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6-10-16 17:13:55作者：溫克堅
除了憲政民主、網際網路、維權等經常性話題外,作為政治轉型障礙的中共本身，也是關注中國社會和政治轉型的人們經常討論的一個話題。從現實政治角度來看,不管喜歡也好,嫌惡也好,中共仍然是今日中國最大的政治力量, 分析和解剖這股政治力量,瞭解它的某些運行機理,推測它可能的政治演變,將有助於我們切實地評判民主化的阻力和動力, 釐清一些似是而非的判斷, 改變人們對民主化的不必要的悲觀心態。
中共是什麼呢? 以中共的巨無霸尺寸,以中共紛繁複雜的各種面孔來看, 要清楚描述它當然很不容易,不過長久在它的影子下生活，即使是用盲人摸象的方法,我們也能大致摸到今日中共的輪廓。
今日中共的輪廓大致如下：中共依然是一個獨裁政黨,號稱有7000萬黨員,歷史罪孽深重,倡導經濟改革,原教旨馬克思主義已經基本破產, "專制發條已經鬆懈," 正逐步蛻變成一個權貴利益集團,是民主化的巨大阻礙。
如果歷史是一面鏡子的話,這個判斷大致不錯,憲政民主與中共理念並不兼容, 民主化總是意味著獨裁黨的瓦解,加之中共的歷史包袱太重，要進行現代化政黨的成功轉型,無疑是高難度的政治動作，成功的機率相當低。
不過切換到現實的視角, 這種認識和判斷過於簡單,過於粗糙,忽視了很多正在發生的重要變化, 忽視了現實政治與民主化暗流相互糾纏的互動軌跡, 而這種忽視的最大社會危害，就是提高了人們對政治轉型的難度和成本的評估。為了抵消這種認知錯誤帶來的消極後果,我們應該盡量抑制住對一個極權體制的情感性厭惡, 而通過對一些特定問題的理性探討來重新審視這些認知。
第一個問題：中共是怎樣的一個政黨?
簡單的回答當然是：中共是一個專制集團。不過，正如我反覆強調的現實視野, 今日的中共畢竟離馬克思主義原教旨政黨已經很遠，從所謂的改革開放的第一天起，"修正主義"就已經是中共的典型特徵了。雖然，中共內部不時表現出"左"的原教旨衝動,但，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 中共的左派已經是明日黃花了, 三個代表等理論的提出徹底摧毀了中共原有的意識形態基礎,。由此而來的是機會主義和實用主義成為中共的統治哲學，所以，中共並不是如朝鮮和古巴那樣的一個僵化的統治集團, 而是具備了相當程度"回應性"的政黨。考慮到中共內部成員的變化,新一代社會精英的加入, 技術型官僚群體的崛起等事實, 這種"回應性"會逐步增強, 中共的確有向現代政黨演變的壓力和傾向。
從中共角度來看,鄧小平的貓論、穩定壓倒一切、發展是硬道理、四項基本原則、擱置姓資姓社、不當頭外交；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大國外交；胡錦濤的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八榮八恥、執政能力建設、新三民主義、黨內民主、和平崛起,……短短二十幾年的改革過程中，中共出臺的種種新理論之頻繁，已經構成氾濫成災的景觀，既前言不搭後語，又讓人眼花繚亂，這在非常在乎思想統一的中共執政史上，可謂前所未有。如果再看看偶爾流傳於網路的中共高官的內部講話，就更會感到現在的中共已經蛻變為只有利益而沒有思想的執政黨。
現在的中共中央常常抱怨黨內思想混亂，殊不知，搞亂黨內思想的禍首恰恰是中共黨魁和政治局的寡頭們。最近，網路上對震動國內外的陳良宇案的眾說紛紜，就是這種思想混亂的最好見證。以至於，網路上流傳的一份「陳良宇言論輯要」，將這個胡錦濤欽定的腐敗高官變成了思想開放、信奉市場、敢於抗上的開明高官。
雖然，中共黨魁的這些說法含有政治作秀和權力鬥爭的成分,但起碼也折射出不爭的事實：處於轉型時代的中共也像整個中國一樣，充滿了何去何從的焦慮。首先，道義合法性已經越來越脆弱的中共具有如何保住的政權的危機感；其次，失去強人黨魁和統一意識形態中共具有身份認同的危機；再次，未來前景高度不確定的中共具有看不清自身統治的未來。所以，這些紛繁提法的走馬燈般地提出，折射出中共重新尋找自我定位的迷茫和努力。
民間力量不必給予中共的這種努力以任何掌聲,但是正是這種從極權主義到威權主義的變化為中國民間力量成長提供了主要空間。通過十多年的權利啟蒙和新觀念傳播,通過六四後從未間斷的民間反對運動，更通過近年來來自草根階層的此起彼伏的維權運動,加上民主化在全球形成的道德張力和實力優勢, 任何有著起碼政治理性的獨裁黨都會受到一定程度上的"訓政", 從而降低其統治的暴戾之氣。
第二個問題: 中共是怎樣的一個利益集團?
