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6-10-25 12:24:12作者：
呈現一幅以上海為背景的別樣歷史畫卷。「老克勒」，一個產生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名詞，具有多種釋義，但老克勒們更偏向於一種解釋：class的諧音，表示上流階層，象徵著品位與格調。正宗的老克勒經歷過殖民地時期的上海，即西方文化充斥上海灘的摩登年代。
一場持續兩年的房產糾紛案的塵埃落定，在上海引起了綿延數月而不絕的反應：業內人士嘩然，媒體相繼報導──上海高院作出終審判決，上海地產集團合法購得擁有80多年歷史、上海最大的私人花園洋房──寶慶路3號。由於成交價7300萬元近乎市場價的50%，價格之低令人匪夷所思，於是質疑交易內幕成了輿論的第一焦點。
在無法觸及真相只能不了了之後，人們開始從故紙堆裡翻找寶慶路3號的前世：上海「染料大王」周宗良的私人宅邸。如此眾人才明白，為何在上海的鑽石地段盤踞著如此囂張的花園別墅，佔地面積竟然接近5000平方米。這一切，只因其主人的財富，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幾乎無人能望其項背。
抽絲撥繭地尋回歷史後，自然好奇周氏後人的現狀。叩開寶慶路3號那扇寬厚的黑漆木門，蕭條的院落裡只有周宗良的外孫徐元章主持大局，另外兩個主人：徐的姨夫和表兄則始終避於見人。徐元章的母親周韻琴(又名淑芬)是周家四小姐，1957年周宗良病逝於香港，周韻琴赴港奔喪，從此一去不回。徐父徐興業所著長篇歷史小說《金甌缺》曾獲第三屆茅盾文學獎，無奈得獎前一年已然病逝。
若非房產糾紛引來注目，外人絕無可能知曉，這座看似寂寥的陳舊宅邸裡，竟然隱藏著一個秘密：每逢週末，一群老克勒從四面八方湧來，在寶慶路3號的巨型客廳裡舉行舞會，用老克勒的話說：「這叫home patry，四十多年前，我們每週都舉辦。」
「老克勒」，一個產生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名詞，具有多種釋義，但老克勒們更偏向於一種解釋：class的諧音，表示上流階層，象徵著品位與格調。正宗的老克勒經歷過殖民地時期的上海，即西方文化充斥上海灘的摩登年代，誰能想像那時巴黎最新款的服裝不是送去紐約，而是運來上海？
而彼時正值青少年乃至孩童的老克勒，因家世顯赫或至少殷實，成了西方流行文化的擁躉。在那時培養出的生活習慣和喜好保留至今：刻意修飾裝扮，恪守紳士淑女言行，精通吃喝玩樂。這些明顯異於同齡人的洋派言行，致使他們成了一個只存在於上海的特殊群體。
在寶慶路3號看著這群老克勒翩翩起舞，昏黃的老房子裡流淌著六七十年前的西方流行樂，以至於光影開始錯亂，時間竟能倒流：這裡每個人，都有一段特殊的身世背景和人生經歷，匯聚他們的故事，竟然呈現出一幅以上海為背景的別樣歷史畫卷，像是一堆活化石集體朗誦著歷史。
摩登年代的上海，豪門世家裡有「土財主」，也有「洋務派」，「染料大王」周宗良屬於典型的後者。這個出生於牧師家庭的寧波人，從小就讀寧波耶穌教會創辦的斐迪中學，學得一口流利英語。1905年，30歲的周宗良來到上海，擔任經營染料的德商謙信洋行「跑街」，5年後升任洋行買辦。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在華經商的德國人紛紛回國，當時謙信洋行已是在華最大的德國洋行，不僅在滬置有大量房產，而且棧存的染料也數量巨大。因為德國公司的財產當時被視為「敵產」，該行老闆深恐大戰中受損失，就將謙信在滬的不動產的戶名全部改為周宗良，托其隱匿保管。而謙信所有染料也全部折價賣給周宗良。
戰爭導致了亞歐之間運輸斷絕，不久之後，進口染料由於貨源斷絕一下子成了緊俏商品，而周宗良手裡掌握了謙信洋行全部倉儲，因而一躍成為染料業鉅子。戰爭結束後，周宗良將所有不動產及巨款悉數歸還德商，他以誠實贏得了德國人的信任，不久就成為德國法本集團(二戰時是希特勒的主要支持夥伴)在中國的總買辦。
時至1929年，周宗良的資產已十分可觀，僅外匯儲蓄就有330萬美元。到了40年代，更達400萬美元。而當時上海灘頭號人物杜月笙的外匯儲蓄也只有十幾萬美元。1930年前後，周宗良從德商手裡買下寶慶路3號，並在原建築基礎上擴建，形成了客廳、主人樓、客人樓、佣人樓和廚樓分別獨立的形式。而這種建築概念在七十多年後被上海佘山2.5億元的頂級別墅又拿來當作賣點。
因為從小接受教會學校的教育，周宗良的生活方式非常西化。廚房裝有煤氣，瓷磚一直貼到天花板。歐式的餐廳有柚木餐臺、酒吧臺和彩色玻璃，邊上放著碩大的皮沙發。佣人們伺候主人進餐時負有不同職責，有人可以進入，有人只能從特別的窗口將飯菜傳遞進去。
至於家居擺設，則更為西式。會客廳的傢俱、燈飾均從法國購入，風格仿造中世紀貴族。周宗良居住的主樓進門有衣帽間，綠色吊燈搭配黑色挂衣櫥。樓上的傢俱都是米色的達芬奇傢俱，後來「文革」中抄家時統統被搬走了。
如今寶慶路3號的那扇黑色大門在當年是二道門，邊上有兩個守衛，「都是白俄伯爵呢。」徐元章聽年長的親戚說，當時的上海人瞧不起俄羅斯人，認為他們太土。那時的上海，充斥著歐美流行文化。上流階層消費著頂尖的奢侈品，年輕的精英階層追逐時尚風潮。
