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書承載著歷史與未來，但寫作史書卻是一項艱辛、嚴肅的巨大工程。寫作史書，不能憑空虛構，不能取材失當，不能放棄立場，要做到核准事實，秉筆直書，還要對歷史做出正確的評判。因此上古之人把史官稱為「天官」，認為史官記錄歷史，具有監督至高無上的皇帝謹言慎行的作用，讓皇帝約束自己，善待蒼生。
唐代學者劉知幾認為一個傑出歷史學家應具備三個條件：一是史學（學問），二是史才（才氣），三是史識（見識）。清代學者章學誠又補充了一個條件，認為還要具備史德（人格）。學、才、識、德兼備的大歷史學家當首推漢代的司馬遷。
孔子以後，人們的道德觀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史官不能盡到自己應有的責任，歷史記載成了空白。出生在孔子之後四百年的司馬談身為漢朝的史官，對此憂心忡忡，認為這是自己的恥辱。他要寫一部史書，讓歷史記載連接起來，讓史官的傳統得到恢復。但他未能如願，就去世了。
他的兒子司馬遷接受了父親的遺命，歷盡艱辛，終於寫成了中國歷史上一部偉大的歷史著作－－《史記》。
《史記》這部書，最初叫《太史公書》，記載的歷史上起軒轅皇帝，下至漢武帝太初年間長達三千年左右的歷史，是一部紀傳體通史，包括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個部分，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字，是一部體大思精、前無古人的歷史著作，也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最偉大的文學著作之一。
寫史書不可能繞開作者的價值取向和價值判斷。有的人是從皇權中心出發來評價一切，只要能讓皇帝高興，可以把好人說成壞人，把對百姓的犯罪說成是偉大功績。司馬遷認為，史官應有公正之心，要對歷史負責，要有獨立的人格和獨立思考的能力，不能當帝王的應聲蟲。要做到客觀、公正的評價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首先就要掌握詳實、全面、符合歷史事實的材料。於是他鑽入史料堆裡，不辭辛苦，不帶成見，做著認真考察、對材料核實求真的工作。
最讓他為難的是如何表述當代的歷史。李廣被逼自殺的事件如何記錄？漢武帝的好大喜功、連年征戰等如何記錄？司馬遷決定照實記錄，讓歷史事實自己說話，留給後人。有了這種從容不迫的心態，他寫出《景帝本紀》，記述漢武帝父親的事情。
司馬遷後來蒙冤下獄，表面上是因為他為李陵仗義執言觸怒了漢武帝，而更直接的原因則是司馬遷在記錄景帝的文章裡並沒有歌功頌德，把景帝做的事無論好壞都寫了進去，這讓武帝非常生氣。他被判死刑，罪名是「無中生有的欺君之罪」。
為了活下來，完成著作《史記》的歷史使命，他含羞忍辱接受了腐刑。司馬遷想到：周文王被逐，作成《周易》；孔子困厄，作成《春秋》；屈原被逐，作成《離騷》；左氏失明，作成《國語》；孫子肢殘，作成《兵法》；呂不韋貶謫，作成《呂氏春秋》……這些歷史上的傑出人物，在艱難的處境下不放棄自己的追求，從他們身上司馬遷受到很大的鼓舞和啟發，他相信歷史是最公正、無私的。
以往的歷史只記載帝王將相，司馬遷認為那些作者的視野太侷限、狹窄。在獄中，司馬遷想像那秦始皇當年是何等威風，卻被江湖遊俠荊軻設計接近，「圖窮而匕首見」，追殺在朝廷之上，暴君始皇帝是何等狼狽。司馬遷決定寫一篇《刺客列傳》，把荊軻這類普通人寫進歷史。經受酷吏的種種折磨，司馬遷的心中卻冒出了一個新的題材，他要為歷史上的酷吏寫上一筆，就叫《酷吏列傳》吧。正是這些酷吏，上下其手，狼狽為奸，辱沒功臣，陷害忠良，製造了多少駭人聽聞的冤獄！這黑暗的牢獄也是一個見證歷史的重要場所。
司馬遷寫《史記》，用意是「述往事，思來者」，「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史記》表現出的求實精神和歷史眼光，得到後代學者的高度評價。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說：司馬遷「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清末學者顧炎武高度稱讚司馬遷：「太史公胸中固有一天下大勢，非後代書生之所能幾也。」
著史書者需先修身。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寫道：「修身養性，加強道德修養，是智慧的表現；待人有愛心，是仁的境界；給人以幫助，是義的體現；有恥辱感，是勇氣所決定的；獲得好名聲，是行為的最高追求。一個人具備了上面所說的五個方面，就可以從容的行走在世上，並能進入君子的行列中了。」司馬遷正是這樣一個為後人景仰的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