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週刊》最新一期岳北、王健民、劉振廷／在中共明年即將召開「十七大」前夕，越南政治改革的突破成為重要鏡子，照出中國政改的困局。未來中共政治局常委為九人或七人仍缺共識，中共高層權力分配仍受制於「密室政治」，也走不出派系之間的利益交換與「恐怖平衡」。有關越南政改的消息被限制報導，但民間和網上已開始討論，關於中國政改的研究報告及「黨主立憲」政改方案也趁勢推出。
今年四月來，越南突然加快政治體制改革步伐，全國上下為之振奮，舉世為之側目，而更受震動的則是與之山水相連的老大哥──中國。中越這兩個社會主義國家，目前在政治發展上已有雲泥之別：當越共總書記通過競選產生時，中共高層權力分配仍受制於「密室政治」，為未來的政治局常委是九人還是七人而明爭暗鬥；當越南競選失敗者可以從容再選國家主席之時，中共高層權力重組仍陷於「恐怖平衡」；當越南基層也開始實行透明的差額選舉時，中國聲稱進行了十幾年的基層民主仍然有名無實，廣東番禺太石村的村民還在依法爭取真正的民主選舉；當越共政治報告事先下發討論時，中共還在把它視為國家機密，記者若先報導會下獄；當越南國會實行質詢並全國現場直播時，中國卻在不斷強化新聞管制、控制網際網路。
今年四月越共第十次黨代表大會舉行了首次黨中央總書記的差額選舉，六十五歲的黨內大老農德孟爭取連任，但卻受到時任胡志明市委書記阮明哲的挑戰，雖然最終農德孟獲得連任，但這個向來獨專的政黨能夠開放部分政治權力，讓外界耳目一新。
三阮成為越共政改新班底
此外，同樣值得外界關注的是越南五六月間舉行的第十一屆國會九次會議。會議上，曾向農德孟權力發起挑戰的阮明哲不僅沒有因落選而「兵敗山倒」，更不見任何「秋後算帳」的政治鬥爭，反而在四百九十六名議員組成的國會上獲得九成四的高支持票，取代了六十九歲的陳德良當選國家主席。另外，五十六歲的阮晉勇接任七十二歲的總理潘文凱，成為七五年南北越統一以來最年經的內閣領導人，而六十二歲、被稱為越共理論大師的阮富仲則接任國會主席。阮明哲、阮晉勇、阮富仲這「三駕馬車」，被視為越共政改的新班底。
越南政改不僅限於高層，也在基層進行。越共十大新當選的委員有一半以上是新人，而且多數是年齡在五十歲上下的副部級人物。曾經活躍於國際舞臺的副總理武寬、外交部長阮怡年、國家檢察長郭黎清等多名要員，均拒絕提名連任並告老退休。
長期以來，越共也像中共一樣堅持一黨專政，強調以經濟改革為核心、政治改革穩步推進，但短短兩個月，越南的政治改革經過了「元老下臺」和「青壯接班」的翻天覆地變化，不僅震撼了東南亞，也震撼了中國，因為這恰恰就是北京的忌諱。
粵媒體搶時機報導越南政改
越南有勇氣進行政治的革新，北京當局卻沒有勇氣面對，甚至對此諱莫如深，有關部門最近下發通知，規定對有關越南領導人換屆的報導，統一用新華社的通稿，禁止擅自組稿和自行撰稿。不過在此之前，廣州的《南方週末》早在今年四月報導了越南「試水」政改的消息，其他媒體也小心跟進，有關消息已悄然流傳。同時各種關於中國政改的研究報告也趁勢推出，其中中央黨校的「黨主立憲」政改方案為各方關注。
對越南政改的有關消息，北京有關部門如此緊張，暴露了北京當局的不安與不自信。因為在越共邁出歷史性一步時，中共正在為明年即將召開的「十七大」進行政治和組織上的準備，各派政治勢力正在為有關的人事布局明爭暗鬥。北京消息稱，中共黨內派繫在「十七大」人事安排上的鬥爭焦點之一，在於政治局常委是保持九人還是減為七人。
中共目前的「九常委」格局，被認為是中共上屆領導人退位之前的一項政治安排，是「新老交替」時期過渡的做法，卻也埋下了一顆政治地雷。恰恰是這種密室政治、私相授受、九常委細分權力的政治格局，造就了這個只有「集體領導」而沒有「個人負責」、只有「權」而沒有「責」的怪胎；造成了九常委在有關領域的割據局面，一人一個山頭，表面上分工明確，實際上是互相牽制、互相內耗，相互不敢越雷池半步，否則就可能被對方抓到痛腳，造成被動。
中共政治局常委無論是九人還是七人，但都難以改變其「密室政治」和「恐怖平衡」性質，這九個年過六旬的老人不但掌握七千多萬中共黨員的前途，也決定十三億中國人的命運。這種「恐怖平衡」的結果，卻使胡溫當局在很多問題上束手無策，事倍功半，只能想民之所想，卻不能急民之所急，替老百姓講話伸冤可能被當成如胡耀邦一樣的「自由化」政治錯誤。比如兩年前發生的廣東「南都報」冤案，就因為這樣的體制而沒有領導人敢打破格局進行政治干預，受害人至今還在遭受冤獄的折磨。因率先報導「孫志剛案」和「非典」疫情而得罪廣東地方當局的《南方都市報》總編輯程益中和總經理喻華峰，當時被以莫須有的「私分公款」罪名拘捕，程益中後已「無罪釋放」，喻華峰卻被判重刑，至今還關在番禺獄中。