徐元章舞會上的常客、人稱「嗲妹妹」的趙曼芙，其父趙增濤師從上海近代建築業創始人楊斯盛，並繼承其衣缽成為當年上海灘上口碑最好的建築商。「解放前我還是個小孩子，那時我穿的衣服都是從美國運來的，完全仿造秀蘭·鄧波兒的風格。」
男人們購物在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這段路上有兩家最具特色的男士包裝店「興泰」和「裕泰」。興泰出售的商品均從國外進口，都是當時在上海流行的國際品牌，如Burberry的風衣和Jauger的羊毛衣物。裕泰的特色在於煙具，店裡最貴的菸斗Bestmade，每隻賣到五十美元，當時等於一兩黃金的價格，即使這樣貴，也不必發愁沒有客人。
而男士定做西裝要跑去如今的南京東路。那裡有歐洲人經營的西服店，衣料都是從英國進口，一兩黃金只能訂做兩套西服。「年紀大的模仿英國紳士，年輕人就學好萊塢明星。」徐元章舞會上的另一位常客，八十歲的朱廷嘉，其父做印刷業發家，擁有大光明所屬的亞洲影院公司旗下多家戲院的股份。「好多人模仿《魂斷藍橋》裡羅伯特·泰勒，留八字鬍，我也留了，還弄了個菲律賓Style的髮型，後面留長，兩邊隆起，像個鴨屁股。」
而被上海年輕女性模仿頻率最高的好萊塢女星是費雯麗，女孩們學著她在《亂世佳人》裡的裝束，勒緊小蠻腰，突出胸部。徐元章出生於1945年，來不及感受彼時上海摩登氣息的他，只能根據周遭年長朋友的描述，還原那個年代裡年輕人的生活面貌。
在聖約翰大學和聖瑪麗女校學習西方禮儀和文化，在棒球場和網球場上揮汗如雨，在仙樂斯和百樂門裡大秀國標和踢踏舞，在美琪和大光明裡欣賞與歐美同步放映的外語片。因為外語片的興盛，大光明影院甚至在1939年推出美國廠商為其專制的「譯意風」耳機，觀眾另付一角錢可以戴上它，由專人講解劇情對白，當時有記者將這玩意比喻成「像是帶了一位到美國去鍍過金的伴侶」。
1945年抗戰勝利後，德國人在華企業統統沒收和關閉。周宗良長達35年的買辦生涯到此結束，儘管還有其他產業，但是失去了「染料大王」的頭銜，周家從此由盛轉衰。之後發生了上海市長吳國楨「請財神」的事情，發了戰爭財的上海灘各工商鉅子包括周宗良等紛紛破財「為市政建設捐款」。
眼看著國民黨大勢已去，周宗良在1948年收縮資金，帶著三個年齡最小的兒子經由廣州去往香港，從此再未回到上海和寶慶路3號。徐元章是在1951年隨其父親一同搬入寶慶路3號。曾經的上流階層一夕間變成了普羅大眾，甚至於在某種意識形態下會自覺矮人一等。
「那時候精神壓抑得很，沒經歷過的人不會懂。」趙曼芙和其他大富之家的子女一樣，雖然基本維持原來的生活標準，但在外卻表現得極為收斂。「那時我們在中西女校讀書，都是富家女，但是我們在學校裡只敢穿白襪和黑布鞋，簡單的白襯衣配長裙。」趙曼芙只在家裡，才會穿上親友從香港寄來的牛仔褲，滿屋子轉悠。
「我可不管，照樣穿著‘老人頭’皮鞋和料子褲出門，就是常在路上被人指指點點。」朱廷嘉在抗戰期間，隨家人跑去香港避難，解放後又跑回上海，「那時香港真土，我恨不得飛回來。」根據徐元章的描述，其三舅周孝存似乎在那些年裡並不收斂。周宗良離開上海後，周孝存成了周家在內地產業的負責人。他在1954年一口氣買了6輛車，耗費4萬美元遊玩歐洲。
周孝存在上海大肆揮霍的同時，周宗良卻在香港病入膏肓。由於當時香港市面不景氣，年事已高的周宗良無力打理產業，只得托付於兩個助手。1957年，周宗良病逝，留下遺囑：內地財產分配比例為妻子孫家儀25%，6個兒子共佔50%平均分配，7個女兒共佔25%平均分配。
周宗良在國內財產多為不動產，加之周氏家族人丁眾多，致使繼承關係更為複雜，這才有了前文所述的房產糾紛的緣起：拍賣寶慶路3號，以便周氏後人用現金方式分割這座不動產。徐母周韻琴於1957年赴港奔喪。處理完香港事務，國內卻開始變得不平靜，各種運動接連不斷，周韻琴無法回到上海，提出希望一家人能在海外團聚，但當時身為教育局裡唯一一位非黨員的徐興業知道，此時申請出國比登天還難。
徐元章從此再未見過母親，但是作風洋派的母親留給他的影響確是根深蒂固的。周韻琴赴港那年，徐元章開始學畫，與母親師從同人。周韻琴臨走前的一個隨意安排，竟然成了徐元章畢生的事業，如今徐元章的水彩畫以上海各處的老洋房為摹本，加上他的想像，再現摩登年代裡這些建築中瀰漫的class氣息。
在徐元章的家庭舞會裡，有一位名叫周麒的八旬老人，出現頻率極高，卻從來不跳舞。周麒為人低調，寡言靜坐角落，若非邊上的老克勒透露其母結婚時的女儐相是宋美齡，還真不知道周麒竟來自於當時上海灘上真正的世家。周麒的外祖母曾紀芬是曾國藩的女兒，外祖父聶緝規曾出任上海道臺，並一度成為上海紡織界的泰鬥。後周麒三舅聶雲臺經營的恆豐紗廠一度成為上海民族紡織業的中流砥柱。
解放後，聶家在經歷了三反五反、公私合營、大躍進等運動後，逐漸從一個顯赫的官宦、工商家族，變成一個被改造的、不很光彩的、時時需要以警惕的目光關注著周圍巨變的家族。最讓周麒為難的，是聶家根深蒂固的「洋務」傳統，遇上了50年代那種視西方的一切均為洪水猛獸的社會格調，該如何在矛盾中自處？周麒的表哥們早早地丟棄了家中老照片、舊賬本、信札、紀念物，或是把家當送人，上繳大屋。
而周麒卻依舊堅持著他在摩登年代裡形成的喜好──打橋牌。也因此，改革開放後，周麒所著的關於橋牌規則的文章在國際橋聯作家協會徵文比賽中拔得頭籌，《紐約時報》全文刊載了他的文章，並且評論說：「1991年美國橋牌最大的進口，就是周麒到了美國！」「我不喜歡跳舞，不過我喜歡來寶慶路3號，這裡的人有共同語言。」周麒看著比他年輕的老克勒陶醉地舞著，忍不住用純正的美聲唱法哼出了舞曲的歌詞。
