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6-08-16 19:48:56作者：嚴家偉
在中國因為言論、文字而招來牢獄之災，流放充軍，乃至殺身之禍的，不論在受害人數及慘烈程度上，肯定都是世界之冠。不過歷朝歷代都以個案為多。遭禍者少則一人、幾人，多則全家，大不了株連九族，也就是幾百人吧！這已經轟動一時了。然而在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因文字言論招禍的競有五十五萬人之多。這恐怕是亙古未有。而上世紀一九五七年我們「偉大的」反右運動，竟然使五十多萬民族精英，一夜之間都變成了「牛鬼蛇神」，接著便是受不盡的折磨，無盡頭的苦難，餓其體膚，辱其人格，連累妻子，禍及父母，如此史無前例的創舉，即秦始皇再世，朱元璋復生，康熙、乾隆泉下有知，也會驚詫莫名，自嘆不如的。所以難怪毛澤東也不無得意地說「秦始皇算老幾？他焚書坑儒，一次不過殺了幾百個儒生，我們鎮壓反革命一次就鎮壓了XXXXX人」。這也可算是「偉大領袖」的「名言」 吧！
個人作為這五十幾萬分之一，又列倖存者中一員，雖已年近古稀，也覺得有必要為這段歷史作個證人，以便為歷史的正義法庭，貢獻一點微薄之力。
一
一九五七年一月，在四川成都有個新刊物問世名為《星星》詩刊，當時由於前蘇聯已開始「解凍」，國內的文化專制也出現了鬆動的跡象，這個以白航、石天河、流沙河等為主力的詩刊，以嶄新的面孔出現在廣大讀者的面前，不再是過去那些老一套的「歌德」(歌功頌德)式的作品。它宣稱「大江東去的豪放歡迎；小橋流水的清婉也歡迎」。這對鐵桶似的文化專制顯然是個挑戰。就在這期創刊號上，流沙河的散文詩《草木篇》是一大亮點。若站在今天來看，這樣一首詠物言志的詩，可說是普通極了。然而對於「萬歲文學」、「歌德作品」已經讀厭煩了的中國人，一談到這樣的詩，猶如餓極了的飢民吃到了一塊窩窩頭，雖然粗糲一點，但還可充飢。於是在廣大讀者(特別是青年中)反響強烈。大家互相傳閱、傳抄，雖非「洛陽紙貴」也是風靡一時了。
文化專制中，豈容如此「另類」聲音出現？所以不久便有人在《四川日報》上開始發難，說這詩有問題，是宣揚什麼「反動骨氣」云云。今天我們在聽一些民主國家的電臺廣播，如果它播出某人一篇文章時，往往都會加上一句「該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並不代表本臺的立場。」本來作為新聞傳媒，它只是有聞必錄，客觀報導。但是在中國卻不是如此。特別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人民日報》就代表黨中央，《四川日報》就代表四川省委，它上面發表的文章，就代表該「組織」的立場，所以一人發難層層加碼。問題到了後來，根本不談詩的本身，而是變成了對作者的人身攻擊。尤其可笑的是，《四川日報》竟刊出一篇文章，說該詩作者流沙河是金堂縣地主余家的九少爺，還請出一位農民來 「控訴」。
當時二十歲的我，正從學校畢業參加工作不久，用今天的話來說是個文學青年。對《草木篇》一詩很有好感。看到我喜歡的作品和作者，被人如此糟蹋，真是氣不打一處來。假如這事發生在今天，我再生氣，也會一言不發，躲得遠遠的。但可惜那時我還沒有現在這麼「聰明」，所謂血氣方剛、疾惡如仇。而且更相信當時的憲法上明文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於是拿起筆來就向《四川日報》寫信投稿，也不管說得說不得，只求一吐為快。更為愚蠢的是，不但不匿名，反而真名真姓真地址，生怕人家找不著你似的，所以最後都在「組織」的掌握之中，白紙黑字，「罪證」如山。《這是為什麼》社論一發，翻手為雲，復手為雨，一網打盡，在劫難逃。
所以我覺得我當右派，一點都不「冤枉」，沒有誰來對我施展「陽謀」，動員我提意見。是我自己「路見不平一聲吼，該出手時就出手」，但我比武松、魯智深差遠了，而對方又比蔣門神、鄭屠戶強大一萬倍，所以「出手」的結果，自然是我被打得鼻青臉腫——不，粉身碎骨！
二
今天，稍有點民主憲政常識的人都知道，所謂「左派」、「右派」，不過是不同的政治派別，不同的政治觀點與主張而已。「左」、「右」本身並無優劣之分。關鍵要看他們的政治主張是否能給民眾帶來好處，本身是否廉潔奉公。然而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所謂「左」便是「革命」、「進步」，「右」便是「落後」、「保守」。這還不算，1957年《人民日報》社論的標題公然聲稱「資產階級右派就是反動派」。說「右派」就是「反動派」、「反革命」，這些獨具中國特色的大帽子，往誰身上一扣，誰就立馬被妖魔化，親人不敢相認，朋友見而避之，這還算好一點的，更有甚者，為表現自己「革命」、「進步」，以求入黨榮升，便馬上反目成仇、落井下石，忘義滅親，賣友求榮，什麼出賣靈魂、出賣人格、不要臉的醜事都被當成「高尚之舉」，大肆提倡加以施行。
所以我成為「右派」之後又爆出了一個在當時更是「大逆不道」的事——「收聽敵臺」。人類進入科學昌明的二十世紀，無線電、原子能是兩大標誌性的進步。有了無線電，世界變得更 「小」，彼此距離更「近」，雖萬里外發生的事，也朝「發」而夕「聞」。就在這人類飛速進步的歷史潮流中，卻有那麼極少數人，偏要實行閉關鎖國的愚民政策，對世界的進步和他自己的一切醜行，決不讓民眾知道半點。誰要不從命，那就是大逆不道，「裡通外國」，世界公認的新聞自由竟被如此玷污！
一九五六年在波、匈事件發生時，有天晚上，我無意中在撥弄一臺收音機時，忽然聽見一句「倫敦BBC廣播電臺現在報告新聞。」我出於好奇便聽了下去，誰知這 「一念之差」，便注定了自己日後要被釘上「十字架」的命運。雖然干擾音不斷，但由於那臺晶體管收音機質量不錯，基本還能聽清。真是不聽不知道，一聽嚇一跳。原來世界上竟有那麼多我們一點也不知道的重要事情，原來這些事情的真像竟被謊言完全顛倒。若干年後，通過歷史資料大解密，終於證實當年那些「老外」，確實比我們的記者誠實。例如朝鮮戰爭的發動者，確實是尊敬的金日成先生，而非「美帝國主義」，又如1956年波蘭、匈牙利人民是在反對前蘇聯帝國的壓迫，而不是「反革命動亂」。當一個人知道自己被人欺騙後，只要他正義感未完全麻木、便會感到噁心、憤怒，於是便想傾吐，何況年少氣盛的我。於是便在私下閑談中，朋友私人通信中，有意無意地吐露出來。一成右派，自然要深入揭發批判，落井下石者，紛至沓來，「有關人員」乘勝追擊，最終便坐實了「收聽敵臺」之 「罪」。
從事實上說，這並不冤枉。但從法理上說，則是大冤特冤。因為我做的這一切，是一個公民的基本權利或曰天賦人權。公民有知情權，有權利知道世界上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事情。公民也有權利對這些事進行獨立的思考與評價。也有權利以理性的、非暴力的方式加以表達，這是一切民主國家公認的人權標準。再說一九五四年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對此在字面上也予以承認了的。不過那時的憲法，還不如毛澤東寫個便條，或隨便說句閒話。因而在個人專制、一手遮天的情況下，什麼公民權利、言論自由，在那些滿腦袋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的權貴們的眼裡，幾乎是一文不值。正應了那句俗話「秀才遇著兵——有理也說不清」。人家不是說了嗎？「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就是獨裁」「政權就是鎮壓之權」，真坦白得好可愛、好可愛喲！夫復何言哉？只有進監獄了。
