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一，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是五十七年來中國最好的一次民主化機遇
二，應該客觀承認：中國的八九民運徹底失敗了
三，中國的八九民運失敗的主要原因
四，深層的原因：真正使得趙紫陽不敢反抗鄧小平的是他頭腦深處的儒家理念
五，追溯：造成前蘇、東國家與中國不同命運的共產國家的不同特點：
（一）前蘇、東國家在第一代領導人死後，沒有中共那種黨內對老資格前輩領導的盲目供奉現象；
（二）前蘇東國家沒有退休元老操縱政局的現象；
（三）前蘇聯、東歐共產國家頑固派領導人或軍方高層在危機關頭沒有向自己國家老百姓開槍的凶殘獸性。
六，溯源：造成前蘇、東國家與中國不同命運的不同的民族歷史和傳統：
（一）前蘇、東國家沒有類似於中國那種被野蠻民族徹底征服、長期統治、而且本民族的文化和民族特徵遭受大破壞的歷史；
（二）前蘇聯和東歐國家沒有儒家傳統；
（三）前蘇聯和東歐共產國家在歷史上是基督教等宗教傳統國家；中國則有長期的「內法外儒」歷史；
（四）前蘇、東國家的共產政權對本民族傳統文化的破壞遠沒有像中共那樣刻毒和徹底；
（五）前蘇、東國家沒有經歷中共國的跛足「改革開放」和權貴私有化。
七，中國自由文化運動應該重視前蘇聯、東歐與中國在一九八九獲得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運的深刻啟示
一，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是五十七年來中國最好的一次民主化機遇
一九八九年是全球共產主義的大凶之年，是人類自由的千禧之年，在這一年當中，天地間突然湧起了一股排山倒海的民主風潮，席捲中國和東歐個馬克思社會主義國家，東歐九個共產政權當年就在風潮中倒下，在八九年的民主衝擊作用下，到一九九一年底，包括蘇聯在內的所有歐洲前共產國家和亞洲蒙古國全部拋棄了共產政權，原本株枝龐雜的全球共產主義陣營倏爾間竟只剩下中共這棵半老半枯的樹幹，和朝鮮、越南、寮國、古巴四棵小毒株，其中有三棵將近枯萎。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民主大潮是迄今為止中共國最好的一次民主化機遇，在蕩氣迴腸的四十八天裡，中共這個邪教流氓集團前所未有的在中華民族覺醒的正義力量面前倉皇失措、狼狽不堪...八九年的整個五月，在北京，中共黑幫頭子們幾乎每天都處於一百萬抗議民眾的包圍當中，全國六十多個大、中城市爆發了示威遊行，三百萬以上的民眾參加了這場聲勢浩大的民主運動，五月中旬整整有一個星期，中共政權處於癱瘓失控狀態，央視的節目第一次被動地實現了「新聞自由」，駐北京軍區的王牌軍三十八軍同情民運，指揮不靈...連當時訪華的戈爾巴喬夫都感到：「中共看起來馬上就要垮臺了1。」
出乎幾乎所有觀察家意料，中共政權，這個看起來最像當年全球第一個垮臺共產政權卻愣是沒有垮，反倒是中國八九民運期間風平浪靜的東歐諸國在八九年下半年風雲突變、驚雷炸響，在急風驟雨般的民主風潮中，東歐各國共產政權如多米諾骨牌牌般的紛紛倒下，籠罩在歐洲東部半個世紀以上的有史以來最專制的鐵幕竟如陰霾一樣，在一夜之間煙消雲散。