在最壓抑的年代，這些老克勒仍然留意自己的打扮，保持整潔油亮的髮型；他們的聚會成了聚餐，並實行AA制；他們關上門，拉上厚厚的垂地窗簾，偷偷地將音樂聲放至最小，拉著朋友的手，悄悄地跳起舞，怕鄰居告發，他們還千方百計地拉他們「下水」。老克勒更像是殖民地上海的中產階級幽靈。這是殖民化城市所能塑造的最奇特的形象。在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的漫長歲月中，來自外界的嚴錮，又使得他們的童年記憶的力量變得更加頑固和強大。
該來的總會來的。如果說50年代的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社會主義改造、公私合營、反右、大躍進等運動中，這些世家子女還感覺不到他們可能為家族付出的血淚代價──這些代價通過曲折的鏈條進入到他們的血液中去──的話，那麼當「文革」開始後，他們的生活方式、思想觀念和社會地位，就徹底地改變了。他們從一個顯赫的官宦家族、工商家族，變成一個被改造的、不很光彩的、時時需要以警惕的目光關注著周圍巨變的家族。
一批又一批的人趕來。他們翻箱倒櫃，挖牆腳，撬地板，拆樓梯，連小孩子手裡的布玩具，也要用針扎一扎，看看裡面有沒有金子。1966年10月26日的深夜，一群戴著紅衛兵袖章的人把蔣叔從睡夢中揪醒，他立即就明白發生了什麼。(其父親不但經營著一家紙號，還投資了幾家外國的商行。)，那天，蔣叔第一次離開了他的家，然後就沒有回來過。整整18年，他沒有回到原來的家，即使路過，他也是繞著走，怕看到老房子傷心。相同的命運，發生在徐元章身上。一天，徐家的門被人衝破，一個自稱上海華僑學會的組織強行徵用了這棟老洋房。二十來歲的徐元章就這樣被掃地出了門。
即便如此，在最壓抑的年代，這些老克勒仍然保持著對西方文化的熱愛。他們說話慢條斯理，一塊小毛巾也要洗半天，連拿毛巾也不用手而用一根棒；他們有許多抹布，但是他們決不會混用；他們留意自己的打扮，保持整潔油亮的髮型；他們的聚會成了聚餐，並實行AA制；他們關上門，拉上厚厚的垂地窗簾，偷偷地將音樂聲放至最小，拉著朋友的手，悄悄地跳起舞，怕鄰居告發，他們還千方百計地拉他們「下水」。
徐元章用粗糙的設備翻錄了一盒磁帶，其中既有莫扎特、肖邦的音樂，也有西方爵士經典歌曲。隨後他將這盒磁帶不斷翻錄，四處送人，上海的文藝批評家朱大可當時也獲贈了那盒磁帶：「翻錄次數多了，音質極差，但他見朋友就送，真是瘋狂啊。」臧增嘉──其祖父臧伯庸是同盟會志士，早年與孫中山、章太炎等併肩從事革命活動，其祖母，臧伯庸的妻子，是大世界創始人、上海鉅賈黃楚九之女──有一天在舊貨店中看到一部售價16元的8毫米放映機，兩眼放光，二話沒說就到醫院獻血去了。買機器用的正是獻血的營養費。
朱廷嘉的姐姐，解放前是洋行職員，最大的愛好，就是去南京西路和石門一路交叉口的綠屋買首飾。「一個月的薪酬，大概能買到一粒米粒大小的鑽石。」文革來後，心慌不已的姐姐偷偷地將多年收集來的鑽石藏在了絲襪中，縫在棉被裡。一雙長統絲襪裡裝滿了鑽石，但最後還是被抄走。跪在人群中被批鬥的姐姐，眼神哀傷，像是被人奪了魂。
站在旁邊的朱廷嘉自然明白這種感受。此前，他收藏的鞋也被抄查出不少，統統當著他的面「腰斬」，場面相當慘烈。每抄出一雙，他就要付出一次狠批的代價。即便如此，他仍然執迷不悟，偷偷地藏起了舞鞋。他怎麼能沒有舞鞋呢？他從8歲起就幾乎天天跳舞。「你知道麼？舞鞋前面的底，一定要薄，跳踢踏舞的鞋，前面還要釘一塊厚厚的鐵皮。」
同樣，趙曼芙也無法戒掉心中的癮。大街小巷走動的人，穿的都是藍、灰、黑，全然不顧美觀，季節不分，男女無異；受到鼓舞的女學生們把長辮子剪成短髮，梳成兩個小辮子(俗稱「小刷子」)，戴上軍帽，穿上軍裝，腰扎皮帶，足蹬解放鞋，幾乎和男同學是一個模樣。趙曼芙總是無法適應這樣的場面。那些被毀壞的漂亮衣服不停地在她眼前晃動，「兩鬢如蝴蝶般隆起的髮式，深色大花的旗袍，領口用粒Tiffany四十年代式樣的胸針，衣服多為陰藍、深紫、玫瑰紅、鵝絨黑，經典款式，到現在也不走樣。」想著再也穿不了這樣的衣服，趙曼芙多少有些神傷。挨到夜深人靜，關上門，她從牆上的月奉牌中悄悄取下一些舊照片。她一遍遍地看，用手觸摸著照片上的母親，彷彿自己也與她一般，穿著各式漂亮的旗袍或洋裝溫柔地笑。想到這，她多少有一些安慰。
等到聖誕節的時候，趙曼芙會早早地回家，插上門梢，旁若無人地給自己做聖誕大餐。布丁、奶油力士蛋糕、鋦面、牛角包、蔬菜沙拉、冷盆、烤肉，「一樣也不能少，材料都是香港親戚們捎回來的。」著名作家葉孝慎便撞見過這樣的場景。他有一位初中同學，出自上海高家。當時，杜月笙手下的八大金剛之一，叫高鑫寶。高鑫寶年輕時在外國人的網球場裡當過球童，後來淡出江湖，於三十年代創辦了麗都LODO歌舞廳，顯赫一時。
蔣介石的60大壽就是在麗都歌舞廳舉辦的。高鑫寶娶了四房太太，第四任太太名叫俞碧霞，是傾國傾城的美人兒，連宋子文也曾經拜在她的石榴裙下。高鑫寶的第三任太太曾經拖油瓶帶過來一個前夫的兒子，叫高尚德。高尚德也算是洋場上的公子人物，英文流利，又寫得一手好字。抗戰中在大後方擔任過於右任的秘書。高尚德回上海後，就娶了比他大一歲的俞碧霞。
「文革」中，原來在長安中學當英語老師的高尚德，因為眾多原因，被打成牛鬼神蛇，每天掃廁所幹髒活。當時上海人都沒有喝咖啡的習慣，一塊1毛多的咖啡糖都是奢侈品。但葉清楚地記得，俞碧霞會去通源食品商店買4毛錢一斤的咖啡渣，回去給高尚德泡咖啡喝。
