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傑出詩人李商隱，擅長於寫綿長悠遠、綺密瑰妍而又意境撲朔迷離的篇章，所以很難捉摸他的中心意旨，所以人們稱他為「朦朧詩」的鼻祖。
例如他的絕大多數「無題詩」，七律長篇固是如此，即使短如五言絕句，也常費人猜度。就像《樂游原》吧：
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短短二十個字，無一深奧冷僻，明白如話，人人能懂，然而是打發怎樣一種思想感情呢，則是人言人殊，各不相同。
臺灣成功大學文學院院長黃永武教授說：「晚景雖好，可惜不能久留，比方人到晚年，亦難長久。（見《唐詩三百首導讀》）
吉林詩人兼作家劉琦也說：「讚美了黃昏落日夕陽西下的晚景之美，也流露出光景難留的遲暮之慨，表現出對美好事物消逝的哀婉。」（見《李商隱詩選注》）。
嶺南名詩人劉逸生主編的《歷代古詩選集》中，認為此詩作者「寫出了無法擺脫的黯淡心緒。」這些看法，都是傾向於無奈、淒涼、哀婉一邊，不妨歸納為「消極派」。
散文名家、清華大學已故教授朱自清，大概也屬於這一派，他按其所理解，將這首詩略加字面增補，寫成自勉勉人的座右銘：
但得夕陽無限好，
何須惆悵近黃昏。
由上所述可知，李商隱這首膾炙人口的短詩之基調，已經大致可以肯定：是一首惋惜人生好景不長的悲歌。
且慢因此而定論，因為近代有專家考證出來了，「只是」一詞在唐代中原口語中與「正是」相同，有「恰好」、「正因為」的意思，於是原詩後兩句變作倒裝句 ，由此便可以理解為「正好因為接近黃昏，夕陽才顯得格外美麗」。
作者身處這樣一個特殊的時空條件下，驚喜萬狀，「意不適」一變而成為「意大適」，感情跌宕起伏，由消沉而開朗，富有轉折變化的戲劇情趣，把眼前的景色升華為人生哲理，把自然風物比喻為生活旅途，即與「山窮水覆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陸游句)」、「失之東隅，桑榆未晚」(王勃句)意思相近。
與李商隱另一首詩《晚晴》中句子「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意境也相同，可作為佐證，說明《樂游原》乃樂觀進取的，這是「積極派」的觀點。
這一派人還指出李商隱寫《樂游原》約在二十八、九歲時，《全唐詩》把它排在很前面，而《晚晴》是在三十四歲時所寫，故排在後面，兩詩都不算老年之作，「夕陽」、「黃昏」均非指自己的年歲，因此，說它是遲暮感嘆，似不合情理。
又有一派人認為《樂游原》是一首政治詩，反映作者對大唐帝國，雖有「元和中興」，終不免會衰亡的預言。
把文學與政治接軌挂，無限上綱，在大陸一度頗為流行，如評《紅樓夢》、批《水滸》，李商隱詩也逃不脫，在在都被從政治角度來介評和註釋。不錯，李商隱因曾捲入「牛(僧儒)李(宗閔)」政治權鬥的漩渦，兩邊不是人，一直遭受排擠打擊。
李政壇蹭蹬，生活貧困，只活了四十六歲，生前確曾寫過不少政治諷刺詩，發泄不滿。但若指《樂游原》也是，恐有點牽強，說預言唐必崩潰，亦言近不實。
從來詩無定詁，且詩句精練，句法獨特，讀者的感受，未必與作者的原旨一致。對《樂游原》的界定，倒是清代紀昀(曉嵐)說得很確切：「謂之悲身世可，謂之憂時事亦可。」(見《李義山詩集輯評》)
這是「調和派」觀點，中肯不偏，應為大眾所接受。
(作者註：「樂游原」為唐代長安郊區旅遊勝地，可將長安盡收眼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