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6-12-16 19:17:59作者：孔復興
為了和 「國慶大假」的 「旅遊高峰期」錯開，「十一黃金週 」來臨之前，我陪父母去了趟承德。
到達承德後的當天下午，在當地一個「野導」 的哄騙之下，我們一家參觀了避暑山莊正門口的一座「建於清代」的「關帝廟」。
一進門，我們才發現這是一座「新仿」 的贗品。不大的院子裡，到處都是慇勤的講解員，在我們頭上掛滿了印有太極圖和其它一些亂七八糟圖案的小彩旗，一派紅紅火火的景象，好不熱鬧。
據我們的講解員說，這是一座道觀（我確實看到有幾個道士打扮的人在附近晃悠），但令人不解的是，裡面除了供奉太上老君之外，還有關公和孔子的塑像！講解員小姐向我們解釋說，因為孔子曾兩次向老子問禮，所以孔子被算進了道家的陣營。至於關公，則是因為他讀過孔子寫的《春秋》，也就順理成章地成了道教的神。更為搞笑的是，為了體現「與時俱進 」的精神，他的牌位上被人生生塞進了「招財」二字。據說這是晉商的風俗，不知重義輕利的關帝地下有知，當做何感想。
回到賓館已是傍晚，隨手撿起桌上的一份報紙，發現頭版的有篇調查文章，文中列舉了中國人（指大陸人）在海外旅遊時的種種不良、不雅、無禮甚至是醜陋的行為、習慣，這裡引用一段原文：
「中國人，便後請沖水」，「請安靜」，「請不要隨地吐痰」……這種僅以簡體中文標出的警示牌，正在中國人出境游的主要目的地國 ——法國、德國、日本、泰國、新加坡等地頻現。當大批遊客成為中國的最新出口品時，「中國人」卻成了不文明、粗魯的代名詞。
他們為什麼單單用「簡體中文 」寫警示呢？這顯然只是針對我們大陸同胞的——香港、臺灣慣用的是繁體字，那裡的文明狀況用不著提醒，古今中外，似乎只有大陸遊客受到過如此特別的「禮遇」。更令人無地自容的是，在國外的許多公共場所的友善問候語裡卻又不見了簡體漢字的蹤影，這不由得讓人聯想到半個多世紀以前在上海租界公園門口的那句觸目驚心的「恥辱警示」——「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當然，現在已經不是那個喪權辱國的時代了，不能將我們遊客在海外的悲慘遭遇完全歸咎於別人的歧視和敵意。孟子說：「人必自辱而後人辱之。」的確，要想別人尊重你，你首先要尊重人家。細想一下，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確確實實存在著許多失禮的地方。怪不得我們的一位領導同志很生氣，說這「嚴重損害了中國‘禮儀之邦’的形象」。聯想到白天在承德大街上看到的全民隨地吐痰和亂闖紅燈的盛況，我也感到後果很嚴重。
我注意到報上有幾位學者也對此進行了簡短的評述和解讀。
一位美國教授將此現象歸咎於「國人對嬰兒排泄習慣的訓練太過隨便」， 而另外一位國內的教授則堅信：「唐宋以前，中華文化是優雅的代名詞。」這種觀點似乎很站得住腳，以至於其他幾位學者都把不滿發泄到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文革」 上，認為這是國人之所以不文明的近因。
想想也是，中國不是儒家文化的發源地嗎？儒家「隆禮」 ，焉有不文明之理？怪不得有人倡導國人讀經、祭孔，都在試圖找回昔日的「禮儀之邦 」。
兩千多年前，孔子號召天下人「克己復禮」，莊子看不慣這種虛頭巴腦的人，罵他是「偽巧人」。因為對於大多數人而言，就像管子說的那樣— —「倉廩實而知禮節」。孔子門生只是一小撮，是重視禮義廉恥的另類，他們的觀點在一群朝不保夕的飢民面前自然就顯得特別虛偽。
劉邦做了漢朝的開國皇帝之後，覺著老戰友們在大殿之上大呼小叫、赤膊袒胸實在不文明，於是就令一個叫叔孫通的儒生搞套禮儀出來，幫他提升一下大臣們的「文明素質」。據說後來的效果還不錯，但這並不妨礙劉邦當眾往一儒生的帽裡尿尿。
景帝時期，大權在握的竇太后尊黃老，大儒轅固生因為對老太后信奉道家表示不屑，被罰「入圈刺」——就是被關進豬圈，與野豬血戰。這種懲罰類似於古羅馬把犯人關進鬥獸場和猛獸搏鬥。轅固生運氣還算好，幾下就刺中了野豬的要害，但一國太后幸災樂禍地看著一位老邁的文臣同一頭野豬進行殊死搏鬥，實在是有辱「禮儀之邦」的斯文，這事在中國文化史上留下了恥辱的一筆。
