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先約好了嗎？」門衛上下審視著我。
「約好了。」
「登記一下吧。」 門衛把登記簿遞給我。
我填完個人信息之後，動身往門口走， 「等一下！」 門衛大聲喊住了我。他撥了一個電話，口氣頓時和藹許多： 「趙先生，樓下有一位名叫魏城的先生找您，讓他上去嗎？」
門衛對著話筒說了幾聲「好，好，好 ……」之後，放下電話，又同樣和藹地對我說：「魏先生，您上去吧。」
老趙是成功人士，一家民營企業的老闆，他住在上海的一個「高尚住宅區 」。小區自成一個系統，自成一個社會，與外界的聯繫，則被森嚴的保安系統所隔絕。
這次我去中國採訪中產階級時發現，許多所謂的「成功人士」都住在這種戒備森嚴、與世隔絕的城堡式小區中。
問題在於，這種森嚴、這種隔絕，卻是為了保障小區居民的人財安全所必需的。老趙告訴我，在小區保安系統變得森嚴起來之前，的確出過幾起陌生人冒充訪客熘進小區作案的事件。
小李是北京一家外企的小白領，由於年輕，尚未買房，目前住在父母家。他父母是機關離休幹部，住在機關大院中。大院的保安自然不像「高尚小區」那麼森嚴，有時一些小商小販、「閑雜人員」也會混進來，大搖大擺地在院內叫賣或遊蕩。
但小李最近對我說，他父母住的大院現在也實行了嚴格的門衛制度，沒有出入證的訪客如欲進入，必須登記，並通過可視對講系統確認身份後才能放行。原因是：此前發生過多起身份不明的外人在院內扒竊、甚至公然搶劫的案件。
「我父親就曾被搶過。那次，他在院內散步，碰到一個賣棉花套子的小販，當他掏出錢來，正在數錢時，小販一把奪走父親手裡的700塊錢，飛一樣地跑走了。」
危險的接壤地帶
「本小區全封閉管理、24小時巡更監控，院區內配有攝像監控系統，並與門衛及管區公司監控系統聯網，每戶安裝有彩色可視對講系統……」
──這是我在網上隨意看到的一則物業廣告中的一段話。
如今中國大城市的各類住宅小區、大院，都有隔絕外界的圍牆，都有保安人員守門，而在新開樓盤的廣告上，保安監控系統更是不可或缺、必須一提的內容。而富人居住的 「高尚小區」，更成了散落在普通民居海洋中的「全封閉式」的座座孤島。
中國富人住宅區的「城堡化 」，是西方媒體談論中國社會時頗感好奇的一個話題。例如，美國《地方志》雜誌一篇署名內維爾．瑪爾斯和薩斯基亞 ．溫德爾的文章，這樣分析這一現象：「這種新型小區就像是現代化的城堡，業主們擁有私人物業，享受個性化服務。一扇扇莊嚴的大門和站在門口的警衛，正是中國社會出現層化現象的徵兆，這無疑對中國的城市布局產生決定性影響。」
住在這種「城堡」內固然是安全的，但出了「城堡」，或在 「城堡」外不遠、但保安人員鞭長莫及的接壤地帶，「堡」民們的安全就不一定能保證了。
前兩天鳳凰衛視播出的一個節目，戲劇化地揭示了這種接壤地帶的危險性。
節目說的是，廣州中海康城小區是一個典型的白領小區，但居民們只有在公司內和小區內才有安全感，而最不安全的地帶，就要算是靠近小區的接壤地帶了：被稱為「飛車黨」的摩托車劫匪知道往返這個小區的人都是有錢人，但保安人員無法顧及接壤地帶，所以一搶一個准。情況最嚴重的時候，每天都有人被搶。而廣州公安部門的警力顯然不足，無法為所有這類的白領小區提供全天候的保護，無奈之下，小區內的老闆們、高管們和小白領們不得不抄起了家中能夠找得到的梆子、鋼管或其它器械，自行組成了一個 「伏擊隊」：白天工作累得臭死，晚上還得輪流值班，自行「執法 」，擒拿劫匪。
但後來該「伏擊隊」的核心成員意識到，這樣的自救組織只能是臨時性的，因為這類組織「不但在法律上說不通，而且，在伏擊過程中，或者傷害搶劫者，或者被搶劫者傷害，不管出現哪一種情況，都會背離原初保衛自己與家園的目的。」所以，「伏擊隊」成立幾個月後又自動解散。
