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6-07-27 10:41:54作者：潘晴
我的思考
我出生在上海。我父親是出身在一個旅日華僑商人的家庭，他早年畢業於這個上海同濟大學，在那年代受這個當時共產黨在上海地下組織的影響，成為了中共在上海的地下黨的一個成員。那個年頭最時髦的政治口號就是：要民主，要自由，反飢餓，反內戰。所以在…億萬的中國人就這麼混混噩噩的在這樣一些很吸引人的政治口號下，就跨越了整個一個所謂國家政治的變革。
我外祖父是早年是滿清官派出去的留學生，也是中華民國歷史上老同盟會的成員，等他這個旅日回到國內以後呢，一直在過去的老北京大學和燕京大學任教。和當年這個中共的黨魁呀，陳獨秀啦，李大釗啦，董必武啦，這些人都是同事。也是辛亥革命這個同盟會的老戰友。辛亥革命這個成功之後，他當時作為湖北省代表，他和孫中山先生等人一起，現在黃鶴樓的一個辛亥革命紀念館還登有一起合影的照片。我的外祖父是中華民國的早期國會議員。我母親的叔公是當年這個國民政府的國軍嘛，海軍的中將司令。那麼，還有一親友是國民政府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等於是個傳統的國民政府世家，這樣一個出身。
那麼，在共產黨講的就是解放上海的前夕，我母親受她的同學的影響，她同學是上海地下黨組織，組織的這個動員嘛…策反，策反就是所謂拋棄國民黨的黑暗統治，迎接這個新中國的解放。撕毀了當年這個上海城防司令長官湯恩伯司令部發放的最後一班離開上海飛機的那個飛機票，撕掉，留下來參加革命。以後，她一直作為共產黨的重要的統戰對象。五十年代初期，她是上海交大和的團委書記。然後呢，一直在上海人民廣播電臺主持對臺灣的廣播，統戰，呼籲那些我們家在臺灣的親友和那些國民黨軍官、將士所謂棄暗投明，回歸這個所謂祖國。按道理來講，就是像我父親也好，我母親也好，都是在當年為共產黨那個政治統治目標嘛，都算是出了很多力的人。我父母這兩家人家差不多，也有幾十位親友在半個多世紀以來在中共的各次，歷次政治運動中呀，被整死的，致死、致殘、致傷、逼瘋，幾乎就是無一家倖免，沒有一家倖免的。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那年，我是十一歲。十一歲哪，這個年齡就是一個剛開始對生活充滿著這樣一種嚮往的這樣…，就說是開始去關注作為生活發生的一切的這樣一個年齡。十一歲那年，是文革開始，當初我父親在北京工作，那麼，那年代，就是我也是被那種非常那種全民性的、一種非常狂熱的這樣一種民族的激情所薰染，？？當中非常興奮在關注著周圍發生的一切，這個百萬紅衛兵，大串連，然後毛澤東在天安門這個所謂檢閱紅衛兵，一共好像是八次，其中大概最後的一次，我那時候也在北京。在文革在六六年的差不多年底的時候，當時毛澤東號召所謂砸爛資產階級的這個各級權力機構，那時各級部委都停止了辦公。我父親被責令回原單位，參加文化大革命。
我們就這樣到了江蘇省的徐州的一個礦區。以後我父親就進了"牛棚"。然後就經歷了…，這個我想每個中國人經歷過那個年代就很熟悉了。比如說：抄家；就說生活環境發生很大的改變…。在那個無處不以政治挂帥的年代，當你作為一個人，兒童也好，少年也好，當你不被社會所接納的時候，被拋棄在人群外面的時候，你總會去想。
觸及皮肉既是觸及靈魂