#p#三
在受盡肉體與精神的折磨，在經受了逼供、誘供、手銬、腳鐐、單獨長期禁閉等一系列強有力的專政手段之後，我終於被迫選擇了「坦白從寬」之路。「坦白認罪」之後，獲得了寬大處理——以「反革命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1958年9月6日，我被送進了四川省瀘州專區監獄。這在當時已是皇恩浩蕩。據說人家是看我還年輕，還可以「改造」得過來，才如此高抬貴手——然而他們終究沒有料到，我的思想、我的信念，他們是永遠無法加以「改造」的。——用他們的話就叫「堅持反動立場」，用古人的話，則叫「匹夫不可奪志」。
當然，要做到堅守自己的信念，也沒有這麼輕鬆，要想堅持不讓人家把你的大腦像病毒攻擊電腦一樣徹底搞垮，也決非易事。用現代的詞彙叫「心理戰」，那時卻有個「新名詞」叫「思想改造」。這「思想改造」據說是人人有份，乃至全民有份。但在「人民內部」是「自覺改造」，而對「階級敵人」，則是「強迫改造」。至於「人民」與「敵人」是隨時可以易位的，今天你服從「我」，你就是「人民」，明天你「逆我」 (哪怕是無意的)，馬上就可變為「敵人」，你就該去享受「強迫改造」了。
怎麼個「強迫」法呢？首先要徹底侮辱你的人格，毀壞你作為人的起碼尊嚴。你是「敵人」了，你被「專政」了，特別是進監獄、勞改隊了，你就是一個徹頭徹尾徹裡徹外的「壞人」。這一點要強迫你自己去承認。要強迫你自己去痛罵你自己，你必須挖空心思，搜索枯腸，花樣翻新，一遍又一遍地對自己進行侮辱性的痛罵。誰罵的詞句越刻薄、越狠毒，誰把自己罵得不是人，不是個「東西」，甚至連畜牲都不如，那誰便是「認罪服法」、誰便是「深挖了犯罪思想根源」的「好表現」。而那些飽食終日的獄吏、勞改幹部們，便坐在一旁端著茶杯，點燃香菸，有時還皮笑肉不笑地欣賞著囚徒們進行的自我侮辱的比賽。
這種對人的尊嚴的侮辱，可以說無處不在，比如開會、出工、學習、吃飯、甚至睡覺前，必須先集合唱歌。而對於歌卻有特殊規定，除了歌頌所謂「大好形勢」和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頌揚之外，其餘的歌一律不准唱。更可悲的是，不知從那裡弄來的詞曲，給你編成一首首自唱、自罵、自侮辱的所謂「歌曲」，如「我們是罪人、罪惡污滿身，獲得政府寬大，勞動改造求新生，我們感恩不盡……」又如「勞改當中兩條路，我們犯人要認清……」以下便是什麼「抗拒改造、死路一條、接受改造、前途光明」等等之類，把聖潔的藝術美好的音樂，用來作這種賤踏人格尊嚴、摧殘人性，從而使人心靈麻木的毒劑，真可謂「用心良苦」矣！
有人就說「什麼白公館、渣滓洞，說得那麼可怕，國民黨也只要求被捕的共產黨人寫個悔過書，就可釋放你。我們從早到晚，悔了一千次過，把自己罵了一萬遍了，還說思想沒改造好。看來國民黨還是很講仁慈的。」這話，當然只敢在私下說，若被獄吏聽見那還了得？也有人就因為一言不慎，便丟了性命，後面再講。
其次，在盡情摧毀你人格尊嚴的同時，再進行所謂「正面教育」。這個「教育」的內容是什麼呢？一言以蔽之，就是用強大的謊言，對你進行疲勞轟炸。首先把過去的歷史全部否定，所謂「舊社會」全是「人間地獄」。其次把世界其他國家也基本一概否定，於是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都在受苦受難，等著中國人民去解放他們。除了「歐洲的一盞明燈」阿爾巴尼亞和「同志加兄弟」的越南外，世界上的其他國家政府幾乎全是壞蛋。唯有中國形勢一片大好，一天等於二十年，神奇的事情說不完。到了六O年代遍地餓殍，幾千萬人「非正常死亡」，吃得一肥二胖的勞改幹部，還在說「共產主義在向我們招手了」。文革時期國民經濟已瀕於崩潰了，監獄汪政委，還在諄諄教導我們，「看大好形勢主要看政治，不要光看鍋裡頭、碗裡頭。」當然，他老人家的「鍋裡頭碗裡頭」是肯定有保證的，我們卻在飢餓中幹著超負荷的「強迫勞動」。
有人說「謊言重複一千次，就可以變為真理。」人家卻有耐心重複一萬次。更重要的是，人家把一切信息全部封鎖，你根本不知世界上正在發生的重大變化。例如，連人類首次登上月球這樣劃時代的大事，因為是「美帝」創造出來的，當時中國的普通民眾，也不得而知，更遑論關在勞改營中的政治犯了。先讓你變成「聾子」、「瞎子」，然後讓你時時刻刻只能去聽他重複著的美麗的謊言，最後讓你進入「催眠狀態」，把你的大腦變成他的跑馬場，任其踐踏。於是他便說，你們這些犯人，就是舊社會的殘渣餘孽，孝子賢孫，你們就是「美蔣」的走狗，後來還加上「蘇修」，你們就是妄想變天復辟，所以才犯罪。就這樣胡攪蠻纏，把你正當的、合法的、正義的行為，加以莫須有的醜化，以便從精神上徹底打垮你。以便讓你老老實實接受他的精神枷鎖。
當然，監獄、勞改隊裡，確實也關押了一些惡人壞人，例如殺人放火、強姦、搶劫以及身為幹部甚至共產黨員，卻貪污、墮落、違法亂紀最後被繩之以法，這些人理應受懲。但他們和我們這些因文字言論而受到政治審判的「良心犯」，完全是兩碼事。所謂「良心犯」，這是國際上的通用稱呼，即這些人是因受良心和正義感的驅使，表達了和當局不同的主張、立場和態度，例如南非的曼德拉、印尼的蘇加諾、南韓的金大中、緬甸的昂山素姬……不管地位高低，事件大小，他們從來都不能與殺人、放火的刑事犯混為一談。但當時政治犯卻被視為比刑事犯更「罪大惡極」，不僅混在一起關押，而且還要受刑事犯的監督。甚至有的勞改幹部，還對刑事犯說「你們是人民內部犯罪，和那些反革命有本質上的不同，要好好監督那些反革命，靠近政府」。於是有個叫李有恆的犯人，他是在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因為肚子餓，和他父親爭吃一條紅薯，一怒之下，一棒子把他父親打死了，被判無期徒刑。他竟公然在小組學習會上說「我是打死我父親，是人民內部犯罪，不像你們這些反革命，要反對共產黨，就憑這一點，我的本質就比你們好！」天下之無恥、荒唐事，還能有勝於此乎？
四
物競天擇，優勝劣汰，本是自然界的普遍規律，然而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情況恰恰會倒了過來，民族裡的許多優秀精英淪為階下囚，不學無術，無德無能乃至寡廉鮮恥之徒反奉為座上賓。聽說在1980年審問江青的時候，她有一句堪稱「經典」的供詞 「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他叫我咬誰，我就咬誰。」
