七品」崗位上號稱「父母官」的領導們，三年「清官」百萬銀兩的居多，哪有幾個顧老百姓死活的？後來，文人筆下的縣級領導便名聲不佳，多遭書本譭譽、戲劇嘰諷。今人焦裕綠曾為與老百姓情感相通的「七品」楷模，然而焦書記萬萬沒有想到時下的繼任者「一聽到他的名子就煩！」記者不說，沒人相信，記者一說，全國為之愕然。文化大革命時，姚文遠先生迎合上意，埋怨文人寫書只反貪官不反黃帝，致粱山宋頭領蒙冤。這是姚先生沒有深入群眾調查研究的誤導。眾多地方秀才一頭看老百姓，一頭看縣級領導，七品命官把京裡「以民為本、清正廉潔」的經念歪了，才有了秀才著文罵貪官的事。文人常為皇帝的經文感動，哪有文人會跑到京裡問經文葫蘆裡裝的什麼藥？中國浙江省豪華年夜飯一桌的定價為人民幣十九萬八千元，等於浙江省城市地區平均每人的十四年收入！日本「朝日新聞」14日發自上海的報導說，浙江省杭州市一家香港餐廳「老正興」推出農曆春節的十人份大年夜豪華大餐，每桌定價為人民幣十九萬八千元，而浙江省城市地區每人年平均收入只有人民幣一萬四千元，這種豪華年夜宴的價格，相當於當地民眾十四年的收入！年夜宴菜色包括冬蟲夏草、鱉、鮑魚、燕窩、魚翅等，人民日報12日甚至配合照片加以介紹，豪華年夜大餐推出後，訂桌的電話「響個不停」。報導說，當地居民聽到這種價錢大為吃驚，不少人說，「客人都是可以向政府報帳的官廳人員」。有對此感興趣的人作了一下深入瞭解，得知吃這種飯的大多來自周邊縣市有官方背景的人士。
我試圖從社會自然人倫理道德角度，探討清楚我們的一些領導所患心腸「硬化症」成因，卻找不到自圓其說的詞理。講共產黨宗旨信念，他們接受的是最先進的思想理念，老百姓和黨的幹部應有魚水之情，但陳書記們是掌大權乾大事的，村姑、村婦們跳樓、上吊、服毒的個人行為與我當領導的何干？這種人是絕不會因此傷心掉淚的。
我不敢給陳書記栽贓，硬說許杏莉是他從六樓上推下去的，但我敢說他賣校圖好處、批示打劫窮學生行為與杏莉的死脫不了干係。聽陳書記電話裡那種站得高看得遠的氣派，我斷定他這一輩子不會對杏莉跳樓這樣的事有所內疚。如果現在有人問起，他也許記不得有這回事。講母子親情，也不敢對這類領導過於恭維。蜀中有個叫李玉書的縣太爺做了反證，他把含辛茹苦拉扯他長成人的老娘丟在鄉下，每年扔給老人幾百元養老錢再也不管不問，而自己包著的十七歲二奶卻一年揮霍他給的60萬元。不孝父母的人老百姓知道連朋友都不可交，誰能指望他誠心為別人當公樸奉獻服務？別說與組織培養和先進文化熏陶不符，就是退回一千年，也讓孔孟二老羞見此等不齒人倫的品行。
陳書記以「敢於對工作負責」著稱。任職以來不僅學校拆遷要他拍板，道路建設、防洪工程、房產開發等大事情都要由他最後一錘定音。有人曾經做過統計，四年任職由他直接決定的建安量5000萬元以上工程項目就有22個，而分管副書記、副市長們只是有些小項目上的決策權。這些項目對陳書記的業績增添了很多光彩。然而，陳書記積極行使宏觀權力取得這些政績的另一面，行使具體權力的積極性卻十分令人生疑。一位開發商老闆朋友曾經坦率地對我說，我們搞開發，土建工程投入外的毛收入裡有「三個三分之一」：一是上繳稅費，二是「社會回報」，第三才是企業純利。再問什麼叫社會回報時，他只能神秘一笑，「內部情況，絕不外傳」。這個市的建設行業多年來還有半公開「行規」，為建築開發商承攬下來工程，可享受工程總造價百分之三到五的獎勵。有家公司的內部文件有下列兩條明文：一，爭取工程項目建安量一至一點五億元的獎勵百分之三，五千至一億元獎勵百分之四，一千萬至五千萬獎勵百分之五；二，直接為本公司節省土地出讓費、綜合配套開發費、教育附加費、水電暖入網費按節約總額50%-60%獎勵有關人員。