有一天，葉孝慎去高家。那天，高家剛剛被查抄過。沙發被抬走了幾隻，剩下的一隻也被破壞得殘破不堪，唯一的茶几也被收走了。高尚德穿著破舊但整齊的中山裝，回到家，呷兩口咖啡，再兩手提提褲腿，慢吞吞地朝後仰著坐到那面連外包布都沒有了的彈簧沙發上去。「似乎，」葉孝慎說，「高尚德的一生，都在那種滿足裡了。」
事實上，大多數的老克勒都沒有這樣的幸運。那個時候，食品店裡的罐裝咖啡總是躲在角落裡，蒙上厚厚一層灰，誰要是購買，營業員會警惕地審視你幾眼。直到八十年代初，上海才重新出現咖啡館。一家在金陵中路柳林路口，名字叫金陵中路食堂，簡稱「金中」，這家點心店常年供應生煎饅頭、小餛飩、雞鴨血湯等小吃，夏天供應糟田螺、冷面和咖喱牛肉湯等。店堂最裡面的兩張八仙桌是為常客準備的。下午兩三點鐘的光景，一些老克勒和老阿姨入場，每人要一杯咖啡。一杯清咖一角一分，盛在平時家裡喝開水的玻璃杯裡。他們用一把鋁質的小杓子輕輕攪動著，有一搭無一搭地聊著天。他們的表情是無聊的，慵懶的，偶爾閃過一絲神秘的表情。
70年代末，上海浦江飯店舞廳重新開放的那一晚，朱廷嘉們為之歡呼雀躍了好長一段時間。「5元一場，我們快跳瘋了。」百樂門重新開業的時候，就數他們最興奮，抱頭大哭，指著舞廳的某個角落，說：和當年一樣的呀，我多少多少年前在這裡滑過一跤。
趙曼芙又找回了相熟的裁縫師傅。那人是「綠屋夫人時裝沙龍」出身的，後來在上海時裝公司工場間做大路貨，趙曼芙叫他周裁縫。需要時扔一張明信片給他：明天晚上來我家白相。他就心領神會了。趙說，女人和她們的相熟的理髮師、裁縫師的關係，堅貞不移，是一種一輩子的追隨。
1980年，和平飯店恢復成立老年爵士樂隊。久違的吉米·金和他的夥伴登臺演出的那一天，老克勒們蜂擁而至。音樂響起，老上海的丰韻在這裡鋪展開來。朱廷嘉坐在底下，淚流滿面。他的一個舅舅，另一個老克勒，便是樂隊成員之一。1984年10月24日，蔣叔回到了老洋房。他的父親從香港寄來了房屋委託書。徐元章也如願以償地搬回了寶慶路3號。
1989年，臺灣人盛揚忠，第一次到上海。這位57歲的設計師是百樂門迷，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尋找百樂門舞廳。一開始還誤以為南京西路百樂門大酒店是在原百樂門遺址重建，十分惋惜。後來總算看到外觀完好的老百樂門，還有些失望：似乎沒長輩描述的那麼富麗堂皇。臺灣人對舊上海的懷舊情緒直接影響到1990 年代的上海。從那時起，上海掀起了第一股文化浪潮──懷舊思潮的復興。當新上海越來越有能力去複製好幾十年前的老上海時，老克勒逐漸顯山露水，並從文化上得到了確認，「老克勒」這個稱呼也正是在那時被創造了出來。
這份肆無忌憚漫延著的懷舊氛圍，催生了老克勒回憶中一個又一個的場景──昏黃的燈光，濃重的陰影，黑暗中閃爍的眼神，老式的座鐘，飄逸的旗袍，也將老克勒固有的形象特徵放大開來──熨得筆挺的條紋西服和腿管很細的褲子、領子潔白的襯衫、纖毫不染的□亮的尖頭皮鞋，一把永不離手的陽傘(它的柄部擁有一個彎頭，可以替代西式手杖的功能)，說一點洋涇□的英語(考究的老克勒還講究發音是典雅的牛津腔還是下三濫的美國水手腔，並為此分出不同等級的圈子)，姿態優雅，舉止講究。他們戒不了吃西餐、喝紅茶、打英文信件的習慣，他們仍然聽二三十代的爵士音樂，戴他們從年輕時就喜愛的勞力式、歐米茄，跳那個年代的國標。這些習慣根深蒂固，以至於他們將此等同於高貴、上流。他們不能忍受時下流行的音樂、舞蹈以及其他，甚至同樣是國標，他們也嚴格區分開來。
「以前跳舞和現在完全是兩樣的。」朱廷嘉說。在他眼中，交際舞看上去更像是一場紳士之間的比拚，而舞場就應該像徐元章週末舉辦的home party一樣，瀰漫著一股儒雅迷人的氣息。與外界、當下的這種格格不入，讓老克勒更像一個孤島，杵在大上海。他們在華山路上的紅寶石、國泰電影院、德大西餐社、華僑大廈流連忘返，這些都是今日新生代們忽視的角落。
在文化批評家朱大可看來，老克勒更像是殖民地上海的中產階級幽靈。這是殖民化城市所能塑造的最奇特的形象。在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的漫長歲月中，來自外界的嚴錮，又使得他們的童年記憶的力量變得更加頑固和強大。他們對打扮的一絲不苟的精神，以及對生活情趣的執著追求，是一種非常古怪的信念，它既非國家信仰，也不是宗教情操，甚至不是對金錢的渴望。它只是一種對西方(主要是英國近代紳士的)品位、格調、情趣和體面生活方式的極度膜拜而已。他們是自己的生活教義的信徒，被幽禁在日常美學的牢籠裡，並且為之奉獻出了全部生命。
唯一能夠打敗老克勒的是歲月和潦倒。再過兩個月，徐元章就要搬離寶慶路3號，這個他服役了五十年的老宅子。這裡瀰漫著外人不能滲透的謎。院子裡的梧桐樹開始落葉，陽光斜照著書房裡徐元章孤單的身影。一門之隔，老唱機依然緩緩流淌著往日旋律，前來消遣的老克勒們還在尋找自己的昔日歲月。
五十年的堅守最終還是崩潰。當年的老克勒如今已經死去或者嚴重地老去。新生的小資和中產雖然掌握了豐富的物質資源，卻尚未掌握老克勒的信念。他們在老克勒的外圍打轉，為殖民地的歷史陳蹟而激動不已，指望在未來成為接棒人。事實上，這些人誰也成不了老克勒。「因為經歷的不可複製性，所以這群老克勒沒有繼承人，當他們最終相繼離開後，一個帶有鮮明的上海特殊歷史烙印的群體將徹底消失。」朱大可說。