一九八九年的反共產專制民主風潮發端於中國，在當年所有爆發民主運動的共產國家中，中國的民主運動規模最大、氣勢最盛、範圍最廣、持續的時間最長，然而下場卻最悲慘：中國八九民運徹底失敗了，數千至數萬學生和市民被中共屠殺，中共黨內自由派被一網打盡 ，各個領域的自由化知識精英骨幹分子幾乎全部被清洗，趙紫陽上臺以來已經開始實施的一些初步的政治體制改革措施，如：黨政分開、市長負責制、人大旁聽和監督制度、黨內差額選舉制度、預備出臺新聞法、建設深圳政治特區，實行三權分立等等，這些措施全部被否定和推翻。「六四」 大屠殺以後，中共重又高舉馬列毛的破旗，全面加強專治控制，中國的政治體制又倒退回一九七八年以前的狀態。
二，應該客觀承認：中國的八九民運徹底失敗了
中國八九民運的結局是非常慘酷的，在當年爆發反共產專制運動的各國中，中國人民犧牲最大，卻連最低的改良結果都得不到。有些人士認為中國八九民運部分地成功了，他們指鄧小平一九九二年「南巡」，進一步放開經濟，是八九民運的威懾力所致。這種看法是錯誤的，當時六四的血腥味未散，全國國處在江賊民倒退政策的高壓之下，沒有可能再發生「動亂」。鄧小平一九九二年進行「南巡」，主要有兩個原因：
一是中共黨內權力鬥爭的迫切需要。江賊民上臺後，誤以為以陳雲、李鵬為首的頑固派集團已經得勢，奉行左傾投機路線，不僅在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領域大開倒車，而且開始否定鄧小平主導的經濟改革，這就威脅到鄧的權威和政治地位，是鄧小平絕不能容忍的。由於在北京已經被部分架空，鄧小平只得通過「南巡」來打擊陳雲、江賊民等人。
二是東歐、蘇聯的解體給鄧小平巨大的震撼，鄧小平徹底認識到馬克思社會主義道路是死路一條，必須加緊改換馬克思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再不放進一步開經濟，改善各級官僚的生活、轉移老百姓的視線，中共政權很可能步東歐和蘇聯的後塵，從內部崩潰。
總而言之，我們應該客觀承認：中國的八九民運徹底失敗了，中國八九民運的失敗，不僅斷送了胡耀邦、趙紫陽十年治理期間所有的開明政策和微小的政改成果，而且使得中國上層建築內十多年來積累的進步力量一次性地喪失殆盡，為此後中國的民主化轉型造成了巨大的困難。
三，中國的八九民運失敗的主要原因
在一九八九年各國的反共產專制風潮中，中國民運最為轟轟烈烈，中國人民衝在最前、犧牲最大，卻連最低的成果都得不到；一場民運下來，中國人不僅得不到任何成果，連十多年來積累的微小的政制改革成果都喪失掉了，這是不是上天對中國不公呢？
我以為，中國八九民運的失敗，不是上天對中國不公，而是一個難以避免的結局。
首先來看，中國八九民運失敗的原因究竟是什麼？
中國八九民運失敗的原因，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人歸咎於運動沒有統一的領導核心、領袖中沒有有權威、有政治經驗的人物；有人歸咎於民運參與者覺悟不高，「跪著造反」，甚至把余志堅等潑污毛像的戰友扭送中共公安；有人歸咎於學運領袖柴玲極端自私、吾爾開西不知進退；有人歸咎於中國民眾素質不高，工人、農民以及其他行業者沒有給民運參與者以有力的支持......
