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2-05 23:19:27作者：金海濤
去年國家權威部門公布的統計資料顯示，40%以上的患病者不去醫院就診，而更多的人甚至生了病，連吃藥的錢也不願付，或者根本付不起錢。生了病不去醫院看病、不吃藥，那不是明明在等死嗎？原因在哪裡？首要的原因當然是無錢就醫、服藥，很多窮苦的人，包括貧苦的農民、城市下崗職工等，連孩子讀書的錢都繳不起，甚至連吃飯都成了問題，那生了病就只好強忍著了。其實，藥費太貴更是個直接的原因，普通民眾買不起藥就成了一個普遍現象。近年來民眾對醫藥費的持續攀升早已是天怒人怨了，據網路民調，老百姓最痛恨的幾件事分別為官員貪污腐敗、醫療費用太高、教育亂收費等。所以，看病難、藥費貴成了老百姓最痛恨的社會弊端之一。為什麼會造成這種局面？那是因為藥品後面的黑心人的種種行徑促成了中國市場上藥品費用的狂飆。這裡所說的黑心人主要是兩類，一類是那些無良的藥品生產商以及與他們一起的藥販子，另一類就是手中握著藥品生產、監督大權的政府官員們了。
近年來，醫藥市場的混亂讓人觸目驚心，有幾個現象令人不解。一是一個人去醫院看病，醫生往往給你開出一大堆藥，好像醫生成了藥商的推銷員。如果你請教一下有良知的醫生，他也會告訴你，按病情並不需要那麼多的藥，但他偏偏要給你來個「大包圍」，花費了冤枉錢不說，據統計中國每年因為服用抗菌素而致死亡的人就有好幾萬。再者，一個人生病要住院動手術了，那就更麻煩，必須先給住院醫生送紅包，否則，有你的好看。而病人給醫生送紅包還是小數目，醫生收到的大紅包則是來自藥商的推銷人員。藥品推銷員按照醫生開出的藥品數量的多少來支付給醫生回扣，這已經是公開的秘密。這恐怕是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出現的現象，但卻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大張旗鼓地進行著，雖然也有過大張旗鼓的反對，甚至公布了一些無良醫生的名單，但仍無效果。其結果就是藥商將紅包的支出最後轉嫁到病人的頭上。曾經在報紙上讀到一位藥品推銷員的懺悔，他說雖然他的推銷員職業收入頗豐，但他每天都受到自己良心的譴責，因為這種藥品生產商和醫生的聯手，導致了藥費的增加，從而加重了病人的負擔，尤其加重了貧苦人家病人的苦難。所以他最後寧可辭退了這份職業。
其實，這只是這一問題的一個方面，更黑暗的一面就是藥商和官員的權錢勾結。去年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鄭筱萸的「落馬」以及其屬下兩位司長的被刑拘，才使這個成立不到十年的國家權力機構的黑幕以及令人髮指的惡行逐漸曝光。據媒體報導，在日前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那位經常愛流眼淚的溫總理採取了少有的動作，要求監察部在這次會議上就鄭筱萸案作出匯報。鄭案也被定性為「嚴重失職瀆職、以權謀私的違紀違法典型案件」。然而，作為國家藥監局局長的鄭筱萸難道僅僅是失職瀆職、以權謀私嗎？實際上他的更大的罪惡是謀財害命！
人們都知道藥品的品質關係著人們的健康，更關係到病人的生命。人們記憶猶新的是，去年在中國出現了幾次假藥害死人而震驚全國的事件。齊齊哈爾第二製藥廠、安徽欣弗出產的藥品都奪去了病人的性命，在全國鬧得沸沸揚揚。那麼，問題究竟出在哪裡？表面看，是藥品奪取了病人的生命，其實隱藏的問題更為嚴重。
