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篇寫紀念中國著名翻譯家傅雷的文章，差不多都要寫上另一個人的名字——江小燕。這個和傅雷無親無故，毫無關係也從不認識的奇女子，竟然成了寫傅雷紀念文章繞不過去的人。江小燕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信徒，因而，她也成了信神者道德高尚的最真實的見證。
今年的9月3日，是傅雷夫婦含冤去世四十週年，當我打開電腦，準備寫傅雷夫婦紀念文章的時候，卻不由自主地轉到了江小燕身上。江小燕……江小燕……江小燕，鍵盤上打出了一連串的江小燕，這是不是有點跑題了？必竟，江小燕雖然參與了傅雷的家事，但同傅雷一生的事業和命運都沒有關係。在傅雷事件中，江小燕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人物，即使人們在紀念文章中提到她，也佔篇幅不大。現在，在紀念傅雷夫婦的日子裡，單獨寫評價江小燕的文章，這還是紀念傅雷嗎？
任何一種紀念歸根結底都是對人類道德價值的追尋，離開了道德價值的追尋和認同，紀念本身也就變得毫無意義。當一個事件同另一個事件有關聯，又同具人類追尋的道德高度的時候，寫這件事與寫那件事本身變得不是那麼十分重要，不過是從不同的角度喚起人們心靈的覺醒。正是由於這一點，我寫江小燕，也是對傅雷很好的紀念。
人們懷著讚許和崇敬的心情寫江小燕，對她的人品給予了極高的評價。甚至有人認為，江小燕是活著的林昭，林昭是死去的江小燕，兩個人同是虔誠基督教徒，具有同等的道德高度。我們先不要忙著評價這樣的認識是否正確，還是先深入江小燕的生活軌跡，展開一個虔誠的基督徒的心靈，探尋一下那個道德和良知的發祥地。在作了這一切之後，我們的心裏自會有我們的正確的評價。
別人說江小燕
在傳紀作家葉永烈的筆下，江小燕是一個義人，他寫道：「她從小喜歡讀傅雷的譯作，從書中認識了這位大翻譯家。她也喜歡彈鋼琴，看過傅聰的演出。「當聽到」傅雷夫婦雙雙自殺了「的消息後，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坐立不安，夜不能寐。」於是她出於一種正義之感、一種對傅家厄運的不平之情，勇敢地挺身而出，在父母不知道的情況下進行了一系列的秘密行動。
她在萬國殯儀館，自稱是傅雷的「乾女兒」，領取了傅雷的骨灰盒。轉送到永安公墓寄存。為了避免意外，寄存時骨灰盒上寫傅雷的號——傅怒安。葉永烈接著寫道：「就這樣，中國著名的翻譯家，一位正直愛國的知識份子，雖然含冤而死，卻被一個忠誠的讀者，冒著生命危險，把骨灰保存下來。」「她出於義憤，給周恩來總理寫信，反映傅雷夫婦含冤離世，聲言傅雷是愛國的。」（見葉永烈《江小燕與傅雷一家》）
葉先生站在義字的角度上給江小燕很高的評價，但是我覺得他忽略了一點：江小燕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她是在按照一個基督徒的要求行事，所作所為體現的是基督徒的仁愛之心。不錯，她可能是傅雷譯作的熱心讀者，但她首先是個基督徒，其次才是讀者。
在作家狄馬筆下，江小燕是一個聖人，除義的一面外，還有神聖的一面。他說，在長達數十年的種族騷亂中，只有為數不多的人是沒有罪的。如果以棒殺傅雷為例，那麼就只有一個人是行義的，那就是江小燕。
狄馬的議論似乎比葉永烈更接近事情的真像，他說：一個二十來歲的姑娘，一個普通的文學愛好者，她知道什麼叫「右派」呢？難道她比我們的「學者」、「作家」和「領導」更能明白巴爾扎克以及「資產階級文學「翻譯的價值麼？肯定不是。指引她的僅僅是一種內心深處的善良天性。換句話說，在黑暗到來的一瞬，她聽從的僅僅是一種良知法庭的命令。
在傅氏後人得知父母的骨灰得以保存下來全仰仗一位素不相識的奇女子之後，想方設法找到江小燕，想對她給予酬謝，江小燕只是淡然一笑。出於禮貌，她接受了傅聰音樂會的一張入場券，音樂會結束後，她就默默地離去。像一滴水融入大海，像一片樹葉落入深秋的荒原。（以上引述見狄馬《傅雷之死》）
那些認為江小燕所作所為是出於對傅雷的景仰、崇拜，或是追星族的狂熱，都是對江小燕的誤解。佔據江小燕心裏位置的是「獨一無二的真神」，她活在神裡，她是在為神作義工。狄馬說：「某種程度上，她承擔了一個種族集體的罪惡。」網友小魚的文章把江小燕比作林昭。他說：在死去的林昭被越來越多的人紀念之時，我想紀念一個叫江小燕的，還活著的女子。同樣在一個黑白顛倒的年代中堅持自己的信仰並遭到迫害。同樣一個年輕單純的生命。同樣是基督徒。（見小魚《死去的林昭，活著的江小燕和我們》）他認為是神的作用使她們站在了正義的一邊。
江小燕自己說自己
江小燕淡泊名利，清操自守，長期隱姓埋名，她多次作出非凡的舉動，但詳情卻鮮為人知，其真名實姓亦不曾向社會披露。那麼，是什麼力量在支持著她這麼做呢？她究竟是為了什麼呢？對江小燕行為的解讀，也許江小燕本人的說明更說明問題。
在給《傅雷傳編輯札記》的作者余開偉的信中，江小燕說：我願真誠地希望您也信靠這一位又真又活、獨一無二、創造天地萬物的主。不妨細細查考《聖經》，現在有許多事實，許多報導都證明《聖經》所記載的全是真的！您若真心尋求這位神，真心不易地認定，他是您個人靈魂的救主，必定會被您尋到，因為《聖經》上有言「……凡尋找的就被他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