泛泛而談,說中共是一個利益集團大概也不錯，但是嚴謹地推敲起來,這個判斷也存在很多漏洞。從世俗利益的角度來看,很難相信存在著一種七千萬人能夠共同分享的利益；其次,也很難相信,一個以利益為基礎的組織，當範圍大到包含七千萬成員的時候,它還能進行有效的管理和運行。世界上存在著比中共更巨大的組織, 比如各種宗教組織,但是這些宗教並不以世俗利益為黏合劑的。歷史上的中共曾經有過准宗教的色彩,但是如今馬克思教義已經沒有多少動員能量了，即便是負責任的中共高官眼中的政績標準，也不再是為馬列主義的理想而奮鬥，而是為本轄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而奮鬥。因此,更加客觀的說,中共是多個利益集團的綜合體,並不是所有的成員都同樣分享到特權利益,事實上, 大量的普通黨員都被排斥在利益分享機制之外,有些甚至淪為社會的弱勢群體。而在綜合體內部, 則存在著錯綜複雜的利益競爭和利益對立. 比如黨和政府之間，部門和部門之間、地區和地區之間、中央和地方之間、不同的權貴家族之間，都存在著利益競爭。這裡僅簡單闡述中央和地方的利益競爭。
分權式的經濟改革, 財政體制的聯邦主義特製,中共官員的績效考核方式，決定了地方主義的抬頭和發展, 從現在政治局成員的構成就可以看出地方勢力的逐步崛起。為了對抗這種地方化傾向,中共高層採取了複雜的人事政策，同時運用中央特有的政策工具,比如宏觀調控、銀行系統的垂直管理、大型國有企業的人事任命權，甚至通過中紀委進行有選擇的反腐敗手腕來打壓地方勢力。可以說，經濟上的放權讓利已經讓地方日益強壯起來之後，現行中共中央控制地方的最有效工具只剩下政治性的人事任命權了。但集權體制特有的代理鏈條過長為地方博弈中央提供了方便，中央政令經過層層選擇性處理之後，甚至會消失於無形的抵制之中，所謂「政令不出中南海」也！
在這個利益競爭中,地方並不是完全被動的,地方勢力可以運用執行的便利,信息方面的優勢,有選擇地貫徹執行中央的政策,通過欺騙高層來維護地方和小團體的利益。通過這些競爭,高層和地方在政治、經濟、價值判斷等方面的偏差和博弈更清晰地浮出水面。
其實，既得利益集團本身就是是一個現代政治詞彙,如何規範這種利益集團的行為，這種利益集團如何尋求內部競爭規則,都將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演變過程。因此, 如果非要說中共是一個既得利益集團,那麼我們發現：一方面，它的統一行動能力越來越弱,政令效力層層遞減，制度性內耗越來越強烈；另一方面，中共官僚在與憲政民主等新理念相碰撞時,並不是簡單的對立或否定，而是在公開場合談論中國特殊論，在私下場合表示認同，在與西方政府進行人權對話時，也會採取非常靈活的說辭。甚至也有像劉亞洲這樣的軍事將領在網路上發表很開明的言論。因此，完全可以保持一種審慎的樂觀期待,中共地方主義勢力的發展與憲政民主理念中的地方自治、縱向分權等有內在的契合性。
中共從階級鬥爭向利益競爭的轉變是一個驚人的跳躍,這種轉變自然導出對現代政治秩序的一些基本需求。正如美國學者羅伯特•摩根所說的"如果統治者的自利不受一種憲法的制約，那麼隨之而來的就只能是派系之爭、混亂和暴政。" 那麼，什麼制度才是利益競爭的的最佳出路呢? 結論是,只有民主制度,民主制度並不以剝奪既有利益為訴求, (參見拙文:民主化變革和利益格局),而是要給予無序的利益競爭以一個合法性的規則。對那些已經腰纏萬貫的中共權貴而言，即便他們短視到完全不考慮整個國家的長治久安，但他們也要面向未來籌劃自身的利益，因而他們也就必須考慮如何長期地保有自身利益的安全和增值，而在利益競爭愈演愈烈的格局中，有規則的競爭遠比無規則的爭鬥更安全。要不然，權貴們決不會紛紛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國外，把自己的財產轉移到西方國家。
第三個問題:中共必然會瓦解嗎?