這些與權力捆在一起的「行規」和獎勵合法性如何，市紀檢部門一直忽略，曾未有過明示。（這些數字也許並不很可怕，有審計專家考察幾條高速公路建設，得出的結論是，一條斥資幾十億元的路，其中用於非建設支出的腐敗資金約佔15%，直接涉及現金回扣的佔3%。）也有專家戲發評論道，「這雖屬隱藏腐敗和犯罪不良經濟因素，但也能看到這種官、商互動形式有利於調動發展積極性。」辦起了報紙的富裕縣市有靠權力吃工程收回扣瘋狂斂財的腐敗現象，貧困縣市也犯同一種毛病。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檢察院反貪局在偵查一起受賄案件的時候，偶然發現一個縣委書記受賄索賄行為。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７日，剛剛調任橫縣縣委書記的汪湜波在全縣幹部大會上做廉潔演講：「元旦春節快到了，領導幹部要以身作則，嚴禁收受紅包……」慷慨激昂地演講完畢，早已等候在一旁的辦案人員走上前去，宣布對他實行「雙規」。汪湜波十年先後任寧明縣、天等縣橫縣三個貧困縣市的縣長和縣委書記，檢察機關指控他的受賄項目表明，他所到之處一些較大的建築工程幾乎都由他拍板。天等縣縣委書記任上，利用職權將１１項工程全部劃歸南寧私營老闆承建，這些工程有縣城的開發區大道，有屯級公路，有貧困小學的教學樓等等。據汪湜波交代１０年間靠吃工程、拿回扣、收紅包，總共攢下２５０萬元，可能讓發達地區縣市領導們偷笑，需要提醒的是，按地方GDP及財政收入比例，這個只有19萬人又小又窮地方的250萬相當於發達縣市的2500萬元。受審時汪湜波對司法不公表示強烈不滿，認為他在他們那個地方的縣委書記中「還是好些的」，「誰都知道我的問題是面上的一般情況」。他說的也許並不過份，同省安義縣縣委書記陳錦雲為了利益爭奪，夥同個體老闆陳家友僱請殺手將與自己「合不來」的縣委副書記萬先勇殺害，證明了他的觀點。
據傳，有人針對建設工程，在人民來信中指明名道姓污蔑陳書記，說他至少有五個親屬和三個鐵哥們以及一個女朋友參加了二十多個工程項目的運作。但陳書記提拔考察時，據上級有關部門反饋調查瞭解得出結論，「該同志廉潔從政，在決策較多基建項目過程中，未發現收受開發商錢物問題。」又有人說，要整陳書記的受賄問題，且不說一般調查，就是給那些開發商釘竹籤子，也拿不到陳書記受賄證據。
陳書記聽到社會上有罵「賣廠賊「、「賣校賊」，「賣地賊」後，把興風作浪的人懷疑到了市長和副市長們身上，一次藉著酒意，話中有話地大講原則性：
「社會上的某些反映，是否與我們有的領導幹部工作上不願承擔責任的非健康情緒有關？大家一定不要忘了，任何情況下都要維護市委的統一領導，重要事情市委拍板決策體現黨的領導，出了問題大家要共同承擔，背後小動作行為不利於團結，個人是要負責任的！大家要襟懷坦白，如果對我有意見可當面多批評。」
精明的市長哪能聽不出話音，說不定心裏罵著「土皇帝得了便宜還罵人賣乖！」嘴上卻甜得很，憨大頭似信誓丹丹表示，「市府一班人是落實市委設計圖紙的施工隊，我們理應當好給市委打工的工頭，陳書記對我們工作干走樣的失誤不要留情，板子打到哪裡，我們就堅決糾正到那裡！」人民選舉的市長把自己貶成了被陳書記僱用的「把頭」。
書記笑了，「你這夥計不愧是中文本科，語言可真豐富！」
也許市長只有這種態度才是他順利接任書記位置的最佳選擇，官場所忌誨的任何磨擦都可能帶來仕途上難以預料的滅頂災難。
