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6-07-24 05:44:41作者：北場客
從1958 年開始的連續三年、給中國國民經濟造成嚴重損害並引發慘絕人寰大災難的「大躍進」是毛澤東一手發起的。對此毛澤東本人並不諱言，他在1959 年7月23日「廬山會議」全體大會上講話時說：「大躍進的發明權是我還是柯老（即時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的柯慶施——引者注）？……我說還是我。……始作俑者是我……」故此，「大躍進」那些發昏發熱的言論行為，諸如「十五年內超英趕美」、「一天等於二十年」、農業上放荒誕絕倫的糧食「高產衛星」、工業上全民動員「大煉鋼鐵」、在城鄉推行烏托邦式的「公社化」、大刮「共產風」「浮誇風」等等，無不與毛澤東那好大喜功的性格和漠視現實的「浪漫主義」有關。
不過，當時中共領導人中「發昏發熱」的並不只是毛澤東一個，甚至可以說，除了極個別人以外，大多數都有點兒「昏」和 「熱」。鄧小平在1980年4月曾說：「‘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這基本上是誠實之言。就拿當時在黨內地位僅次於毛澤東的國家主席劉少奇來說吧，從現在可見的資料來看，他對「大躍進」就並沒有「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而是頗為熱中於這個「共產主義運動」的，所以他也是 「發昏發熱」的領導人中的一個，也必須承擔對「大躍進」的「集體負責」。
劉少奇在「大躍進」初期「發昏發熱」的言行很多。在言論方面， 1958年4月底，他在去廣州的火車上與周恩來、陸定一（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和鄧力群「吹公社，吹烏托邦，吹過渡到共產主義」，「還吹空想社會主義……生活集體化，還吹工廠辦學校、學校辦工廠」，還「要鄧力群去編空想社會主義，要定一編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在路過河南鄭州時又要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把他們「吹」出來的「想法」去「試驗一下」。在5月召開的全面發動「大躍進」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他在代表中共中央委員會作的「工作報告」中號召 「把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繼續提高」，並對某些懷疑「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意見進行了駁斥。6月14日，他在同全國婦聯黨組成員談話時借談婦女解放問題之機建議普遍建立公共食堂，並且大膽預言「我們到共產主義不要多遠，十五年可以趕上美國，再有十五年等於三、四個美國，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國可以進入共產主義」。7月2日，他在同北京石景山發電廠的工人座談時又進一步預言：「現在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後年要超過英國。」8月至 9月，他赴山東和江蘇等地視察，在山東壽張縣表揚當地幹部群眾的浮誇行為是「壓倒了科學家」，「是一個革命」，在江蘇常熟縣對一個聲稱稻田畝產1萬斤的鄉黨委書記說：「一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裡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9月23日，他在與南通幹部的座談會上針對有人認為大煉鋼鐵得不償失反駁說：「搞土高爐能出鐵就好。這是出的師傅錢，不要算成本。這半年主要是熟悉技術，我們學會了本領，一年就能出幾萬個煉鐵的人。一萬人開礦，一萬人運輸，一萬人煉鐵，有三萬人真了不起。這辦法好，每個縣都要出人支援煉鋼煉鐵。」1958年底，當一個外國客人問他學校是否也要搞公社時，劉的回答是：「都搞，機關和街道也要搞。」至於行動方面，在整個1958年，從1月的南寧會議，到3月的成都會議，直至5月的八大二次會議，這期間召開的醞釀和發動「大躍進」的歷次會議上他對毛澤東的有關想法和決策都予以了積極支持，兩人頗為融洽。由此可見，劉少奇在「大躍進」初期很是熱中，其「發昏發熱」的程度不輕。