上個世紀，五、六十乃至七十年代，監獄勞改隊裡的幹部大多數都是些不學無術乃至大字不識幾個，不可理喻的暴徒。但人家有個最大的優點，就是對上司忠實，說白了就是：你叫他「咬誰」他就「咬誰」。這在當年還有個很摩登的名詞叫「樸素的階級感情」。就憑著這「感情」，他們對於政治犯，特別凶狠，一點不如他意，輕則耳光、拳頭，重則吊打捆綁、手銬腳鐐，不准吃飯，無所不用其極。北大才女林昭成為政治犯後，竟被反銬180天，上廁所都不打開，張志新槍決前被割斷喉管，李九蓮綁付刑場時，用竹籤把舌頭和下齶釘在一起，死後還進行姦屍挖去乳房。這些醜惡之舉若稱之為獸行，都抬舉了他們，野獸哪有這麼壞？而且這些事都是見諸國內報刊，決非「美國之音造謠」。我在勞改營中目睹的，親自領受的、肉體折磨，可借用個貶義詞曰「罄竹難書」。例如把手銬的一個鐵圈銬在你左手腕上，另一個鐵圈銬在右手膀上，不出幾分鐘，被銬人雙手因血液循環障礙，由紅而紫、由紫而青，受刑者撕心裂肺的慘叫，勝過任何恐怖影片。執刑人還給這種銬法取了個很「藝術」的名稱「左右開弓」。還有一種「土銬」，是用鐵鍛打而成，剛剛把一雙手卡進去，中間穿進一根鐵棍，外加一把鎖。這種銬，銬上以後，吃飯只能像動物一樣把嘴伸進碗裡去一口、一口地「含」起來。有個姓何的囚犯，被繩子把雙手雙腳捆成一團，名曰「四馬攢蹄」。這還不算，一個幹部還把一碗水潑在繩子上，繩遇水而膨脹，最後，此人雙手被捆成殘廢。酷刑成風五花八門，最後甚至驚動了毛澤東，他在1974年下了個禁止酷刑的批示，在監獄勞改隊中公開傳達，這其中有句話，我還記得，毛說「這些法西斯方法是誰發明的？」此後只能說稍好一些， 1962年我因病不能出工，被一個姓孫的指導員打倒在地，用腳踩，踩了再踢，踢了再踩，直到昏死過去，一次在山上挑糞，一個姓宋的分隊長，說我挑少了， 「磨洋工」，用一根樹條，劈頭蓋腦就給我打來，回去還不准我吃晚飯。有個姓甘的隊長外號「甘扁擔」，他經常手中拿著一根扁擔，不是挑東西，而是哪個囚犯不合他意，就扁擔「伺侯」。無獨有偶，還有個「余一腳」，此人經常穿雙皮鞋，誰被他看著不順眼，三句話不對頭，就給你一腳。這些傢伙難怪毛澤東都說是法西斯。最近電視上大炒特炒美軍在伊拉克虐俘、虐囚，比起我們偉大的勞改幹部來，美國人那兩手只能算「小兒科」，不過人家那「小兒科」被他們的「自家人」—— 美國記者揭露出來(這就是新聞監督的力量，這就是民主制度的優越)以後，美國政府公開向全世界道歉，相關責任人判刑。我們呢……
#p#當然，在勞改隊幹部中，也有一些人是通情達理比較文明，有一定知識，在那個年代，這樣的人，不僅如鳳毛麟角，而且被他們的上司和同事所不認可，稱之為「小知識份子」，「立場不穩」。特別在「文革」中，這些人處境更加困難，往往干了二十年還是個普通幹事。而一個叫伍映堂的半文盲連讀個報都錯別字連天，「挑畔」讀作 「挑半」，「迫擊炮」念作「追擊炮」，「吹捧」念成「吹棒」。他一邊拿著一條蒸紅薯吃得津津有味，一邊又在給囚犯「訓話」，以至吐字不清，醜態百出，但由於人家「階級立場堅定」，開口「死右派」，閉口「死反革命」，對人凶狠，不到三年就「榮升」為中隊指導員。
五
近年文藝界有人爆出歷史「猛料」，說「反右」後不久，毛澤東在一次與文藝界人士會見時稱：魯迅如能活到1957年，他要麼不開口，要麼進監獄裡去繼續寫(大意如此)。清楚表明專制必須扼殺任何不同的聲音。至於監獄裡，就比社會上要「更上一層樓」了。不但不許「說」、「寫」，連「看」也有嚴格限制。報紙只准看人民日報、四川日報，刊物只有紅旗雜誌，書只准看毛著。馬、恩之作，不禁止但也不提倡，其他的則一概斥為「封、資、修」，每隔一、二個月，就要來一次名曰「衛生大檢查」。名為「衛生」，實則對政治犯是要檢查文字，從每個政治犯的身體到衣物翻個遍，哪怕一個小紙條也要細細查看，牢房裡更要細細搜查，只差沒像電影上「皇軍」說的「挖地三尺」了。要是魯迅在這種環境裡，他能「繼續寫」嗎？能有中國版的《絞刑架下的報告》問世嗎？
不過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們幾個知心的難友之間，仍不時傳遞著小小字條，互相鼓勵，這在當時，那是百分之百的「反革命活動」，可以招殺身之禍的。當然長篇大論的東西無法寫，都是小詩短詞。先後和我有這種文字交往的有作家曉風、教師顏思堯、李仲言等人，大家都明白現實的殘酷，但也從不放棄對未來的憧憬。「黑夜漫長亦有邊，春風不日到江南，冰山頹作千重浪，江海翻波談笑間」、「隔牆欲問榮枯事，笑指樓臺夜半鐘」、「我有壯懷當許國，願君妙手可回天」這些文字都是看後即付之一炬，但卻永遠刻在了心裏。最危險的一次是在「文革」中，其時「紅衛兵」喊叫著「語錄」，滿街打砸搶燒，接著「武鬥」之火更勢若燎原，面對這罪惡燃燒的歲月， 「左家莊」的英雄好漢們，硬要將無恥進行到底，我的一位難友寫成一首《滿江紅》詞，開頭是「獨倚危欄，風吹雨，心潮若決，凝目處，愁雲萬里，烽煙遼闊」正當我讀到「遍地腥雲飛血雨，一街狼犬誦馬列」時，也許是我太入神，竟沒注意到一個勞改幹部走到我面前！「嚴家偉你看啥？」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就憑這首詞我和那位朋友都可被送上「絞刑架」。好在這位張幹部是個「大老粗」，我斷定他不可能懂什麼詩詞。於是我也不知從哪兒來的這麼大的勇氣，乾脆把紙送到他面前說「我正在學毛主席偉大的詩詞滿江紅」，並特別把「滿江紅」三個字指給他看。這三個字他大約也認得，也許是「滿江紅」三字充滿革命的色彩，而且又是毛的詩詞，誰敢說三道四？於是他便說「好嘛！要好好學習主席的偉大教導改造你們的反動立場」。說罷揚長而去。我怕他再回來，連忙將紙丟入口中吞下了肚。若干年後我與這位難友重逢，怎麼也回憶不起這首詞的全文了，也不願去編幾句來湊。就像維納斯的斷臂也是一種美一樣，我們就留下這帶著遺憾的殘缺美吧！
但並不是所有的時候，都有這麼僥倖。特別是在那大力提倡告密、檢舉，在出賣人，已變成一種「美德」的氛圍裡，有的刑事犯殺人放水，品質本就惡劣，有的人本來並不壞，卻在這個「大氣候」裡學會了「靠近政府」，以求立功減刑，也是在「文革」中，我和滕友泉、鄭清三人一起在煤井巷道裡推車，下一輪煤車未到，我們就在巷道邊坐下等。日復一日，免不了閑談幾句。那天也許是合該出事，滕友泉是個農村善良的青年學生，因家庭是地主，又有些不滿言論，便成了「反革命」犯。鄭清原是部隊退伍，回鄉作社隊幹部，胡作非為，強姦婦女被判刑。那天大家講到自己過去的事。鄭清便大肆吹他在農村搞了好多個女人，還有十幾歲的處女，說他 「判刑都值了。」滕友泉這時突然冒出一句「我才不值，爺爺、父親是地主，槍斃了，我又是反革命，真是三代血淚仇了」。我一聽，知道要出事，又不敢制止。便說「我去解個小便」。煤井巷道裡是可以隨便找個地方小便的，等我「小便」回來，煤車就來了，這事我以為就敷衍過去了。誰知十多天後，中隊辦公室叫我去，一進屋只見「周中隊」、「王指導」還有前面提到的「張幹事」，分別坐在三把椅子上。看見這「三堂會審」的架勢，我知道出事了。他們先是和顏悅色地說「我們認為你近來還是有進步，學習主席詩詞，這好嘛！你還年輕，要好好靠近政府，將來才有光明前途……」我知道這些都是鬼話，一邊唯唯諾諾，一邊打主意如何對付他們。後來終於「言歸正傳」，問我「你近來聽見什麼反動言論沒有？」我知道是那回事了，卻故作苦苦思索，「哎呀，都是些說勞動太累，伙食不好……」不等我說完，「大老粗」老張就吼道「哪個問你這些球不能疼的事？我提醒你，你們三個人在井下推煤車歇氣時說些啥？」真是「圖窮匕見」。我也明白了，這肯定是鄭清告的密，滿腔怒火，卻不敢發作。於是便想來個「圍魏求趙」。我說「張幹事提醒我，我想起來了，鄭清近來極不認罪，經常吹噓他的犯罪行為」，於是便說他如何吹噓，玩弄了好多個女人，還有處女等等，我想讓他們知道，鄭清就是這麼個壞種，他的話能信嗎？可人家才不這樣認為。老謀深算的王指導，冷笑著對我說「你檢舉的這個問題，我們要追究，這也是你靠近政府的表現嘛！但我要告訴你，還有人說極端反動，反動透頂的話，你是聽見了的，這就看你靠不靠近政府了。」我說我沒聽見，我解小便去了，就這樣在逼供和抵賴中僵持了兩個多小時，這時，那位「大老粗」張某發怒了，連罵帶吼地說「你這個傢伙不老實，你當真沒聽見？你賭個死人咒給我聽。」我抓住他這個低級失誤說「我不但敢拿我自己賭死人咒，還敢拿全家人來賭咒，不過共產黨好像是不信賭咒的吧。」弄得他滿臉通紅。當時，「我」 就是「全家」，全家就剩我一個人了。家中其他親人都在「三年自然災害」時，「非正常死亡了」，我還怕賭什麼「咒」啊！就這樣「拉鋸式」地搞了將近半個下午，最後「周中隊」想了個「收場」的辦法，他說「你沒聽見他二人在說什麼，至少看見他們二人在一起說話」，於是叫我寫個所謂「旁證材料」，寫明時間、地點看見他二人在一起說過話，至於內容，我推說解小便去了，沒聽清楚。