再過兩個月，徐元章就要搬離寶慶路3號，這個他服役了五十年的老宅子。這裡瀰漫著外人不能滲透的謎。院子裡的梧桐樹開始落葉，陽光斜照著書房裡徐元章孤單的身影。一門之隔，老唱機依然緩緩流淌著往日旋律，前來消遣的老克勒們還在尋找自己的昔日歲月。
一場持續兩年的房產糾紛案的塵埃落定，在上海引起了綿延數月而不絕的反應：業內人士嘩然，媒體相繼報導──上海高院作出終審判決，上海地產集團合法購得擁有80多年歷史、上海最大的私人花園洋房──寶慶路3號。由於成交價7300萬元近乎市場價的50%，價格之低令人匪夷所思，於是質疑交易內幕成了輿論的第一焦點。
在無法觸及真相只能不了了之後，人們開始從故紙堆裡翻找寶慶路3號的前世：上海「染料大王」周宗良的私人宅邸。如此眾人才明白，為何在上海的鑽石地段盤踞著如此囂張的花園別墅，佔地面積竟然接近5000平方米。這一切，只因其主人的財富，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幾乎無人能望其項背。
抽絲撥繭地尋回歷史後，自然好奇周氏後人的現狀。叩開寶慶路3號那扇寬厚的黑漆木門，蕭條的院落裡只有周宗良的外孫徐元章主持大局，另外兩個主人：徐的姨夫和表兄則始終避於見人。徐元章的母親周韻琴(又名淑芬)是周家四小姐，1957年周宗良病逝於香港，周韻琴赴港奔喪，從此一去不回。徐父徐興業所著長篇歷史小說《金甌缺》曾獲第三屆茅盾文學獎，無奈得獎前一年已然病逝。
若非房產糾紛引來注目，外人絕無可能知曉，這座看似寂寥的陳舊宅邸裡，竟然隱藏著一個秘密：每逢週末，一群老克勒從四面八方湧來，在寶慶路3號的巨型客廳裡舉行舞會，用老克勒的話說：「這叫home patry，四十多年前，我們每週都舉辦。」
「老克勒」，一個產生於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名詞，具有多種釋義，但老克勒們更偏向於一種解釋：class的諧音，表示上流階層，象徵著品位與格調。正宗的老克勒經歷過殖民地時期的上海，即西方文化充斥上海灘的摩登年代，誰能想像那時巴黎最新款的服裝不是送去紐約，而是運來上海？
而彼時正值青少年乃至孩童的老克勒，因家世顯赫或至少殷實，成了西方流行文化的擁躉。在那時培養出的生活習慣和喜好保留至今：刻意修飾裝扮，恪守紳士淑女言行，精通吃喝玩樂。這些明顯異於同齡人的洋派言行，致使他們成了一個只存在於上海的特殊群體。
在寶慶路3號看著這群老克勒翩翩起舞，昏黃的老房子裡流淌著六七十年前的西方流行樂，以至於光影開始錯亂，時間竟能倒流：這裡每個人，都有一段特殊的身世背景和人生經歷，匯聚他們的故事，竟然呈現出一幅以上海為背景的別樣歷史畫卷，像是一堆活化石集體朗誦著歷史。
摩登年代的上海，豪門世家裡有「土財主」，也有「洋務派」，「染料大王」周宗良屬於典型的後者。這個出生於牧師家庭的寧波人，從小就讀寧波耶穌教會創辦的斐迪中學，學得一口流利英語。1905年，30歲的周宗良來到上海，擔任經營染料的德商謙信洋行「跑街」，5年後升任洋行買辦。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在華經商的德國人紛紛回國，當時謙信洋行已是在華最大的德國洋行，不僅在滬置有大量房產，而且棧存的染料也數量巨大。因為德國公司的財產當時被視為「敵產」，該行老闆深恐大戰中受損失，就將謙信在滬的不動產的戶名全部改為周宗良，托其隱匿保管。而謙信所有染料也全部折價賣給周宗良。
戰爭導致了亞歐之間運輸斷絕，不久之後，進口染料由於貨源斷絕一下子成了緊俏商品，而周宗良手裡掌握了謙信洋行全部倉儲，因而一躍成為染料業鉅子。戰爭結束後，周宗良將所有不動產及巨款悉數歸還德商，他以誠實贏得了德國人的信任，不久就成為德國法本集團(二戰時是希特勒的主要支持夥伴)在中國的總買辦。
時至1929年，周宗良的資產已十分可觀，僅外匯儲蓄就有330萬美元。到了40年代，更達400萬美元。而當時上海灘頭號人物杜月笙的外匯儲蓄也只有十幾萬美元。1930年前後，周宗良從德商手裡買下寶慶路3號，並在原建築基礎上擴建，形成了客廳、主人樓、客人樓、佣人樓和廚樓分別獨立的形式。而這種建築概念在七十多年後被上海佘山2.5億元的頂級別墅又拿來當作賣點。
因為從小接受教會學校的教育，周宗良的生活方式非常西化。廚房裝有煤氣，瓷磚一直貼到天花板。歐式的餐廳有柚木餐臺、酒吧臺和彩色玻璃，邊上放著碩大的皮沙發。佣人們伺候主人進餐時負有不同職責，有人可以進入，有人只能從特別的窗口將飯菜傳遞進去。
至於家居擺設，則更為西式。會客廳的傢俱、燈飾均從法國購入，風格仿造中世紀貴族。周宗良居住的主樓進門有衣帽間，綠色吊燈搭配黑色挂衣櫥。樓上的傢俱都是米色的達芬奇傢俱，後來「文革」中抄家時統統被搬走了。
如今寶慶路3號的那扇黑色大門在當年是二道門，邊上有兩個守衛，「都是白俄伯爵呢。」徐元章聽年長的親戚說，當時的上海人瞧不起俄羅斯人，認為他們太土。那時的上海，充斥著歐美流行文化。上流階層消費著頂尖的奢侈品，年輕的精英階層追逐時尚風潮。
徐元章舞會上的常客、人稱「嗲妹妹」的趙曼芙，其父趙增濤師從上海近代建築業創始人楊斯盛，並繼承其衣缽成為當年上海灘上口碑最好的建築商。「解放前我還是個小孩子，那時我穿的衣服都是從美國運來的，完全仿造秀蘭·鄧波兒的風格。」