就所有能見到的資料來看，劉少奇為人是偏於沉穩的，性格是比較拘謹的，不像毛澤東那般有「浪漫情懷」，表現在治國方面是比較務實的。這麼一個沉穩拘謹的人，務實的人，到了1958年為什麼就「浪漫」起來，「熱情奔放」起來，對「空想社會主義」大「吹」特「吹」起來了呢？根據有關歷史資料來考察，我以為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從劉少奇本人的思想來說，他年輕時曾頗為沈迷於空想社會主義理論，這種影響雖經幾十年血與火的「革命」鍛練仍未磨滅。空想社會主義理論盛興於十九世紀前期的歐洲和北美大陸，其代表人物之一是英國人羅伯特。歐文。歐文從1800年開始用了四、五十年時間在英國和美國進行「理想社會」的試驗，並把他的「理想社會」的基層組織命名為「公社」。歐文的「公社」是由2000人至3000人組成的工、農、商、學各業具備的生產和消費單位，在「公社」內部除純粹個人日用品以外的一切東西都是公有財產，產品按需分配，每個人可在「公社」倉庫領取必須的物品，還建立了公共食堂。據華中科技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黃嶺峻披露，他在「文革」中出版的批判劉少奇的材料中發現，1958年劉少奇曾「透露了他之所以如此熱衷生活集體化的動機，即他認為中國已經具備了空想社會主義者所不具備的條件，可以實現歐文等人的未竟之業」。看來當時劉少奇認為中國已經是「社會主義國家」，實現了「公有制」，因而可以做到歐文等人無法做成的事，甚至可以超越空想社會主義者的「理想社會」，建成「共產主義」，而「大躍進」就是這樣一種「實踐」。顯然，這也是毛澤東等其他中共領導人狂熱推動「大躍進」的原因之一。難怪「大躍進」中的許多「運動」如「公社化」、「公共食堂」等等與一百多年前歐文等人的「試驗」 如此相像，原來毛澤東、劉少奇等人身上附著空想社會主義者的魂魄。
劉少奇支持「大躍進」的另外一方面原因應該從他與毛澤東的關係方面來理解。劉少奇和毛澤東在1940年代初的延安 「整風運動」中結成聯盟，劉對毛爭奪中共最高領導權的「鬥爭」從組織上和理論上予以全力支持，而毛對劉則大力提拔，最終將他超擢為黨內「第二把手」，兩人一時配合頗為默契。不過，在1958以前雖然毛澤東對劉少奇基本上是滿意的，但劉少奇有時因為跟不上毛澤東那天馬行空、變化多端的頭腦，有時因為對事物有自己的看法，有些時候就與毛合不上拍，因而時不時遭到毛的「敲打」。比如1949年劉少奇在天津根據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思想」提出要允許「資本主義工商業在一定範圍、一定時期內的發展」，沒想到毛澤東已經在準備「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了，結果劉受到毛的 「批評」。再比如1953年毛澤東因某些中央文件沒經他「御批」就發下去而大動肝火，「批評」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為「分散主義」，並默許高崗向劉少奇發起攻擊，後來雖因高崗鬧得太過火，毛澤東為「黨的團結」支持了劉少奇並把高崗等人打成「反黨集團」，但劉少奇也著實領略了一番毛「鬥爭」手段的厲害。最嚴重的是1956年，劉少奇、周恩來等人認為經濟建設上出現了「急躁冒進」的現象，於是命中共中央宣傳部寫了篇《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發在《人民日報》上，對毛澤東所欣賞的那種「社會主義建設高潮」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毛澤東對此極為不滿，認為是反對自己的，當時就在他們送來審閱的稿子上批了「不看了」三個字，隨後就發起「反擊」。毛澤東很講「策略」，他沒有直接批評劉少奇，而是把矛頭對準主管經濟工作的周恩來等人，在各種場合大批特批「反冒進」，指名道姓，上綱上線，直批得他們一次次認「錯」檢討，直批得總理周恩來為違心寫「檢查」而痛哭流涕，甚至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毛還把「反冒進」扯出來「敲打」周恩來等人。劉少奇對毛澤東對自己「手下留情」肯定是既心存感激，更驚悚震動，在以後幾年他就盡量與毛澤東「保持一致」 了。
綜上所述，劉少奇1958年支持「大躍進」，既是因為他內心還保有一點兒「空想社會主義」的「浪漫情結」，更是為了要搞好與毛澤東的「團結」——畢竟在災難爆發之前「大躍進」只是一次「社會主義建設高潮」，即便有點兒「小問題」也無傷大雅，不能為此而「破壞黨的團結」。我想，劉少奇在 1959年廬山會議上支持毛澤東打擊彭德懷等人，會後支持「繼續躍進」，在各種場合不遺餘力地為「大躍進」辯護，並呼籲要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其主要思想根源也在於此。而也許正因為這樣，當1960年以後「大躍進」引發的災難爆發、大量「非正常死亡」的報告從全國各地紛至沓來時劉少奇曾說了一句話：「我當國家主席，餓死了人！」這透露出他的愧疚、悔恨和失望。他開始「調整政策」，在救災的同時默許各地實行「三自一包」等「反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政策。這表明劉少奇在採取措施補救自己支持「大躍進」的「過錯」，只不過，這措施不論是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都為時已晚。