人們都知道製藥企業是個高盈利的行業，一些企業不論有沒有條件都去想生產藥品。但藥品從研發到生產再到投放市場是一條很長的產業鏈，應該遵循嚴格的程式，必須保證上市的藥品是嚴格合乎品質標準的，也就是說應該有個政府部門負責監管上市藥品的品質。美國是由FDI（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來監督管理，而中國就是由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來監管。一般的程式是，在藥品研發之後要投入生產必須經過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藥品生產企業拿到正式的批准文號才能進行生產，繼而投向市場。而在今天的中國，官員扼住了藥品生產企業的審批大權，這正是權力尋租的極好機會。於是，在當今中國的一黨專政的政治環境下，國家藥監局的官員們就有了索賄、受賄、發大財的極佳的機會。
藥品生產企業出錢經過研發，或者買來別人的研發成果之後，請一些「專家」進行評審、鑑定，然後送交國家藥監局申請批准文號。在通常情況下，官方把持著審批權，專家把持著話語權，而那些「專家」
拿了藥商的豐厚評審費，且往往又遊行於官場之中，從而形成很大的權力尋租空間。這裡面的貓膩也是驚人的，很多所謂藥品的研發速度驚人，從揭露出的情況可知，不少藥品可以一夜之間從無到有！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有些藥品並非新品研發，而是僅僅換個名字就成了一種新藥，就去國家藥監局拿批文。只要拿到了新藥的批文，換了名字的「新藥」立馬藥價翻番，暴利也就出來了。所以，那位在2003年的SARS肆虐中嶄露頭角的鐘南山院士就在去年全國兩會上對藥品問題進行了不客氣的譴責。他說，一個藥品換個「行頭」改個名，搖身一變成「新藥」，「身價」就立刻飆升。這些所謂的「新藥」不僅坑害了病人，而且還養肥了蛀蟲。鐘南山轉而質問國家藥監局的官員，「這些批號都是怎麼拿到的？這些問題到底誰來把關？」質問歸質問，國家藥監局的官員們依然裝聾作啞。這是一種情況。
另一種情況是，原來各省也可以審批新藥，地方政府為了本地的利益，不顧品質標準而亂髮批准文號，造成了極大混亂。這也是那位鄭筱萸升任藥監局局長之後玩的「地標」升「國標」的花樣。製藥企業要想拿到「國家標準」的文號，必須經由國家藥監局審批。要想拿到國家藥監局的批文麼？請拿出錢來，而批准文號都是明碼標價的，從幾萬到幾十萬。這是公開的部分，而真要想得到批准，還必須對主管批文的官員送上「紅包」，那可就是紅色黨旗、國旗掩蓋下的陰暗部分了。而為了追求高額利潤，醫藥企業必須想盡辦法用最快的時間、最簡單的手續獲得藥品批文，搶先佔有市場。於是，偽造實驗資料、偽造實驗過程、偽造生產樣品等弄虛作假問題就十分嚴重；資料缺失、記錄塗改、樣品銷毀等問題相當普遍。即使這樣，只要藥品企業的「功夫」做到家，也同樣能夠拿到批文，進而開始生產「新藥」。
兩種都是「新藥」，一種是根本沒有經過嚴格藥品研發過程而推出的「新藥」，一種是原有售價較低的舊藥經過改名換成的「新藥「。所有這些都需要經過國家藥監局的批准。於是，中國每年獲得國家藥監局批准的「新藥」數量驚人：據統計2004年國家藥監局受理了10，009種「新藥」申請，而美國FDA（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同期僅受理了148種。為什麼會是這樣？藥品企業為了賺錢去申請「新藥」批文，而國家藥監局為了「政績」，更為了從批准文號中索賄、受賄。
於是，中國的新批准的藥品就像當年大躍進一樣多得讓人目不暇接。
而藥品企業甚至把官員聘為顧問，按月或按項目發放給他們巨額提成，甚至讓官員到企業參股份紅。
藥品企業為了拿到國家藥監局的批文，請了一批假專家、真貪官，支出費用不菲，還要交出公開的申請批准費用。所有這一切最終都轉嫁到消費者，也就是病人的頭上。這就是中國藥品虛高的根本。因此，藥品生產企業為了拿到批文，就只好層層行賄，連同評審費、批文費，成本就上去了。此其一。其二，不良藥品生產企業以舊藥改頭換面冒充新藥，故意抬高藥價。於是，昂貴的藥品推向市場，於是，藥價越來越高，病人，尤其是貧窮的病人只好望藥興嘆。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局長鄭筱萸以及一幫司長等被「雙規」、被刑拘了，那是罪有應得吧。但是，在中國現有的政治體制與政治環境下，新的局長、司長就能保證是清廉的嗎？就不會「前腐後繼」？