也許，通過分析中共領導層對此的態度更能說明問題.表面看來, 中共高層對中共的歷史命運的關切尤其突出,他們甚至發出"黨和國家生死存亡"警鐘。但是仔細解讀之下,中共高層對中共命運的關心是值得質疑的.一個組織, 最重要的生命力是它的精神準則,但是中共的馬克思主義教義已經破產,如果是真正關心中共未來命運的領導人，應該是給這個組織注入蘊涵自由人權公正等的現代政治理念,把中共改造成現代型的政黨,而不是貽誤很多寶貴的歷史機遇， 20多年來在政治變革方面無所作為。
從利益競爭的角度來看, 中共高層的這種"警鐘長鳴"，其實也不過是一種博弈策略。高層通過敲打亡黨的警鐘來對地方諸侯和政治對手進行政治訛詐, 通過這種訛詐來抑制和約束中共這個肌體內部的離心傾向,同時打壓中共黨員的理性化思考,通過愚弄中共普通黨員的方式來實現組織的捆綁效應,以增加集體行動能力，而這種捆綁的後果是相當可怕的。
其實，中共成員的大多數,所在的崗位並不是政治性的崗位,他們是職業官僚,公務員,事務或技術型的專家,甚至是學術專家等等。這些職業的特點決定了政治變遷跟他們的關係其實並不那麼大,他們的利益和收益並不是來自中共的黨員身份,很多時候恰好相反,是因為他們的專業能力的關係，中共體制才有意識地把他們給捆綁進去了。要統一這麼多複雜成員的共同預期,高層就必須強化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政治無意識，以恫嚇那些企圖另搞一套的黨員，來提高那些意欲推動中共本身的政治轉型的成本。近年來，中共黨內流行的所謂「沉船論」，就是為了強化中共作為利益共同體的向心力。而事實上，正如我前面分析的，從利益的角度講，把中共作為一個龐大的利益共同體完全是別有用心的虛構。在利益主導的今日中國，一個下崗或失業的普通黨員，或一個從事個體經營的黨員，對黨魁的位置毫無作用，他又怎麼可能與胡錦濤有共同利益呢？
所以，從實際效果來看, 在信念忠誠已經崩潰的今日中共內部，中共高層的這種政治訛詐的效果實在有限。因為，作為中共的一員，他們既然不能通過有效的制度化通道影響中共中央,那麼他們憑什麼要從內心效忠這個黨中央！對於中共最高代表的黨中央，不要說廣大黨員沒有歸屬感，就是官員也沒有歸屬感。因此，他們也並不在乎中共是否會瓦解。恰恰相反，他們更在乎自己及其家族的出路,在乎自己的財產安全,子女的教育和國外護照等等。實際上，他們很多都通過用腳投票的方式表明瞭對中共的離棄。對於個體來說,他們才不會傻到為了一個抽象的組織而陪葬。
這些圖景的存在提醒我們，有些問題本身就不是一個正當的問題.中共權力的延續性，實質上只是保持中共內部特定集團對權力的壟斷性,而那些離權力核心比較遠又具備一定實力的政治新生代本身，就是反對這種准血緣型的政治競爭規則的，那麼，簡單的追問中共的未來命運就顯得多麼無趣。
在強化這種"瓦解"的共同預期方面, 民間力量也需要反思.以三退和九評為標誌的輿論戰，雖然對中共形成了巨大的道德壓力,但是這種道德壓力因為忽視了中共內部的差序格局,因此能催化的變革動力也許是有限的.某種意義上,中共當局正好可以利用這種壓力進行「沉船論」的內部訛詐,從而增強中共內部對民主化的抵抗力.