漢武帝劉徹繼承了曾祖父劉邦的遺風，一邊搞「獨尊儒術 」，一邊凌辱儒生——大學者司馬遷因為一句話說得不對就讓他老人家給活活「騸」 了。
隋煬帝本是一個弒父、殺兄、篡位的畜生，卻也想為中國打造一個「禮儀之邦」的形象。連首都街邊的大樹，他都讓人給它們裹纏上綢緞，還強迫國內大小飯館免費招待「老外」，以顯示帝國的富足和慷慨，卻根本不管自己的子民是否衣衫襤褸、飢腸轆轆！從這一點上來看，隋王朝有些像當今的朝鮮——單從平壤街頭，你很難看出這是一個正在遭受飢荒的國家——人們衣著光鮮，神采奕奕，彬彬有禮。但只要你來到郊區，一切便會真相大白。
唐朝的情況比隋朝也好不到那去，太宗李世民和大周女皇武則天都是靠滅親、篡位起家的。盛唐時期，當西域的商人和日本的遣唐使來到帝國的 「首善之地」時，看到的是滿街的翩翩少年和謙謙君子；而在幅員遼闊的鄉野，農民們仍舊衣不遮體，食不果腹。在唐朝的大部分時間裏，普通人（特別是農民）大都生活在飢謹與屈辱之中，正如杜甫所看到的—— 「禾頭生耳黍穗黑，農夫田婦無消息，城中斗米換衾衣，向許寧論兩相值。」（《秋雨嘆》）為了活命，連「詩聖」杜甫都不要臉了—— 「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 」（《奉贈韋左丞丈》）更何況貧苦農民？到了大唐帝國的彌留之際，當黃巢麾下的「義軍」們用人肉做軍糧時①，誰也不再提什麼「禮儀」、「 廉恥」了。
宋朝三百多年裡，貫穿了戰亂和飢荒，自始至終都是農民暴動不斷、外族戰事不斷、災荒不斷。由於天災人禍，河北一帶還發生過大規模吃人肉、賣人肉的慘劇，人們私下稱之為「兩腳羊」 ，並且分等級，兒童肉叫做 「和骨爛」 .這個時候給他們講禮儀，恐怕太不合時宜了吧。
對於明朝，文中那位視唐朝為「禮儀之邦」的學者似乎也很有意見：
明中葉以後，隨著人口增多，遊民越來越多，社會問題無法在家族內部解決，遊民們組成秘密教門、會黨、行幫、商幫等「江湖組織」，社會生活日益粗俗化、江湖化。
我承認他說的這些都是史實，但我認為他更應該解讀一下明初的朱元璋和朱棣——這對父子對國人所幹過那些禽獸不如的暴行以及這些暴行對明朝文化的影響。
至於我們歷史課本裡盛讚的「康乾盛世」——一個生活在康熙四十年的人披露了「盛世」的真相：
清興五十餘年矣。四海之內，日益貧困：農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賤而艱於食，布帛賤而艱於衣，舟轉市集而貨折貲，居官者去官而無以為家，是四空也。金錢，所以通有無也。中產之家，嘗旬月不觀一金，不見緡錢，無以通之。故農民凍餒，百貨皆死，豐年如凶，良賈無籌。行於都市，列肆琨耀，冠服華腆，入其家室，朝則熄無煙，寒則蜷體不申。吳中之民，多鬻男女於遠方，男之美為優，惡者為奴。女之美為妾，惡者為婢，遍滿海內矣。
（唐甄）
到了「康乾盛世」的後期，國人的「文明素質」就是再包裝也不行了。英國訪華使節馬戛爾尼親眼見到過我們的「乾隆爺」，應該知道大清是何等的氣派吧，回國後，對中國人的印象卻很不好，他語帶輕蔑地回憶道：
他們穿的是小亞麻布或白洋布做的衣服，非常髒也很少洗，他們從來不用肥皂。他們很少用手絹，而是隨地亂吐，用手擤鼻子，用袖子擦鼻涕，或是抹到身邊的任何東西上。這種行為很普遍。更令人憎惡的是有一天我看見一位韃靼人讓僕人在他的脖子裡找虱子 ，這東西咬得他難受！
在馬戛爾尼及其同行人的眼中，中國「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人們衣衫襤褸甚至裸體」，「像叫花子一樣破破爛爛的軍隊」，「我們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搶著吃」，「我不得不懷疑以前傳教士（指明末傳教士）的回憶錄是編造的 」。
到了大清帝國的末年，我們「禮儀之邦」的「 首善之區」——北京城已成了一座名副其實的「垃圾場」，市民們為了保住自家小院的乾淨，都跑到街上隨地大小便。結果是「糞除塵穢滿街頭」 （《燕京雜詠》）， 「京城二月通溝，道路不通車馬，臭氣四達……」（《燕京雜記》），到處是「小人之風」 （見宋玉《風賦》）。