事實上中國那麼多的地方、部門的前腐後繼的事實足以證明這種換湯不換藥的吏治絕對無法杜絕貪污腐敗，老百姓要想解決看病難、吃藥貴的問題絕對是無望的。
近年來，醫藥市場的混亂讓人觸目驚心，有幾個現象令人不解。一是一個人去醫院看病，醫生往往給你開出一大堆藥，好像醫生成了藥商的推銷員。如果你請教一下有良知的醫生，他也會告訴你，按病情並不需要那麼多的藥，但他偏偏要給你來個「大包圍」，花費了冤枉錢不說，據統計中國每年因為服用抗菌素而致死亡的人就有好幾萬。再者，一個人生病要住院動手術了，那就更麻煩，必須先給住院醫生送紅包，否則，有你的好看。而病人給醫生送紅包還是小數目，醫生收到的大紅包則是來自藥商的推銷人員。藥品推銷員按照醫生開出的藥品數量的多少來支付給醫生回扣，這已經是公開的秘密。這恐怕是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出現的現象，但卻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大張旗鼓地進行著，雖然也有過大張旗鼓的反對，甚至公布了一些無良醫生的名單，但仍無效果。其結果就是藥商將紅包的支出最後轉嫁到病人的頭上。曾經在報紙上讀到一位藥品推銷員的懺悔，他說雖然他的推銷員職業收入頗豐，但他每天都受到自己良心的譴責，因為這種藥品生產商和醫生的聯手，導致了藥費的增加，從而加重了病人的負擔，尤其加重了貧苦人家病人的苦難。所以他最後寧可辭退了這份職業。
其實，這只是這一問題的一個方面，更黑暗的一面就是藥商和官員的權錢勾結。去年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鄭筱萸的「落馬」以及其屬下兩位司長的被刑拘，才使這個成立不到十年的國家權力機構的黑幕以及令人髮指的惡行逐漸曝光。據媒體報導，在日前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那位經常愛流眼淚的溫總理採取了少有的動作，要求監察部在這次會議上就鄭筱萸案作出匯報。鄭案也被定性為「嚴重失職瀆職、以權謀私的違紀違法典型案件」。然而，作為國家藥監局局長的鄭筱萸難道僅僅是失職瀆職、以權謀私嗎？實際上他的更大的罪惡是謀財害命！
人們都知道藥品的品質關係著人們的健康，更關係到病人的生命。人們記憶猶新的是，去年在中國出現了幾次假藥害死人而震驚全國的事件。齊齊哈爾第二製藥廠、安徽欣弗出產的藥品都奪去了病人的性命，在全國鬧得沸沸揚揚。那麼，問題究竟出在哪裡？表面看，是藥品奪取了病人的生命，其實隱藏的問題更為嚴重。
人們都知道製藥企業是個高盈利的行業，一些企業不論有沒有條件都去想生產藥品。但藥品從研發到生產再到投放市場是一條很長的產業鏈，應該遵循嚴格的程式，必須保證上市的藥品是嚴格合乎品質標準的，也就是說應該有個政府部門負責監管上市藥品的品質。美國是由FDI（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來監督管理，而中國就是由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來監管。一般的程式是，在藥品研發之後要投入生產必須經過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藥品生產企業拿到正式的批准文號才能進行生產，繼而投向市場。而在今天的中國，官員扼住了藥品生產企業的審批大權，這正是權力尋租的極好機會。於是，在當今中國的一黨專政的政治環境下，國家藥監局的官員們就有了索賄、受賄、發大財的極佳的機會。
