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在的敵人》是長期生活在中國的比利時神父雷震遠回憶抗戰時期中國的一本書。讀這本書可以瞭解中共抗日時期的真實一面，也可瞭解當時中國國情，以及人們的思想、信仰是怎樣被逐漸蹂躪的。書中也涉及到了較廣泛的黨史資料，是研究中共黨史的珍貴參考。
美國前任總統胡佛推薦詞
「雷震遠神父用他個人的經驗和顴察，寫出這篇悲慘動人的故事。在這本書裡揭露出共產主義在行動上及赤裸裸的恐怖的真像。我願向那些希望切實明瞭瀰漫在全世界上的這個魔鬼勢力的全國人士們，推薦這本書。」
諾蘭參議員推薦詞
「打算瞭解共產主義如何攫取一個國家的人士，不可不讀此書。這本書你只要拿到手中，你便覺得非把它一口氣讀完不可。」
魏德邁將軍推薦詞
「這本書用客觀的筆法描述過去幾年間共產黨在中國的情形。著者在世界上那塊情勢複雜的地區上有極廣泛的經驗，因此他能夠各別地或集體地分析該地人民的風俗習慣和每日生活。……讀者可以明顯地看出，中國在有些方面和盎格魯撒克遜人一樣──愛家庭，幽默感，欣賞生活中的善，及希冀生活自由。這本書寫得最動人，是我看到關於寫中國的書籍中最有啟迪性的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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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一些時候，我又看到了呂正操。當我為了一些事務到他的司令部裡準備交涉的時候， 他不容我講話。我看出來他在發怒，我覺得奇怪；又是為什麼事？
「我聽說你曾經設法救護受傷的老百姓」？他問道。
我想，我一定是誤會了他的怒容，他的發怒不是為了我，而是來自剛才開過的一個會議。 他講的話極像是電燈開關，燃起我在日本撤退後親眼在安國所目睹的一切人類痛苦的可 怕形象，這些形象，我曾企圖在黑暗深沉的記憶中抹去。我用雙手把眼睛蒙住，對呂正 操講話，因為我不願意他看到我情感激動的情形。
「我希望我能多做一些，將軍」！我說，「可憐的老百姓，如此罪惡的屠殺！我願意─ ─」他打斷我的話頭。「你再這樣做我就抓起你來，按叛國罪槍斃」。
我看著他，聽不懂他的意思。我發覺他不像往日那樣稱呼我「神父」或「同志」，顯然 他是惱怒得竟無法裝出和善的樣子。
「再做什麼事」？我問道。
「救那些受傷的老百姓」，他答道。「日本殺的中國人越多，對中國越有利」，他繼 續說。「日本人的屠殺會鼓勵起人民的仇恨，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那也是激勵 人們加入我們隊伍的方法！」
他的話激起我的怒火。我很想抗議他的喪心病狂，雖然我也知道這是無濟於事。但直到 現在我已經看出，共產黨是想征服中國，而不想擊退日本。我又看出，在我和他交涉時， 我不能表示出憤怒，而應出以冰冷的突擊。那樣會使他吃驚而處於防禦地位。
「將軍，你沒有出力打日本」，我說。「我不明白你何以需要這樣龐大的軍隊。真的我 有些驚奇。你一向強調人民加入你們的部隊去打日本。但是你並沒有盡力和他們打仗─ ─不常打，打得不起勁」。
他用眼睛釘住我。
「我們的最大敵人不是日本」，他說。
「不是日本？」我驚奇地反問。
「不，不是的」，他憤然說出。
「誰是你們的大敵人？」我問道。
「蔣介石，他是我們的大敵」。呂正操說。「正因為蔣介石是我們的大敵，中國共產 黨才不能全力打日本。我們不能讓日本在中國太強，但是我們也不能對他們拚命作戰而 使他們太弱。假如日本太強，共產主義便無法在中國獲勝。假如日本太弱，蔣介石便不會失敗」。
第七章 共黨深深滲透
現在我和共產黨的戰鬥展開了。那是一種智鬥。呂正操和我都曉得，我們彼此間無論如 何閃避敷衍，微笑掩飾，我們都無法成為「同志」──不論就共產黨意義來看，或就基 督四海兄弟的意義來看，都是如此。呂正操對這點是欣然接受的，因為他既無道德觀念，又無倫理觀念，僅效忠於共產主義，而共產主義又是為爭取勝利不擇手段的。我必須牢記，他雖不可救藥，但總是上帝的子女。我不能寬容自己而仇視此人。我只能 仇視共產主義。