其實，以上的原因都不是八九民運失敗的最重要的原因，因為如果沒有其他因素，這些個因素加起來，並不會導致民運失敗；如果沒有其他因素，即使以上的負面因素都不存在，民運也不會瓦解中共專制。
八九民運發生的時候，中國民運不可能有統一的領導核心和有權威的領袖，因為中共國民運的先行者們--七八年「民主牆」的骨幹分子早於一九八一年被中共一網打盡，判處重刑，學運發生的時候，這些人都在牢中，這些人，包括陳泱朝、徐文立、魏京生、傅申奇、劉青等等，都是經歷文革洗禮的民運老兵，政治鬥爭經驗豐富、思想成熟、人脈關係廣泛...沒有這些老戰士，中國的八九民運只能停留在無序和衝動的層面，形成不了策略化的統一行動。但中國民運的民運的無序和衝動的並不是民運失敗決定性因素，當時參與民運的人數之巨，已經達到了癱瘓中共政權的地步，整個八十年代，因為胡耀邦、趙紫陽在意識形態和管制上採取的開明和寬鬆的措施，當時中國社會已經普遍覺醒，以致於連中共控制最嚴的新聞機構和公檢法機關都不同程度地參加了八九民運。中共要延續一黨專制，當時只有鎮壓一條路，如果沒有六四鎮壓，中共專制將肯定瓦解。統一的領導核心和有權威的領袖也不是民運獲勝的必要條件：前蘇聯直到最後階段，民運也沒有形成統一的領導核心和有權威的領袖；羅馬尼亞和東德的民運也沒有形成統一的領導核心和有權威的領袖。
中國八九民運參與者素質和覺悟不高、「跪著造反」 、把余志堅等潑污毛像的戰友扭送中共公安、學運領袖柴玲極端自私、吾爾開西不知進退、工人、農民以及其他行業者沒有給民運參與者以有力的支持......如果沒有其他的因素，這些負面因素加在一起也不能導致民運失敗。因為沒有其他因素，即使中國八九民運參與者素質和覺悟很高、沒有「跪著造反」、沒有把余志堅等潑污毛像的戰友扭送中共公安、學運領袖柴玲大公無私、吾爾開西進退有據、工人、農民以及其他行業者給民運參與者以有力的支持...這些正面因素加在一起也不能夠決定民運勝利，因為這些「如果」的正面因素加在一起也擋不住中共政權的鎮壓。柴玲、王丹、吾爾開西等人當時年僅二十歲左右，連生理都沒有完全成熟，對他們的苛責是不近人情；學生「跪著造反」的確有辱人格，但也無關於民運的成敗，當年學生決不能採取激烈的手段，如果採用激烈的手段，中共的鎮壓就會更快。如果學生領袖們能夠進退有據，將不會發生六四大屠殺，但是中共政權仍然會秋後算賬，趙紫陽等開明派會在一九九二年十四大下臺，中共全面加強專制管控，民運失敗的命運沒有大的不同。
中國八九民運失敗的決定性的因素是以趙紫陽為首的開明派沒有能夠抓住機會對中共頑固派予以致命的一擊。學潮剛開始，學生因為幼稚，一度把趙紫陽作為胡耀邦的對立面加以聲討，但是隨著鄧小平授意的《四二六社論》的發表，鄧小平等元老幫和李鵬集團完全佔據了民運的對立面，形勢變得對趙紫陽非常有利，趙紫陽從朝鮮回國後，又於五月四日發表了演講，主張在民主和法制和軌道上解決問題，深得民運群眾、中共體制內成員甚至解放軍軍官的普遍擁護，軍委副主席楊尚昆也暗中支持趙紫陽、中共頑固派集團當時已經十分被動和孤立，鄧小平、李鵬雖然氣急敗壞地下令於五月十九日開始戒嚴，但是，奉命戒嚴的北京軍區主力第三十八軍軍長徐勤先、第二十九軍軍長何燕然拒絕執行鎮壓命令，使得此後整整一個星期，戒嚴形同虛設。要知道，徐勤先將軍和何燕然將軍抗命是冒了殺頭的風險的，這說明他們是品德非常高尚的人，把良心置於既得利益之上；另外，徐勤先、何燕然之所以抗命，也因為他們感覺當是中國民主化大有希望，期待能與中共高層的開明派能夠站出來。
如果中國民運失敗，徐勤先、何燕然肯定受到清洗，誰願意受嚴懲？人都有順勢求生存的本能，誰願意去白白送死？徐勤先、何燕然抗命，表明瞭他們希望民運成功，他們只是兩位軍長，無法自己成事，只有期待趙紫陽站出來。如果趙紫陽當時像後來葉利欽那樣挺身而出，命令徐勤先、何燕然逮捕李鵬集團、軟禁鄧小平等元老，徐、何兩將軍必然會堅決執行，心中早有政變算盤的楊尚昆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鼎立支持趙紫陽。
鄧小平當時雖然是軍委主席，而且有老資格的優勢，但是，他因開啟經濟改革而建立的聲望，已經因為家族腐敗、鎮壓八六學潮、罷黜胡耀邦、《四二六社論》受到很大損害，整個北京軍區都違抗他的命令；頑固派李鵬集團雖然終於他，但卻不掌握軍隊，一旦軍隊生變，李鵬集團會立即垮臺；鄧小平對軍隊的掌控唯一依靠的是楊尚昆，但是楊尚昆與趙紫陽關係親密，對鄧小平心懷二意。實際上，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中旬的一個星期裡，鄧小平、李鵬等人已成瓮中之鱉。
眼見處境危急，鄧小平、李鵬慌忙從四川、內蒙、遼寧等地調軍進京，但是幾天之內，遠水難救近火，戒嚴部隊士氣低落，而且，先頭入京部隊還被堵截在城外......