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後，分區佔領的聯軍開始著手解決這個禮儀的底線問題，他們開始在街上建公廁，組織人員定期打掃，安設路燈，嚴格查禁隨地方便者，查到了罰去打掃廁所，做苦工。八國聯軍中的德軍火氣最大，有的士兵見了隨地方便的中國人抬手就是一槍。結果北京的文明程度立桿見影，全城的公共衛生狀況大大改善，真正成了「首善之區 」，其中尤以美佔區和日佔區搞得最好。對此，我想當時中國所有的有識之士和愛國者們的共同感受只有一個——無地自容。
再來看看同一時期的國際大都會上海，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悲憤而絕望地寫到：
余見上海租界街道寬闊平整而潔淨，一入中國地界則污穢不堪，非牛溲馬勃即垃圾臭泥 ，甚至老幼隨處可以便溺，瘡毒惡疾之人無處不有，雖呻吟仆地皆置之不理，惟掩鼻過之而已。可見有司之失政，富室之無良，何怪乎外人輕侮也。
中國最大的兩座都市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可想而知了，難怪當時的知識份子「更多抱怨不能變法自強勝過對於受異族侵凌之憤慨」。
而我們那些傳統知識份子自己又做得怎樣呢？以儒家文化為基石的科舉考試曾被公認為是體現「禮儀之邦」特色的重要文化盛事。陳獨秀曾於一八九七年在南京參加科舉考試，他親眼見到舉子們只因蹲馬桶不方便，便到處拉 「野屎」的盛況：
不但我的大哥，就是我們那位老夫子，本來是個道學先生，開口孔孟，閉口程朱，這位 博學的老夫子，不但讀過幾本宋儒的語錄，並且還知道什麼「男女有別」、「男女授受不親」的禮教，他也是天天那樣在路旁空地上解大手，有時婦女在路上走過，只好當作沒看見。同寓的幾個荒唐鬼，在高聲朗誦那禮義廉恥，正心修身的八股文章之餘暇，時到門前探望，遠遠發現有年輕婦女姍姍而來，他便扯下褲子，蹲下去解大手，好像急於獻寶似的，雖然他並無大手可解。
（《實齋自傳》）
就他們這種排泄方式而言，顯然與「克己復禮」是背道而馳的，說得不好聽一點，完全是一群野狗的作為。進入彌留之際的科舉，已將其低俗、醜惡、荒謬的本質暴露無遺。至此，大清帝國的禮義廉恥喪失殆盡，「知書達理」的知識份子尚且如此，普通百姓就更不必說了，而我們的慈禧太后仍舊很驕傲地向世人宣稱：「文化禮俗，總是我國第一！」
再回到莊子苛責孔子一事，據說莊子當時一度陷入財政危機，經常是有上頓沒下頓的，所以一談到儒生就特別來氣，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現在，國人總算是「倉廩實」了，但從老莊一脈相成下來的文化慣性很難一下改向，於是就有了今天國人出國所遭遇的尷尬與羞辱。這跟我們的嬰幼兒穿「開襠褲」無關，與中國人口急增關係也不大。雖然「文革」和「六四」對國人的不良影響是災難性的——特別是十七年前發生在北京初夏的那場慘劇，這個「禮儀之邦」也因此失去了最後一塊「遮羞布」，但我始終認為，造成這一切的病根仍舊源於我們的文化。
又想起文章一開始提到的那個「關帝道觀」，這就是中國文化的縮影。國人的確具有無以倫比的強大綜合能力，管你是儒家的、道家的、文的、武的、神的、人的、民的、官的，都能被我們攪和成一鍋「八寶粥」。就連我們反傳統的胡適先生也深諳傳統的「和稀泥」真諦，他在《說儒》中把儒道混為一談，認為老子是「代表那六百年來以柔道取容於世的一個正統老儒」。中國的歷代帝王一直號稱自己是「以儒治國」，而事實上，儒家元素在國人的日常生活中表現得很弱，到今天，能夠稱得上與儒家挨得上邊的恐怕只有家庭觀念較強這一項了，但與此更接近的文化淵源恐怕還得追溯到老子的「小國寡民」意識和楊朱的「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為」理念。至於孔子最核心的思想——「克己復禮」，我相信日本人和韓國人在這方面都要比我們做得好。