另外一些更不著調的做法是，完全看不到七千萬成員的分離的競爭的利益特點,而僅僅滿足於把中共給扁平化和符號化，甚至不惜以編造謊言來進行道德討伐，不惜發出一些不著邊際的恫嚇。這種道德恫嚇就不僅是對著中共政權來的，也是對著所有中共黨員來的。而在實際上，當下中國的黨與非黨、體制內與體制外的道德界限已經不是黑白分明瞭。許多中共的老幹部老黨員對自由民主的認同，並不比非黨員低。所以，非黑即白的道德討伐和恫嚇，必將使道德批判淪為類似精神勝利法的自我陶醉。而這種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既擴大了對立面,又迷失了真正的對手。
對於中共的多元結構,對於中共未來的複雜演變,強調下"政治切換主義"也許是適當的。也就是說，對於中共黨員中的大多數,對於中共內部存在的很多板塊,民主化並不是他們的災難, 而只是一場簡單的政治切換，並不威脅他們的合法利益.集結在中共這個名下的繁多的社會力量，也不可能僅僅以"民主障礙"的單一角色參與未來的民主化大戲。
因此，站在民間的立場,與其沒來由的高調宣稱中共必然瓦解,不如放低身段,以一個恰當的姿態面對中共這個龐大的組織,不搞無差異式的道德推銷,而是聚焦目標,集中抨擊中共的獨裁理念及其制度,用自由主義理念和對社會現實的理性把握來鍛造新的政治行為模式，給中共內部政治鬥爭注入新的理念和制度選項，推動中共的理性化和規則化。
第四個問題:中共政治領導層會有哪些動作?
分析了中共的世俗化轉變和內部結構性衝突之外,我們可以把中共新領導層可能的政治動作納入考察的視野。
首先需要分析的是所謂的「政治體制改革」。如果我們把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設定為民主,那麼很明顯的,由中共高層主導的所謂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要預先保證中共高層的主導權,而這個改革路徑與民主體制下權力的自下而上的來源通道是相悖的。基於社會力量的生長和中共控制能力的日益衰落,要預先保證中共高層的政治主導權在技術上也是困難重重的.即使這些困難都不存在,那麼在政治體制改革貫徹執行過程中,必然也會被中共內部層層利益團體所扭曲而遠離改革的初衷。如果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只是如何維繫中共的一元統治，那肯定是冒牌的改革。因此，政治體制改革的說法大約從來只有一種粉飾作用,而中共的御用學者比如李君如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才敢於宣稱中共的政治體制改革從來沒有間斷過。
同樣的理由，也可以來回應民間相當普遍的所謂"戈爾巴喬夫情結"。很多關注中國政治轉型的人,基於中共一股獨大的事實, 往往期望中共內部出現一個強勢的開明領導人,他能主動進行變革,以降低政治轉型的難度和社會成本.從上面的分析來看,今天的中共體制已經失去了產生戈爾巴喬夫式的政治人物的土壤.
並且，在我看來, 這種情結本身多少有點刻舟求劍的味道. 經濟自由化變革,開放政策的落實,中共的世俗化和利益化,以及在壓力之下的回應性等特點,在在證明了改革二十多年來的中國的社會發展，事實上在某些方面已經超越戈爾巴喬夫曾經給當年蘇聯帶來的變化。換句話說,我們已經不需要戈爾巴喬夫了。
一個有趣的追問是：戈爾巴喬夫來不了,會不會來一個卡斯特羅之類？也就是說，中共高層中能否重新出現一個比較純粹的共產主義者？雖然，這種問題近乎荒誕, 但是關注中國現實政治的人,有這個擔心並不奇怪.對此，我的理解是,如果承認上述對中共演變的描述,那麼對以中共名義存在的利益集團綜合體本身來說，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無疑也是現行中共的最大威脅。所以，除非這個共產主義者是神,否則的話，他很快就會被現有的權力體制所淘汰.
為了維護權力本身,新的政治精英必須進行一系列的政治動作,關鍵權位的人事布局，新政治符號的確立,對政治對手的打壓等等,這些顯然都是例行程序……但這些例行程序要貫通中共整體的困難越來越大。隨著中共各個組成部分的自主性越來越強,對這些例行程序的抗體也越來越強大, 而在內部政治角力的過程中,那些具備了一定的政治資本,又有一定冒險精神的政治人物,在特定的回合裡總會劍走偏鋒,回應公眾的民主化訴求，公開向社會借力以獲得政治優勢。於是，政治變革的葉利欽模式將重新上演。戈爾巴喬夫久侯不至，而葉利欽不請自來,擋也擋不住。這是權力鬥爭的內在邏輯.
那麼，葉利欽出場後,這個龐大的組織將怎麼辦? 其實很簡單,當中共新的政治精英從中共這個機器中所能獲取的收益小於他們必須為之付出的代價的時候,他們拋棄中共就如同拋棄一件舊衣裳.