呂正操在各方面都比我佔優勢，但我的精神財富，和我對上帝的堅定信仰，是他無法相比的。他有軍隊，他可以施用殘暴無情的手段。我卻也有少許用途──呂正操有時候還需要我。但是我們彼此之間，對我的立場從未誤解。從開始我就告訴他說，共產 主義是我所厭惡的，我僅能在他們抗日的時候才能協助他們。我強調向他說明，我不許可他們用我教會裡的印刷機作為宣傳共產主義教條的工具。
「我隨時準備成仁」，我告訴他說。「我寧願死，不願作任何違背天良的事」。
我第一次和他會面的時候便曾向他這樣表示。那時我是以民選縣長的身份去見他，要求 辭去臨時縣長的職務。他發覺縣長竟是一位天主教神父時，曾大吃一驚。當我告訴他我 只是暫代縣長以待移交於中國當局時，他更覺驚奇。他想不到我會承認共產政權，因為 他知道我曉得，不管他自稱為「人民軍隊」將軍或「抗日軍隊」將軍，都不能改變他共產主義的實質。
但現在他也知道我看出他們是偽裝愛國抗日。對我來說，這等於賭鬥的開始。我現在 必須髮展出一雙能在黑暗中處看東西的「夜眼」──這是共產黨士兵應該具備的三大要素之一。（我已具有其他兩 件：一雙能長征的「鐵腳」，和一個能挨餓的肚子）。我曉得從此以後要出現一幕貓追耗子 的遊戲。我不但加倍的小心謹慎，更將聽到見到的事物都記錄下來加以審慎 分析。隨時有機會便把我的法文筆記寄給北平的一位朋友，托他轉郵給比利時的一位友 人。後來我被迫從中共蘇區逃出後，在一九五零年把這些日記收回，日記裡所載的，是我 初期和共產黨相處的經驗。一九四三年我被日本人逮捕，來不及把最近的筆記和手稿藏 到教堂的牆裡。當我被囚禁兩年多後被釋返回安國時，收藏的地方已被發覺，那些 筆記和手稿都不翼而飛。所幸我能回憶自己寫過的東西，我重新把人名、地名、時 間都一一寫出來。因為這些經驗是如此慘痛，使我畢生難忘。
共產黨根據莫斯科的授意，用各種手段， 滲透中國的方法，第一步就是「階級鬥爭」。中國共產主義革命主要是用階級鬥爭來完成目的， 中國像蘇聯一樣，是以農為主的國家，百分之九十的人口都是農民。在農 民裡面，實際沒有什麼顯明的階級存在，因此共產黨必須造出階級的分別，以便煽動階 級鬥爭。共產黨把農民分成五類，使他們變為五個階級。 即富農、小康、中農、貧農及雇農。決定一個人的階級並沒有確定標準，一個村莊上田 地最多的便被列入「富農」。其他按照比例劃分。劃分的尺度，伸縮性很大，按各地情 形而不同，這個村莊上的「富農」，在另一村莊上可能就是「中農」。
貧農和雇農被選作骨幹，利用來發動對其他階級的攻擊。共產黨的理論是：財富是由勞動產生，因此「榨取」貧農及雇農而獲得的財 產必須由共產黨用武力收回，甚至得使用暴力或流血。在清算中，共產黨不但詳查個人的賬目，並且推及他的 父兄祖先，直到他們能找到可以加諸罪名的某種事件為止，那樣他們便能冠冕堂皇地壓榨出他的財物。
共產黨在執行清算中所使用的荒謬尺度，可由幾個法國傳教士的經驗中說明。他們的優厚財產，曾遭到共產黨的覬覦。他們指責這些教士對雇工的待遇太低。
「什麼雇工」？教會的負責人問。
「義和團時代被你們僱用的中國人」。
「在一九零零年」？他懷疑地問。
「不錯」，調查員答道。
教會負責人抗議這種荒誕不經的罪狀，但毫無用處。共產黨把教會的房地、印刷機、醫院和一切東西都一併沒收了。
另一件類似的事發生在河北省南部。那裡的共產黨，控訴一位匈牙利主教在義和團時期曾經偷過一頭驢。事實上那位主教在四十年前的時候還沒來中國，但這點辯護並不生效。控告與辯訴無限地拖延下去，債務的計算也無限地加下去。當共產黨將所稱被偷的驢子 的賬單列出後，數目龐大得嚇人。教會的全部財產約值二十萬美元──包括教堂、醫院、學校、房產、修道院──還不夠償還這頭驢子的價錢。共產黨的計算方法很簡單：他們把有爭執的財產訂一個很合理的價錢──例如這頭驢訂為二十元──然後加上復利就變成龐大的數字。本利總和總超過他們所要奪取的財產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