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余傑的文章「以真話來維權」後，我感到，自郭飛雄事件後，此篇文章再一次清楚地反應出余傑的思維方式和人品。
余傑只簡單地附和吳宏達之說，自己沒有舉出一例證據或反證或推理說明，就斷言法輪功對中共大量活體摘除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指證不實，余傑同樣用這種方式斷言「三退」是偽造數字，然後洋洋灑灑地用說教的方式整篇幅地大談「不說謊言」的大道理，一付大義凜然為正義疾呼的上帝似的威嚴，同時還不忘捎帶地影射指點其他知名維權人士。這種整篇幅的大道理式的說教，除了力圖攻擊對方說謊外，已經失去了道理本身的實際意義。
這種沒有任何證據推理，空泛地斷言，並用高談大道理的方式力圖壓倒對方的文章即不負責，又不道德。
關於中共活體移植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事情，不是法輪功方面給中共造謠，而是中共自己報導的驚人數據反證了它的罪惡。法輪功方面掌握的活體器官移植的數據來自 中共官方自己的網站，法輪功方面只是根據中共官方自己提供的活體器官移植的大量數據，以及法輪功方面所做的多方面電話調查的結果，對中國國內數百家醫院現在正進行的大規模的活體器官移植活動做出合理推斷，即，中共正在對法輪功學員以活體器官移植的方式進行大規模的殺戮。
事情發展經過大致如下，今年三月，有兩個知道瀋陽市蘇家屯區醫院摘取法輪功學員活體器官牟利的證人逃到了海外，並與法輪功取得聯繫揭發了這個驚人黑幕。法輪功方面馬上進入多個中共官方移植中心和有關醫院的網站進行瞭解。結果發現，為了招攬生意，中國從國家一級到地區一級到醫院一級的網站對器官移植都有大量的對海外報導的詳細數據。從這些中共官方自己的網站的報導，法輪功方面得知，從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５年，中國器官移植的數量反常地大幅度竄升。
這裡只簡單例舉三個中共官方數據就可簡單說明問題。１９９９年後，中國器官移植中心和醫院已有五百多個，而在這之前只有二十幾家。中共官方自己報導的數據是，自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５年五年中中國器官移植的總數是四萬一千多個，根據中國報導，在這五年中，平均每年的死刑犯是一千六百多個。五年也不到一萬個。那麼，人們不僅要問，就算近一萬的死刑犯的器官都被用作活體器官移植了，那麼中共官方報導的進行了四萬一千個器官移植中的其餘的三萬多個器官是從哪來的？
法輪功方面隨即給五百家醫院中的幾十家醫院打電話詢問器官移植情況，所有介紹器官移植的醫生都毫不掩飾地告訴詢問者，器官是年輕的，鮮活的，並且可以最快在一個星期內給受者找到可匹配的器官。
加拿大組織的獨立調查是根據中國網站的官方報導，對中國醫院醫生的電話調查，以及對幾個證人取證著手進行的，他們並根據這些調查寫出調查報告。這個調查報告主頁４８頁，附錄２６頁，它通過大量的證據，用論證以及反證的方法進行推論，最後推斷，中國這些器官移植中心和醫院對法輪功學員進行活體器官移植的事實是存在的。
主要的兩個參加獨立調查的加拿大律師在答記者問時說，這個結論是令人遺憾的，但我們不得不說真話。
在中共嚴格的控制下，海外民間的調查團還不可能進入中國對如此大量的慘無人道的活體器官移植活動進行調查，但是當前現有的大量確鑿數據已經非常說明問題了，即便一個非專業的普通頭腦也足以做出一個合理的推斷了。
其實余傑不妨自己給五百個醫院中的一個醫院的器官移植科室或器官移植中心打個電話問幾個問題，瞭解一下這五年中這個醫院有多少活體器官移植案例，現在能否提供年輕鮮活的器官，要多長時間可以找到可匹配活體器官。我想不需費太大力氣，余傑就能找到與自己現在斷言的截然不同的感覺。
余傑文章中除了一帶而過地附和吳宏達的撰文外，他並沒有例舉自己的任何證據。而吳宏達撰文中指出的「諸多不實之處」中的一個主要證據的可信度並不足以令人信服。
吳宏達撰文中提到，在法輪功方面公布消息的當天他就給國內的一個線人打電話，這個線人馬上到了瀋陽市蘇家屯區醫院進行調查並在醫院周圍照了相，這個線人沒有發現任何活體器官移植的可疑現象。一個單獨的個人的能力，背景，專業程度是明顯有限的，如果余傑連法輪功方面列舉的諸多的大量證據都不相信的話，余傑又怎麼能夠輕易相信吳宏達撰文中指出的更不令人信服的所謂的「諸多不實之處」？ 尤其是余傑怎麼能夠相信這麼一個孤立線人的簡單說詞？如果一個個人撰文能夠證明這一切不存在，那麼，我們又如何解釋中共官方網站自己報導的器官移植的大量數據？
另外，余傑武斷地說法輪功在退黨上偽造數據，這同樣是不明智的簡單斷言。我最初也像余傑一樣，對「三退」數字表示懷疑。我親自進到大紀元退黨網站去瀏覽了幾個小時，對「三退」的情況有點兒初步的瞭解。
