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到寧海縣城探望二位八十年代的詩友，這裡是徐霞客寫下他的第一篇著名《遊記》的地方，又是明代大儒方孝儒的故鄉。在遊覽了新開闢的「浙東小三峽」之後，我們路過縣城的市中心已是華燈初上，只見一個現代風格的偌大廣場展現在眼前，讓這個小小的縣城頓時氣派了不少。朋友告訴我，這是新建的「潘天壽文化廣場」。
看來，潘天壽家鄉的人們終於覺得有必要拉這位藝術大師（1897∼1971）來裝點門面了。不知道寧海人還記得否──1969年初，病中的潘天壽被從杭州押回家鄉游鬥時，鄉親們是用怎樣的殘忍方式，讓他受夠了凌辱？這位畫如其人的鐵骨錚錚的藝術大師對浙江美院紅衛兵造反派的抄、燒、批、鬥，似乎尚能倔強地承受，但父老鄉親的無情踐踏，卻擊毀了他內心的最後一道堤壩。
帶著渾身傷痕與唾沫返回杭州途中，潘天壽撿了一張香菸紙，在煙紙背面寫下了一生中最後一首詩「莫嫌籠狹窄，心如天地寬。是非在羅織，自古有沉冤。」從此病情急速加劇，不久便含冤死去……不管今天的「潘天壽文化廣場」有多麼的富麗堂皇，大師之心早已零落成灰。
1897年潘天壽出生在浙江寧海北鄉一個名叫「冠莊」的青秀山村，原名天授，字太頤，號壽者。父親敦厚樸實，被人尊為「達品公」，母親周氏聰敏賢達，持家有方。潘家薄有祖產，但因世道不順，家境漸趨困頓。自童年起，潘天壽就開始幫家裡砍柴放牛。冠莊西山有一座青蔥的雷婆頭峰，是他與小同伴常去樵牧與戲耍的地方。潘天壽晚年自號「雷婆頭峰壽者」，其中寄寓了他對家鄉的美好記憶。
在村裡的私塾和縣城的正學小學裡，他的藝術天賦已如雨後新芽，顯露無遺。 1915年秋，潘天壽說服父親，考取了浙江省第一師範。浙江一師是當時省內最高學府，吸收日本明治維新後的教育體制及思想，對社會上各種先進思潮相迎不拒，學校裡的思想非常活躍。從上海聘來的李叔同先生儒雅通達，人格高潔，為潘天壽深深折服。
1918年，李叔同剃度出家，潘天壽想追隨而去，但被李師打消了念頭。直至晚年，李師所贈的一副對聯仍懸掛在他的書房：「戒是無上菩提本，佛為一切智慧燈」。
五四運動爆發，一師馬上成為浙江五四浪潮的中心，也喚醒了少年潘天壽的愛國心。他參加了學生運動，感到自已該為國家民族做點有益的事，因此一心一意想通過振興民族藝術來振興民族精神。這種藝術良知，後來成為他一生為中國國畫藝術卓絕奮鬥的精神動力。
潘天壽27歲那年來到上海，見到了仰慕已久的80高齡的海派大師吳昌碩，並成了忘年至交。吳昌碩親切地叫他為「阿壽」，還特意送他一副集古詩句的篆書對聯： 「天驚地怪見落筆，街談巷語總入詩」。吳昌碩給潘天壽的詩文書畫予以毫不掩飾的好評，表示出特別的器重，這給了潘天壽無比的信心。
潘天壽畫作。
接下來，年輕的潘天壽一面在上海美專授課，一面寫作《中國繪畫史》，作為美專的教材。同時深入研習石濤、八大、揚州八怪等畫家的畫作，希求讓自己恣意狂放的畫風有一個堅實的依托。上海五年，為潘天壽打開了廣闊的藝術視野，又在對古代傳統和吳氏畫風的揣摩與實踐中，獨立自省，選擇了自己獨特的藝術發展道路。