男人們購物在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這段路上有兩家最具特色的男士包裝店「興泰」和「裕泰」。興泰出售的商品均從國外進口，都是當時在上海流行的國際品牌，如Burberry的風衣和Jauger的羊毛衣物。裕泰的特色在於煙具，店裡最貴的菸斗Bestmade，每隻賣到五十美元，當時等於一兩黃金的價格，即使這樣貴，也不必發愁沒有客人。
而男士定做西裝要跑去如今的南京東路。那裡有歐洲人經營的西服店，衣料都是從英國進口，一兩黃金只能訂做兩套西服。「年紀大的模仿英國紳士，年輕人就學好萊塢明星。」徐元章舞會上的另一位常客，八十歲的朱廷嘉，其父做印刷業發家，擁有大光明所屬的亞洲影院公司旗下多家戲院的股份。「好多人模仿《魂斷藍橋》裡羅伯特·泰勒，留八字鬍，我也留了，還弄了個菲律賓Style的髮型，後面留長，兩邊隆起，像個鴨屁股。」
而被上海年輕女性模仿頻率最高的好萊塢女星是費雯麗，女孩們學著她在《亂世佳人》裡的裝束，勒緊小蠻腰，突出胸部。徐元章出生於1945年，來不及感受彼時上海摩登氣息的他，只能根據周遭年長朋友的描述，還原那個年代裡年輕人的生活面貌。
在聖約翰大學和聖瑪麗女校學習西方禮儀和文化，在棒球場和網球場上揮汗如雨，在仙樂斯和百樂門裡大秀國標和踢踏舞，在美琪和大光明裡欣賞與歐美同步放映的外語片。因為外語片的興盛，大光明影院甚至在1939年推出美國廠商為其專制的「譯意風」耳機，觀眾另付一角錢可以戴上它，由專人講解劇情對白，當時有記者將這玩意比喻成「像是帶了一位到美國去鍍過金的伴侶」。
1945年抗戰勝利後，德國人在華企業統統沒收和關閉。周宗良長達35年的買辦生涯到此結束，儘管還有其他產業，但是失去了「染料大王」的頭銜，周家從此由盛轉衰。之後發生了上海市長吳國楨「請財神」的事情，發了戰爭財的上海灘各工商鉅子包括周宗良等紛紛破財「為市政建設捐款」。
眼看著國民黨大勢已去，周宗良在1948年收縮資金，帶著三個年齡最小的兒子經由廣州去往香港，從此再未回到上海和寶慶路3號。徐元章是在1951年隨其父親一同搬入寶慶路3號。曾經的上流階層一夕間變成了普羅大眾，甚至於在某種意識形態下會自覺矮人一等。
「那時候精神壓抑得很，沒經歷過的人不會懂。」趙曼芙和其他大富之家的子女一樣，雖然基本維持原來的生活標準，但在外卻表現得極為收斂。「那時我們在中西女校讀書，都是富家女，但是我們在學校裡只敢穿白襪和黑布鞋，簡單的白襯衣配長裙。」趙曼芙只在家裡，才會穿上親友從香港寄來的牛仔褲，滿屋子轉悠。
「我可不管，照樣穿著‘老人頭’皮鞋和料子褲出門，就是常在路上被人指指點點。」朱廷嘉在抗戰期間，隨家人跑去香港避難，解放後又跑回上海，「那時香港真土，我恨不得飛回來。」根據徐元章的描述，其三舅周孝存似乎在那些年裡並不收斂。周宗良離開上海後，周孝存成了周家在內地產業的負責人。他在1954年一口氣買了6輛車，耗費4萬美元遊玩歐洲。
周孝存在上海大肆揮霍的同時，周宗良卻在香港病入膏肓。由於當時香港市面不景氣，年事已高的周宗良無力打理產業，只得托付於兩個助手。1957年，周宗良病逝，留下遺囑：內地財產分配比例為妻子孫家儀25%，6個兒子共佔50%平均分配，7個女兒共佔25%平均分配。
周宗良在國內財產多為不動產，加之周氏家族人丁眾多，致使繼承關係更為複雜，這才有了前文所述的房產糾紛的緣起：拍賣寶慶路3號，以便周氏後人用現金方式分割這座不動產。徐母周韻琴於1957年赴港奔喪。處理完香港事務，國內卻開始變得不平靜，各種運動接連不斷，周韻琴無法回到上海，提出希望一家人能在海外團聚，但當時身為教育局裡唯一一位非黨員的徐興業知道，此時申請出國比登天還難。
徐元章從此再未見過母親，但是作風洋派的母親留給他的影響確是根深蒂固的。周韻琴赴港那年，徐元章開始學畫，與母親師從同人。周韻琴臨走前的一個隨意安排，竟然成了徐元章畢生的事業，如今徐元章的水彩畫以上海各處的老洋房為摹本，加上他的想像，再現摩登年代裡這些建築中瀰漫的class氣息。
在徐元章的家庭舞會裡，有一位名叫周麒的八旬老人，出現頻率極高，卻從來不跳舞。周麒為人低調，寡言靜坐角落，若非邊上的老克勒透露其母結婚時的女儐相是宋美齡，還真不知道周麒竟來自於當時上海灘上真正的世家。周麒的外祖母曾紀芬是曾國藩的女兒，外祖父聶緝規曾出任上海道臺，並一度成為上海紡織界的泰鬥。後周麒三舅聶雲臺經營的恆豐紗廠一度成為上海民族紡織業的中流砥柱。
解放後，聶家在經歷了三反五反、公私合營、大躍進等運動後，逐漸從一個顯赫的官宦、工商家族，變成一個被改造的、不很光彩的、時時需要以警惕的目光關注著周圍巨變的家族。最讓周麒為難的，是聶家根深蒂固的「洋務」傳統，遇上了50年代那種視西方的一切均為洪水猛獸的社會格調，該如何在矛盾中自處？周麒的表哥們早早地丟棄了家中老照片、舊賬本、信札、紀念物，或是把家當送人，上繳大屋。
而周麒卻依舊堅持著他在摩登年代裡形成的喜好──打橋牌。也因此，改革開放後，周麒所著的關於橋牌規則的文章在國際橋聯作家協會徵文比賽中拔得頭籌，《紐約時報》全文刊載了他的文章，並且評論說：「1991年美國橋牌最大的進口，就是周麒到了美國！」「我不喜歡跳舞，不過我喜歡來寶慶路3號，這裡的人有共同語言。」周麒看著比他年輕的老克勒陶醉地舞著，忍不住用純正的美聲唱法哼出了舞曲的歌詞。
在最壓抑的年代，這些老克勒仍然留意自己的打扮，保持整潔油亮的髮型；他們的聚會成了聚餐，並實行AA制；他們關上門，拉上厚厚的垂地窗簾，偷偷地將音樂聲放至最小，拉著朋友的手，悄悄地跳起舞，怕鄰居告發，他們還千方百計地拉他們「下水」。老克勒更像是殖民地上海的中產階級幽靈。這是殖民化城市所能塑造的最奇特的形象。在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的漫長歲月中，來自外界的嚴錮，又使得他們的童年記憶的力量變得更加頑固和強大。