情況是這樣的，每個「三退」的個人或團體在填入「三退」人數一欄後還要寫有一個簡短聲明，大紀元退黨網站是根據這些聲明用「人工智慧」程序的過濾篩選識別的方法來統計「三退」的人數。我流覽了幾百個各不相同的聲明，有平靜地數說中共罪惡的，有激昂大罵中共的，聲明有長有短，情緒文風各不相同。我感到，製造一天兩三萬「三退」數字是很容易的事，但是製造兩三萬這樣的各不相同的三退聲明卻是非常難的，此類編造工作所需的人力和時間是難以想像的。有人說計算機用複製的方法對一千或一萬個聲明重複複製，就能做到造假。但是對這種造假複製也可以非常容易地用計算機監察出來。總而言之，如果我們想調查此事的真相，那麼在做相應的檢測造假的調查前，只靠自我感覺而武斷斷言法輪功編造數字，這種態度是不負責的。在得不到證實前，人們有權利一直保留自己的懷疑，但是如此正式撰文以公允的口氣斷言指責批評，則不是一個學者應有的科學態度。
余傑的文章引起我的不少朋友的議論和猜測，他們分析說，「余傑在郭飛熊的事上栽了，遭到那麼多人的批評，他丟了面子還死抗不認錯，可又要爭回這面子，他就不得不再另生枝節，用把法輪功說成與共產黨一樣的說謊者把法輪功釘在恥辱柱上，以證明他上次排斥為法輪功說話的郭飛熊是正確的行為。所以他抓住吳宏達這根救命稻草，寫了這篇說教式的文章。」
我希望人們的這些猜測仍像上次郭飛熊事件時余傑引用的基督的一句話一樣不值余傑一駁，余傑說到「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自己不知道。」 我更希望余傑「所做的」的事所表現出的余傑依然是我們當初心中保留的美好形象的余傑，而不是一個總用上帝和說教來抬高自己形象的余傑。
２００６年７月２９日
附文：
以真話來維權/余傑
近日人權活動家吳宏達先生在網路上撰文指出，法輪功媒體所報導的蘇家屯事件存在諸多不實之處。吳宏達長期研究中國大陸的勞改、計畫生育和人體器官買賣問題，我
個人比較信服他的觀察和評論。 (博訊 boxun.com)
中共是一個倚靠謊言和暴力治國的龐大機構。要戰勝中共，手無寸鐵的我們，惟有倚靠真話和真相的力量。如果我們也像中共一樣說謊，那麼我們在中共的面前將變得更加脆弱不堪。甚至有一天，我們會變得與我們所反對的對象一模一樣，將說謊內化為自己的一種本能。這是當前中國大陸風起雲湧的維權活動中一個不可迴避的大是大非的問題。
令人遺憾的是，由於許多維權人士亦深受共產黨文化之潛移默化，許多人在其言語行事中，不自覺地混淆了真話和謊言的界限，逐漸習慣了自己所製造出來的謊言，並享受這些謊言所堆砌出來的英雄感。比如，有人受到兩三名警察的跟蹤，在接受海外媒體採訪的時候卻非得誇大到二三十人，似乎不這樣誇大不足以顯示自己的「重要」；比如，有人出沒娛樂場所，並與地方黑勢力發生衝突，卻非得將這樣的事件泛政治化，將其描述成國安策劃的陰謀；再比如，有人明明是「獨行俠」，在海外卻宣稱自己掌控數萬復員軍人，可以一聲令下，揭竿而起……這些驚人的言行，在短期內可能會給維權活動帶來「轟動效應」，但長遠來看卻會給維權活動帶來「傷筋動骨」的損害。「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們不能低估民眾的判斷力，一旦民眾發現其支持的勇敢者本身亦謊言連篇，便會迅速拋棄之。
對維權活動中的種種謊言，該不該揭示並批評之？有人拿出中共「統一戰線」的策略來，認為不能破壞這個好不容易形成的、反對中共的「統一戰線」，大家應當盡量「求同存異」。如果有人敢於揭露「同一陣壕」中的謊言，則會被指責為「不顧大局」和「道德潔癖」。但是，我不同意這種「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的簡單思維。寬容是重要的，但寬容並不意味著默認謊言的氾濫。對我來說，真話、真相和真理高於任何策略。我不是政客，不是革命家，我只是一名熱愛真話、真相和真理的知識份子。
我願意使用「維權活動」這個平實的定義，而不願使用「維權運動」這個過於炫耀的概念。「運動」強調事件的整全性、組織性和一致性，人們參與該「運動」的方式是單一的，其訴求也是單一的；「活動」卻強調事件的個體性、自發性和獨特性，人們參與「活動」的方式是多元的，其訴求也是多元的。維權活動沒有、也不需要領袖，它呈現為各自為戰的狀態，但它理應服膺於一個大原則，那就是：拒絕謊言。
我既拒絕來自壓迫者的謊言，也拒絕來自被壓迫者的謊言。多年來，我一直為受殘酷迫害的法輪功修煉者的權利而呼籲，同時我也毫不掩飾地告訴我所認識的每一個法輪功朋友，我完全不認同他們在「退黨」活動中偽造數字的做法。此種做法既無法真正打擊中共，更不能在海內外爭取到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對於維權活動中某些熱衷於權謀和權力的人士，我選擇不跟他們做朋友，不與他們一起出現在公共場合，這亦是我的權利所在。因為在「團結」的考量之上，還有更高的知識份子的天職，正如哈維爾所說：「知識份子應該作為世界之痛苦的見證人，應該因獨立而引起不安，應該反抗一切隱藏著的和公開的壓力和操縱，應該是體制、權力及其妖術的主要懷疑者，應該是他們謊言的見證人。因此，一個知識份子不能去扮演被分配的角色，也不能屈從於勝利者們所書寫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