我出生在上海的"華園"，"華園"是當年上海法租界一個花園的洋房，花園別墅區，當年，我們住在"零"區，這中國人都很熟悉，這是白楊和趙丹是我們家鄰居。那個時候我們家裡面有鋼琴，出門還有那個老式的美國"奧斯汀"的那個小轎車，完全是個資產階級…，家裡的那些傢俱都是來自南洋的。作為像我這樣一個孩子呀，原來從這樣一個家庭，突然從這個社會的…我覺得通俗的形容就是一個貴族的家庭，一下鄖落為社會的底層吧！那個反差是非常強烈的，非常強烈的。
那時候，父母被關押，進"牛棚"被關押，我們就開始流浪，流浪在徐州的這樣一個礦區，周圍是農村。我們只要一出門，就被那些周圍的那些農民，農民的孩子啊，或者那些社會上的那些出身好的紅小兵們啊，紅衛兵們啊，包圍住毆打。毆打呢我記得印象很深，那裡…接近…北方，北方的拾糞有個糞筐，我們經常得到的禮物是什麼？澆你一身那個糞，大糞，嘩！就澆上來了！那時候我還把它理解為受欺負而己，並沒有更深入的去思考。因為打我們的呢到底多的還是那些孩子。就是他們也是受那個社會政治文化的薰染，他們認為你們是"狗崽子"，你就是應該被我們革命人民去鎮壓的。
那麼當我經歷這樣一段過程之後呢，有一次給我相當強烈的震撼。那已經是67年啦！一批成人，什麼樣一批成人呀，就是當年一批積極的那些黨員啦，那些團員啦，那些靠近黨委的那些進步的那些…，那個政治年代就是以靠近黨組織為進步的那些人。那年我才十二歲啊！打的…推向…怎麼打…他們是那個…就是用一種木棍，我們當時叫柳條棍，也叫白臘桿，白臘桿也就是專門打人的那種棍子，氈毛皮鞋，踢了，我還很小，他們完全成年，一腳踢了都在地上滾，滾好幾米遠。小孩嘛！小孩被打，而且，你完全沒有抵抗的能力。打了以後就打昏過去了，就昏死過去了。昏死過去以後一直到天快亮了，半夜以後，天快亮以後，有那個露水，露水就滴下來了，滴下來以後呢，還有…我邊上有個同伴的孩子找我來了，找我那個孩子爬在我身上哭，哭哪，慢慢慢慢的，露水加上他的那個眼淚就把我滴醒了，滴醒，當我醒來的時候那個渾身非常痛嘛。完全…那個時候，我望著天上星星的時候呢開始領會了一句話，這句話叫做：毛澤東講的一句話，他說，觸及皮肉既是觸及靈魂。也就是說我從十二歲那年開始從人的心靈的這個層面上，就從靈魂的這個層面上去開始去感觸這樣的一種社會，這樣的一種社會所反應的人性，在真正開始去懂得這句話，叫做：觸及皮肉既是觸及靈魂。
仇恨
這是來自這個肉體上的這種摧殘，這我覺得這個還不是最…在那個年代最痛苦的，最痛苦的地方是來自那種精神上的…那種完全的…精神上和人格上的完全被社會所拋棄、排斥這樣一種孤立無助那種感覺。我們都理解，任何一個人，人之所以成為一種活在這個世界上人的最基本的特徵就是每個人有他的尊嚴，當一個人的尊嚴被徹底剝奪的時候呢，人對生活甚至對生命都會是絕望的。我在很小的時候我多次想到我去死…。很奇怪，這麼小的年齡，就對生活非常絕望，這種絕望不光是來自肉體上的這種折磨，生活上的苦難，當時那個年頭，我完全承受得了，還來自那種精神上一種非常強大的壓抑，這種壓抑是來自整個社會一種封閉型的對排斥在這個社會政治文化之外的那一批被打下去、被鎮壓的人所必然會產生那種感覺。
在我從懂事開始，我接觸那個外部世界，接觸那個文化，它教會我就是仇恨。這種仇恨，由於對這個發生這一切的政治原因並不瞭解，就是覺得這一切苦難所帶來的都是緣由自己父母，誰讓我父母是一個什麼反動份子。隨著共產黨文化所渲染的那個所謂的敵人…階級敵人。那麼從我的內心我們非常希望像一個社會上大多數正常人那樣去生活，但是我完全被排斥在外。