這些變化提醒我們,在未來政治變革過程中，中共並不是民主化死心塌地的敵人,而只是這個過程中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 民主化的潮流，並不是體制外獨有，一個失去了道義底氣的威權政黨，未來的任何轉身或者變臉都不會讓我們驚訝。
中共是什麼呢? 以中共的巨無霸尺寸,以中共紛繁複雜的各種面孔來看, 要清楚描述它當然很不容易,不過長久在它的影子下生活，即使是用盲人摸象的方法,我們也能大致摸到今日中共的輪廓。
今日中共的輪廓大致如下：中共依然是一個獨裁政黨,號稱有7000萬黨員,歷史罪孽深重,倡導經濟改革,原教旨馬克思主義已經基本破產, "專制發條已經鬆懈," 正逐步蛻變成一個權貴利益集團,是民主化的巨大阻礙。
如果歷史是一面鏡子的話,這個判斷大致不錯,憲政民主與中共理念並不兼容, 民主化總是意味著獨裁黨的瓦解,加之中共的歷史包袱太重，要進行現代化政黨的成功轉型,無疑是高難度的政治動作，成功的機率相當低。
不過切換到現實的視角, 這種認識和判斷過於簡單,過於粗糙,忽視了很多正在發生的重要變化, 忽視了現實政治與民主化暗流相互糾纏的互動軌跡, 而這種忽視的最大社會危害，就是提高了人們對政治轉型的難度和成本的評估。為了抵消這種認知錯誤帶來的消極後果,我們應該盡量抑制住對一個極權體制的情感性厭惡, 而通過對一些特定問題的理性探討來重新審視這些認知。
第一個問題：中共是怎樣的一個政黨?
簡單的回答當然是：中共是一個專制集團。不過，正如我反覆強調的現實視野, 今日的中共畢竟離馬克思主義原教旨政黨已經很遠，從所謂的改革開放的第一天起，"修正主義"就已經是中共的典型特徵了。雖然，中共內部不時表現出"左"的原教旨衝動,但，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 中共的左派已經是明日黃花了, 三個代表等理論的提出徹底摧毀了中共原有的意識形態基礎,。由此而來的是機會主義和實用主義成為中共的統治哲學，所以，中共並不是如朝鮮和古巴那樣的一個僵化的統治集團, 而是具備了相當程度"回應性"的政黨。考慮到中共內部成員的變化,新一代社會精英的加入, 技術型官僚群體的崛起等事實, 這種"回應性"會逐步增強, 中共的確有向現代政黨演變的壓力和傾向。
從中共角度來看,鄧小平的貓論、穩定壓倒一切、發展是硬道理、四項基本原則、擱置姓資姓社、不當頭外交；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大國外交；胡錦濤的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八榮八恥、執政能力建設、新三民主義、黨內民主、和平崛起,……短短二十幾年的改革過程中，中共出臺的種種新理論之頻繁，已經構成氾濫成災的景觀，既前言不搭後語，又讓人眼花繚亂，這在非常在乎思想統一的中共執政史上，可謂前所未有。如果再看看偶爾流傳於網路的中共高官的內部講話，就更會感到現在的中共已經蛻變為只有利益而沒有思想的執政黨。
現在的中共中央常常抱怨黨內思想混亂，殊不知，搞亂黨內思想的禍首恰恰是中共黨魁和政治局的寡頭們。最近，網路上對震動國內外的陳良宇案的眾說紛紜，就是這種思想混亂的最好見證。以至於，網路上流傳的一份「陳良宇言論輯要」，將這個胡錦濤欽定的腐敗高官變成了思想開放、信奉市場、敢於抗上的開明高官。
雖然，中共黨魁的這些說法含有政治作秀和權力鬥爭的成分,但起碼也折射出不爭的事實：處於轉型時代的中共也像整個中國一樣，充滿了何去何從的焦慮。首先，道義合法性已經越來越脆弱的中共具有如何保住的政權的危機感；其次，失去強人黨魁和統一意識形態中共具有身份認同的危機；再次，未來前景高度不確定的中共具有看不清自身統治的未來。所以，這些紛繁提法的走馬燈般地提出，折射出中共重新尋找自我定位的迷茫和努力。
民間力量不必給予中共的這種努力以任何掌聲,但是正是這種從極權主義到威權主義的變化為中國民間力量成長提供了主要空間。通過十多年的權利啟蒙和新觀念傳播,通過六四後從未間斷的民間反對運動，更通過近年來來自草根階層的此起彼伏的維權運動,加上民主化在全球形成的道德張力和實力優勢, 任何有著起碼政治理性的獨裁黨都會受到一定程度上的"訓政", 從而降低其統治的暴戾之氣。
第二個問題: 中共是怎樣的一個利益集團?
