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健在巴黎(圖片由張健本人提供)
中華傳統佳節中秋節到了，這是一個闔家團圓的日子，按照傳統，出門在外的遊子要回家探望父母，共渡中秋。然而，那些為爭取中國自由民主而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卻無法回國與家人團聚。為此，我們採訪了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法國分部負責人，中國民主陣線法國分部負責人，89天安門廣場學生糾察隊總指揮，基督教福音教派傳道人張健先生，他講述了在流亡法國的這五年中是如何渡過中秋節的。
張健：對於我們這些流亡海外的朋友，每到中秋節的時候，我們這些政治避難者都是每逢佳節倍思親。因為我們知道這邊的華人很多可以回到中國去探親，有的也比較方便讓家到這邊團聚。但是我們這些海外的流亡人士第一不能回到中國去，第二自己國內的家人過來也是有許多先決條件的，所以多數我們這些朋友在西方時間長了，盡量避免過這個節日。好在現在通訊方便了，我們一般會給家人打一個電話或通過網路視頻進行交流。
我們海外流亡的民運人士還有一部分相信基督教了，對於這些朋友我們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我們這些流亡海外的，有相信主的，相信耶穌基督的這些人，失去了中國這片大地，得到了天空，就是得到了一個信仰。」我們很多國內家人也有基督教的信仰，大家就感覺到一種平安，彼此互相禱告，互相祝福。
每到中秋節前後，我們還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對我們來說也是很沈重的，就是給我們能夠瞭解到的國內這些因為從事中國自由民主運動，包括過去參加過89六四的第二次入獄的，這些在中國監獄裡的政治犯的家屬打電話問候；也要給過去在中共監獄裡，現在出來的，在國內艱苦生活的這些朋友給與問候，甚至給他們的孩子送一些禮物。這是最近一兩年我們在策劃做的，但是有些時候還做的很不全面，因為有些人電話也沒有，住址也常常換，因為生活比較窘迫，所以我們只能是盡一份心去做。有時我們打電話去問候他們比問候自己家人還要多。給與鼓勵問候很重要，至少讓國內這些比如有的親人被關進監獄裡，判以重刑的人給與鼓勵，給他們的家屬以安慰，告訴他們：「朋友們、同事們沒有忘記他們。」當然我自己又是一個傳道人，我也經常和他們聯繫使他們的家人也能夠相信主，相信上帝，讓他們在精神上能夠更加的安慰。
記者：中秋想念家人嗎？
張健：我們很多的朋友在海外一個最大的心結就是家人的情況。有的六四當年過來的這些同學和朋友，都已經十七年沒有回到中國了，家人也不是很容易能夠過來，這對他們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特別是有些他們的親屬都已經過世了，或者是正在患病，他們也不能回去探望。這對我們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也是一個很大的痛苦。但是為了我們所持守的、所追求的、所推動的中國自由民主運動，我們知道要做這件事情就要付出沈重的代價。沒有代價的付出，沒有我們作為鋪路石，往前越鋪越遠的話，那麼就不可能迎來中國民主運動的勝利。
前一段一些參加六四的朋友相繼放出來，有的判死緩，減刑之後還是整整呆了17年多，進去的時候都是很年輕朝氣蓬勃的小夥子，出來都已經人到中年了。最近出來的這個朋友，我給他打電話，他是北京人，他一出來整個周圍的一切都發生了變化，好像周圍的世界跟他沒有關係，他好像是從外星球來的。這還是好的，我們看到天安門三君子中有個叫喻東嶽的，出來之後就已經完全精神失常了，早已經被打得腦神經都發生問題，就是我們打電話問候他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還有很多在國內抱著重病還經常寫文章，揭批中共、中國這個專政、中國這個獨裁、中國踐踏人權這些事情，我們知道其中一個叫許萬平的，前一段在大紀元上寫了一篇支持「反對中共迫害弱勢群體、迫害修煉者」的文章，就判了十多年的重刑，他的妻子拉扯著一個剛剛上小學的孩子，他的妻子和孩子戶口還是農村的，我們可以想像他們家人的生活是在什麼樣的境地裡。每當我們想到這些的時候，內心就很痛苦。較之來說，我們現在在海外，再怎麼樣，無論是愛離別，還是離鄉之愁，較之國內的這些朋友，我們覺得我們還不算什麼。關鍵是這些朋友他們所做出的更加的激勵著我們。
記者：是不是中國真正實現民主的那一天，就是你們能夠和家人團聚的那一天？