說到我們的家庭觀念「強」，其實也不甚健康。上面提到的有著供奉關公習俗的晉商，我們知道，他們的山西大院很有名，那裡家家戶戶都將自家的庭院打掃得乾淨，卻將垃圾掃到大街上，難道他們不知道最後還是會臭到、髒到自己的嗎？
中國家庭的和諧是做給外人看的，其實家庭內部的矛盾非常尖銳。其中，家庭暴力在中國十分普遍。據《大清律例》載：「子孫違反教令」 ，祖父母、父母都有懲治卑幼的絕對權利，甚至處死，父母也可以「 不孝」的罪名將子女送官法辦。「卑幼私擅用財」 ，受苔、仗刑。還特別強調，卑幼對尊長不得行使自衛權。進入二十世紀，傳統宗族制度開始衰落，但至民國末期還有家族對犯規子女執行死刑的事例。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由於傳統文化在文化大革命之後幾乎被破壞殆盡，再加上西方現代意識的壓倒性衝擊，中國人（特別是城鎮居民）連儒家的基本虛飾也丟棄了，維繫家庭的紐帶變得越來越脆弱，家庭暴力達到歷史的顛峰，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十分緊張。這一時期，社會生活也隨著改革的深入而嚴重失衡，大人在社會上和單位裡受到壓抑和挫折後往往只能遷怒於下一代，對他們粗言穢語、拳腳相加是家常便飯的事，一代人從此在心中埋下了怨恨和暴力的種子，在這樣環境下成長的一代，他們成年後能真心孝順父母嗎？能對人懷有同情心嗎？
兩千多年來，我們這個「儒國」一直在欺騙世人，事實上，中國從來就不是什麼「禮儀之邦」，儒家文化早就被歷代王朝和御用文人們說「爛」 搞「臭」了。
看看歷朝歷代的帝王們為我們精心準備的，各式各樣匪夷所思的酷刑吧，而我們居然容忍了兩千多年。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日本人曾經打出過「膺懲暴支」 的旗號②，聲稱中國人已經淪為野蠻人，只善於施暴和膺服於暴力，而他們在日本行的才是儒家仁政，所以日本要像過去中國討伐周邊夷狄那樣討伐我們，在「支那」建立「王道樂土」。當然，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全是日本侵略者騙人的鬼話，誰都把本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 —我們自己都不把自己當人看，外人就更不會了。
然而，同為中國人，香港和臺灣兩地的整體文明素質就要比大陸高，即使與西方國家相比也不遜色，而前兩者中，香港的情況又要比臺灣好一些，每年在維多利亞球場舉辦的「六四 」燭光悼念晚會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這裡，我要向香港同胞致敬，是他們守住了中國人在世人面前的最後尊嚴。在中國大陸，自稱是人民兒子的鄧小平把「文明古都」變成了 「六月屠場」，而人民不僅聽不到共產黨當局哪怕隻字片語的悔過與歉意，也不能在國內公開談及此事。至於造成這一現狀的根本原因，唯一合理的解釋只有一個，那就是「兩岸三地」的領導不同。
記得在回賓館的出租車上，偶然和司機談及國慶慶典的冷清，不料司機憤然道： 「到處都是貪官污吏，還過什麼國慶啊！」
兩千多年前，孔子就說過：「其（領導）身正，不令而行；其（領導）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我們的俗話也常說：「 上樑不正，下樑歪。」現在，我越來越相信這兩句話了。
——————
①據《舊唐書》記載：「賊（黃巢）圍陳郡三百日，關東仍歲無耕，人餓倚牆壁間，賊俘人而食，日殺數千。賊有舂磨砦，為巨碓數百，生納人於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詩人韋莊在《秦婦吟》一詩中也記錄了此事—— 「尚讓廚中食木皮，黃巢機上刲人肉。」在當時，不僅是暴民在吃人肉，投降黃巢的大唐節度使秦宗權也曾鼓勵部下把殺死的人用鹽醃起來，隨軍攜帶。
②「膺懲」的典故出自 《詩經·魯頌·閉宮》：「公徒三萬，貝冑朱衾。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說的是周公東征的事。