這就是江小燕所做所為的全部精神源泉，她就是全部按神的旨意去行事的，「神宣召我們，本是要我們行各樣的善事。」她的所作所為，不是為取悅常人，也不是要在常人中得到什麼利益。「我既然能在他們惡運覆頂之際為之申訴，當然也能對他們今天的家聲日隆視若無睹，這往往是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江小燕語）
在傅雷的問題上，她作了一個更正，她說：（我）有一點不明白，骨灰一事，在我當時的舉動中屬第二位。我最初的動機就是要寫封信給國務院周恩來，反映下邊老百姓的遭遇，因當時有幾個我有往來的人都走上這自裁的絕路，傅雷是不認識的，是其中之一。為了寫這封信，勢必要瞭解情況的過程中，才得知傅雷骨灰無人領取的事，遂動了一個念頭：無人領，我冒名冒身份替他們親戚去領下來，然後交由他們親戚保管。故處理此事的，立即寫了這封小民求告信，希望總理管管這種局面（我很幼稚，很單純，是吧！），誰知，正是這封求告信，才引來了這麼個追查大案。不然，僅僅暗地裡收藏人家骨灰，我是何人，至今也不會有人知道。但現在人們傳說的不是我為他人申訴求告的信，而是「收骨灰」，在我本人看來，似乎有些本末倒置了。（見江小燕《我為什麼收留傅雷的骨灰？》）
確實，人們本末倒置了，在一般作家的筆下，江小燕是因為傅雷是個大翻譯家，江小燕是出於對他的崇拜而保存他的骨灰。而在江小燕，卻是代民請命，不論你是大翻譯家還是小老百姓，傅雷「是其中之一」。
傅雷的福氣是，因為他很有名，所以能捷足先登地引起江小燕的關注。在神的眼裡，個人的成就再大，也是微不足道的。
江小燕早在上高中的時候，就因為為右派老師辯護受到迫害，這個最早的迫害影響了她的一生，使她的一生厄運連連。但在談到這段經歷時她說：我當然不會後悔為女教師辯護，因為我自小便是個小基督徒，《聖經》上告訴：「不可作假見證。」
我不知道作家們為什麼老是迴避江小燕是基督徒這個事實，如果正視這一點，恐怕更能寫出一個真實的江小燕。
假如江小燕受到林昭一樣的遭遇
這個設想未免有點殘酷，我們不妨把話倒過來說，假如林昭遇到了江小燕那樣的事？當然，我們承認人的個性特點，也承認人的知識差別和對問題認識理解能力的差別。但不管怎麼說，人的信仰會在人處理大是大非問題時起至關緊要的作用。林昭遇到江小燕的問題或是江小燕遇到林昭的問題，在發展的細節上可能會有一些不同，但大的方向是不會有改變的，都不會因為懼怕死亡而出賣良心。
其實江小燕是很危險的，他為底層民眾給周恩來寫信，已經有生命危險了。在那個瘋狂的年代，任何一個偶然的事件都有可能成為政權把人整死的突破口。真要出現那種情況江小燕會怎樣？以她的個性和信仰而言，只能選擇承受。
正教信仰者的崇高品格不表現在對迫害的怕還是不怕上，他們也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一聽到汽車喇叭聲，我的心便狂跳，因為抓我時，就是坐著汽車離家的。」這正是一個真實的江小燕，我想林昭差不多也會是這樣。那種「在刑場上面對強敵，神色不變，康慨陳詞，大義凜然」是共產黨英雄的形象，不是林昭和江小燕。但她們還是高尚的，她們的高尚體現在她們選擇上，當義和不義擺在她們面前讓她們選擇時，她們艱難地選擇了為義揹負十字架。
林昭死了，為洗刷人類的恥辱獻出了生命；江小燕活著，為人類的集體罪惡承擔著苦難。
誰有資格紀念林昭和江小燕
寫林昭的文章，寫江小燕的文章，就大多數作家來說，都在有意地迴避著一個問題：林昭和江小燕都是基督徒。因而他們的紀念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不真實的。主流的意識形態不容許在體制外存在任何道德和正義，如果你不是這個「先進組織」的人作了好事，你也要把作好事的根源歸到它那裡去，絕不能提到除它以外的任何信仰團體和組織。現在條件寬鬆一些了，可以不歸給它了，但你要歸給「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或沒有所屬的正義、道德意識，只能寬鬆到這個地步。
體制內的作家們對這種道德的壟斷當然心知肚明，為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就略去了這一點。但這一略去就使紀念和歌頌成了斷了頭的蜻蜓，沒有任何意義了。沒有勇氣把事實的真像說出來的人，卻寫紀念和歌頌的文章，人們難道沒有理由懷疑嗎？他們寫文章的目的是為誰？傅雷如果在天有靈，也不會同意人們對幫助他的恩人的行為動機作讓人不能容忍的歪曲。
不管你有沒有基督教的信揚，你都應該正視林昭、江小燕等人是基督教信徒這一基本事實，她們也絕不願意你在寫她們的事跡時把神扔在一邊，把功勞記在她們頭上。
林昭和江小燕是信神的人，這一點要反覆強調，因為她們的本意就是在用自己的行動榮耀神的名。
（2006年9月3日寫於傅雷夫婦含怨逝世40週年）
〔原載《自由聖火》2006年9月3日。提供者：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