張健：事實上，我們有些朋友到現在，還沒有實現民主的時候，他們已經看不到他們的父母了，他們有些父母已經去世了。比如89年的時候四五十歲的，甚至三十多歲的，現在五十多歲，父母年齡都很大了，有的父母都已經過世了。當然我們是盼望著年輕一些的民主人士，能夠盡快地看到中國真正實現民主的那一天，能和更多的家人團聚。但是我們最大的盼望就是說努力的，甚至付出我們的許多，比如和家人團聚，甚至付出自己的生命、青春、失業這些很多方面的代價，以極大的犧牲的勇氣去推動的中國自由民主的事情，因為只有一天中國實現了自由民主的時候，中國才再也不會出現政治犯或者是良心犯這樣的事情，中國就真的迎來了一個和諧的、幸福的、富強的社會，人們能夠在這樣一個自由、民主、博愛的社會裏其樂融融的生活，也不再有悲傷不再有眼淚了。大家和和氣氣，圓圓滿滿的在這樣的一個民主的環境生活。
記者：這是不是您過中秋的最大的願望？
張健：我們過中秋的最大的願望當然是這個了。當然想起我們自己今天的處境，今天的辛酸和痛苦的時候，同時為了使更多的中國人團團圓圓，和和美美，我們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付出更多的犧牲，來去實現這件事情。
記者：在您印像當中給您印象最深，最受感動的中秋節有沒有？
張健：有啊。在歐洲來說我還是有的。比如說去年中秋的時候，我自己是不知道過中秋，突然教會的一些弟兄姐妹和以前我所帶領一些留學生，突然在網上邀請我，中秋之夜，大概晚上十一點鐘坐遊船游了一趟巴黎。儘管很冷，但那天確實是有一個很大很大的月亮，遊船經過埃菲爾鐵塔的時候突然埃菲爾鐵塔一串的彩燈亮起來，背景一個很大的月亮。他們給我照了一張照片，我覺得這張照片很好，月亮、埃菲爾鐵塔，我就站在中間，埃菲爾鐵塔我覺得就是一個大寫的人字，頂天立地那種感覺，遠處是一輪明月。
所以在這一刻，我和很多中國留學生青年人在一起的時候，真的覺得我們中國的未來是寄託在更多的這些青年人身上。他們能夠在西方受這樣良好的教育，我想未來的中國青年人能夠起更多作用，至少他們看見了什麼叫自由了，他們可能會更加厭惡專制這些東西。今年我們還會組織，已經有兩百人報名了，一人才4歐元，坐遊船游塞納河一圈。我們在遊船上賞月，吃月餅。在船上大家唱歌、彈吉他，每經過一個橋的時候，大家一起喊，震耳欲聾，好像要把那一份鄉愁都借大聲的放肆的這種呼喊都喊出去了，大家都覺得很高興，很痛快。後來那些同船的歐洲人，法國人也一塊兒跟我們喊，那一刻我覺得是挺愜意的，即使是在那麼強的思鄉之中啊，還有這種宣泄的感受，我也看到有些人喊完之後留下眼淚了。
記者：您在法國這段時間有沒有什麼心理上的變遷？
張健：應該是有這麼一段的，我剛到法國的時候首先要解決的就是思鄉之情，第二個要解決的就是生活或其他的。我覺得生活或其他的相對來說還容易解決一些，但是思鄉之情的確是要經過很長的一段掙扎。我在這邊第一次過中秋的時候，那次也很難忘，我給家裡打電話，我跟我母親說著說著就都掉下眼淚了，最後就無話可說。本來我還想很堅強，跟她說我很快就要回去的，但這一別直到現在都五年了。但是每一次跟我母親交流的時候，我母親都說「彷彿昨日」，說你一直也沒有離開家，彷彿就在附近。我以前在國內的時候也是經常在另外的城市工作或者經常出差。一年也就是那麼一兩次回去，也是偷偷探望一下母親，所以常常也是電話裡問候。儘管這一去相距9000多公里，好像彷彿昨日，現在這個電腦、電話也很先進，儘管相隔萬里，大家的距離好像就是0.8 m或是1m，就是和computer之間的距離。
但第一次對於我來說，這種鄉愁、思鄉之情掙紮了有一年。在一年之後，對於我來說，我應該感謝上帝的，我能通過電話讓我的家人相信耶穌了，相信上帝了。我經常告訴很多留學生讓自己的父母信主、信上帝，有一位神看護你的家裡人，而且他也會通過基督教會的生活使自己得到真正的平安和喜樂。因為父母期待自己的子女在外邊無論求學還是工作，至少起碼一點就是平安。那麼我們在海外的，無論是掙錢往家郵一點還是怎麼樣，也都是希望自己的家人也是平安。可是誰都知道，自己的父母對自己最大的就是思念，那怎麼樣解決這個問題呢？當我們雙方有這樣的一個信仰，我們知道有一位神會看護著家人，而家人在這個信仰裡又得到釋放，得到了平安和喜樂，這個是更大的福分了。所以說大家都在一個共同的信仰裡，一個共同的福分裡，一個共同的精神世界裡的時候，時空的距離就變得模糊了，就會有心心相依這種感覺。
總體來說，我們海外這些從事自由民主運動的朋友，能堅持下來的，起碼都是理想主義者，都是為了自己的信仰而生的人，為了自己的理想而活的人，也知道我們為了理想要付上代價的。這種理想的產生也是因為看到希望，才會堅持下來的。我們知道當遇到的困難越多的時候，所遇到的風險越多的時候，所遇到的阻攔越多的時候，這個理想離實現也就越近了。
記者：中秋有送什麼禮物給家人嗎？
張健：我的一個最大的禮物就是我們主耶穌基督，我們的信仰是最好的禮物，我母親也有這個信仰，而且在我們家裡也有教會，有一首歌是「有一份禮物你得到沒有？這份禮物是什麼？就是主耶穌」。我想這是我給家裡最大的禮物，也就足夠了。我還有一個最大的禮物就是，我作為一個我的父母所培養出來的這麼一個孩子，他們的兒子，他們也知道我在為中國民主運動做的這些事情，我想他們應該會覺得驕傲的。至少，在我的父母眼裡他的兒子不是一個普普通通、碌碌無為的兒子。儘管有離別之苦，但是他們知道這裡邊有另外的喜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