沒隔多久，滕友泉便被送入單人牢房單獨囚禁，一年多以後，滕友泉竟被判處死刑，其中一條「主罪」便是「在改造期中公然叫囂要報我家三代血淚仇，實屬不堪改造的反革命份子。」鄭清因此記一大功，我則記一大過。
滕友泉被殺之前，我被調到監獄醫院「勞動」。因為當時監獄裡有個幹部叫柳文生，此人有一定文化修養，心地善良，特別喜愛學習，也尊重知識，所以不時和我談些文學之類的問題，在那個年代真是太少見了。因為他和醫院負責人私人關係較好，就給我和作家曉風說了個「情」，把我們二人調去醫院學當「護士」(而那時監獄醫院也確實缺少有文化的人)，使我擺脫了礦井下非人的苦役。也使我撿回了一條命，否則很可能就死在不堪重負的苦役中了。勞改場所像柳文生這樣的人，在那個年代太少、太少。這不知是囚徒的悲哀，還是當局的悲哀？
死囚的遺物一般交醫院洗後封存，如有家屬來領就給他。滕友泉的幾件衣服和一條被單交給我清洗的，我彷彿還能觸摸得到難友的體溫，依稀看得見上面的血痕，一條鮮活的生命，就因為那麼一句話便消失了，我悲憤，更有幾分自慚、自責，甚至在心裏罵自己不該去寫那個什麼「旁證材料」，你雖寫的是沒聽清楚談些什麼，但至少證明滕、鄭二人談過話，加強了鄭清「孤證」的力量，滕友泉的死，自己也有幫凶的責任。尤其使我欽佩的是，我和滕友泉平日私下二人間，還說過不少在當時也是不得了的「反動話」，他至死不吐一字，真是個堅貞不屈的人啊！
「人們，我愛你們，但你們要警惕啊！」這是伏契克的一句名言，讀中學時，就讀了他的《絞刑架下的報告》，我當時對這句話似懂非懂，這件事終於使我品出了話中的份量。
#p#六
法律給別人定了刑，人家服滿了刑期，這件事就完了。這還是指一般刑事犯，真正有罪的人而言，至於政治犯，他出獄後，競選議員、總統都大有人在。比如曼德拉、金大中，還有現在被中共迎為座上賓的臺灣的李敖不都是如此嗎？
1972 年在「文革」喧鬧聲中，我終於把「牢底坐穿「，但事情卻遠沒有完。「法」外施「威」又來個戴上「反革命帽子」，強迫「留隊改造」，稱為「就業人員」。實際上除了能拿少得可憐的幾個工資外，一切幾乎與犯人差不多，他們內部甚至叫「就業員」為「勞改釋放犯」，把囚犯與「就業員」合稱「兩類人員」，甚至進出勞改場所大門，就業員必須立正、脫帽，放下手中東西，向站崗的武警兵喊「報告公安員，就業員XXX請求出去」或者「進來」，那兵叫你走，你才敢走。遇到個別的兵，偏要捉弄人，他看見門口站了一大堆人時，他就要擺「威風」，叫你一次、二次重新報告，等大家像看「稀奇動物」一樣「欣賞」你，他在上面洋洋得意地笑了。更有惡劣的是，遇到毒日當頭，或下大雨時，你站在那裡既不敢戴斗笠，更不敢打傘，把你晒個夠或淋個夠，他才放你走。甚至「就業員」要想找對象結婚，也要受到種種刁難，我妻子和我結婚前，幹部把我妻子和丈母娘叫去說「你們知不知道嚴家偉是反革命，現在還戴有帽子，也就是四類份子、管制份子，你要是和他結婚，你家裡人今後想要參軍都不得行，你們一輩子都伸不到皮。」這一切對於已進入法治文明社會的人聽起來，真無異天方夜譚上的故事。如果說那些人可恥、卑鄙、不算刻薄吧！
就這樣在被侮辱、被折磨中，像牛馬牲口一樣地活了下去。「沉沉百憂中，一日如一生」終於來到了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我正在一個所謂「老幹部」的家裡給他作靜脈注射，剛把藥注完，他叫我給他打開桌子上的半導體收音機，那個時代的中國人，還不知電視為何物，就這個「半導體收音機」，比今天的什麼電腦、數碼、高檔手機都更能炫耀自己的身份。我小心翼翼地打開旋鈕，誰知傳來的是一片哀樂聲，他瞪我一眼，「你收的什麼臺？」我說 「我根本沒動調頻」，我當時真害怕要是收音機裡冒出一句：「這裡是美國之音」或BBC之類，那我就「死定了」。好在不是，而是我們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緊接著它就告訴我們一條最最重要的消息：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與我們永別了！
這位「老幹部」真不愧是老幹部，我還沒反應過來，這位幹部的政治敏感性，就充分地發揮了出來，他一邊頓足捶胸、一邊嚎啕大哭，邊哭邊叫「我的媽呀！這怎麼得了啊！天呀，我也不活了呀！」我正在莫名其妙地望著他，看那只有哭聲沒有眼淚的表演時，誰知他老婆走了進來，問我「怎麼回事，你把針打錯了呀？」真是天大冤枉，有口難辯。可當時誰敢說「毛澤東死了」這句話，那還了得？！我只好沉默。我這一「沉默」，更引起他老婆的懷疑，以為我當真利用打針，整得他老公又哭、又叫，便一把抓住我「死右派」、「死反革命」的罵了起來，我進退無路，急中生智，也來了個「即興表演」，於是我也如喪考妣般地放聲大哭(不過因為尚未達到明星的演技水平，所以只是干吼並無眼淚)，我邊「哭」邊喊「哎呀，不得了啦，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離開我們走了呀，這怎麼得了啊？」誰知我自作聰明，反而越弄越糟，激起了他老婆的「革命義憤」，順手就給我一巴掌，破口大罵道「放你的狗屁，你這個死右派，還膽敢攻擊我們的紅太陽」，罵著，又準備對我進一步採取「革命行動」時，我的「大救星」 終於出現了，這時上面來人通知「老幹部」快去開會，並說「偉大領袖逝世了」……
我提著診療箱從他家裡走出來，聽著那陣陣傳來的安魂曲，我在心裏對自己說「一個時代結束了，中華民族歷史上這最黑暗的一頁終於翻過去了」。
這時屈指算來，我成為政治犯已二十年，人生有幾個二十年啊！我當然是最大的冤枉與不幸。但與我相同遭遇的人，有被殺害的，餓死、病死的更不計其數。有的雖生命尚存，卻已半傻半痴，甚至精神失常，相比之下我又是幸運的一個。更幸運的是，我的頭腦還清清醒醒，沒有人把我的思想「改造」得了一點，沒有人能動搖得了我對民主、自由、人權的信念。這就是陳寅格先生所說的，保持自由的思想、獨立的人格。更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判斷也是正確的，我看到了四人幫的滅亡、看到了柏林牆的倒塌，看到了蘇聯大帝國的瓦解、看見東歐走向民主、看見昂奈克、齊奧塞斯庫這些暴君終於被繩之以法，真是：「眼看他蓋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
我們今天的社會，確實有了很大的進步，雖然還有嚴重的腐敗、社會不公與歧視，離民主憲政還有相當大的距離。但我們畢竟能公開談論民主，畢竟不再稱人權是「資產階級的貨色」而寫入了憲法，在國內畢竟還能有如焦國標、劉小波、余傑、戴晴這樣不同的聲音。但這些進步，決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哪個「大救星」恩賜的，而是人民的覺醒所推動才取得的，也包括我們那一代人所作出的犧牲。這就是歷史給我們的公正的結論。它比任何「平反」、 「改正」更重要、更光榮，更足以自豪。更可以讓我理直氣壯地大聲說「我當年無悔、青春無悔」。如果時光可以倒流，我仍然作同樣的選擇！這大概也就是孔老夫子說的「朝聞道，夕死可矣」！