我記得我媽媽的時候管理過圖書館，管理過圖書館挺熟悉圖書館的情況，文革就全封掉了。封掉以後，我們當時實在是沒有任何可以來自精神層面的那種安慰。有一次，我們這個…就是…爬到那個…爬那個窗子，爬到那個已被封掉的圖書館裡去，就發現…就是…躲在裡面看書，看書哪，一是躲避那種外界的政治迫害，另外一方面在那個年齡是充滿了求知慾的年齡，我覺得就是能給我們生活或者對後來的希望帶來很大安慰。當然被發現了，被發現以後，吊了這麼大一個牌子，吊了個大牌子啊，在大操場上，那個時候還是學生呀！被批鬥。那是個礦區的學校，它是小學和中學連到一塊，有差不多三萬多名學生，拉到那個大操場上被批鬥。
思考
在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我在整個走向社會這個過程當中，一直是被作為，劃為那個百分之五的那一類的，也就說是一直被政治鬥爭整肅的那個圈子裡。儘管比如說我在工礦，在煤礦，煤礦的時候勞動非常艱苦，那年頭大家都瞭解了，早請示、晚匯報的年代嘛，早晨從下井，領礦燈開始，走到工作面就差不多要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然後八小時工作制，這個大家都瞭解了，八小時完了以後，上井，上井以後還要洗澡啦，更衣啦，這個…吃飯，最可笑的就是，在己經十多個小時繁重的勞動之後，還要進行政治學習，那個年代是每天兩個小時政治學習，而我呢是每次兩個小時被批判。
隨著對這個這種社會現象的思考呀，我也觀察在我身邊一些工友們呀，那些農民們呀，我也發現，當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出於一種非常非理性的，狂熱的政治文化的這個籠罩下之後，人心是完全被扭曲了，人心被扭曲了，這像我把我對社會的惡反應在別人身上一樣，他們也把他們對社會的惡發泄在我的身上。我從最初，我最初是不同情任何一個被共產黨批鬥、和打倒的人，我以為是罪有應得的，包括我自己在內，我覺得是罪有應得的。慢慢我才發現不對。我覺得我也沒做錯什麼事情啊，為什麼要這樣的…整我，但是，隨著強大的這個恐懼，來自共產黨政權那種恐懼在我們身邊生活當中不斷的發生，有人被抓起來了；有人被槍斃了，有人又送到了勞改農場，在這樣長期這樣一種非常恐怖的政治文化下，我整個青年時代是處在失語狀態。我記得我從十七歲一直到十七八歲之前，我沒有話，我是一個很悶的人，不會講話，也不講話的人。在社會上就是說不需要你們使用語言的人，你每天只要完成，什麼呢？一個是叫你去幹活，你要去完成，第二個，你要接受批判，你要低頭認罪，我對這個社會的思考呀，它反應了兩點，笫一點是：這樣的一種社會是摧殘人的生命，摧殘人性當中最寶貴的那一面為代價的，來尋求一個所謂的理想社會模式，這個理想社會模式呢，永遠是為政治宣傳需要而服務的。
煤礦工人