到達承德後的當天下午，在當地一個「野導」 的哄騙之下，我們一家參觀了避暑山莊正門口的一座「建於清代」的「關帝廟」。
一進門，我們才發現這是一座「新仿」 的贗品。不大的院子裡，到處都是慇勤的講解員，在我們頭上掛滿了印有太極圖和其它一些亂七八糟圖案的小彩旗，一派紅紅火火的景象，好不熱鬧。
據我們的講解員說，這是一座道觀（我確實看到有幾個道士打扮的人在附近晃悠），但令人不解的是，裡面除了供奉太上老君之外，還有關公和孔子的塑像！講解員小姐向我們解釋說，因為孔子曾兩次向老子問禮，所以孔子被算進了道家的陣營。至於關公，則是因為他讀過孔子寫的《春秋》，也就順理成章地成了道教的神。更為搞笑的是，為了體現「與時俱進 」的精神，他的牌位上被人生生塞進了「招財」二字。據說這是晉商的風俗，不知重義輕利的關帝地下有知，當做何感想。
回到賓館已是傍晚，隨手撿起桌上的一份報紙，發現頭版的有篇調查文章，文中列舉了中國人（指大陸人）在海外旅遊時的種種不良、不雅、無禮甚至是醜陋的行為、習慣，這裡引用一段原文：
「中國人，便後請沖水」，「請安靜」，「請不要隨地吐痰」……這種僅以簡體中文標出的警示牌，正在中國人出境游的主要目的地國 ——法國、德國、日本、泰國、新加坡等地頻現。當大批遊客成為中國的最新出口品時，「中國人」卻成了不文明、粗魯的代名詞。
他們為什麼單單用「簡體中文 」寫警示呢？這顯然只是針對我們大陸同胞的——香港、臺灣慣用的是繁體字，那裡的文明狀況用不著提醒，古今中外，似乎只有大陸遊客受到過如此特別的「禮遇」。更令人無地自容的是，在國外的許多公共場所的友善問候語裡卻又不見了簡體漢字的蹤影，這不由得讓人聯想到半個多世紀以前在上海租界公園門口的那句觸目驚心的「恥辱警示」——「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當然，現在已經不是那個喪權辱國的時代了，不能將我們遊客在海外的悲慘遭遇完全歸咎於別人的歧視和敵意。孟子說：「人必自辱而後人辱之。」的確，要想別人尊重你，你首先要尊重人家。細想一下，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確確實實存在著許多失禮的地方。怪不得我們的一位領導同志很生氣，說這「嚴重損害了中國‘禮儀之邦’的形象」。聯想到白天在承德大街上看到的全民隨地吐痰和亂闖紅燈的盛況，我也感到後果很嚴重。
我注意到報上有幾位學者也對此進行了簡短的評述和解讀。
一位美國教授將此現象歸咎於「國人對嬰兒排泄習慣的訓練太過隨便」， 而另外一位國內的教授則堅信：「唐宋以前，中華文化是優雅的代名詞。」這種觀點似乎很站得住腳，以至於其他幾位學者都把不滿發泄到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文革」 上，認為這是國人之所以不文明的近因。
想想也是，中國不是儒家文化的發源地嗎？儒家「隆禮」 ，焉有不文明之理？怪不得有人倡導國人讀經、祭孔，都在試圖找回昔日的「禮儀之邦 」。
兩千多年前，孔子號召天下人「克己復禮」，莊子看不慣這種虛頭巴腦的人，罵他是「偽巧人」。因為對於大多數人而言，就像管子說的那樣— —「倉廩實而知禮節」。孔子門生只是一小撮，是重視禮義廉恥的另類，他們的觀點在一群朝不保夕的飢民面前自然就顯得特別虛偽。
劉邦做了漢朝的開國皇帝之後，覺著老戰友們在大殿之上大呼小叫、赤膊袒胸實在不文明，於是就令一個叫叔孫通的儒生搞套禮儀出來，幫他提升一下大臣們的「文明素質」。據說後來的效果還不錯，但這並不妨礙劉邦當眾往一儒生的帽裡尿尿。
景帝時期，大權在握的竇太后尊黃老，大儒轅固生因為對老太后信奉道家表示不屑，被罰「入圈刺」——就是被關進豬圈，與野豬血戰。這種懲罰類似於古羅馬把犯人關進鬥獸場和猛獸搏鬥。轅固生運氣還算好，幾下就刺中了野豬的要害，但一國太后幸災樂禍地看著一位老邁的文臣同一頭野豬進行殊死搏鬥，實在是有辱「禮儀之邦」的斯文，這事在中國文化史上留下了恥辱的一筆。
漢武帝劉徹繼承了曾祖父劉邦的遺風，一邊搞「獨尊儒術 」，一邊凌辱儒生——大學者司馬遷因為一句話說得不對就讓他老人家給活活「騸」 了。