趙紫陽如果在這個時候發動政變，清除中共頑固派勢力，不僅輕而易舉，而且風險很小。當時頑固派骨幹分子都被困在北京，將他們一網打盡之後，在中共黨內非常不得人心頑固派殘餘勢力群龍無首，會自行瓦解；本來就士氣低落的外地赴京部隊很容易安撫、調回原處。趙紫陽發動政變的風險，比葉利欽在八一九事件中冒的險小得多。
現在有人把趙紫陽的處境比作清朝光緒皇帝的處境，實際上，八九民運期間趙紫陽的處境比戊戌變法中光緒帝的處境有利得多：民運期間，趙紫陽受到中共各級官員的廣泛擁護、得到北京軍區和實權人物楊尚昆的支持；光緒帝的新政在官僚中受到普遍的抵制，他在軍中沒有實力派人物的支持，惟一仰仗的是康有為等幾個沒有實權的文官。
在歷史的關頭，趙紫陽甚至還不如當年光緒帝那樣敢作敢為：光緒帝在危急關頭還敢拚力一搏，授意康有為等人聯絡軍隊發動政變。
一九八九年五月中旬，在北京軍區集團軍將官們灼熱期待的目光面前 ；在首都百萬示威遊行民眾的赤誠的熱浪面前，趙紫陽選擇了退縮和逃避。關鍵時刻，趙紫陽沒有勇氣站出來振臂一呼，在那個百年難逢的、一擊可以傾覆中國反動派全局的大好時機面前，他心甘情願地背過身去，窩窩囊囊地束手就擒。在上個世紀中國最重要的歷史關頭，趙紫陽的表現不僅不配於一個政治家，甚至不像是一個男人。
作為總書記、軍委副主席、中共黨內的改革派領袖，趙紫陽的臨陣退縮，等於是把抗命的解放軍將官交給反動派處置，從這個意義上說，趙紫陽出賣了支持民主的軍人；趙紫陽的選擇，也辜負了全國數百萬愛國民眾的滿腔熱情和期待，他的退縮，使得北京一百萬學生、市民的命運完全暴露在反動派的槍口面前，成為任其宰割的魚肉；趙紫陽的選擇，使得中國在六四後大倒退，經歷了江賊民十五年的法西斯流氓統治，使得中國在六四大屠殺後，又發生了對法輪功的群體滅絕運動；趙紫陽的退縮，使得胡錦濤這個比江賊民更反動、更強硬的毛澤東主義者如今大權在握，更加殘酷、狡詐地迫害、虐殺法輪功、基督教等一切獨立的宗教信仰組織，赤裸裸的動用黑社會流氓手法打壓維權、異議人士...整個中國墜入了法西斯黑社會的萬丈深淵！
趙紫陽的選擇，也害了自己和家人：「六四」以後，他被鄧小平、江賊民、胡緊套軟禁、折磨致死，他的妻子也受連累，至今沒有自由，他的兒女們則被迫夾起尾巴做人。
可見，趙紫陽在一九八九年關鍵時刻的退縮，實在是一個害人害己、大錯特錯的選擇。趙紫陽後來在軟禁中對宗鳳鳴說什麼：如果當年他選擇政變，就會軍閥混戰、血流成河...這完全是自我安慰和推脫自己過錯的託辭2。
如果當年趙紫陽發動政變，鄧小平老人幫、李鵬頑固勢力肯定垮臺，將不會有六四大屠殺，更不會軍閥混戰。如果趙紫陽起事，他必然成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他必然接受示威學生提出的開放新聞自由的要求，他必然會首先推行大刀闊斧的政治民主化改革，繼而會推行公正穩妥的經濟私有化改革，而絕不會搞掠奪式權貴資本主義跛腳改革...中國如果在趙紫陽的領導下，到今天很可能已經成為欣欣向榮的多黨制的憲政國家，臺灣也已經回歸中國。