現在已經是二十一世紀了，就是說我們時間已經發展過去半個世紀了。但是，我童年時代所經歷的，我青年時代所經歷的那種苦難，那種對人的生命的漠視；那種對人的尊嚴的和人性價值的剝奪並沒有發生真正的改變。大家都瞭解了最近在中國頻頻發生礦難，現在死一個煤礦工人好像也就是賠個兩、三萬塊錢，就一條人命，就死個煤礦工人…在中國，在這種掙紮在生存線上的大量的來自貧困的農村，來自這些所謂"盲流"當中的勞動力，是為了生存而掙扎的人，是足夠的，所以由於對生命的不重視，不尊重，這從共產黨這整個哲學文化當中、政治文化當中從來就沒有對人的生命尊重這一說。當然他們的死亡不是由於政治迫害，但是他們的死亡卻恰恰和這樣一個政治制度，這樣的一個背景是有直接關係的。所以當我看到頻頻報導這個礦難的時候，我心情是非常沈重的。我經歷過這樣的生活，我也經歷過這樣的苦難，當我想想已經過去這麼幾十年過去了，但是，現在礦工們仍然經歷著這麼悲慘的生存狀態。他們為了這個賺取一點非常微薄的工資，往往要付出他們生命的代價。這是我直接有感受的，那麼是煤礦工人，其實在中國不光是反應在煤礦工人。
「九評」引發的恩考
共產黨的信仰核心是唯物主義哲學觀、無神論，唯物主義呢，必然排斥所有有神論，它把它對這個世界的理解從共產黨的這個所謂的哲學觀，所謂的世界觀，這些現在我們稱之為宇宙觀。也就是說對自然學說的認識，對人類社會的認識。由於這樣的一種哲學思想的所籠罩，它必然所導演出它的以這個階級不斷的發展的一套操作邏輯。人，無非是被異化為物的一種標誌。當人分成階級之後的時候，有一部分人是一定要被消滅的。那麼當這個不斷的人被消滅之後，生命已經變得毫無意義和價值。所以，共產黨在殺人方面它從來沒有改變過，不光是對那些敢於反抗它的統治的人，它們是採取的是肉體的消滅，包括精神的這個奴役和摧殘。對於普通的中國人他們也一樣是漠視的。這就是我為什麼我看了「九評」之後，我有個思考。為什麼會在中國半個多世紀以來卻製造了這麼多的社會罪行，我覺得分析談的是非常好，連我這樣一個已經是反抗中國暴政這麼多年的人都覺得深受教育，深受啟發。
中國的老百姓現在喜歡共產黨的幾乎就沒有了，但是要知道共產黨是怎麼壞，都清楚，要知道想明白為什麼會這樣，我想恐怕還是需要像「九評」呀，像大批的揭露共產黨那個罪惡統治的文章。而且當你真正認識到共產黨這個政權邪惡的時候，你還有一個難點你很難超越，就是人的恐懼，而且這種恐懼呢，我相信每一個在共產黨統治下生活過的人都有這種體會，它是無所不在，在這樣這個無所不在的迫害之下求得生存，那種這就是恐懼的代價，但反過來的這樣一個對比，法輪功學員呀能夠在這樣這種在生命被剝奪的這種迫害之下能夠堅持他們的信仰，他沒有一種超越人性當中趨邪避凶和貪戀生存的這樣一個人性本能的力量的話，是無法做到的。
戰勝恐懼
當我開始就公開的反對共產黨我突然發現，在我的心靈得到了一種釋放，幾十年以來，從幼年開始的籠罩在我這個心靈上的那種恐懼，無所不在那種恐懼，深入骨髓的恐懼，開始慢慢慢慢的消退了，當時我蒙朦朧朧的有這樣一個感覺，什麼感覺呢，當一個人真正能放下你對生命…生命的貪戀啊，放下那些很世俗的那種計較的時候，你的勇氣就會油然而生。而且，他是一種具有真正的幸福感。你那個時候你一個人可以活著，但是你沒有尊嚴，沒有自由，僅僅是維護你活著。啊！豬也在活，活得很好，只不過不知哪一天拉出去就宰了。它是不知道的。一個人也可以這樣去對待你自己的生命存在，但是我選擇了另外一種對待生命存在的方式，我選擇了：反抗，反抗什麼？反抗，這樣一種對生命摧殘的專制政權。當我選擇了反抗之後，當然帶來很多迫害和壓力。對家人的干擾啦，這個…很多…很多，我想很多人都經歷過。但是，我也想跟朋友們分享的，就是，當一個人，你真正能夠放下生死，中國有句老話，叫無慾則剛，無慾，我把它理解為無私，無私，當你超越了這個人性弱點的時候啊，你一定會得到一種來自心靈的回報，這個回報就是，你會享受一種享有人的尊嚴的心靈的安寧和寧靜。