隋煬帝本是一個弒父、殺兄、篡位的畜生，卻也想為中國打造一個「禮儀之邦」的形象。連首都街邊的大樹，他都讓人給它們裹纏上綢緞，還強迫國內大小飯館免費招待「老外」，以顯示帝國的富足和慷慨，卻根本不管自己的子民是否衣衫襤褸、飢腸轆轆！從這一點上來看，隋王朝有些像當今的朝鮮——單從平壤街頭，你很難看出這是一個正在遭受飢荒的國家——人們衣著光鮮，神采奕奕，彬彬有禮。但只要你來到郊區，一切便會真相大白。
唐朝的情況比隋朝也好不到那去，太宗李世民和大周女皇武則天都是靠滅親、篡位起家的。盛唐時期，當西域的商人和日本的遣唐使來到帝國的 「首善之地」時，看到的是滿街的翩翩少年和謙謙君子；而在幅員遼闊的鄉野，農民們仍舊衣不遮體，食不果腹。在唐朝的大部分時間裏，普通人（特別是農民）大都生活在飢謹與屈辱之中，正如杜甫所看到的—— 「禾頭生耳黍穗黑，農夫田婦無消息，城中斗米換衾衣，向許寧論兩相值。」（《秋雨嘆》）為了活命，連「詩聖」杜甫都不要臉了—— 「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 」（《奉贈韋左丞丈》）更何況貧苦農民？到了大唐帝國的彌留之際，當黃巢麾下的「義軍」們用人肉做軍糧時①，誰也不再提什麼「禮儀」、「 廉恥」了。
宋朝三百多年裡，貫穿了戰亂和飢荒，自始至終都是農民暴動不斷、外族戰事不斷、災荒不斷。由於天災人禍，河北一帶還發生過大規模吃人肉、賣人肉的慘劇，人們私下稱之為「兩腳羊」 ，並且分等級，兒童肉叫做 「和骨爛」 .這個時候給他們講禮儀，恐怕太不合時宜了吧。
對於明朝，文中那位視唐朝為「禮儀之邦」的學者似乎也很有意見：
明中葉以後，隨著人口增多，遊民越來越多，社會問題無法在家族內部解決，遊民們組成秘密教門、會黨、行幫、商幫等「江湖組織」，社會生活日益粗俗化、江湖化。
我承認他說的這些都是史實，但我認為他更應該解讀一下明初的朱元璋和朱棣——這對父子對國人所幹過那些禽獸不如的暴行以及這些暴行對明朝文化的影響。
至於我們歷史課本裡盛讚的「康乾盛世」——一個生活在康熙四十年的人披露了「盛世」的真相：
清興五十餘年矣。四海之內，日益貧困：農空、工空、市空、仕空。谷賤而艱於食，布帛賤而艱於衣，舟轉市集而貨折貲，居官者去官而無以為家，是四空也。金錢，所以通有無也。中產之家，嘗旬月不觀一金，不見緡錢，無以通之。故農民凍餒，百貨皆死，豐年如凶，良賈無籌。行於都市，列肆琨耀，冠服華腆，入其家室，朝則熄無煙，寒則蜷體不申。吳中之民，多鬻男女於遠方，男之美為優，惡者為奴。女之美為妾，惡者為婢，遍滿海內矣。
（唐甄）
到了「康乾盛世」的後期，國人的「文明素質」就是再包裝也不行了。英國訪華使節馬戛爾尼親眼見到過我們的「乾隆爺」，應該知道大清是何等的氣派吧，回國後，對中國人的印象卻很不好，他語帶輕蔑地回憶道：
他們穿的是小亞麻布或白洋布做的衣服，非常髒也很少洗，他們從來不用肥皂。他們很少用手絹，而是隨地亂吐，用手擤鼻子，用袖子擦鼻涕，或是抹到身邊的任何東西上。這種行為很普遍。更令人憎惡的是有一天我看見一位韃靼人讓僕人在他的脖子裡找虱子 ，這東西咬得他難受！
在馬戛爾尼及其同行人的眼中，中國「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人們衣衫襤褸甚至裸體」，「像叫花子一樣破破爛爛的軍隊」，「我們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搶著吃」，「我不得不懷疑以前傳教士（指明末傳教士）的回憶錄是編造的 」。
到了大清帝國的末年，我們「禮儀之邦」的「 首善之區」——北京城已成了一座名副其實的「垃圾場」，市民們為了保住自家小院的乾淨，都跑到街上隨地大小便。結果是「糞除塵穢滿街頭」 （《燕京雜詠》）， 「京城二月通溝，道路不通車馬，臭氣四達……」（《燕京雜記》），到處是「小人之風」 （見宋玉《風賦》）。