泛泛而談,說中共是一個利益集團大概也不錯，但是嚴謹地推敲起來,這個判斷也存在很多漏洞。從世俗利益的角度來看,很難相信存在著一種七千萬人能夠共同分享的利益；其次,也很難相信,一個以利益為基礎的組織，當範圍大到包含七千萬成員的時候,它還能進行有效的管理和運行。世界上存在著比中共更巨大的組織, 比如各種宗教組織,但是這些宗教並不以世俗利益為黏合劑的。歷史上的中共曾經有過准宗教的色彩,但是如今馬克思教義已經沒有多少動員能量了，即便是負責任的中共高官眼中的政績標準，也不再是為馬列主義的理想而奮鬥，而是為本轄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而奮鬥。因此,更加客觀的說,中共是多個利益集團的綜合體,並不是所有的成員都同樣分享到特權利益,事實上, 大量的普通黨員都被排斥在利益分享機制之外,有些甚至淪為社會的弱勢群體。而在綜合體內部, 則存在著錯綜複雜的利益競爭和利益對立. 比如黨和政府之間，部門和部門之間、地區和地區之間、中央和地方之間、不同的權貴家族之間，都存在著利益競爭。這裡僅簡單闡述中央和地方的利益競爭。
分權式的經濟改革, 財政體制的聯邦主義特製,中共官員的績效考核方式，決定了地方主義的抬頭和發展, 從現在政治局成員的構成就可以看出地方勢力的逐步崛起。為了對抗這種地方化傾向,中共高層採取了複雜的人事政策，同時運用中央特有的政策工具,比如宏觀調控、銀行系統的垂直管理、大型國有企業的人事任命權，甚至通過中紀委進行有選擇的反腐敗手腕來打壓地方勢力。可以說，經濟上的放權讓利已經讓地方日益強壯起來之後，現行中共中央控制地方的最有效工具只剩下政治性的人事任命權了。但集權體制特有的代理鏈條過長為地方博弈中央提供了方便，中央政令經過層層選擇性處理之後，甚至會消失於無形的抵制之中，所謂「政令不出中南海」也！
在這個利益競爭中,地方並不是完全被動的,地方勢力可以運用執行的便利,信息方面的優勢,有選擇地貫徹執行中央的政策,通過欺騙高層來維護地方和小團體的利益。通過這些競爭,高層和地方在政治、經濟、價值判斷等方面的偏差和博弈更清晰地浮出水面。
其實，既得利益集團本身就是是一個現代政治詞彙,如何規範這種利益集團的行為，這種利益集團如何尋求內部競爭規則,都將是一個值得關注的演變過程。因此, 如果非要說中共是一個既得利益集團,那麼我們發現：一方面，它的統一行動能力越來越弱,政令效力層層遞減，制度性內耗越來越強烈；另一方面，中共官僚在與憲政民主等新理念相碰撞時,並不是簡單的對立或否定，而是在公開場合談論中國特殊論，在私下場合表示認同，在與西方政府進行人權對話時，也會採取非常靈活的說辭。甚至也有像劉亞洲這樣的軍事將領在網路上發表很開明的言論。因此，完全可以保持一種審慎的樂觀期待,中共地方主義勢力的發展與憲政民主理念中的地方自治、縱向分權等有內在的契合性。
中共從階級鬥爭向利益競爭的轉變是一個驚人的跳躍,這種轉變自然導出對現代政治秩序的一些基本需求。正如美國學者羅伯特•摩根所說的"如果統治者的自利不受一種憲法的制約，那麼隨之而來的就只能是派系之爭、混亂和暴政。" 那麼，什麼制度才是利益競爭的的最佳出路呢? 結論是,只有民主制度,民主制度並不以剝奪既有利益為訴求, (參見拙文:民主化變革和利益格局),而是要給予無序的利益競爭以一個合法性的規則。對那些已經腰纏萬貫的中共權貴而言，即便他們短視到完全不考慮整個國家的長治久安，但他們也要面向未來籌劃自身的利益，因而他們也就必須考慮如何長期地保有自身利益的安全和增值，而在利益競爭愈演愈烈的格局中，有規則的競爭遠比無規則的爭鬥更安全。要不然，權貴們決不會紛紛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國外，把自己的財產轉移到西方國家。
第三個問題:中共必然會瓦解嗎?