(待續）
我出生在上海。我父親是出身在一個旅日華僑商人的家庭，他早年畢業於這個上海同濟大學，在那年代受這個當時共產黨在上海地下組織的影響，成為了中共在上海的地下黨的一個成員。那個年頭最時髦的政治口號就是：要民主，要自由，反飢餓，反內戰。所以在…億萬的中國人就這麼混混噩噩的在這樣一些很吸引人的政治口號下，就跨越了整個一個所謂國家政治的變革。
我外祖父是早年是滿清官派出去的留學生，也是中華民國歷史上老同盟會的成員，等他這個旅日回到國內以後呢，一直在過去的老北京大學和燕京大學任教。和當年這個中共的黨魁呀，陳獨秀啦，李大釗啦，董必武啦，這些人都是同事。也是辛亥革命這個同盟會的老戰友。辛亥革命這個成功之後，他當時作為湖北省代表，他和孫中山先生等人一起，現在黃鶴樓的一個辛亥革命紀念館還登有一起合影的照片。我的外祖父是中華民國的早期國會議員。我母親的叔公是當年這個國民政府的國軍嘛，海軍的中將司令。那麼，還有一親友是國民政府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等於是個傳統的國民政府世家，這樣一個出身。
那麼，在共產黨講的就是解放上海的前夕，我母親受她的同學的影響，她同學是上海地下黨組織，組織的這個動員嘛…策反，策反就是所謂拋棄國民黨的黑暗統治，迎接這個新中國的解放。撕毀了當年這個上海城防司令長官湯恩伯司令部發放的最後一班離開上海飛機的那個飛機票，撕掉，留下來參加革命。以後，她一直作為共產黨的重要的統戰對象。五十年代初期，她是上海交大和的團委書記。然後呢，一直在上海人民廣播電臺主持對臺灣的廣播，統戰，呼籲那些我們家在臺灣的親友和那些國民黨軍官、將士所謂棄暗投明，回歸這個所謂祖國。按道理來講，就是像我父親也好，我母親也好，都是在當年為共產黨那個政治統治目標嘛，都算是出了很多力的人。我父母這兩家人家差不多，也有幾十位親友在半個多世紀以來在中共的各次，歷次政治運動中呀，被整死的，致死、致殘、致傷、逼瘋，幾乎就是無一家倖免，沒有一家倖免的。
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那年，我是十一歲。十一歲哪，這個年齡就是一個剛開始對生活充滿著這樣一種嚮往的這樣…，就說是開始去關注作為生活發生的一切的這樣一個年齡。十一歲那年，是文革開始，當初我父親在北京工作，那麼，那年代，就是我也是被那種非常那種全民性的、一種非常狂熱的這樣一種民族的激情所薰染，？？當中非常興奮在關注著周圍發生的一切，這個百萬紅衛兵，大串連，然後毛澤東在天安門這個所謂檢閱紅衛兵，一共好像是八次，其中大概最後的一次，我那時候也在北京。在文革在六六年的差不多年底的時候，當時毛澤東號召所謂砸爛資產階級的這個各級權力機構，那時各級部委都停止了辦公。我父親被責令回原單位，參加文化大革命。
我們就這樣到了江蘇省的徐州的一個礦區。以後我父親就進了"牛棚"。然後就經歷了…，這個我想每個中國人經歷過那個年代就很熟悉了。比如說：抄家；就說生活環境發生很大的改變…。在那個無處不以政治挂帥的年代，當你作為一個人，兒童也好，少年也好，當你不被社會所接納的時候，被拋棄在人群外面的時候，你總會去想。
觸及皮肉既是觸及靈魂