八國聯軍佔領北京後，分區佔領的聯軍開始著手解決這個禮儀的底線問題，他們開始在街上建公廁，組織人員定期打掃，安設路燈，嚴格查禁隨地方便者，查到了罰去打掃廁所，做苦工。八國聯軍中的德軍火氣最大，有的士兵見了隨地方便的中國人抬手就是一槍。結果北京的文明程度立桿見影，全城的公共衛生狀況大大改善，真正成了「首善之區 」，其中尤以美佔區和日佔區搞得最好。對此，我想當時中國所有的有識之士和愛國者們的共同感受只有一個——無地自容。
再來看看同一時期的國際大都會上海，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悲憤而絕望地寫到：
余見上海租界街道寬闊平整而潔淨，一入中國地界則污穢不堪，非牛溲馬勃即垃圾臭泥 ，甚至老幼隨處可以便溺，瘡毒惡疾之人無處不有，雖呻吟仆地皆置之不理，惟掩鼻過之而已。可見有司之失政，富室之無良，何怪乎外人輕侮也。
中國最大的兩座都市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可想而知了，難怪當時的知識份子「更多抱怨不能變法自強勝過對於受異族侵凌之憤慨」。
而我們那些傳統知識份子自己又做得怎樣呢？以儒家文化為基石的科舉考試曾被公認為是體現「禮儀之邦」特色的重要文化盛事。陳獨秀曾於一八九七年在南京參加科舉考試，他親眼見到舉子們只因蹲馬桶不方便，便到處拉 「野屎」的盛況：
不但我的大哥，就是我們那位老夫子，本來是個道學先生，開口孔孟，閉口程朱，這位 博學的老夫子，不但讀過幾本宋儒的語錄，並且還知道什麼「男女有別」、「男女授受不親」的禮教，他也是天天那樣在路旁空地上解大手，有時婦女在路上走過，只好當作沒看見。同寓的幾個荒唐鬼，在高聲朗誦那禮義廉恥，正心修身的八股文章之餘暇，時到門前探望，遠遠發現有年輕婦女姍姍而來，他便扯下褲子，蹲下去解大手，好像急於獻寶似的，雖然他並無大手可解。
（《實齋自傳》）
就他們這種排泄方式而言，顯然與「克己復禮」是背道而馳的，說得不好聽一點，完全是一群野狗的作為。進入彌留之際的科舉，已將其低俗、醜惡、荒謬的本質暴露無遺。至此，大清帝國的禮義廉恥喪失殆盡，「知書達理」的知識份子尚且如此，普通百姓就更不必說了，而我們的慈禧太后仍舊很驕傲地向世人宣稱：「文化禮俗，總是我國第一！」
再回到莊子苛責孔子一事，據說莊子當時一度陷入財政危機，經常是有上頓沒下頓的，所以一談到儒生就特別來氣，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現在，國人總算是「倉廩實」了，但從老莊一脈相成下來的文化慣性很難一下改向，於是就有了今天國人出國所遭遇的尷尬與羞辱。這跟我們的嬰幼兒穿「開襠褲」無關，與中國人口急增關係也不大。雖然「文革」和「六四」對國人的不良影響是災難性的——特別是十七年前發生在北京初夏的那場慘劇，這個「禮儀之邦」也因此失去了最後一塊「遮羞布」，但我始終認為，造成這一切的病根仍舊源於我們的文化。
又想起文章一開始提到的那個「關帝道觀」，這就是中國文化的縮影。國人的確具有無以倫比的強大綜合能力，管你是儒家的、道家的、文的、武的、神的、人的、民的、官的，都能被我們攪和成一鍋「八寶粥」。就連我們反傳統的胡適先生也深諳傳統的「和稀泥」真諦，他在《說儒》中把儒道混為一談，認為老子是「代表那六百年來以柔道取容於世的一個正統老儒」。中國的歷代帝王一直號稱自己是「以儒治國」，而事實上，儒家元素在國人的日常生活中表現得很弱，到今天，能夠稱得上與儒家挨得上邊的恐怕只有家庭觀念較強這一項了，但與此更接近的文化淵源恐怕還得追溯到老子的「小國寡民」意識和楊朱的「拔一毛以利天下不為」理念。至於孔子最核心的思想——「克己復禮」，我相信日本人和韓國人在這方面都要比我們做得好。
說到我們的家庭觀念「強」，其實也不甚健康。上面提到的有著供奉關公習俗的晉商，我們知道，他們的山西大院很有名，那裡家家戶戶都將自家的庭院打掃得乾淨，卻將垃圾掃到大街上，難道他們不知道最後還是會臭到、髒到自己的嗎？