富人小區「城堡化」現象和康城小區「伏擊隊」的尷尬處境，凸現了中國中、高收入階層的生存困境：中國經濟迅速崛起，社會分層隨之出現；急劇的經濟改革和城市經濟形態的轉型，導致城市居民貧富差距拉大；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和戶口管理制度的相對放寬，又使得大量農民工和外來人口進城；但城市吸納外來人口的能力畢竟有限，再加上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某些生活無著的人或企望「另類」致富的人便鋌而走險，劫富盜闊；公安系統警力不足，富人即使龜縮在城堡式的小區內，也無法保證外出安全，索性也鋌而走險，自行「執法 」；但由於「法律上說不通 」，類似舊時代「民團」性質的「伏擊隊」便不得不自動、或被動地解散，富人們只好更深地龜縮在 「城堡」中……
並非中國獨有
然而，如果說這種「城堡現象 」是當代中國的獨有現象，則未免有失公允。因中國富人小區「城堡化」 而大驚小怪的歐美傳媒，大概忘了「城堡」這種建築模式最早起源於中世紀歐洲，那時的歐洲也是貧富懸殊，劫匪橫行，只不過二戰以後，歐美各國開始注重社會公平和弱勢群體的福利保障，貧富差距才逐步縮小， 「城堡」因而成為歷史陳蹟。但在歐美諸國之外的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其大城市由於缺少類似中國的戶籍制度，所以那些城堡式的富人住宅區和貧民窟之間的隔離、疏遠、甚至敵視，與中國比起來，絕對有過之而無不及。
最近，聯合國人類住區規劃署發表報告，稱全球到明年就會有半數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但三分之一的人將居住在犯罪活動猖獗、居住面積狹小、服務不完善的貧民窟內。報告說：「世界上的富人都縮回到戒備森嚴的居住區內，形成了一種以恐懼為核心的建築風格。」
即使在嘲笑中國「城堡現象」 的《地方志》雜誌所在的美國，儘管有形的 「城堡」也許只保留在遊樂場中，但富人區和窮人區之間的隔離和疏遠，彷彿仍然有著某種無形的圍牆。
我曾去過美國第一大都市紐約。初到時，很多好心的華人特意警告我不要去市中心貧窮黑人聚居的哈勒姆區，因為治安很差。但出於好奇心，我仍然去這個紐約出名的窮人區轉了一圈。雖然當地治安沒有像那些華人說的那麼差，但很明顯，你在哈勒姆區很少能夠看到白人。至於富人聚居的長島，則遠離市中心，藍天白雲，海水沙灘，綠草洋房，棟棟豪宅之間的距離不小於一個足球場，儘管沒有護城河、吊橋、城牆或守城的家卒，但你也很難看到黑人、窮人或「社會閑雜人員」：這裡基本上沒有什麼公交系統，如果你窮得連車也買不起，那你也就基本上與這塊遠離都市喧囂的「世外桃源」無緣。
但中美窮富之間的隔離，至少有一點不同：美國的富人不需要自行組成什麼「 伏擊隊」。我的一位美籍華人朋友曾經告訴我：怪得很，美國那些治安不好、劫案頻發的地區，大多都是窮人區，而非富人區，原因何在，他也沒有琢磨透。
我在美國只是遊客，更無暇、無心琢磨箇中原因，但我在加拿大和英國居住過多年，知道這兩個國家比美國更注重社會公平，雖然也有富人區和窮人區的隔離，但不僅富人不需要自組「伏擊隊」，而且窮人也沒有太多動機去搶劫富人：因為在這兩個國家中，貧富雖有差距，但作為窮人，只要你有工作，那你總能過上還算體面的生活；如果你是沒有收入來源或能力的失業者、殘障人士或合法難民，那你也都能領到保證最低生活標準的失業金或福利金。
我還記得，剛去加拿大時，對於該國慷慨的福利金制度，我曾感到有些不理解：中國人講「不勞動者不得食」，為什麼在加拿大，不勞動者不僅有食，而且食得不錯？加拿大也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富人繳稅讓窮人「不勞而食」，這樣做對富人有什麼好處？
在西方生活了多年，至今我也沒有完全搞懂。當然，我知道，任何制度均有利弊，福利金制度也會被灠用，也有獎懶罰勤的副作用；但同時我也知道，任何現象均有成本， 「福利國家」的成本固然很高，而貧富差距過大、社會保障缺失的成本也不低，僅僅對富人而言，這些成本至少就包括：盜竊、搶劫、綁架、敲詐勒索等案件增多，富人沒有安全感，或許必須躲進造價更高的 「城堡」之中，或許還得花錢增雇保鏢、保安，甚至還得搭上時間、精力、甚至生命安全，自組「伏擊隊」，以手無縛雞之力的軀體，與職業劫匪拚死相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