我出生在上海的"華園"，"華園"是當年上海法租界一個花園的洋房，花園別墅區，當年，我們住在"零"區，這中國人都很熟悉，這是白楊和趙丹是我們家鄰居。那個時候我們家裡面有鋼琴，出門還有那個老式的美國"奧斯汀"的那個小轎車，完全是個資產階級…，家裡的那些傢俱都是來自南洋的。作為像我這樣一個孩子呀，原來從這樣一個家庭，突然從這個社會的…我覺得通俗的形容就是一個貴族的家庭，一下鄖落為社會的底層吧！那個反差是非常強烈的，非常強烈的。
那時候，父母被關押，進"牛棚"被關押，我們就開始流浪，流浪在徐州的這樣一個礦區，周圍是農村。我們只要一出門，就被那些周圍的那些農民，農民的孩子啊，或者那些社會上的那些出身好的紅小兵們啊，紅衛兵們啊，包圍住毆打。毆打呢我記得印象很深，那裡…接近…北方，北方的拾糞有個糞筐，我們經常得到的禮物是什麼？澆你一身那個糞，大糞，嘩！就澆上來了！那時候我還把它理解為受欺負而己，並沒有更深入的去思考。因為打我們的呢到底多的還是那些孩子。就是他們也是受那個社會政治文化的薰染，他們認為你們是"狗崽子"，你就是應該被我們革命人民去鎮壓的。
那麼當我經歷這樣一段過程之後呢，有一次給我相當強烈的震撼。那已經是67年啦！一批成人，什麼樣一批成人呀，就是當年一批積極的那些黨員啦，那些團員啦，那些靠近黨委的那些進步的那些…，那個政治年代就是以靠近黨組織為進步的那些人。那年我才十二歲啊！打的…推向…怎麼打…他們是那個…就是用一種木棍，我們當時叫柳條棍，也叫白臘桿，白臘桿也就是專門打人的那種棍子，氈毛皮鞋，踢了，我還很小，他們完全成年，一腳踢了都在地上滾，滾好幾米遠。小孩嘛！小孩被打，而且，你完全沒有抵抗的能力。打了以後就打昏過去了，就昏死過去了。昏死過去以後一直到天快亮了，半夜以後，天快亮以後，有那個露水，露水就滴下來了，滴下來以後呢，還有…我邊上有個同伴的孩子找我來了，找我那個孩子爬在我身上哭，哭哪，慢慢慢慢的，露水加上他的那個眼淚就把我滴醒了，滴醒，當我醒來的時候那個渾身非常痛嘛。完全…那個時候，我望著天上星星的時候呢開始領會了一句話，這句話叫做：毛澤東講的一句話，他說，觸及皮肉既是觸及靈魂。也就是說我從十二歲那年開始從人的心靈的這個層面上，就從靈魂的這個層面上去開始去感觸這樣的一種社會，這樣的一種社會所反應的人性，在真正開始去懂得這句話，叫做：觸及皮肉既是觸及靈魂。
仇恨
這是來自這個肉體上的這種摧殘，這我覺得這個還不是最…在那個年代最痛苦的，最痛苦的地方是來自那種精神上的…那種完全的…精神上和人格上的完全被社會所拋棄、排斥這樣一種孤立無助那種感覺。我們都理解，任何一個人，人之所以成為一種活在這個世界上人的最基本的特徵就是每個人有他的尊嚴，當一個人的尊嚴被徹底剝奪的時候呢，人對生活甚至對生命都會是絕望的。我在很小的時候我多次想到我去死…。很奇怪，這麼小的年齡，就對生活非常絕望，這種絕望不光是來自肉體上的這種折磨，生活上的苦難，當時那個年頭，我完全承受得了，還來自那種精神上一種非常強大的壓抑，這種壓抑是來自整個社會一種封閉型的對排斥在這個社會政治文化之外的那一批被打下去、被鎮壓的人所必然會產生那種感覺。
在我從懂事開始，我接觸那個外部世界，接觸那個文化，它教會我就是仇恨。這種仇恨，由於對這個發生這一切的政治原因並不瞭解，就是覺得這一切苦難所帶來的都是緣由自己父母，誰讓我父母是一個什麼反動份子。隨著共產黨文化所渲染的那個所謂的敵人…階級敵人。那麼從我的內心我們非常希望像一個社會上大多數正常人那樣去生活，但是我完全被排斥在外。