該來的總會來的。如果說50年代的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社會主義改造、公私合營、反右、大躍進等運動中，這些世家子女還感覺不到他們可能為家族付出的血淚代價──這些代價通過曲折的鏈條進入到他們的血液中去──的話，那麼當「文革」開始後，他們的生活方式、思想觀念和社會地位，就徹底地改變了。他們從一個顯赫的官宦家族、工商家族，變成一個被改造的、不很光彩的、時時需要以警惕的目光關注著周圍巨變的家族。
一批又一批的人趕來。他們翻箱倒櫃，挖牆腳，撬地板，拆樓梯，連小孩子手裡的布玩具，也要用針扎一扎，看看裡面有沒有金子。1966年10月26日的深夜，一群戴著紅衛兵袖章的人把蔣叔從睡夢中揪醒，他立即就明白發生了什麼。(其父親不但經營著一家紙號，還投資了幾家外國的商行。)，那天，蔣叔第一次離開了他的家，然後就沒有回來過。整整18年，他沒有回到原來的家，即使路過，他也是繞著走，怕看到老房子傷心。相同的命運，發生在徐元章身上。一天，徐家的門被人衝破，一個自稱上海華僑學會的組織強行徵用了這棟老洋房。二十來歲的徐元章就這樣被掃地出了門。
即便如此，在最壓抑的年代，這些老克勒仍然保持著對西方文化的熱愛。他們說話慢條斯理，一塊小毛巾也要洗半天，連拿毛巾也不用手而用一根棒；他們有許多抹布，但是他們決不會混用；他們留意自己的打扮，保持整潔油亮的髮型；他們的聚會成了聚餐，並實行AA制；他們關上門，拉上厚厚的垂地窗簾，偷偷地將音樂聲放至最小，拉著朋友的手，悄悄地跳起舞，怕鄰居告發，他們還千方百計地拉他們「下水」。
徐元章用粗糙的設備翻錄了一盒磁帶，其中既有莫扎特、肖邦的音樂，也有西方爵士經典歌曲。隨後他將這盒磁帶不斷翻錄，四處送人，上海的文藝批評家朱大可當時也獲贈了那盒磁帶：「翻錄次數多了，音質極差，但他見朋友就送，真是瘋狂啊。」臧增嘉──其祖父臧伯庸是同盟會志士，早年與孫中山、章太炎等併肩從事革命活動，其祖母，臧伯庸的妻子，是大世界創始人、上海鉅賈黃楚九之女──有一天在舊貨店中看到一部售價16元的8毫米放映機，兩眼放光，二話沒說就到醫院獻血去了。買機器用的正是獻血的營養費。
朱廷嘉的姐姐，解放前是洋行職員，最大的愛好，就是去南京西路和石門一路交叉口的綠屋買首飾。「一個月的薪酬，大概能買到一粒米粒大小的鑽石。」文革來後，心慌不已的姐姐偷偷地將多年收集來的鑽石藏在了絲襪中，縫在棉被裡。一雙長統絲襪裡裝滿了鑽石，但最後還是被抄走。跪在人群中被批鬥的姐姐，眼神哀傷，像是被人奪了魂。
站在旁邊的朱廷嘉自然明白這種感受。此前，他收藏的鞋也被抄查出不少，統統當著他的面「腰斬」，場面相當慘烈。每抄出一雙，他就要付出一次狠批的代價。即便如此，他仍然執迷不悟，偷偷地藏起了舞鞋。他怎麼能沒有舞鞋呢？他從8歲起就幾乎天天跳舞。「你知道麼？舞鞋前面的底，一定要薄，跳踢踏舞的鞋，前面還要釘一塊厚厚的鐵皮。」
同樣，趙曼芙也無法戒掉心中的癮。大街小巷走動的人，穿的都是藍、灰、黑，全然不顧美觀，季節不分，男女無異；受到鼓舞的女學生們把長辮子剪成短髮，梳成兩個小辮子(俗稱「小刷子」)，戴上軍帽，穿上軍裝，腰扎皮帶，足蹬解放鞋，幾乎和男同學是一個模樣。趙曼芙總是無法適應這樣的場面。那些被毀壞的漂亮衣服不停地在她眼前晃動，「兩鬢如蝴蝶般隆起的髮式，深色大花的旗袍，領口用粒Tiffany四十年代式樣的胸針，衣服多為陰藍、深紫、玫瑰紅、鵝絨黑，經典款式，到現在也不走樣。」想著再也穿不了這樣的衣服，趙曼芙多少有些神傷。挨到夜深人靜，關上門，她從牆上的月奉牌中悄悄取下一些舊照片。她一遍遍地看，用手觸摸著照片上的母親，彷彿自己也與她一般，穿著各式漂亮的旗袍或洋裝溫柔地笑。想到這，她多少有一些安慰。
等到聖誕節的時候，趙曼芙會早早地回家，插上門梢，旁若無人地給自己做聖誕大餐。布丁、奶油力士蛋糕、鋦面、牛角包、蔬菜沙拉、冷盆、烤肉，「一樣也不能少，材料都是香港親戚們捎回來的。」著名作家葉孝慎便撞見過這樣的場景。他有一位初中同學，出自上海高家。當時，杜月笙手下的八大金剛之一，叫高鑫寶。高鑫寶年輕時在外國人的網球場裡當過球童，後來淡出江湖，於三十年代創辦了麗都LODO歌舞廳，顯赫一時。
蔣介石的60大壽就是在麗都歌舞廳舉辦的。高鑫寶娶了四房太太，第四任太太名叫俞碧霞，是傾國傾城的美人兒，連宋子文也曾經拜在她的石榴裙下。高鑫寶的第三任太太曾經拖油瓶帶過來一個前夫的兒子，叫高尚德。高尚德也算是洋場上的公子人物，英文流利，又寫得一手好字。抗戰中在大後方擔任過於右任的秘書。高尚德回上海後，就娶了比他大一歲的俞碧霞。
「文革」中，原來在長安中學當英語老師的高尚德，因為眾多原因，被打成牛鬼神蛇，每天掃廁所幹髒活。當時上海人都沒有喝咖啡的習慣，一塊1毛多的咖啡糖都是奢侈品。但葉清楚地記得，俞碧霞會去通源食品商店買4毛錢一斤的咖啡渣，回去給高尚德泡咖啡喝。
有一天，葉孝慎去高家。那天，高家剛剛被查抄過。沙發被抬走了幾隻，剩下的一隻也被破壞得殘破不堪，唯一的茶几也被收走了。高尚德穿著破舊但整齊的中山裝，回到家，呷兩口咖啡，再兩手提提褲腿，慢吞吞地朝後仰著坐到那面連外包布都沒有了的彈簧沙發上去。「似乎，」葉孝慎說，「高尚德的一生，都在那種滿足裡了。」