因此我願將這首小詩作為本文的結束語
生逢劫難避危機，空度英年亦覺惜。
白髮無情書老態，青梅有趣憶兒時。
浮生煙雨五更夢，亂世滄桑百首詩。
目擊妖氛漸入土，終能聞道莫嗟遲。
個人作為這五十幾萬分之一，又列倖存者中一員，雖已年近古稀，也覺得有必要為這段歷史作個證人，以便為歷史的正義法庭，貢獻一點微薄之力。
一
一九五七年一月，在四川成都有個新刊物問世名為《星星》詩刊，當時由於前蘇聯已開始「解凍」，國內的文化專制也出現了鬆動的跡象，這個以白航、石天河、流沙河等為主力的詩刊，以嶄新的面孔出現在廣大讀者的面前，不再是過去那些老一套的「歌德」(歌功頌德)式的作品。它宣稱「大江東去的豪放歡迎；小橋流水的清婉也歡迎」。這對鐵桶似的文化專制顯然是個挑戰。就在這期創刊號上，流沙河的散文詩《草木篇》是一大亮點。若站在今天來看，這樣一首詠物言志的詩，可說是普通極了。然而對於「萬歲文學」、「歌德作品」已經讀厭煩了的中國人，一談到這樣的詩，猶如餓極了的飢民吃到了一塊窩窩頭，雖然粗糲一點，但還可充飢。於是在廣大讀者(特別是青年中)反響強烈。大家互相傳閱、傳抄，雖非「洛陽紙貴」也是風靡一時了。
文化專制中，豈容如此「另類」聲音出現？所以不久便有人在《四川日報》上開始發難，說這詩有問題，是宣揚什麼「反動骨氣」云云。今天我們在聽一些民主國家的電臺廣播，如果它播出某人一篇文章時，往往都會加上一句「該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並不代表本臺的立場。」本來作為新聞傳媒，它只是有聞必錄，客觀報導。但是在中國卻不是如此。特別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人民日報》就代表黨中央，《四川日報》就代表四川省委，它上面發表的文章，就代表該「組織」的立場，所以一人發難層層加碼。問題到了後來，根本不談詩的本身，而是變成了對作者的人身攻擊。尤其可笑的是，《四川日報》竟刊出一篇文章，說該詩作者流沙河是金堂縣地主余家的九少爺，還請出一位農民來 「控訴」。
當時二十歲的我，正從學校畢業參加工作不久，用今天的話來說是個文學青年。對《草木篇》一詩很有好感。看到我喜歡的作品和作者，被人如此糟蹋，真是氣不打一處來。假如這事發生在今天，我再生氣，也會一言不發，躲得遠遠的。但可惜那時我還沒有現在這麼「聰明」，所謂血氣方剛、疾惡如仇。而且更相信當時的憲法上明文規定公民有言論自由，於是拿起筆來就向《四川日報》寫信投稿，也不管說得說不得，只求一吐為快。更為愚蠢的是，不但不匿名，反而真名真姓真地址，生怕人家找不著你似的，所以最後都在「組織」的掌握之中，白紙黑字，「罪證」如山。《這是為什麼》社論一發，翻手為雲，復手為雨，一網打盡，在劫難逃。
所以我覺得我當右派，一點都不「冤枉」，沒有誰來對我施展「陽謀」，動員我提意見。是我自己「路見不平一聲吼，該出手時就出手」，但我比武松、魯智深差遠了，而對方又比蔣門神、鄭屠戶強大一萬倍，所以「出手」的結果，自然是我被打得鼻青臉腫——不，粉身碎骨！
二
今天，稍有點民主憲政常識的人都知道，所謂「左派」、「右派」，不過是不同的政治派別，不同的政治觀點與主張而已。「左」、「右」本身並無優劣之分。關鍵要看他們的政治主張是否能給民眾帶來好處，本身是否廉潔奉公。然而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所謂「左」便是「革命」、「進步」，「右」便是「落後」、「保守」。這還不算，1957年《人民日報》社論的標題公然聲稱「資產階級右派就是反動派」。說「右派」就是「反動派」、「反革命」，這些獨具中國特色的大帽子，往誰身上一扣，誰就立馬被妖魔化，親人不敢相認，朋友見而避之，這還算好一點的，更有甚者，為表現自己「革命」、「進步」，以求入黨榮升，便馬上反目成仇、落井下石，忘義滅親，賣友求榮，什麼出賣靈魂、出賣人格、不要臉的醜事都被當成「高尚之舉」，大肆提倡加以施行。
所以我成為「右派」之後又爆出了一個在當時更是「大逆不道」的事——「收聽敵臺」。人類進入科學昌明的二十世紀，無線電、原子能是兩大標誌性的進步。有了無線電，世界變得更 「小」，彼此距離更「近」，雖萬里外發生的事，也朝「發」而夕「聞」。就在這人類飛速進步的歷史潮流中，卻有那麼極少數人，偏要實行閉關鎖國的愚民政策，對世界的進步和他自己的一切醜行，決不讓民眾知道半點。誰要不從命，那就是大逆不道，「裡通外國」，世界公認的新聞自由竟被如此玷污！
一九五六年在波、匈事件發生時，有天晚上，我無意中在撥弄一臺收音機時，忽然聽見一句「倫敦BBC廣播電臺現在報告新聞。」我出於好奇便聽了下去，誰知這 「一念之差」，便注定了自己日後要被釘上「十字架」的命運。雖然干擾音不斷，但由於那臺晶體管收音機質量不錯，基本還能聽清。真是不聽不知道，一聽嚇一跳。原來世界上竟有那麼多我們一點也不知道的重要事情，原來這些事情的真像竟被謊言完全顛倒。若干年後，通過歷史資料大解密，終於證實當年那些「老外」，確實比我們的記者誠實。例如朝鮮戰爭的發動者，確實是尊敬的金日成先生，而非「美帝國主義」，又如1956年波蘭、匈牙利人民是在反對前蘇聯帝國的壓迫，而不是「反革命動亂」。當一個人知道自己被人欺騙後，只要他正義感未完全麻木、便會感到噁心、憤怒，於是便想傾吐，何況年少氣盛的我。於是便在私下閑談中，朋友私人通信中，有意無意地吐露出來。一成右派，自然要深入揭發批判，落井下石者，紛至沓來，「有關人員」乘勝追擊，最終便坐實了「收聽敵臺」之 「罪」。
從事實上說，這並不冤枉。但從法理上說，則是大冤特冤。因為我做的這一切，是一個公民的基本權利或曰天賦人權。公民有知情權，有權利知道世界上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事情。公民也有權利對這些事進行獨立的思考與評價。也有權利以理性的、非暴力的方式加以表達，這是一切民主國家公認的人權標準。再說一九五四年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對此在字面上也予以承認了的。不過那時的憲法，還不如毛澤東寫個便條，或隨便說句閒話。因而在個人專制、一手遮天的情況下，什麼公民權利、言論自由，在那些滿腦袋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的權貴們的眼裡，幾乎是一文不值。正應了那句俗話「秀才遇著兵——有理也說不清」。人家不是說了嗎？「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就是獨裁」「政權就是鎮壓之權」，真坦白得好可愛、好可愛喲！夫復何言哉？只有進監獄了。
#p#三
在受盡肉體與精神的折磨，在經受了逼供、誘供、手銬、腳鐐、單獨長期禁閉等一系列強有力的專政手段之後，我終於被迫選擇了「坦白從寬」之路。「坦白認罪」之後，獲得了寬大處理——以「反革命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1958年9月6日，我被送進了四川省瀘州專區監獄。這在當時已是皇恩浩蕩。據說人家是看我還年輕，還可以「改造」得過來，才如此高抬貴手——然而他們終究沒有料到，我的思想、我的信念，他們是永遠無法加以「改造」的。——用他們的話就叫「堅持反動立場」，用古人的話，則叫「匹夫不可奪志」。