也許，通過分析中共領導層對此的態度更能說明問題.表面看來, 中共高層對中共的歷史命運的關切尤其突出,他們甚至發出"黨和國家生死存亡"警鐘。但是仔細解讀之下,中共高層對中共命運的關心是值得質疑的.一個組織, 最重要的生命力是它的精神準則,但是中共的馬克思主義教義已經破產,如果是真正關心中共未來命運的領導人，應該是給這個組織注入蘊涵自由人權公正等的現代政治理念,把中共改造成現代型的政黨,而不是貽誤很多寶貴的歷史機遇， 20多年來在政治變革方面無所作為。
從利益競爭的角度來看, 中共高層的這種"警鐘長鳴"，其實也不過是一種博弈策略。高層通過敲打亡黨的警鐘來對地方諸侯和政治對手進行政治訛詐, 通過這種訛詐來抑制和約束中共這個肌體內部的離心傾向,同時打壓中共黨員的理性化思考,通過愚弄中共普通黨員的方式來實現組織的捆綁效應,以增加集體行動能力，而這種捆綁的後果是相當可怕的。
其實，中共成員的大多數,所在的崗位並不是政治性的崗位,他們是職業官僚,公務員,事務或技術型的專家,甚至是學術專家等等。這些職業的特點決定了政治變遷跟他們的關係其實並不那麼大,他們的利益和收益並不是來自中共的黨員身份,很多時候恰好相反,是因為他們的專業能力的關係，中共體制才有意識地把他們給捆綁進去了。要統一這麼多複雜成員的共同預期,高層就必須強化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政治無意識，以恫嚇那些企圖另搞一套的黨員，來提高那些意欲推動中共本身的政治轉型的成本。近年來，中共黨內流行的所謂「沉船論」，就是為了強化中共作為利益共同體的向心力。而事實上，正如我前面分析的，從利益的角度講，把中共作為一個龐大的利益共同體完全是別有用心的虛構。在利益主導的今日中國，一個下崗或失業的普通黨員，或一個從事個體經營的黨員，對黨魁的位置毫無作用，他又怎麼可能與胡錦濤有共同利益呢？
所以，從實際效果來看, 在信念忠誠已經崩潰的今日中共內部，中共高層的這種政治訛詐的效果實在有限。因為，作為中共的一員，他們既然不能通過有效的制度化通道影響中共中央,那麼他們憑什麼要從內心效忠這個黨中央！對於中共最高代表的黨中央，不要說廣大黨員沒有歸屬感，就是官員也沒有歸屬感。因此，他們也並不在乎中共是否會瓦解。恰恰相反，他們更在乎自己及其家族的出路,在乎自己的財產安全,子女的教育和國外護照等等。實際上，他們很多都通過用腳投票的方式表明瞭對中共的離棄。對於個體來說,他們才不會傻到為了一個抽象的組織而陪葬。
這些圖景的存在提醒我們，有些問題本身就不是一個正當的問題.中共權力的延續性，實質上只是保持中共內部特定集團對權力的壟斷性,而那些離權力核心比較遠又具備一定實力的政治新生代本身，就是反對這種准血緣型的政治競爭規則的，那麼，簡單的追問中共的未來命運就顯得多麼無趣。
在強化這種"瓦解"的共同預期方面, 民間力量也需要反思.以三退和九評為標誌的輿論戰，雖然對中共形成了巨大的道德壓力,但是這種道德壓力因為忽視了中共內部的差序格局,因此能催化的變革動力也許是有限的.某種意義上,中共當局正好可以利用這種壓力進行「沉船論」的內部訛詐,從而增強中共內部對民主化的抵抗力.