不過，當時中共領導人中「發昏發熱」的並不只是毛澤東一個，甚至可以說，除了極個別人以外，大多數都有點兒「昏」和 「熱」。鄧小平在1980年4月曾說：「‘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這基本上是誠實之言。就拿當時在黨內地位僅次於毛澤東的國家主席劉少奇來說吧，從現在可見的資料來看，他對「大躍進」就並沒有「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而是頗為熱中於這個「共產主義運動」的，所以他也是 「發昏發熱」的領導人中的一個，也必須承擔對「大躍進」的「集體負責」。
劉少奇在「大躍進」初期「發昏發熱」的言行很多。在言論方面， 1958年4月底，他在去廣州的火車上與周恩來、陸定一（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和鄧力群「吹公社，吹烏托邦，吹過渡到共產主義」，「還吹空想社會主義……生活集體化，還吹工廠辦學校、學校辦工廠」，還「要鄧力群去編空想社會主義，要定一編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在路過河南鄭州時又要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把他們「吹」出來的「想法」去「試驗一下」。在5月召開的全面發動「大躍進」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他在代表中共中央委員會作的「工作報告」中號召 「把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繼續提高」，並對某些懷疑「多快好省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意見進行了駁斥。6月14日，他在同全國婦聯黨組成員談話時借談婦女解放問題之機建議普遍建立公共食堂，並且大膽預言「我們到共產主義不要多遠，十五年可以趕上美國，再有十五年等於三、四個美國，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國可以進入共產主義」。7月2日，他在同北京石景山發電廠的工人座談時又進一步預言：「現在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後年要超過英國。」8月至 9月，他赴山東和江蘇等地視察，在山東壽張縣表揚當地幹部群眾的浮誇行為是「壓倒了科學家」，「是一個革命」，在江蘇常熟縣對一個聲稱稻田畝產1萬斤的鄉黨委書記說：「一萬斤還能再多嗎？你們這裡條件好，再搞一搞深翻，還能多打些。」9月23日，他在與南通幹部的座談會上針對有人認為大煉鋼鐵得不償失反駁說：「搞土高爐能出鐵就好。這是出的師傅錢，不要算成本。這半年主要是熟悉技術，我們學會了本領，一年就能出幾萬個煉鐵的人。一萬人開礦，一萬人運輸，一萬人煉鐵，有三萬人真了不起。這辦法好，每個縣都要出人支援煉鋼煉鐵。」1958年底，當一個外國客人問他學校是否也要搞公社時，劉的回答是：「都搞，機關和街道也要搞。」至於行動方面，在整個1958年，從1月的南寧會議，到3月的成都會議，直至5月的八大二次會議，這期間召開的醞釀和發動「大躍進」的歷次會議上他對毛澤東的有關想法和決策都予以了積極支持，兩人頗為融洽。由此可見，劉少奇在「大躍進」初期很是熱中，其「發昏發熱」的程度不輕。
就所有能見到的資料來看，劉少奇為人是偏於沉穩的，性格是比較拘謹的，不像毛澤東那般有「浪漫情懷」，表現在治國方面是比較務實的。這麼一個沉穩拘謹的人，務實的人，到了1958年為什麼就「浪漫」起來，「熱情奔放」起來，對「空想社會主義」大「吹」特「吹」起來了呢？根據有關歷史資料來考察，我以為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從劉少奇本人的思想來說，他年輕時曾頗為沈迷於空想社會主義理論，這種影響雖經幾十年血與火的「革命」鍛練仍未磨滅。空想社會主義理論盛興於十九世紀前期的歐洲和北美大陸，其代表人物之一是英國人羅伯特。歐文。歐文從1800年開始用了四、五十年時間在英國和美國進行「理想社會」的試驗，並把他的「理想社會」的基層組織命名為「公社」。