當然，要做到堅守自己的信念，也沒有這麼輕鬆，要想堅持不讓人家把你的大腦像病毒攻擊電腦一樣徹底搞垮，也決非易事。用現代的詞彙叫「心理戰」，那時卻有個「新名詞」叫「思想改造」。這「思想改造」據說是人人有份，乃至全民有份。但在「人民內部」是「自覺改造」，而對「階級敵人」，則是「強迫改造」。至於「人民」與「敵人」是隨時可以易位的，今天你服從「我」，你就是「人民」，明天你「逆我」 (哪怕是無意的)，馬上就可變為「敵人」，你就該去享受「強迫改造」了。
怎麼個「強迫」法呢？首先要徹底侮辱你的人格，毀壞你作為人的起碼尊嚴。你是「敵人」了，你被「專政」了，特別是進監獄、勞改隊了，你就是一個徹頭徹尾徹裡徹外的「壞人」。這一點要強迫你自己去承認。要強迫你自己去痛罵你自己，你必須挖空心思，搜索枯腸，花樣翻新，一遍又一遍地對自己進行侮辱性的痛罵。誰罵的詞句越刻薄、越狠毒，誰把自己罵得不是人，不是個「東西」，甚至連畜牲都不如，那誰便是「認罪服法」、誰便是「深挖了犯罪思想根源」的「好表現」。而那些飽食終日的獄吏、勞改幹部們，便坐在一旁端著茶杯，點燃香菸，有時還皮笑肉不笑地欣賞著囚徒們進行的自我侮辱的比賽。
這種對人的尊嚴的侮辱，可以說無處不在，比如開會、出工、學習、吃飯、甚至睡覺前，必須先集合唱歌。而對於歌卻有特殊規定，除了歌頌所謂「大好形勢」和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頌揚之外，其餘的歌一律不准唱。更可悲的是，不知從那裡弄來的詞曲，給你編成一首首自唱、自罵、自侮辱的所謂「歌曲」，如「我們是罪人、罪惡污滿身，獲得政府寬大，勞動改造求新生，我們感恩不盡……」又如「勞改當中兩條路，我們犯人要認清……」以下便是什麼「抗拒改造、死路一條、接受改造、前途光明」等等之類，把聖潔的藝術美好的音樂，用來作這種賤踏人格尊嚴、摧殘人性，從而使人心靈麻木的毒劑，真可謂「用心良苦」矣！
有人就說「什麼白公館、渣滓洞，說得那麼可怕，國民黨也只要求被捕的共產黨人寫個悔過書，就可釋放你。我們從早到晚，悔了一千次過，把自己罵了一萬遍了，還說思想沒改造好。看來國民黨還是很講仁慈的。」這話，當然只敢在私下說，若被獄吏聽見那還了得？也有人就因為一言不慎，便丟了性命，後面再講。
其次，在盡情摧毀你人格尊嚴的同時，再進行所謂「正面教育」。這個「教育」的內容是什麼呢？一言以蔽之，就是用強大的謊言，對你進行疲勞轟炸。首先把過去的歷史全部否定，所謂「舊社會」全是「人間地獄」。其次把世界其他國家也基本一概否定，於是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都在受苦受難，等著中國人民去解放他們。除了「歐洲的一盞明燈」阿爾巴尼亞和「同志加兄弟」的越南外，世界上的其他國家政府幾乎全是壞蛋。唯有中國形勢一片大好，一天等於二十年，神奇的事情說不完。到了六O年代遍地餓殍，幾千萬人「非正常死亡」，吃得一肥二胖的勞改幹部，還在說「共產主義在向我們招手了」。文革時期國民經濟已瀕於崩潰了，監獄汪政委，還在諄諄教導我們，「看大好形勢主要看政治，不要光看鍋裡頭、碗裡頭。」當然，他老人家的「鍋裡頭碗裡頭」是肯定有保證的，我們卻在飢餓中幹著超負荷的「強迫勞動」。
有人說「謊言重複一千次，就可以變為真理。」人家卻有耐心重複一萬次。更重要的是，人家把一切信息全部封鎖，你根本不知世界上正在發生的重大變化。例如，連人類首次登上月球這樣劃時代的大事，因為是「美帝」創造出來的，當時中國的普通民眾，也不得而知，更遑論關在勞改營中的政治犯了。先讓你變成「聾子」、「瞎子」，然後讓你時時刻刻只能去聽他重複著的美麗的謊言，最後讓你進入「催眠狀態」，把你的大腦變成他的跑馬場，任其踐踏。於是他便說，你們這些犯人，就是舊社會的殘渣餘孽，孝子賢孫，你們就是「美蔣」的走狗，後來還加上「蘇修」，你們就是妄想變天復辟，所以才犯罪。就這樣胡攪蠻纏，把你正當的、合法的、正義的行為，加以莫須有的醜化，以便從精神上徹底打垮你。以便讓你老老實實接受他的精神枷鎖。
當然，監獄、勞改隊裡，確實也關押了一些惡人壞人，例如殺人放火、強姦、搶劫以及身為幹部甚至共產黨員，卻貪污、墮落、違法亂紀最後被繩之以法，這些人理應受懲。但他們和我們這些因文字言論而受到政治審判的「良心犯」，完全是兩碼事。所謂「良心犯」，這是國際上的通用稱呼，即這些人是因受良心和正義感的驅使，表達了和當局不同的主張、立場和態度，例如南非的曼德拉、印尼的蘇加諾、南韓的金大中、緬甸的昂山素姬……不管地位高低，事件大小，他們從來都不能與殺人、放火的刑事犯混為一談。但當時政治犯卻被視為比刑事犯更「罪大惡極」，不僅混在一起關押，而且還要受刑事犯的監督。甚至有的勞改幹部，還對刑事犯說「你們是人民內部犯罪，和那些反革命有本質上的不同，要好好監督那些反革命，靠近政府」。於是有個叫李有恆的犯人，他是在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因為肚子餓，和他父親爭吃一條紅薯，一怒之下，一棒子把他父親打死了，被判無期徒刑。他竟公然在小組學習會上說「我是打死我父親，是人民內部犯罪，不像你們這些反革命，要反對共產黨，就憑這一點，我的本質就比你們好！」天下之無恥、荒唐事，還能有勝於此乎？
四
物競天擇，優勝劣汰，本是自然界的普遍規律，然而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情況恰恰會倒了過來，民族裡的許多優秀精英淪為階下囚，不學無術，無德無能乃至寡廉鮮恥之徒反奉為座上賓。聽說在1980年審問江青的時候，她有一句堪稱「經典」的供詞 「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他叫我咬誰，我就咬誰。」
上個世紀，五、六十乃至七十年代，監獄勞改隊裡的幹部大多數都是些不學無術乃至大字不識幾個，不可理喻的暴徒。但人家有個最大的優點，就是對上司忠實，說白了就是：你叫他「咬誰」他就「咬誰」。這在當年還有個很摩登的名詞叫「樸素的階級感情」。就憑著這「感情」，他們對於政治犯，特別凶狠，一點不如他意，輕則耳光、拳頭，重則吊打捆綁、手銬腳鐐，不准吃飯，無所不用其極。北大才女林昭成為政治犯後，竟被反銬180天，上廁所都不打開，張志新槍決前被割斷喉管，李九蓮綁付刑場時，用竹籤把舌頭和下齶釘在一起，死後還進行姦屍挖去乳房。這些醜惡之舉若稱之為獸行，都抬舉了他們，野獸哪有這麼壞？而且這些事都是見諸國內報刊，決非「美國之音造謠」。我在勞改營中目睹的，親自領受的、肉體折磨，可借用個貶義詞曰「罄竹難書」。例如把手銬的一個鐵圈銬在你左手腕上，另一個鐵圈銬在右手膀上，不出幾分鐘，被銬人雙手因血液循環障礙，由紅而紫、由紫而青，受刑者撕心裂肺的慘叫，勝過任何恐怖影片。執刑人還給這種銬法取了個很「藝術」的名稱「左右開弓」。還有一種「土銬」，是用鐵鍛打而成，剛剛把一雙手卡進去，中間穿進一根鐵棍，外加一把鎖。這種銬，銬上以後，吃飯只能像動物一樣把嘴伸進碗裡去一口、一口地「含」起來。有個姓何的囚犯，被繩子把雙手雙腳捆成一團，名曰「四馬攢蹄」。這還不算，一個幹部還把一碗水潑在繩子上，繩遇水而膨脹，最後，此人雙手被捆成殘廢。酷刑成風五花八門，最後甚至驚動了毛澤東，他在1974年下了個禁止酷刑的批示，在監獄勞改隊中公開傳達，這其中有句話，我還記得，毛說「這些法西斯方法是誰發明的？」此後只能說稍好一些， 1962年我因病不能出工，被一個姓孫的指導員打倒在地，用腳踩，踩了再踢，踢了再踩，直到昏死過去，一次在山上挑糞，一個姓宋的分隊長，說我挑少了， 「磨洋工」，用一根樹條，劈頭蓋腦就給我打來，回去還不准我吃晚飯。有個姓甘的隊長外號「甘扁擔」，他經常手中拿著一根扁擔，不是挑東西，而是哪個囚犯不合他意，就扁擔「伺侯」。無獨有偶，還有個「余一腳」，此人經常穿雙皮鞋，誰被他看著不順眼，三句話不對頭，就給你一腳。這些傢伙難怪毛澤東都說是法西斯。最近電視上大炒特炒美軍在伊拉克虐俘、虐囚，比起我們偉大的勞改幹部來，美國人那兩手只能算「小兒科」，不過人家那「小兒科」被他們的「自家人」—— 美國記者揭露出來(這就是新聞監督的力量，這就是民主制度的優越)以後，美國政府公開向全世界道歉，相關責任人判刑。我們呢……