中國家庭的和諧是做給外人看的，其實家庭內部的矛盾非常尖銳。其中，家庭暴力在中國十分普遍。據《大清律例》載：「子孫違反教令」 ，祖父母、父母都有懲治卑幼的絕對權利，甚至處死，父母也可以「 不孝」的罪名將子女送官法辦。「卑幼私擅用財」 ，受苔、仗刑。還特別強調，卑幼對尊長不得行使自衛權。進入二十世紀，傳統宗族制度開始衰落，但至民國末期還有家族對犯規子女執行死刑的事例。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由於傳統文化在文化大革命之後幾乎被破壞殆盡，再加上西方現代意識的壓倒性衝擊，中國人（特別是城鎮居民）連儒家的基本虛飾也丟棄了，維繫家庭的紐帶變得越來越脆弱，家庭暴力達到歷史的顛峰，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十分緊張。這一時期，社會生活也隨著改革的深入而嚴重失衡，大人在社會上和單位裡受到壓抑和挫折後往往只能遷怒於下一代，對他們粗言穢語、拳腳相加是家常便飯的事，一代人從此在心中埋下了怨恨和暴力的種子，在這樣環境下成長的一代，他們成年後能真心孝順父母嗎？能對人懷有同情心嗎？
兩千多年來，我們這個「儒國」一直在欺騙世人，事實上，中國從來就不是什麼「禮儀之邦」，儒家文化早就被歷代王朝和御用文人們說「爛」 搞「臭」了。
看看歷朝歷代的帝王們為我們精心準備的，各式各樣匪夷所思的酷刑吧，而我們居然容忍了兩千多年。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日本人曾經打出過「膺懲暴支」 的旗號②，聲稱中國人已經淪為野蠻人，只善於施暴和膺服於暴力，而他們在日本行的才是儒家仁政，所以日本要像過去中國討伐周邊夷狄那樣討伐我們，在「支那」建立「王道樂土」。當然，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全是日本侵略者騙人的鬼話，誰都把本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 —我們自己都不把自己當人看，外人就更不會了。
然而，同為中國人，香港和臺灣兩地的整體文明素質就要比大陸高，即使與西方國家相比也不遜色，而前兩者中，香港的情況又要比臺灣好一些，每年在維多利亞球場舉辦的「六四 」燭光悼念晚會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這裡，我要向香港同胞致敬，是他們守住了中國人在世人面前的最後尊嚴。在中國大陸，自稱是人民兒子的鄧小平把「文明古都」變成了 「六月屠場」，而人民不僅聽不到共產黨當局哪怕隻字片語的悔過與歉意，也不能在國內公開談及此事。至於造成這一現狀的根本原因，唯一合理的解釋只有一個，那就是「兩岸三地」的領導不同。
記得在回賓館的出租車上，偶然和司機談及國慶慶典的冷清，不料司機憤然道： 「到處都是貪官污吏，還過什麼國慶啊！」
兩千多年前，孔子就說過：「其（領導）身正，不令而行；其（領導）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我們的俗話也常說：「 上樑不正，下樑歪。」現在，我越來越相信這兩句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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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據《舊唐書》記載：「賊（黃巢）圍陳郡三百日，關東仍歲無耕，人餓倚牆壁間，賊俘人而食，日殺數千。賊有舂磨砦，為巨碓數百，生納人於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詩人韋莊在《秦婦吟》一詩中也記錄了此事—— 「尚讓廚中食木皮，黃巢機上刲人肉。」在當時，不僅是暴民在吃人肉，投降黃巢的大唐節度使秦宗權也曾鼓勵部下把殺死的人用鹽醃起來，隨軍攜帶。
②「膺懲」的典故出自 《詩經·魯頌·閉宮》：「公徒三萬，貝冑朱衾。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說的是周公東征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