1928年國立杭州藝專在杭州成立，請已成大名的潘天壽回浙出任教授。此後直至抗戰爆發，這一時期是他在生活上最穩定的一段日子。潘天壽剛到國立藝術院的時候，國畫系只他一人，於是他包攬了所有的課程，直到李苦禪加入。為了捍衛中國畫的獨立性，他對校長林風眠所主張的國畫系和西畫系合併為繪畫系，始終不敢苟同。他在《域外繪畫流入中土考略》一文中，考察了外來繪畫與傳統繪畫之間碰撞與交流的歷史發展脈絡，提出東西方繪畫「根本處相反之方向，而各有其極則」的觀點，並認為「若徒眩中西折中以為新奇；或西方之傾向東方，東方之傾向西方，以為榮幸，均足以損害兩方之特點與藝術之本意」。
七七事變打破了他的藝術夢。1937年10月，日軍進逼杭州，藝專開始向後方撤退，潘天壽隨之西行去了昆明國立藝專的新校址。這時，校長已由滕固接替，同意了潘天壽提出的中西畫分科教學的設想，從此國畫專業課時大大增加，獨立性與專業性也得以加強。這期間，他曾因家事請假回鄉二年，在故鄉大量作畫，並編寫了《中國畫院考》，整理了詩集《聽天閣詩存》。而他離開了兩年的藝專，此時已處於人事的更迭和矛盾中，在多方的力邀之下，在一片混亂中，潘天壽無奈地出任了校長。
像當年浙一師的恩師李叔同一樣，潘天壽信奉身教重於言傳，信奉高尚的人格可以感化師生，同時他銳意整頓校務，力圖振興藝專。他不搞派系，對持不同藝術觀的教授都以禮相聘，還專門派人請回林風眠來校執教。1945年抗戰勝利，國立藝專遷返杭州，10月開始正式上課。八年流離的生活至此結束，潘天壽也厭倦了紛繁的校務，於是辭去了校長之職。
隨著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藝術家噩夢才真正開始。新來的校長兼黨組書記江豐在一次會上居然說：「中國畫不能反映現實，不能作大畫，必然淘汰，將來是有世界性的繪畫出來。油畫反映現實，能作大畫，是有世界性的。」讓潘天壽吃驚又感到困惑，年輕教師也開始批判他的藝術思想「是封建社會剝削階級的腐朽思想，光玩弄筆墨趣味，對革命鬥爭抱旁觀態度。」 接著，中國畫與西畫又合併成繪畫系。
他也曾試圖為 「革命文藝」付出努力。他隨師生下鄉參加勞動，創作了一些宣傳畫似的作品。但對傳統繪畫的忽視和鄙薄仍充斥美院，潘天壽被排除在教學工作外，像沈從文一樣，只讓他「整理民族藝術遺產。」後來「民族虛無主義」遭到批判，潘天壽獲得「重視」，被任命為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副院長、浙江美協籌委會主任，繼而被聘為蘇聯藝術科學院名譽院士，補選為全國人大代表。
不久，大躍進運動襲來，藝術界也不能例外，師生下鄉大煉鋼鐵。潘天壽對這一切憂心忡忡，但還是冷靜地畫著自己的畫，以排譴鬱積。中央美院華東分院改名為浙江美院後，1959年月潘天壽出任院長，中國畫系學生的文學課也大幅度增加，教師們還定期舉行中國畫展。1961年4月，在全國高等學校文科教材會議上，潘天壽提出了中國畫系人物、山水、花鳥三科分科意見，得到採納。文革前的五、六年時間裏，浙江美院在潘天壽教學思想的指導下逐步臻於完善，成為海內外現代中國畫教學的翹楚。1964年，久未歸鄉的潘天壽以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到家鄉寧海視察，受到的熱烈接待可想而知。
1966年文革爆發，潘天壽成了浙江美院第一批被揪鬥的對象。他被關牛棚的時間最長，吃的苦頭也最多。但無論哪一次揪鬥、陪斗、遊街、示眾，他都強制怨恨，默默承認。他說文革是一場災難，和自然災難一樣，是無法預期和無法控訴的。有一次，他對一位老友說：「人總是有這麼一天的，年紀大了的人倒無所謂，擔心的是國家和年輕人。國家的損失無法估計，年輕人失去了寶貴的青春，永遠無法補救。」