由於一九八九年的時候，中央的權威仍然強大，中共各級官僚也遠未形成今天這樣強大的、與市場勾結的既得利益集團，而且，由於在當時，政治民主化改革在黨內、軍內都是人心所向，當時軍隊、地方的各級領導很多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他們決不願意中國再亂，事實上，當時各省、市的領導班子都在觀望，準備聞風而動，如果趙紫陽政變成功，軍隊和地方決不會不服從以趙紫陽為首的中央，決不可能出現軍閥混戰的局面。
當時，趙紫陽不可能不知道退縮的後果。他於五月十九日凌晨赴天安門廣場對學生的講話，實際上就是悲情的訣別，以他對中共的熟悉，他不可能不知道退縮的後果就是政治生命和人身自由的終結，甚至肉體被被消滅。
趙紫陽並不是一個平庸的人，他為什麼會在那樣的關頭做出那樣得不明智的抉擇呢？難道他生來就是懦弱膽小之輩嗎？決不是。與江賊民這樣眼見中共勝利在望，才投機入黨的小人不同，趙紫陽一九三二年參加「革命」，那時候參加「革命」是要冒生命危險的。他出生地主，家境不錯，本來不必冒這個險，可見趙是個有理想、有膽量的人。在毛澤東時代，趙紫陽也從來不是「風派」，他一貫「右傾」，為此沒少受折磨。胡耀邦下臺後，趙紫陽沉渣泛起的困難中，頂住極左派陳雲、鄧立群等人的壓力，中止反自由化運動，甚至冒鄧小平之不韙，籌備一系列政治體制改革，其中國的戈爾巴喬夫面貌已初露端倪，六四前後，他力抗鄧小平地淫威，拒不出席戒嚴大會、拒不在戒嚴令上簽字，趙紫陽至死沒有寫檢討，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被鄧小平無理廢黜後還違心地寫了檢討。趙紫陽的生平作為表明：他決不是個懦弱膽小之輩，他比胡耀邦更加勇敢、倔強。
有些人認為：不能把中國八九民運失敗的原因單單歸於趙紫陽。這種觀點貌似公允，其實是錯誤的，中國八九民運失敗的主要原因就是趙紫陽的退縮和逃避。
世界各國的共產政權都是一個封閉的系統，具有極強的鎮壓能量，因此，共產政權是很難依靠普通民眾自下而上地推翻的，迄今為止，只有柬埔寨紅色高棉政權為越南出兵推翻，還沒有哪一個國家的共產政權是單單因為民眾抗議而垮臺：蘇聯解體是因為以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為首高層人物拋棄了共產黨專政體制；羅馬尼亞共產政權的垮 臺表面上看起來是全民起義導致，實際上起決定作用的是國防部長古薩的反戈一擊，古薩的轉變導致軍隊倒戈，從而導致齊奧塞斯庫迅速垮臺。如果古薩死心塌地捍衛齊奧塞斯庫，普通民眾就是犧牲再大也推翻不了共產政權；波蘭、匈牙利、捷克、東德等國的和平演變，起決定作用的都是這些國家的黨、政、軍高層官員轉變或者拒絕鎮壓民眾。
可見，單靠普通民眾是傾覆不了共產政權的，民眾的抗議或起義只是瓦解共產政權的外在因素，外因必須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共產政權體制內力量的轉變，如兵變、政變、高層人物轉變等，才是瓦解瓦解共產政權的內因。外因只是孵化雞蛋的光和熱，光和熱再適宜，也孵化不了一塊石頭，如果沒有共產政權體制內力量的轉變和配合，普通民眾抗議的聲勢再大，也會被鎮壓下去。