#p#當然，在勞改隊幹部中，也有一些人是通情達理比較文明，有一定知識，在那個年代，這樣的人，不僅如鳳毛麟角，而且被他們的上司和同事所不認可，稱之為「小知識份子」，「立場不穩」。特別在「文革」中，這些人處境更加困難，往往干了二十年還是個普通幹事。而一個叫伍映堂的半文盲連讀個報都錯別字連天，「挑畔」讀作 「挑半」，「迫擊炮」念作「追擊炮」，「吹捧」念成「吹棒」。他一邊拿著一條蒸紅薯吃得津津有味，一邊又在給囚犯「訓話」，以至吐字不清，醜態百出，但由於人家「階級立場堅定」，開口「死右派」，閉口「死反革命」，對人凶狠，不到三年就「榮升」為中隊指導員。
五
近年文藝界有人爆出歷史「猛料」，說「反右」後不久，毛澤東在一次與文藝界人士會見時稱：魯迅如能活到1957年，他要麼不開口，要麼進監獄裡去繼續寫(大意如此)。清楚表明專制必須扼殺任何不同的聲音。至於監獄裡，就比社會上要「更上一層樓」了。不但不許「說」、「寫」，連「看」也有嚴格限制。報紙只准看人民日報、四川日報，刊物只有紅旗雜誌，書只准看毛著。馬、恩之作，不禁止但也不提倡，其他的則一概斥為「封、資、修」，每隔一、二個月，就要來一次名曰「衛生大檢查」。名為「衛生」，實則對政治犯是要檢查文字，從每個政治犯的身體到衣物翻個遍，哪怕一個小紙條也要細細查看，牢房裡更要細細搜查，只差沒像電影上「皇軍」說的「挖地三尺」了。要是魯迅在這種環境裡，他能「繼續寫」嗎？能有中國版的《絞刑架下的報告》問世嗎？
不過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們幾個知心的難友之間，仍不時傳遞著小小字條，互相鼓勵，這在當時，那是百分之百的「反革命活動」，可以招殺身之禍的。當然長篇大論的東西無法寫，都是小詩短詞。先後和我有這種文字交往的有作家曉風、教師顏思堯、李仲言等人，大家都明白現實的殘酷，但也從不放棄對未來的憧憬。「黑夜漫長亦有邊，春風不日到江南，冰山頹作千重浪，江海翻波談笑間」、「隔牆欲問榮枯事，笑指樓臺夜半鐘」、「我有壯懷當許國，願君妙手可回天」這些文字都是看後即付之一炬，但卻永遠刻在了心裏。最危險的一次是在「文革」中，其時「紅衛兵」喊叫著「語錄」，滿街打砸搶燒，接著「武鬥」之火更勢若燎原，面對這罪惡燃燒的歲月， 「左家莊」的英雄好漢們，硬要將無恥進行到底，我的一位難友寫成一首《滿江紅》詞，開頭是「獨倚危欄，風吹雨，心潮若決，凝目處，愁雲萬里，烽煙遼闊」正當我讀到「遍地腥雲飛血雨，一街狼犬誦馬列」時，也許是我太入神，竟沒注意到一個勞改幹部走到我面前！「嚴家偉你看啥？」這一驚真是非同小可。就憑這首詞我和那位朋友都可被送上「絞刑架」。好在這位張幹部是個「大老粗」，我斷定他不可能懂什麼詩詞。於是我也不知從哪兒來的這麼大的勇氣，乾脆把紙送到他面前說「我正在學毛主席偉大的詩詞滿江紅」，並特別把「滿江紅」三個字指給他看。這三個字他大約也認得，也許是「滿江紅」三字充滿革命的色彩，而且又是毛的詩詞，誰敢說三道四？於是他便說「好嘛！要好好學習主席的偉大教導改造你們的反動立場」。說罷揚長而去。我怕他再回來，連忙將紙丟入口中吞下了肚。若干年後我與這位難友重逢，怎麼也回憶不起這首詞的全文了，也不願去編幾句來湊。就像維納斯的斷臂也是一種美一樣，我們就留下這帶著遺憾的殘缺美吧！
但並不是所有的時候，都有這麼僥倖。特別是在那大力提倡告密、檢舉，在出賣人，已變成一種「美德」的氛圍裡，有的刑事犯殺人放水，品質本就惡劣，有的人本來並不壞，卻在這個「大氣候」裡學會了「靠近政府」，以求立功減刑，也是在「文革」中，我和滕友泉、鄭清三人一起在煤井巷道裡推車，下一輪煤車未到，我們就在巷道邊坐下等。日復一日，免不了閑談幾句。那天也許是合該出事，滕友泉是個農村善良的青年學生，因家庭是地主，又有些不滿言論，便成了「反革命」犯。鄭清原是部隊退伍，回鄉作社隊幹部，胡作非為，強姦婦女被判刑。那天大家講到自己過去的事。鄭清便大肆吹他在農村搞了好多個女人，還有十幾歲的處女，說他 「判刑都值了。」滕友泉這時突然冒出一句「我才不值，爺爺、父親是地主，槍斃了，我又是反革命，真是三代血淚仇了」。我一聽，知道要出事，又不敢制止。便說「我去解個小便」。煤井巷道裡是可以隨便找個地方小便的，等我「小便」回來，煤車就來了，這事我以為就敷衍過去了。誰知十多天後，中隊辦公室叫我去，一進屋只見「周中隊」、「王指導」還有前面提到的「張幹事」，分別坐在三把椅子上。看見這「三堂會審」的架勢，我知道出事了。他們先是和顏悅色地說「我們認為你近來還是有進步，學習主席詩詞，這好嘛！你還年輕，要好好靠近政府，將來才有光明前途……」我知道這些都是鬼話，一邊唯唯諾諾，一邊打主意如何對付他們。後來終於「言歸正傳」，問我「你近來聽見什麼反動言論沒有？」我知道是那回事了，卻故作苦苦思索，「哎呀，都是些說勞動太累，伙食不好……」不等我說完，「大老粗」老張就吼道「哪個問你這些球不能疼的事？我提醒你，你們三個人在井下推煤車歇氣時說些啥？」真是「圖窮匕見」。我也明白了，這肯定是鄭清告的密，滿腔怒火，卻不敢發作。於是便想來個「圍魏求趙」。我說「張幹事提醒我，我想起來了，鄭清近來極不認罪，經常吹噓他的犯罪行為」，於是便說他如何吹噓，玩弄了好多個女人，還有處女等等，我想讓他們知道，鄭清就是這麼個壞種，他的話能信嗎？可人家才不這樣認為。老謀深算的王指導，冷笑著對我說「你檢舉的這個問題，我們要追究，這也是你靠近政府的表現嘛！但我要告訴你，還有人說極端反動，反動透頂的話，你是聽見了的，這就看你靠不靠近政府了。」我說我沒聽見，我解小便去了，就這樣在逼供和抵賴中僵持了兩個多小時，這時，那位「大老粗」張某發怒了，連罵帶吼地說「你這個傢伙不老實，你當真沒聽見？你賭個死人咒給我聽。」我抓住他這個低級失誤說「我不但敢拿我自己賭死人咒，還敢拿全家人來賭咒，不過共產黨好像是不信賭咒的吧。」弄得他滿臉通紅。當時，「我」 就是「全家」，全家就剩我一個人了。家中其他親人都在「三年自然災害」時，「非正常死亡了」，我還怕賭什麼「咒」啊！就這樣「拉鋸式」地搞了將近半個下午，最後「周中隊」想了個「收場」的辦法，他說「你沒聽見他二人在說什麼，至少看見他們二人在一起說話」，於是叫我寫個所謂「旁證材料」，寫明時間、地點看見他二人在一起說過話，至於內容，我推說解小便去了，沒聽清楚。
沒隔多久，滕友泉便被送入單人牢房單獨囚禁，一年多以後，滕友泉竟被判處死刑，其中一條「主罪」便是「在改造期中公然叫囂要報我家三代血淚仇，實屬不堪改造的反革命份子。」鄭清因此記一大功，我則記一大過。