藥品生產企業出錢經過研發，或者買來別人的研發成果之後，請一些「專家」進行評審、鑑定，然後送交國家藥監局申請批准文號。在通常情況下，官方把持著審批權，專家把持著話語權，而那些「專家」
拿了藥商的豐厚評審費，且往往又遊行於官場之中，從而形成很大的權力尋租空間。這裡面的貓膩也是驚人的，很多所謂藥品的研發速度驚人，從揭露出的情況可知，不少藥品可以一夜之間從無到有！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有些藥品並非新品研發，而是僅僅換個名字就成了一種新藥，就去國家藥監局拿批文。只要拿到了新藥的批文，換了名字的「新藥」立馬藥價翻番，暴利也就出來了。所以，那位在2003年的SARS肆虐中嶄露頭角的鐘南山院士就在去年全國兩會上對藥品問題進行了不客氣的譴責。他說，一個藥品換個「行頭」改個名，搖身一變成「新藥」，「身價」就立刻飆升。這些所謂的「新藥」不僅坑害了病人，而且還養肥了蛀蟲。鐘南山轉而質問國家藥監局的官員，「這些批號都是怎麼拿到的？這些問題到底誰來把關？」質問歸質問，國家藥監局的官員們依然裝聾作啞。這是一種情況。
另一種情況是，原來各省也可以審批新藥，地方政府為了本地的利益，不顧品質標準而亂髮批准文號，造成了極大混亂。這也是那位鄭筱萸升任藥監局局長之後玩的「地標」升「國標」的花樣。製藥企業要想拿到「國家標準」的文號，必須經由國家藥監局審批。要想拿到國家藥監局的批文麼？請拿出錢來，而批准文號都是明碼標價的，從幾萬到幾十萬。這是公開的部分，而真要想得到批准，還必須對主管批文的官員送上「紅包」，那可就是紅色黨旗、國旗掩蓋下的陰暗部分了。而為了追求高額利潤，醫藥企業必須想盡辦法用最快的時間、最簡單的手續獲得藥品批文，搶先佔有市場。於是，偽造實驗資料、偽造實驗過程、偽造生產樣品等弄虛作假問題就十分嚴重；資料缺失、記錄塗改、樣品銷毀等問題相當普遍。即使這樣，只要藥品企業的「功夫」做到家，也同樣能夠拿到批文，進而開始生產「新藥」。
兩種都是「新藥」，一種是根本沒有經過嚴格藥品研發過程而推出的「新藥」，一種是原有售價較低的舊藥經過改名換成的「新藥「。所有這些都需要經過國家藥監局的批准。於是，中國每年獲得國家藥監局批准的「新藥」數量驚人：據統計2004年國家藥監局受理了10，009種「新藥」申請，而美國FDA（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同期僅受理了148種。為什麼會是這樣？藥品企業為了賺錢去申請「新藥」批文，而國家藥監局為了「政績」，更為了從批准文號中索賄、受賄。
於是，中國的新批准的藥品就像當年大躍進一樣多得讓人目不暇接。
而藥品企業甚至把官員聘為顧問，按月或按項目發放給他們巨額提成，甚至讓官員到企業參股份紅。
藥品企業為了拿到國家藥監局的批文，請了一批假專家、真貪官，支出費用不菲，還要交出公開的申請批准費用。所有這一切最終都轉嫁到消費者，也就是病人的頭上。這就是中國藥品虛高的根本。因此，藥品生產企業為了拿到批文，就只好層層行賄，連同評審費、批文費，成本就上去了。此其一。其二，不良藥品生產企業以舊藥改頭換面冒充新藥，故意抬高藥價。於是，昂貴的藥品推向市場，於是，藥價越來越高，病人，尤其是貧窮的病人只好望藥興嘆。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局長鄭筱萸以及一幫司長等被「雙規」、被刑拘了，那是罪有應得吧。但是，在中國現有的政治體制與政治環境下，新的局長、司長就能保證是清廉的嗎？就不會「前腐後繼」？
事實上中國那麼多的地方、部門的前腐後繼的事實足以證明這種換湯不換藥的吏治絕對無法杜絕貪污腐敗，老百姓要想解決看病難、吃藥貴的問題絕對是無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