縣市級城區刮學校搬遷風，故然有領導關心教育發展教育的動機，改造舊城區面貌讓城市群眾居住環境上檔次，也屬縣市領導們義不容辭的責任。然而，市場經濟的利益競爭，使縣市領導們手中的權力很大程度上被企業家們「挪用」甚至直接支配。一方面，一屆領導需要的政績中少不了有形象嶄新的城市面貌，另一方面，絕大多數工程都有說不清道不明的直接利益驅動。縣市中的拆遷風就是在多重利益驅動下愈演愈烈，拆遷逼出的服毒、上吊、跳樓屢有所聞。在被拆遷戶與開發商的激烈利益衝突中，官、商一家與群眾對恃的陣線分明，鮮見有領導的立場和老百姓站在一起，以至大批跑地區、進省城、闖北京討說法的人員勸阻一茬又一茬。拆遷中腐敗現象的危害，有目共睹。
在講術我們市三所學校拆遷故事時，有在場的六位來自三個省的總編說到他們市學校遭遇的相同情況。
有人寫文章企圖從法律的角度有效遏制這種現象。提出首先城市規劃不能頻繁修改。城市規劃方案的編製，必須經同級人民代表大會表決通過。城市規劃方案一旦確定下來，其效力就應當像法律一樣，具有穩定性，不能朝令夕改，這樣就不會出現城市規劃隨時在改、拆遷隨時在進行的現象。即使城市規劃萬不得已要修改，也不能由規劃部門一家說了算。規劃部門必須在廣泛徵求市民意見的基礎上，制訂修改的方案，然後報上級規劃部門先行審核，在得到肯定的答覆後，再報同級人大通過。如果不對城市規劃程序嚴格加以限制，就難以在源頭上遏制頻繁拆遷現象，拆遷腐敗的成本也會大大降低。這種設想很好，但在現有權力體系決策中，這種設想是很不現實的。有的縣市十年三任書記搞了三次「整體規劃」，一次比一次有氣魄。有時甚至為保護只一家投資商的利益，不惜修改一次規劃。建設局的人說在決策權面前，「規劃」實際上就是書記的「一句話」。
有人說完善招、投標的法律制度最重要。拆遷計畫制定後，必須留有相當長時期進行公示。在拆遷得到相應政府機關批准後，由哪一個企業來具體承擔拆遷任務，必須進行招、投標。在拆遷過程中，如有必要進行強制拆遷的，必須由政府向法院提出申請，由法律上具有中立性的第三方裁定是否應該強制拆遷，而不能由政府自行組織公安、城管等部門強行拆遷，這樣會激化矛盾。這種設想實際上也過於天真。老百姓相信「政府向法院提出申請」由法院強制執行的合理性嗎？而公證處的人則說，「招、投標」被加強領導，實際上也是書記的「一句話」。
有人還說，拆遷項目的價格評估必須市場化。拆遷房的補償，涉及拆遷戶的切身利益，必須認真對待。比如那三所中學拆遷房屋和地產價格的評估，必須由中立的價格評估事務所進行，它不應當是政府獨家指定的，而是有多家不同的機構，可供當事人選擇。在評估過程中，評估機構應當在有評估申請人（政府機關代表）、被申請人（拆遷戶代表）的參與下，公開進行聽證，在認真聽取雙方的意見的前提下，作出評估結論。被拆遷者如認為房屋價格評估過低，其有權利申請再次評估，再次評估應當由不同的評估機構作出。在被拆遷人選擇評估機構時，政府不能設置任何障礙，不能對評估機構進行地域限制。這種西式辦法雖然很與國際接軌，但過於理想化，評估工作被加強領導後各種價格還是要聽絕對權力的「一句話」。
按現行體制，被稱縣市「一把手」的書記崗位原本應是個苦差。在北京他們是「小隊長」，在省裡他們像個「村長」，在地區和地級市他們則是鄉下的鄉長。地市以上領導不需要直接處理涉及社會、群眾具體事務，而縣市委直面的是有事跑城裡辦、有狀到城裡告的老百姓。同時上面千條線直牽縣市一個頭，是路線、方針、政策聯繫群眾最重要的陣地。有關部門統計，來自縣市以下進省、進京上訪的群眾，佔了上訪人數的90%以上。然而，這種上擠下壓的崗位，任職像走馬燈，生存期極短暫。上面的書記一變，縣市委書記馬上換一片。有的不等上面換，年齡要求越來越小縣市領導們的年齡已經到了進人大、政協二線的大限。