滕友泉被殺之前，我被調到監獄醫院「勞動」。因為當時監獄裡有個幹部叫柳文生，此人有一定文化修養，心地善良，特別喜愛學習，也尊重知識，所以不時和我談些文學之類的問題，在那個年代真是太少見了。因為他和醫院負責人私人關係較好，就給我和作家曉風說了個「情」，把我們二人調去醫院學當「護士」(而那時監獄醫院也確實缺少有文化的人)，使我擺脫了礦井下非人的苦役。也使我撿回了一條命，否則很可能就死在不堪重負的苦役中了。勞改場所像柳文生這樣的人，在那個年代太少、太少。這不知是囚徒的悲哀，還是當局的悲哀？
死囚的遺物一般交醫院洗後封存，如有家屬來領就給他。滕友泉的幾件衣服和一條被單交給我清洗的，我彷彿還能觸摸得到難友的體溫，依稀看得見上面的血痕，一條鮮活的生命，就因為那麼一句話便消失了，我悲憤，更有幾分自慚、自責，甚至在心裏罵自己不該去寫那個什麼「旁證材料」，你雖寫的是沒聽清楚談些什麼，但至少證明滕、鄭二人談過話，加強了鄭清「孤證」的力量，滕友泉的死，自己也有幫凶的責任。尤其使我欽佩的是，我和滕友泉平日私下二人間，還說過不少在當時也是不得了的「反動話」，他至死不吐一字，真是個堅貞不屈的人啊！
「人們，我愛你們，但你們要警惕啊！」這是伏契克的一句名言，讀中學時，就讀了他的《絞刑架下的報告》，我當時對這句話似懂非懂，這件事終於使我品出了話中的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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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給別人定了刑，人家服滿了刑期，這件事就完了。這還是指一般刑事犯，真正有罪的人而言，至於政治犯，他出獄後，競選議員、總統都大有人在。比如曼德拉、金大中，還有現在被中共迎為座上賓的臺灣的李敖不都是如此嗎？
1972 年在「文革」喧鬧聲中，我終於把「牢底坐穿「，但事情卻遠沒有完。「法」外施「威」又來個戴上「反革命帽子」，強迫「留隊改造」，稱為「就業人員」。實際上除了能拿少得可憐的幾個工資外，一切幾乎與犯人差不多，他們內部甚至叫「就業員」為「勞改釋放犯」，把囚犯與「就業員」合稱「兩類人員」，甚至進出勞改場所大門，就業員必須立正、脫帽，放下手中東西，向站崗的武警兵喊「報告公安員，就業員XXX請求出去」或者「進來」，那兵叫你走，你才敢走。遇到個別的兵，偏要捉弄人，他看見門口站了一大堆人時，他就要擺「威風」，叫你一次、二次重新報告，等大家像看「稀奇動物」一樣「欣賞」你，他在上面洋洋得意地笑了。更有惡劣的是，遇到毒日當頭，或下大雨時，你站在那裡既不敢戴斗笠，更不敢打傘，把你晒個夠或淋個夠，他才放你走。甚至「就業員」要想找對象結婚，也要受到種種刁難，我妻子和我結婚前，幹部把我妻子和丈母娘叫去說「你們知不知道嚴家偉是反革命，現在還戴有帽子，也就是四類份子、管制份子，你要是和他結婚，你家裡人今後想要參軍都不得行，你們一輩子都伸不到皮。」這一切對於已進入法治文明社會的人聽起來，真無異天方夜譚上的故事。如果說那些人可恥、卑鄙、不算刻薄吧！
就這樣在被侮辱、被折磨中，像牛馬牲口一樣地活了下去。「沉沉百憂中，一日如一生」終於來到了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我正在一個所謂「老幹部」的家裡給他作靜脈注射，剛把藥注完，他叫我給他打開桌子上的半導體收音機，那個時代的中國人，還不知電視為何物，就這個「半導體收音機」，比今天的什麼電腦、數碼、高檔手機都更能炫耀自己的身份。我小心翼翼地打開旋鈕，誰知傳來的是一片哀樂聲，他瞪我一眼，「你收的什麼臺？」我說 「我根本沒動調頻」，我當時真害怕要是收音機裡冒出一句：「這裡是美國之音」或BBC之類，那我就「死定了」。好在不是，而是我們的「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緊接著它就告訴我們一條最最重要的消息：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與我們永別了！
這位「老幹部」真不愧是老幹部，我還沒反應過來，這位幹部的政治敏感性，就充分地發揮了出來，他一邊頓足捶胸、一邊嚎啕大哭，邊哭邊叫「我的媽呀！這怎麼得了啊！天呀，我也不活了呀！」我正在莫名其妙地望著他，看那只有哭聲沒有眼淚的表演時，誰知他老婆走了進來，問我「怎麼回事，你把針打錯了呀？」真是天大冤枉，有口難辯。可當時誰敢說「毛澤東死了」這句話，那還了得？！我只好沉默。我這一「沉默」，更引起他老婆的懷疑，以為我當真利用打針，整得他老公又哭、又叫，便一把抓住我「死右派」、「死反革命」的罵了起來，我進退無路，急中生智，也來了個「即興表演」，於是我也如喪考妣般地放聲大哭(不過因為尚未達到明星的演技水平，所以只是干吼並無眼淚)，我邊「哭」邊喊「哎呀，不得了啦，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離開我們走了呀，這怎麼得了啊？」誰知我自作聰明，反而越弄越糟，激起了他老婆的「革命義憤」，順手就給我一巴掌，破口大罵道「放你的狗屁，你這個死右派，還膽敢攻擊我們的紅太陽」，罵著，又準備對我進一步採取「革命行動」時，我的「大救星」 終於出現了，這時上面來人通知「老幹部」快去開會，並說「偉大領袖逝世了」……
我提著診療箱從他家裡走出來，聽著那陣陣傳來的安魂曲，我在心裏對自己說「一個時代結束了，中華民族歷史上這最黑暗的一頁終於翻過去了」。
這時屈指算來，我成為政治犯已二十年，人生有幾個二十年啊！我當然是最大的冤枉與不幸。但與我相同遭遇的人，有被殺害的，餓死、病死的更不計其數。有的雖生命尚存，卻已半傻半痴，甚至精神失常，相比之下我又是幸運的一個。更幸運的是，我的頭腦還清清醒醒，沒有人把我的思想「改造」得了一點，沒有人能動搖得了我對民主、自由、人權的信念。這就是陳寅格先生所說的，保持自由的思想、獨立的人格。更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判斷也是正確的，我看到了四人幫的滅亡、看到了柏林牆的倒塌，看到了蘇聯大帝國的瓦解、看見東歐走向民主、看見昂奈克、齊奧塞斯庫這些暴君終於被繩之以法，真是：「眼看他蓋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
我們今天的社會，確實有了很大的進步，雖然還有嚴重的腐敗、社會不公與歧視，離民主憲政還有相當大的距離。但我們畢竟能公開談論民主，畢竟不再稱人權是「資產階級的貨色」而寫入了憲法，在國內畢竟還能有如焦國標、劉小波、余傑、戴晴這樣不同的聲音。但這些進步，決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哪個「大救星」恩賜的，而是人民的覺醒所推動才取得的，也包括我們那一代人所作出的犧牲。這就是歷史給我們的公正的結論。它比任何「平反」、 「改正」更重要、更光榮，更足以自豪。更可以讓我理直氣壯地大聲說「我當年無悔、青春無悔」。如果時光可以倒流，我仍然作同樣的選擇！這大概也就是孔老夫子說的「朝聞道，夕死可矣」！
因此我願將這首小詩作為本文的結束語
生逢劫難避危機，空度英年亦覺惜。
白髮無情書老態，青梅有趣憶兒時。
浮生煙雨五更夢，亂世滄桑百首詩。
目擊妖氛漸入土，終能聞道莫嗟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