事實上，大多數的老克勒都沒有這樣的幸運。那個時候，食品店裡的罐裝咖啡總是躲在角落裡，蒙上厚厚一層灰，誰要是購買，營業員會警惕地審視你幾眼。直到八十年代初，上海才重新出現咖啡館。一家在金陵中路柳林路口，名字叫金陵中路食堂，簡稱「金中」，這家點心店常年供應生煎饅頭、小餛飩、雞鴨血湯等小吃，夏天供應糟田螺、冷面和咖喱牛肉湯等。店堂最裡面的兩張八仙桌是為常客準備的。下午兩三點鐘的光景，一些老克勒和老阿姨入場，每人要一杯咖啡。一杯清咖一角一分，盛在平時家裡喝開水的玻璃杯裡。他們用一把鋁質的小杓子輕輕攪動著，有一搭無一搭地聊著天。他們的表情是無聊的，慵懶的，偶爾閃過一絲神秘的表情。
70年代末，上海浦江飯店舞廳重新開放的那一晚，朱廷嘉們為之歡呼雀躍了好長一段時間。「5元一場，我們快跳瘋了。」百樂門重新開業的時候，就數他們最興奮，抱頭大哭，指著舞廳的某個角落，說：和當年一樣的呀，我多少多少年前在這裡滑過一跤。
趙曼芙又找回了相熟的裁縫師傅。那人是「綠屋夫人時裝沙龍」出身的，後來在上海時裝公司工場間做大路貨，趙曼芙叫他周裁縫。需要時扔一張明信片給他：明天晚上來我家白相。他就心領神會了。趙說，女人和她們的相熟的理髮師、裁縫師的關係，堅貞不移，是一種一輩子的追隨。
1980年，和平飯店恢復成立老年爵士樂隊。久違的吉米·金和他的夥伴登臺演出的那一天，老克勒們蜂擁而至。音樂響起，老上海的丰韻在這裡鋪展開來。朱廷嘉坐在底下，淚流滿面。他的一個舅舅，另一個老克勒，便是樂隊成員之一。1984年10月24日，蔣叔回到了老洋房。他的父親從香港寄來了房屋委託書。徐元章也如願以償地搬回了寶慶路3號。
1989年，臺灣人盛揚忠，第一次到上海。這位57歲的設計師是百樂門迷，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尋找百樂門舞廳。一開始還誤以為南京西路百樂門大酒店是在原百樂門遺址重建，十分惋惜。後來總算看到外觀完好的老百樂門，還有些失望：似乎沒長輩描述的那麼富麗堂皇。臺灣人對舊上海的懷舊情緒直接影響到1990 年代的上海。從那時起，上海掀起了第一股文化浪潮──懷舊思潮的復興。當新上海越來越有能力去複製好幾十年前的老上海時，老克勒逐漸顯山露水，並從文化上得到了確認，「老克勒」這個稱呼也正是在那時被創造了出來。
這份肆無忌憚漫延著的懷舊氛圍，催生了老克勒回憶中一個又一個的場景──昏黃的燈光，濃重的陰影，黑暗中閃爍的眼神，老式的座鐘，飄逸的旗袍，也將老克勒固有的形象特徵放大開來──熨得筆挺的條紋西服和腿管很細的褲子、領子潔白的襯衫、纖毫不染的□亮的尖頭皮鞋，一把永不離手的陽傘(它的柄部擁有一個彎頭，可以替代西式手杖的功能)，說一點洋涇□的英語(考究的老克勒還講究發音是典雅的牛津腔還是下三濫的美國水手腔，並為此分出不同等級的圈子)，姿態優雅，舉止講究。他們戒不了吃西餐、喝紅茶、打英文信件的習慣，他們仍然聽二三十代的爵士音樂，戴他們從年輕時就喜愛的勞力式、歐米茄，跳那個年代的國標。這些習慣根深蒂固，以至於他們將此等同於高貴、上流。他們不能忍受時下流行的音樂、舞蹈以及其他，甚至同樣是國標，他們也嚴格區分開來。
「以前跳舞和現在完全是兩樣的。」朱廷嘉說。在他眼中，交際舞看上去更像是一場紳士之間的比拚，而舞場就應該像徐元章週末舉辦的home party一樣，瀰漫著一股儒雅迷人的氣息。與外界、當下的這種格格不入，讓老克勒更像一個孤島，杵在大上海。他們在華山路上的紅寶石、國泰電影院、德大西餐社、華僑大廈流連忘返，這些都是今日新生代們忽視的角落。
在文化批評家朱大可看來，老克勒更像是殖民地上海的中產階級幽靈。這是殖民化城市所能塑造的最奇特的形象。在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的漫長歲月中，來自外界的嚴錮，又使得他們的童年記憶的力量變得更加頑固和強大。他們對打扮的一絲不苟的精神，以及對生活情趣的執著追求，是一種非常古怪的信念，它既非國家信仰，也不是宗教情操，甚至不是對金錢的渴望。它只是一種對西方(主要是英國近代紳士的)品位、格調、情趣和體面生活方式的極度膜拜而已。他們是自己的生活教義的信徒，被幽禁在日常美學的牢籠裡，並且為之奉獻出了全部生命。
唯一能夠打敗老克勒的是歲月和潦倒。再過兩個月，徐元章就要搬離寶慶路3號，這個他服役了五十年的老宅子。這裡瀰漫著外人不能滲透的謎。院子裡的梧桐樹開始落葉，陽光斜照著書房裡徐元章孤單的身影。一門之隔，老唱機依然緩緩流淌著往日旋律，前來消遣的老克勒們還在尋找自己的昔日歲月。
五十年的堅守最終還是崩潰。當年的老克勒如今已經死去或者嚴重地老去。新生的小資和中產雖然掌握了豐富的物質資源，卻尚未掌握老克勒的信念。他們在老克勒的外圍打轉，為殖民地的歷史陳蹟而激動不已，指望在未來成為接棒人。事實上，這些人誰也成不了老克勒。「因為經歷的不可複製性，所以這群老克勒沒有繼承人，當他們最終相繼離開後，一個帶有鮮明的上海特殊歷史烙印的群體將徹底消失。」朱大可說。
再過兩個月，徐元章就要搬離寶慶路3號，這個他服役了五十年的老宅子。這裡瀰漫著外人不能滲透的謎。院子裡的梧桐樹開始落葉，陽光斜照著書房裡徐元章孤單的身影。一門之隔，老唱機依然緩緩流淌著往日旋律，前來消遣的老克勒們還在尋找自己的昔日歲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