一九八九年五月，中國瓦解共產政權的外部條件已經成熟，「萬事具備」，只欠趙紫陽起事的「東風」，結果，趙紫陽卻不敢起事。
有人認為，一九八九年趙紫陽不敢起事是因為他覺悟不夠。這種觀點是錯誤的。作為一個從「革命」時期走過來的老資格的中共幹部，趙紫陽親眼見證了中共多次殺人搶劫的罪行，而且他又經歷了殘酷的毛澤東暴政，並且自己也深受其害，在文革中一條腿也被打斷，趙紫陽怎麼會不清楚中共的罪惡？趙紫陽在作為總書記的不到兩年的時間裏，力主「自由化」，竭力推動「政治體制改革」，而且親口說：「社會主義是什麼？我說不清楚3。」這表明他已經拋棄了馬克思主義專政理念，他的思想已經跟中共分道揚鑣，趙紫陽在思想上已經背叛了中共。
四，深層的原因：真正使得趙紫陽不敢反抗鄧小平的是他頭腦深處的儒家理念
其實，真正使得趙紫陽不敢反抗鄧小平的是他頭腦深處的儒家理念。
中國沒有宗教傳統，社會的道德全靠儒家思想支撐和匡正，而中國傳統的儒家的道德教育帶有濃厚的愚忠、愚孝的色彩：儒家的宗師孔子教導人們要尊敬長輩、服從君主，哪怕長輩和君主的要求是錯誤的也決不可反抗，不過，孔子倒也同意，如果君主暗昧，臣子可以離開他；雖然儒家的亞聖孟子的思想帶有強烈的民本主義的色彩，但是儒家孟子派在歷史上長期受王朝統治者們排斥，視作另類，孟子的理念：「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4，更是被王朝君主們當作洪水猛獸，孟子的思想在明、清兩朝完全被禁止傳播。因此，孟子的思想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遠不如孔子的思想大，中國社會的倫理道德標準，主要以孔子的標準為標準。
儒家發展到程、朱理學的階段，則完全成為一種主張愚忠、愚孝的道德倫理學說,理學主張「三綱五常」，「忠孝節烈」，其中「君為臣綱」，愚忠的理念極端化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要臣亡，臣不得不亡」的地步，理學所主張道德倫理行為準則也到了違背人性、摒棄理性的地步，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就是這一糟粕的體現。由於理學非常投合中國帝王專制的需要，因此自南宋以後，在王朝政權的扶持下，理學逐漸成為儒家的正統，到了明、清兩朝，中國社會的主體思想是理學的思想。明、清兩朝乃至「解放」以前，中國人的道德行為主要以理學的標準為標準，儒家理學在中國社會起的作用，相當於基督教在西方社會起的作用，是文明和社會的基石，「解放前」中國的社會道德，基本上要靠以理學觀念為主的傳統觀念來維繫，任何在「解放前」的中國出生和長大的有德行中國人，不可能不受到理學的影響。人的德行的規律是：不願接受任何規矩或者在年少時沒有任何教養的人，必然成為惡人；信奉歪理邪說，其他什麼都不信的人，也必然成為惡人。毛澤東、周恩來、江澤民就是這兩類人的典型，在「解放前」的中國出生和長大的中國人，只有像毛澤東、周恩來、江澤民這樣極端邪惡的人，才有可能不受中國傳統文化的任何束縛。