「南都案」已引起海內外的極大關注，引起國際社會的譴責，更引起中國知識界和新聞界的極大憤怒，但由於各有分工和政治責任，政治局其他領導人知道有關情況後，好像也無可奈何。這種體製造成的內耗和官員不負責任也不敢負責任，結果是冤獄接二連三，全國各地走投無路的上訪民眾前仆後繼湧向北京，民怨沸騰，整個社會猶如一個巨大的火藥桶，隨時可能被一個小小的火星引爆。
由於擔心局勢失控，一發而不可收拾，當局更要加緊對社會的控制和對媒體的鎮壓，造成了一個週而復始的惡性循環，而越南令人耳目一新的政改當然成了一個「高度敏感」的話題，因為中共假如和越南一樣實行「問責制」和「質詢制」，很多身居高位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恐怕就要真正擔起責任，類似「南都案」這樣的冤案恐怕就要大大減少，社會高度緊張的氣氛也將得以疏緩，一個開放、寬鬆、透明和穩定的社會也將隨之出現。
儘管中共中央對越南政改諱莫如深，強裝平靜，但民間以至於中共體制內的精英和智囊，卻被越南政改急促的鼓聲震動。最近，署名「皇甫平」的一篇文章《越南改革值得關注》在各大網站流傳，該文章認為越南政改做得「既積極又穩妥，既大膽又細緻，值得改革先行者中國學習」，表達了中共黨內的改革派對越南政改心嚮往之的內心感受。鄧小平南巡前的一九九一年，周瑞金和施芝鴻、凌河三人以「皇甫平」為筆名發表系列文章推動改革開放而聞名於世。
皇甫平的文章總結了越南政改有五點值得中國借監，包括強化中央委員會對政治局和書記處的監督、質詢制度、差額選舉和資訊公開等。實際上，中共理論界和智囊近年來加快了政治改革的探索和研究。二零零二年中共十六大提出要「繼續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之後，中共開始改革和完善黨內民主制度，試圖以黨內民主為架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帶動人民民主。今年「七一」前夕，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對媒體表示：「黨內民主的實現將對人民民主起到示範和帶動作用，這是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新思路。」
黨主立憲浮出水面
六月中，一份由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執筆的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報告出現在人民網、光明網等網站。該報告從經濟視角闡述政治體制改革，涉及到一黨執政體制下的國家法律至上；黨管新聞；黨管幹部，民主集中制不變；黨管土地，使用權交給農民；縣級直選；黨不具體干涉司法，司法有限獨立等等。由於這份報告體現了一黨專政下的「憲政」模式，因此被民間戲稱為「黨主立憲」，不過有人認為這種「黨主立憲」還不如中國歷史上的「君主立憲」。一黨專政下的「憲政民主」與「黨內民主」雖然都可能是中共政改的方向，但都只是過渡性選擇。值得關注的是此報告零四年就已完成，而在兩年後的十七大前夕推出，非常耐人尋味。而在今年四月，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高放推出專著《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心聲》，強調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已經進入攻堅階段……這些研究分析報告的相繼推出，難道是越南政改急促的鼓聲催生出來的？難道僅僅是中國學者和老百姓的心聲？
越南政改不但在中國政界、理論界掀起一股風暴，也在民間、海外引起強烈反響，在國內的博客上，不少討論和留言都表示了關注和嚮往。但不少國內學者從中國國情出發，認為中國人口眾多，是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社會，經濟改革雖有成就但利益關係盤根錯節，再加上現在的社會矛盾越積越深，政治上的稍微放鬆都有可能導致社會不穩定，因此主張政治改革應循序漸進，穩步推進。雖然這種觀點有為當局辯護的意思，但也不失為一種理性的分析。