教育界的腐敗已經觸目驚心，內地大城市民間搞定期評議腐敗部門、專業。最新一期的評選結果裡就有「教育系統」。而教育系統的教師，在八十年代初，曾是社會最尊敬、評價最高的階層。但現在那裡已經不是為國家培養人才的地方，而是個發橫財的好地方。原育部副部長張保慶公開炮轟教育亂收費，認為義務教育亂收費的主要原因是政府投入不到位，「政府該掏的錢不掏，結果通過亂收費的辦法轉嫁到老百姓頭上去了。中小學除了要交學費書費，還有名目繁多的補課費、贊助費、複習費、集資費等等各種費用。2003年中小學教育成為中國僅次於房地產的第二大暴利行業。據一些教育專家保守估計，從1993年到 2003年教育亂收費從中小學生的口袋裡刮走了2000多億元。調查顯示，近年來在居民總消費中，子女教育費用已上升到首位，超過了養老、醫療、住房方面的消費。而亂收費使教育界各級主管、教授、教師的荷包迅速膨脹起來，這使他們像抽鴉片上了癮，欲罷不能。孩子學費的不斷飆升使所有的家長談「費」色變。原教育部副部長張保慶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講，目前的大學學費超過了老百姓的經濟承受能力，他表示，他和妻子的工資加在一起，僅能供一個孩子上大學。據北京學者估算，實際失學兒童至少3000多萬以上。吉林省撫松縣有一對家境貧困的姐妹花，姐姐讀高二，妹妹讀初中，每次兩人回家後返校時，分別背著媽媽烙好的130和30張煎餅，這些是她們一個月和一個星期的伙食。姐姐說，不敢上學校食堂，一餐至少要一塊多錢，父母供她們讀書就已經很不容易了。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2005年12月中旬發布的不完全統計報告顯示，僅僅在中國大陸1.4億流動人口中，6歲到14歲的流動兒童約有兩千萬。這些流動中的孩子就有十分之一失學。山東省濟陽縣崔寨鎮張仙村10多歲的女孩趙雲，因父母殘疾，為了供哥哥讀書，她自己退學，靠撿垃圾賺錢。有三年的時間，為了撿到好的「破爛」，小雲每天早上3點就趕往垃圾場，饅頭、咸菜、白開水是她四季固定的菜譜，其中的艱辛痛苦，非普通人能想像的出來。小雲一直供養哥哥讀完高中。《半月談》雜誌（內部版）報導，青海省樂都縣有1336戶家庭的父母不得不靠賣血送子女上學。該縣馬廠鄉一中學90%的學生長期靠父母賣血交學費；重慶市綦江縣石角鎮千秋村謝光福為了供兒子讀大學，每天至少勞作18小時，最後累死；甘肅省榆中縣新營鄉謝家營村53歲的農民楊育祥因無力供兩個孩子讀書，讓姐弟倆抓鬮決定誰繼續上學，姐姐沒抓到於2005年8月24日絕望地跳下 300多米高的懸崖；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區付家碾村19歲的王靜娜考上大學，因交不起13,000元的學雜費於2005年8月14日服毒自殺；福建漳州某高校大三學生良華因交不起學費於2005年3月9日服農藥自殺……。聯合國官員曾批評，中共當局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之低比不上非洲窮國烏干達，九年義務教育不過是一句空話。即使投入如此之低，也沒有全用在學生身上，大部分被以陳至立為首的各級官員層層剝皮。很多農村貧困家庭、城市失業及下崗職工孩子無力交納學費，導致眾多兒童失學。家長接到孩子大學錄取通知書自殺賣腎的時有所聞。