另外一些更不著調的做法是，完全看不到七千萬成員的分離的競爭的利益特點,而僅僅滿足於把中共給扁平化和符號化，甚至不惜以編造謊言來進行道德討伐，不惜發出一些不著邊際的恫嚇。這種道德恫嚇就不僅是對著中共政權來的，也是對著所有中共黨員來的。而在實際上，當下中國的黨與非黨、體制內與體制外的道德界限已經不是黑白分明瞭。許多中共的老幹部老黨員對自由民主的認同，並不比非黨員低。所以，非黑即白的道德討伐和恫嚇，必將使道德批判淪為類似精神勝利法的自我陶醉。而這種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既擴大了對立面,又迷失了真正的對手。
對於中共的多元結構,對於中共未來的複雜演變,強調下"政治切換主義"也許是適當的。也就是說，對於中共黨員中的大多數,對於中共內部存在的很多板塊,民主化並不是他們的災難, 而只是一場簡單的政治切換，並不威脅他們的合法利益.集結在中共這個名下的繁多的社會力量，也不可能僅僅以"民主障礙"的單一角色參與未來的民主化大戲。
因此，站在民間的立場,與其沒來由的高調宣稱中共必然瓦解,不如放低身段,以一個恰當的姿態面對中共這個龐大的組織,不搞無差異式的道德推銷,而是聚焦目標,集中抨擊中共的獨裁理念及其制度,用自由主義理念和對社會現實的理性把握來鍛造新的政治行為模式，給中共內部政治鬥爭注入新的理念和制度選項，推動中共的理性化和規則化。
第四個問題:中共政治領導層會有哪些動作?
分析了中共的世俗化轉變和內部結構性衝突之外,我們可以把中共新領導層可能的政治動作納入考察的視野。
首先需要分析的是所謂的「政治體制改革」。如果我們把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設定為民主,那麼很明顯的,由中共高層主導的所謂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要預先保證中共高層的主導權,而這個改革路徑與民主體制下權力的自下而上的來源通道是相悖的。基於社會力量的生長和中共控制能力的日益衰落,要預先保證中共高層的政治主導權在技術上也是困難重重的.即使這些困難都不存在,那麼在政治體制改革貫徹執行過程中,必然也會被中共內部層層利益團體所扭曲而遠離改革的初衷。如果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只是如何維繫中共的一元統治，那肯定是冒牌的改革。因此，政治體制改革的說法大約從來只有一種粉飾作用,而中共的御用學者比如李君如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才敢於宣稱中共的政治體制改革從來沒有間斷過。
同樣的理由，也可以來回應民間相當普遍的所謂"戈爾巴喬夫情結"。很多關注中國政治轉型的人,基於中共一股獨大的事實, 往往期望中共內部出現一個強勢的開明領導人,他能主動進行變革,以降低政治轉型的難度和社會成本.從上面的分析來看,今天的中共體制已經失去了產生戈爾巴喬夫式的政治人物的土壤.
並且，在我看來, 這種情結本身多少有點刻舟求劍的味道. 經濟自由化變革,開放政策的落實,中共的世俗化和利益化,以及在壓力之下的回應性等特點,在在證明了改革二十多年來的中國的社會發展，事實上在某些方面已經超越戈爾巴喬夫曾經給當年蘇聯帶來的變化。換句話說,我們已經不需要戈爾巴喬夫了。
一個有趣的追問是：戈爾巴喬夫來不了,會不會來一個卡斯特羅之類？也就是說，中共高層中能否重新出現一個比較純粹的共產主義者？雖然，這種問題近乎荒誕, 但是關注中國現實政治的人,有這個擔心並不奇怪.對此，我的理解是,如果承認上述對中共演變的描述,那麼對以中共名義存在的利益集團綜合體本身來說，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無疑也是現行中共的最大威脅。所以，除非這個共產主義者是神,否則的話，他很快就會被現有的權力體制所淘汰.
為了維護權力本身,新的政治精英必須進行一系列的政治動作,關鍵權位的人事布局，新政治符號的確立,對政治對手的打壓等等,這些顯然都是例行程序……但這些例行程序要貫通中共整體的困難越來越大。隨著中共各個組成部分的自主性越來越強,對這些例行程序的抗體也越來越強大, 而在內部政治角力的過程中,那些具備了一定的政治資本,又有一定冒險精神的政治人物,在特定的回合裡總會劍走偏鋒,回應公眾的民主化訴求，公開向社會借力以獲得政治優勢。於是，政治變革的葉利欽模式將重新上演。戈爾巴喬夫久侯不至，而葉利欽不請自來,擋也擋不住。這是權力鬥爭的內在邏輯.
那麼，葉利欽出場後,這個龐大的組織將怎麼辦? 其實很簡單,當中共新的政治精英從中共這個機器中所能獲取的收益小於他們必須為之付出的代價的時候,他們拋棄中共就如同拋棄一件舊衣裳.
這些變化提醒我們,在未來政治變革過程中，中共並不是民主化死心塌地的敵人,而只是這個過程中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 民主化的潮流，並不是體制外獨有，一個失去了道義底氣的威權政黨，未來的任何轉身或者變臉都不會讓我們驚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