趙紫陽是一個富有良知的人，他生於一九一九年，完全是一個在「解放前」的中國出生和長大的中國人，他家境較好，受過較完整的傳統教育，這肯定是趙紫陽富有良知的主要原因，因為趙紫陽後來信奉的馬列主義完全是歪理邪說，不可能成為道德的源泉。趙紫陽的意識深處，有著儒家理學的忠孝思想。
理學的主要創立者朱熹強烈地反對孟子的民本思想，主張絕對的君權，無條件地忠君和維護君主統治的秩序都是「天理」，按照理學的標準，作為一個臣民，背叛君主、顛覆朝廷是大逆不道、十惡不赦的罪行，不管君主和朝廷有多壞，背主篡權的人都是 「亂臣賊子」。
一九八九年五月的趙紫陽，就因為背著這樣一個沈重的中國傳統道德包袱，而關鍵時刻邁不開政變的步子，在趙紫陽的眼裡，長自己十五歲的鄧小平應該尊重的長輩、是自己的老上級、提攜者、恩人，趙紫陽是一個重感情的中國人，在他的意識深處，鄧小平就是「君父」，中共政權就是朝廷，哪怕「君父」再殘暴、朝廷再邪惡，自己也不能夠犯上作亂。存亡之際，對「亂臣賊子」名聲的戒懼，中國傳統道德思維的巨大慣性，死死地拽住趙紫陽的雙腿，連同中國的命運一道，滑向大失敗的深淵。
「忠孝」和名節，這樣中國傳統道德包袱是那樣的沈重，以至於連亂世梟雄袁世凱，當年在手握重兵，完全控制了北京，玩弄清室於股掌的情況下，也因為懾於「亂臣賊子」之名，不敢把罪惡彌天的清皇室一舉端掉，還地通過談判，提出優厚的禮遇條件，力勸清帝主動退位，這與沙皇倒臺後，布爾什維克報復一九〇五年大屠殺，把末代沙皇全家槍斃的做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有人認為中國一九八九年民運的失敗是個偶然現象，這是由趙紫陽的懦弱性格造成的，這是完全錯誤的，前文已經談到，趙紫陽生平的所作所為，表明他是一個倔強勇敢的人，趙紫陽當年的束手就擒並不能證明他懦弱，事實上，趙紫陽是中共黨內少有的勇敢的人，他比胡耀邦更勇敢，一九八七一月，胡耀邦面對鄧小平等元老的非法干政行為，不僅不敢抗爭，還違心地寫了檢查，承認「反自由化不力」的錯誤，乖乖地主動辭職；而一九八九年的趙紫陽，至少敢於以不合作進行抗爭，而且至死不屈。如果在八九民運年期間，胡耀邦處在趙紫陽的位置上，他很可能會為鄧小平、李鵬等人脅迫，而參與對示威民眾的鎮壓。六四前後，中共黨內高層的自由派，如萬里、胡啟立、李銳等人，懾於頑固派的淫威，先後接受鄧小平招安，他們的表現都不如趙紫陽勇敢；而思想比較開明，同情民運的實力派人物、軍委副主席楊尚昆，眼見趙紫陽猶豫不決，便馬上倒向了鄧小平。
可見，趙紫陽關鍵時刻的退縮和逃避，帶有某種必然性，這種必然性就是：中共黨內的自由派和開明派都是富於良知的人，而中共黨內有良知者都有一個共有的侷限性，那就是為中國傳統的儒家道德行為規範所束縛，沒有決心和意志鏟除以鄧小平等「八老」為核心的中共頑固派勢力。
中國的悲劇就是這樣：有良知的政治家，總是因為傳統的道德束縛逃脫不了失敗的命運，而不受傳統的道德束縛的最後成功者，往往是反動、倒退的姦惡之徒。如果當年是江賊民處於趙紫陽的出境，江老賊會毫不猶豫的發動政變，置鄧小平於死地。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