推行教育產業化，收費成為各大院校創收的主要途徑。10年來中國大學學費一路飆升，猛漲10倍以上，遠遠超過國民收入增長速度。據官方公布的數字，2004年中國城鎮居民年平均純收入9,422元人民幣，農民年平均純收入2,936元，按每名大學生每年就學平均支出7,000元計算（含學費、生活和住宿費），本科四年最少花費2.8萬元人民幣，以此計算，供養一個大學生，需要一個城鎮居民3年純收入，需要一個農民近10年的純收入。貧困省份的形勢更加艱難。據安徽媒體報導，安徽太湖縣2000年農民人均收入為1,456元計算，每名大學生四年總花費按2.8萬元人民幣計算，相當於太湖縣一個農民19年的純收入；如果以貧困人口人均純收入825元計算，相當於一個貧困農民34年的純收入，而太湖縣目前有4萬絕對貧困人口。官方報導，13億人教育開支竟然不及官員用車費。中共各級官員每年用車的費用高達3000億元，佔全部國家財政支出的38%！難道他們天天在吃車？！這個數字超過中共在教育和醫療方面投入的總和。聯合國人權調查員托馬賽夫斯基女士2003年9月訪問中國期間，批評中國教育開支在全世界居倒數幾位，甚至不及非洲窮國烏干達。她說，中國的教育經費只佔全國生產總值的2％，這個數字僅僅是聯合國所建議的三分之一，其中政府公共預算只佔53%，近一半教育經費要由家長或其他來源填補。如果托馬賽夫斯基女士的統計數字能來自民間，那麼她所得到的數字將使她目瞪口呆、不可置信。在逼迫家長賣腎自殺籌措孩子的學費時，大陸高等院校競相邀請離退休省部級以上高幹任榮譽校長，支付年薪30萬至50萬元。原因據稱：付出三、五十萬，可得到少則十倍、多則百倍的經費。廣州大學就聘請了原市委書記任該校榮譽校長。
新華社報導，中國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王旭明日前在教育部舉行的今年首次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如果以全國小學和初中1.8億學生計算，再按全國平均輟學率計算，估計全國輟學學生在230萬人左右。 王旭明說，2004年全國統計數字顯示，小學生輟學率平均為0.59%，初中輟學率平均為2.49%；部分西部貧困地區的小學輟學率可能在2%，甚至還要更高，初中輟學率在7%，甚至還更高。他認為，輟學原因主要是經濟落後、財政助學經費不足，孩子家庭貧困。王旭明表示，隨著中國農村義務教育保障機制的出臺，會吸引更多學生入學，輟學率應該會穩步下降。就中國目前是否存在義務教育這個問題，美國紐約市立大學的政治學教授夏明先生說：據政府的統計，2004年中國城鎮居民年平均純收入為9422元人民幣，農民年平均純收入為2936元，而一名大學生每年就學平均支出大約為7000元（包括學費、生活和住宿費），一個本科生4年最少要花費2．8萬元人民幣。按這樣計算，供養一個大學生，需要一個城鎮居民大約4年3個月的純收入，一個農民約13年7個月的純收入。中國城鄉居民教育費用這些年來不斷攀升，子女教育費用，在居民總消費中已超過養老、醫療、住房費用而佔首位。10年來，中國大學學費從每年數百元，增加到每年5000元至8000元，學費猛漲20倍，而1994年至今10年間，國民人均收入僅增長了4倍。
因為政府對教育的投入不足，各種學校開始搞產業化，亂收費的現象氾濫。夏明先生表示，中國不實行義務免費基礎教育，對將來的社會和經濟都將有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