值得關注的是，海外不少研究中國政治的學者也認為，中國目前的政治改革還不具備越南這樣的條件。從中共發展歷史和現實形勢看，有人認為中國「密室政治」的傳統和列寧主義的影響，中共在政治體制改革上不敢輕舉妄動。更重要的是，目前中共高層無論是對於國家和民族，還是對於領導者自身，都存在強烈的不安全感。因為中國不是越南那樣的小國，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的每一舉動都會引起國際社會的強烈關注，沒有十分的把握他們是不敢輕易在政治發展上下注的。從他們個人來看，中共歷史上政治鬥爭之殘酷，使得他們產生「寧左勿右」的歷史慣性，因而在政治上的改革慎之又慎。
海歸派促進越南政改
此外，「海歸派」在越南政改歷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中國「海歸派」登上政治舞臺比越南晚了半代人。八十年代以來接受過西方教育的「海歸派」雖然成批回國，但由於「六四」的原因，海歸派在政治上一度遭受挫折，中共十五大以來調整了政策，海歸派獲得重用，但到目前仍集中在副部級位置，而且以經濟崗位為主，顯然他們很可能在中共第五代領導人中唱主角。
也是因為「六四」的原因，中共領導人背上了沈重的歷史包袱。相比之下，越共從一九九一年黨的七大上就開始反思政治體制改革，認為若是光靠經濟改革，而不進行其他方面的改革的話，會使經濟改革陷入「躁進與緩慢間的拉扯」中。鄧小平雖然早在八十年代也提出過類似命題，但是「六四」使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幾乎成為一個禁區，在九十年代中斷近十年。而越南九十年代不斷反思，開始黨、行政體系、司法體系等改革，一直到現在飛躍性的邁進。
越南是不是正在超越中國模式，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改革道路？還是越南的政改之路，中國遲早要走？曾向越南輸出革命，又向越南提供經濟改革經驗的中國，面對積重難返的社會矛盾和經濟改革瓶頸，已經不能對越南政改置若罔聞了。越南能，中國到底能不能？越南政改的效應正在神州大地上發酵。
越南政改自上而下，黨主席差額選舉是關鍵
《亞洲週刊》最新一期謝曉陽／越南的政治改革，在中國學界也引起討論，廣州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教授林錫星，日前接受《亞洲週刊》專訪，談到中國與越南的政治體制改革之路。
在越南這次政改中，你認為有哪些地方值得中國借監？
越共政改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黨主席（越共總書記）的差額選舉，這是越南共產黨邁開黨內民主化的重要一步。更值得注意的是，越共這次改革基本上是一項由上而下的改革，與中國大陸由基層的村民委員會選舉開始的改革不同。這些，都是中共進行政改的時候可以參考的。
中國和越南在經改和政改的步伐有何不同？
中國從一九七八年開放經濟搞改革，而越南則在八六年才開始「革新開放」，比中共晚了近十年，可以說，在經改上，越南是中國的學生。但在政改上，中共多年來卻是雷聲大雨點小，反而今年越共十次黨代表大會，在政改上有非常突破的成績，就很值得中共學習。
能否簡單總結越共這次政改的特徵？
越共的政治體制改革，邁出了切切實實的步伐，特別在加強黨內民主和監督體制建設上，做得既積極又穩妥，既大膽又細緻。簡單來說，它有以下特徵：一是強化中央委員會對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監督；二是越共在中央全會上實行質詢制度，開創了黨內民主的新形式；三是提前公布黨代會政治報告草案，廣泛吸收黨內外智慧；四是實行中央委員和重要領導職務的差額選舉和資訊公開化。其實在「十大」上黨的總書記也是差額選舉產生；五是越南國會規定專職的代表比例大幅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五，避免兼職代表過多「既踢球、又吹哨」的弊端，真正發揮民意機關的作用。
越共這趟政改的背後動力有什麼因素？
凡是經濟改革走到一個新的階段，都必須面對政治改革的問題，越共也不例外。越南的經濟改革已經走了二十年，應該走到一個新階段，是時候考慮政治改革了。現在領導越南的三大巨頭，包括新任的國家主席、總理和國會主席，都是屬於青壯的改革派力量，他們具有經濟改革的經驗，也有足夠的理論基礎。其實，越南的貪腐問題也非常嚴重，我相信，在這波政改之後，高層會集中力量打擊貪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