這期間，他被誣為「反動學術權威」、「文化特務」以及「國民黨特別黨員」，從文革開始直到他去世，「革命干將們」從未停止過對他的折磨。1968年夏秋，浙江美院的 「打潘戰役」達到了高潮。《浙江日報》以「浙江美院大批判辦公室」名義，整版發表了《文化特務潘天壽為什麼能長期獨霸浙江美術界》、《禿鷲是特務的化身》等五、六篇文章，一下子將潘天壽推上了萬劫不復的受刑臺。
隨後，報紙、廣播、大字報、大標語、漫畫以及各式各樣的小報、刊物，鋪天蓋地而來。潘天壽在杭州的家被抄得底朝天，革命干將們拉走的珍貴書畫文稿達六、七車之多，連筆墨紙硯也抄了去。他的作品被列入墨畫名單，被人毫不留情地在上面打上各種標記，踩上一個個鞋印……在沒日沒夜的折磨下，這位體質強健的老藝術家漸漸垮了下去……
1971年5月，專案組派人向重病在床的潘天壽宣讀了定性材料，即定案為「反動學術權威、為敵我矛盾」。潘天壽氣憤之極，當晚大量尿血，昏迷不醒。緊接著就發生了文中開頭的那一幕：病中被造反派押回寧海老家，交給當地群眾作為「活靶子」批鬥，百般凌辱……他在寫下那首絕命詩後從此不起，9月5日凌晨，他突然氣喘得厲害，雙腿劇烈地抖動，汗如雨下。他用最後的意志努力控制自己的雙腿，嘴裡還喃喃地說：「我想叫它不抖……不成功，……我想……讓它……不要抖……」
黎明前，一代國畫大師潘天壽帶著「士可殺不可辱」的傲骨，帶著「自古有沉冤」的無聲吶喊溘然長逝！
30多年後，橫加在大師身上的凌辱以另一種方式繼續著：抗戰期間他有二年在老家蟄居，經常寫生於田頭山間，特別對水牛情有獨鍾，畫了許多隨手送給鄉親。一次，鄰居大伯家計窘迫，他便送了一幅剛畫好的巨幅《水牛春耕圖》，大伯不解，他卻囑其好收藏著。40年後的80年代，此畫被一子孫隨便賤賣給了古董商，後聽說該畫在臺灣拍出了巨價而後悔莫及……
2004年，上海朵雲軒拍賣公司春季拍賣會中，署名潘天壽的畫作《錦葵紅杏》以112.2萬元的價格成交。後經書畫專家鑑定，此系偽作。同年，在中國近現代書畫拍賣專場上，潘天壽的丈二匹巨畫《松鷹圖》以500萬元高價起拍，最後以880萬元的高價成交……
進入21世紀後，浙江美院被奇怪地更名為「中國美術學院」。潘天壽之子、著名水墨畫家潘公凱出任院長，但旋即被江澤民的外甥許江（一個前中學美術教師）所取代。從此，典雅質樸的老校園遭拆毀，在原址上大興土木，急劇擴張，蓋起了超豪華宮殿式的西式建築，突兀在西子湖畔。而其美院本身也理所當然地成了御用「藝術家」們追名逐利的龐大超市。
嗚呼！從藝專到浙美，從浙美到國美，歷經80年風雲變幻，這座曾經的中國傳統繪畫最神聖的藝術殿堂，如今再也找不到潘天壽時代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以及氤氳其中的一絲一毫的藝術真氣。
大師已遠去。在我看來，潘天壽以其全部作品和整個生命所捍衛的中國畫獨立價值，以及中華民族偉大的藝術傳統，不是那幾處「潘天壽廣場」、「潘天壽紀念館」和「潘天壽雕像」可以贖回的；中共文化專制對一位藝術大師的傷害，已經深及這個民族的靈魂底層，永難彌合……
2006.7.31.寧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