我記得我媽媽的時候管理過圖書館，管理過圖書館挺熟悉圖書館的情況，文革就全封掉了。封掉以後，我們當時實在是沒有任何可以來自精神層面的那種安慰。有一次，我們這個…就是…爬到那個…爬那個窗子，爬到那個已被封掉的圖書館裡去，就發現…就是…躲在裡面看書，看書哪，一是躲避那種外界的政治迫害，另外一方面在那個年齡是充滿了求知慾的年齡，我覺得就是能給我們生活或者對後來的希望帶來很大安慰。當然被發現了，被發現以後，吊了這麼大一個牌子，吊了個大牌子啊，在大操場上，那個時候還是學生呀！被批鬥。那是個礦區的學校，它是小學和中學連到一塊，有差不多三萬多名學生，拉到那個大操場上被批鬥。
思考
在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我在整個走向社會這個過程當中，一直是被作為，劃為那個百分之五的那一類的，也就說是一直被政治鬥爭整肅的那個圈子裡。儘管比如說我在工礦，在煤礦，煤礦的時候勞動非常艱苦，那年頭大家都瞭解了，早請示、晚匯報的年代嘛，早晨從下井，領礦燈開始，走到工作面就差不多要一個半小時到兩個小時。然後八小時工作制，這個大家都瞭解了，八小時完了以後，上井，上井以後還要洗澡啦，更衣啦，這個…吃飯，最可笑的就是，在己經十多個小時繁重的勞動之後，還要進行政治學習，那個年代是每天兩個小時政治學習，而我呢是每次兩個小時被批判。
隨著對這個這種社會現象的思考呀，我也觀察在我身邊一些工友們呀，那些農民們呀，我也發現，當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出於一種非常非理性的，狂熱的政治文化的這個籠罩下之後，人心是完全被扭曲了，人心被扭曲了，這像我把我對社會的惡反應在別人身上一樣，他們也把他們對社會的惡發泄在我的身上。我從最初，我最初是不同情任何一個被共產黨批鬥、和打倒的人，我以為是罪有應得的，包括我自己在內，我覺得是罪有應得的。慢慢我才發現不對。我覺得我也沒做錯什麼事情啊，為什麼要這樣的…整我，但是，隨著強大的這個恐懼，來自共產黨政權那種恐懼在我們身邊生活當中不斷的發生，有人被抓起來了；有人被槍斃了，有人又送到了勞改農場，在這樣長期這樣一種非常恐怖的政治文化下，我整個青年時代是處在失語狀態。我記得我從十七歲一直到十七八歲之前，我沒有話，我是一個很悶的人，不會講話，也不講話的人。在社會上就是說不需要你們使用語言的人，你每天只要完成，什麼呢？一個是叫你去幹活，你要去完成，第二個，你要接受批判，你要低頭認罪，我對這個社會的思考呀，它反應了兩點，笫一點是：這樣的一種社會是摧殘人的生命，摧殘人性當中最寶貴的那一面為代價的，來尋求一個所謂的理想社會模式，這個理想社會模式呢，永遠是為政治宣傳需要而服務的。
煤礦工人
現在已經是二十一世紀了，就是說我們時間已經發展過去半個世紀了。但是，我童年時代所經歷的，我青年時代所經歷的那種苦難，那種對人的生命的漠視；那種對人的尊嚴的和人性價值的剝奪並沒有發生真正的改變。大家都瞭解了最近在中國頻頻發生礦難，現在死一個煤礦工人好像也就是賠個兩、三萬塊錢，就一條人命，就死個煤礦工人…在中國，在這種掙紮在生存線上的大量的來自貧困的農村，來自這些所謂"盲流"當中的勞動力，是為了生存而掙扎的人，是足夠的，所以由於對生命的不重視，不尊重，這從共產黨這整個哲學文化當中、政治文化當中從來就沒有對人的生命尊重這一說。當然他們的死亡不是由於政治迫害，但是他們的死亡卻恰恰和這樣一個政治制度，這樣的一個背景是有直接關係的。所以當我看到頻頻報導這個礦難的時候，我心情是非常沈重的。我經歷過這樣的生活，我也經歷過這樣的苦難，當我想想已經過去這麼幾十年過去了，但是，現在礦工們仍然經歷著這麼悲慘的生存狀態。他們為了這個賺取一點非常微薄的工資，往往要付出他們生命的代價。這是我直接有感受的，那麼是煤礦工人，其實在中國不光是反應在煤礦工人。