歐文的「公社」是由2000人至3000人組成的工、農、商、學各業具備的生產和消費單位，在「公社」內部除純粹個人日用品以外的一切東西都是公有財產，產品按需分配，每個人可在「公社」倉庫領取必須的物品，還建立了公共食堂。據華中科技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黃嶺峻披露，他在「文革」中出版的批判劉少奇的材料中發現，1958年劉少奇曾「透露了他之所以如此熱衷生活集體化的動機，即他認為中國已經具備了空想社會主義者所不具備的條件，可以實現歐文等人的未竟之業」。看來當時劉少奇認為中國已經是「社會主義國家」，實現了「公有制」，因而可以做到歐文等人無法做成的事，甚至可以超越空想社會主義者的「理想社會」，建成「共產主義」，而「大躍進」就是這樣一種「實踐」。顯然，這也是毛澤東等其他中共領導人狂熱推動「大躍進」的原因之一。難怪「大躍進」中的許多「運動」如「公社化」、「公共食堂」等等與一百多年前歐文等人的「試驗」 如此相像，原來毛澤東、劉少奇等人身上附著空想社會主義者的魂魄。
劉少奇支持「大躍進」的另外一方面原因應該從他與毛澤東的關係方面來理解。劉少奇和毛澤東在1940年代初的延安 「整風運動」中結成聯盟，劉對毛爭奪中共最高領導權的「鬥爭」從組織上和理論上予以全力支持，而毛對劉則大力提拔，最終將他超擢為黨內「第二把手」，兩人一時配合頗為默契。不過，在1958以前雖然毛澤東對劉少奇基本上是滿意的，但劉少奇有時因為跟不上毛澤東那天馬行空、變化多端的頭腦，有時因為對事物有自己的看法，有些時候就與毛合不上拍，因而時不時遭到毛的「敲打」。比如1949年劉少奇在天津根據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思想」提出要允許「資本主義工商業在一定範圍、一定時期內的發展」，沒想到毛澤東已經在準備「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了，結果劉受到毛的 「批評」。再比如1953年毛澤東因某些中央文件沒經他「御批」就發下去而大動肝火，「批評」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為「分散主義」，並默許高崗向劉少奇發起攻擊，後來雖因高崗鬧得太過火，毛澤東為「黨的團結」支持了劉少奇並把高崗等人打成「反黨集團」，但劉少奇也著實領略了一番毛「鬥爭」手段的厲害。最嚴重的是1956年，劉少奇、周恩來等人認為經濟建設上出現了「急躁冒進」的現象，於是命中共中央宣傳部寫了篇《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發在《人民日報》上，對毛澤東所欣賞的那種「社會主義建設高潮」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毛澤東對此極為不滿，認為是反對自己的，當時就在他們送來審閱的稿子上批了「不看了」三個字，隨後就發起「反擊」。毛澤東很講「策略」，他沒有直接批評劉少奇，而是把矛頭對準主管經濟工作的周恩來等人，在各種場合大批特批「反冒進」，指名道姓，上綱上線，直批得他們一次次認「錯」檢討，直批得總理周恩來為違心寫「檢查」而痛哭流涕，甚至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毛還把「反冒進」扯出來「敲打」周恩來等人。劉少奇對毛澤東對自己「手下留情」肯定是既心存感激，更驚悚震動，在以後幾年他就盡量與毛澤東「保持一致」 了。
綜上所述，劉少奇1958年支持「大躍進」，既是因為他內心還保有一點兒「空想社會主義」的「浪漫情結」，更是為了要搞好與毛澤東的「團結」——畢竟在災難爆發之前「大躍進」只是一次「社會主義建設高潮」，即便有點兒「小問題」也無傷大雅，不能為此而「破壞黨的團結」。我想，劉少奇在 1959年廬山會議上支持毛澤東打擊彭德懷等人，會後支持「繼續躍進」，在各種場合不遺餘力地為「大躍進」辯護，並呼籲要搞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其主要思想根源也在於此。而也許正因為這樣，當1960年以後「大躍進」引發的災難爆發、大量「非正常死亡」的報告從全國各地紛至沓來時劉少奇曾說了一句話：「我當國家主席，餓死了人！」這透露出他的愧疚、悔恨和失望。他開始「調整政策」，在救災的同時默許各地實行「三自一包」等「反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政策。這表明劉少奇在採取措施補救自己支持「大躍進」的「過錯」，只不過，這措施不論是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都為時已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