「九評」引發的恩考
共產黨的信仰核心是唯物主義哲學觀、無神論，唯物主義呢，必然排斥所有有神論，它把它對這個世界的理解從共產黨的這個所謂的哲學觀，所謂的世界觀，這些現在我們稱之為宇宙觀。也就是說對自然學說的認識，對人類社會的認識。由於這樣的一種哲學思想的所籠罩，它必然所導演出它的以這個階級不斷的發展的一套操作邏輯。人，無非是被異化為物的一種標誌。當人分成階級之後的時候，有一部分人是一定要被消滅的。那麼當這個不斷的人被消滅之後，生命已經變得毫無意義和價值。所以，共產黨在殺人方面它從來沒有改變過，不光是對那些敢於反抗它的統治的人，它們是採取的是肉體的消滅，包括精神的這個奴役和摧殘。對於普通的中國人他們也一樣是漠視的。這就是我為什麼我看了「九評」之後，我有個思考。為什麼會在中國半個多世紀以來卻製造了這麼多的社會罪行，我覺得分析談的是非常好，連我這樣一個已經是反抗中國暴政這麼多年的人都覺得深受教育，深受啟發。
中國的老百姓現在喜歡共產黨的幾乎就沒有了，但是要知道共產黨是怎麼壞，都清楚，要知道想明白為什麼會這樣，我想恐怕還是需要像「九評」呀，像大批的揭露共產黨那個罪惡統治的文章。而且當你真正認識到共產黨這個政權邪惡的時候，你還有一個難點你很難超越，就是人的恐懼，而且這種恐懼呢，我相信每一個在共產黨統治下生活過的人都有這種體會，它是無所不在，在這樣這個無所不在的迫害之下求得生存，那種這就是恐懼的代價，但反過來的這樣一個對比，法輪功學員呀能夠在這樣這種在生命被剝奪的這種迫害之下能夠堅持他們的信仰，他沒有一種超越人性當中趨邪避凶和貪戀生存的這樣一個人性本能的力量的話，是無法做到的。
戰勝恐懼
當我開始就公開的反對共產黨我突然發現，在我的心靈得到了一種釋放，幾十年以來，從幼年開始的籠罩在我這個心靈上的那種恐懼，無所不在那種恐懼，深入骨髓的恐懼，開始慢慢慢慢的消退了，當時我蒙朦朧朧的有這樣一個感覺，什麼感覺呢，當一個人真正能放下你對生命…生命的貪戀啊，放下那些很世俗的那種計較的時候，你的勇氣就會油然而生。而且，他是一種具有真正的幸福感。你那個時候你一個人可以活著，但是你沒有尊嚴，沒有自由，僅僅是維護你活著。啊！豬也在活，活得很好，只不過不知哪一天拉出去就宰了。它是不知道的。一個人也可以這樣去對待你自己的生命存在，但是我選擇了另外一種對待生命存在的方式，我選擇了：反抗，反抗什麼？反抗，這樣一種對生命摧殘的專制政權。當我選擇了反抗之後，當然帶來很多迫害和壓力。對家人的干擾啦，這個…很多…很多，我想很多人都經歷過。但是，我也想跟朋友們分享的，就是，當一個人，你真正能夠放下生死，中國有句老話，叫無慾則剛，無慾，我把它理解為無私，無私，當你超越了這個人性弱點的時候啊，你一定會得到一種來自心靈的回報，這個回報就是，你會享受一種享有人的尊嚴的心靈的安寧和寧靜。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