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 2007-03-04 01:12:55作者：阿城
一九八七年三月某晚我正在紐約夏陽的畫室裡，這個畫室是倉庫改建的。舊得好像隨時要出危險，但實際上什麼意外也不會發生，意外是繞了半個地球從電話裡傳來的：父親病重，我立刻準備自美國離去。
從六十年代初，家裡就籠罩在父親病重的氣氛裡，記得夏天我們在院子裡與鄰居喧嘩，母親出來制止，我們還小，還不能隨時將父親的病重放在心上。
父親的病是在唐山勞改時染上的肝炎，由急性而慢性而硬化，之後，它將是父親死亡的原因。在隨時準備父親離開我們的時候，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父親是一九五七年的右派，是死老虎，批鬥，陪鬥，交代，勞動是象徵主義的，表示侮辱，之後，去幹校，一切都是當時的理所當然，但是，父親在理所當然會死去的時代沒有死，居然活到一九七九年。
這一年，對父親來說是重要的一年，猶如一九五七年。我記得春節之前的某日，接到電話，晚上回到父親家裡，父親背對著桌燈坐著，父親工作時面向桌燈，累了就轉過來，母親說，組織部來人了，準備在春節前把全國的右派平反的事落實，這當中有你父親，你怎麼看？我只想到，鐘惦棐這三個字前將要沒有形容詞了，但是，我沒有這樣說，我知道這件事對母親是非常重要的。
母親在一九五七年以後，獨自拉扯我們五個孩子，供養姥姥和還在上大學的舅舅。我成年之後還是不能計算出母親全部的艱辛，我記得衣褲是依我們兄弟身量的變化而傳遞下去的，布料是耐磨的燈心絨，走起路來腿當中吱吱響，中式剪裁，可以前後換穿，所以總有屁股磨成的四個白斑，實在不能穿了就撕開由姥姥糊成布嘎渣做鞋，姥姥總說膀子疼，一年二十多隻鞋要一針一針地做。養雞，目的是它們的蛋。冬日裡，雞們排在窗台上啄食窗紙上的糨糊，把窗戶處理得像風雨後的廟。當時，全國的百姓都被搞得很艱難。由於營養的關係，小妹妹姍姍體弱多病；三弟大陸去和母親拔紅薯秧來家裡吃，興奮得臉上放光；四弟星座得了一次機會做客吃肉，差點成為全家第一個死去的親人，誰都難，但不知道父親在勞改中怎麼過。我坐在椅子上，思量怎麼說我對平反這件事並不看重，我怕傷母親的心，可能父親也會生氣，這畢竟是改變了他一生的事情。
而且父親是右派這件事，也對我們很有影響，大哥裡滿不能上高中，因為我們這樣的子弟是不能上大學的，而高中是為上大學做準備的。大哥是讀書的人，成績總是很好，我至今不知道此事對當時十幾歲的他在心理上有何影響；但父親執意要大哥再考高中。我想，這是一種寄託。大哥一九七八年從插隊的地方考上大學，父親在給我的信中只陳述了這一事實，不知道父親寫信時於燈下還想到什麼？
十八歲那年，父親專門對我說：咱們現在是朋友了，因為這句話，我省出自己已經成人。中國古代的年輕人在辟雍受完成人禮後，大約就是我當時的心情：自信，感激和突然之間心理上的力量，於是在這個晚上，我想以一個朋友的立場，說出一個兒子的看法。
於是我說：如果你今天欣喜若狂，那麼這三十年就白過了，作為一個人，你已經肯定了你自己，無須別人再來判斷。要是判斷的權力在別人手裡，今天肯定你，明天還可以否定你，所以我認為平反只是在技術上產生便利，另外，我很感激你在政治上的變故，它使我依靠自己得到了許多對人生的定力，雖然這二十多年對你來說是殘酷的。
父親笑著說，我的黨齡現在被確定為四十年，居然有一半時間不在黨內，你媽媽今天燉了鍋牛肉，你去街上看看還有沒有切麵賣，我們吃牛肉麵。母親也很高興，敘說著今天的牛肉是托誰才買到的，父親就問有沒有蒜，牛肉麵沒有蒜怎麼成！
一九七九年以後，父親開始大量地寫文章，發表在那年的《文學評論》上的《電影文學斷想》，使很多人省悟到他還活著，中國電影出版社要將他一九五七年以前的文章結成集子，父親於是讓我去了，可以查目錄。父親一一篇《電影的鑼鼓》被毛澤東親自點名，我當時八歲，回答不出老師的詰問、學舌說爸爸是壞人，不會講敵人，因為不明白敵人是什麼意思。二十多年後，我才親眼看到這篇文章，複印了拿回去給父親看、父親亦有他的感觸，出版社怕得罪某某人，將書名定為《陸沉集》，父親要用《電影的鑼鼓》，最後只有妥協。一個搞地震的朋友，險些上當，經我提醒，才沒有買去做工具書。
父親的家裡，開始有許多人來了，母親見到某些面孔，提醒他警惕，父親明白，感慨門可羅雀和門庭若市的變化，但還是來了請坐，提供所需。父親認識許多死去的人，他說起五十年代去看老舍的《青年突擊隊》首演，老舍在應酬之間，低聲對父親說：這樣的戲你還來看！他講過不少趙丹的事，但只寫了一篇短文《趙丹絕筆》，與趙丹的《管的太具體，文藝沒希望》同慨。我曾和父親議論過外行領導內行的問題，我認為應該是外行領導內行，內行做內行的事，擢其做領導，豈不使之成為外行？豈不浪費？古人說：無能故能使眾能，無為故能使眾為。父親說，論起羅織罪名，顯隱發微，還得內行，這樣的內行當領導，最能傷筋動骨，而外行頂多鬧些「關公戰秦瓊」的笑話，以求少傷害計，實在應該外行領導內行，我很少發宏論，但常說「我認為」，父親就講起他在干校每每作檢查時說：「我認為」，於是遭到批判：極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檢查的時候還在說「我」認為！父親很感激一個在干校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分子的人，這個人見父親的交代總不能通過，便拿去修改一番，於是父親的交代不但通過，而且還被示為其他各種分子的臨時榜樣。父親詢其故，這個人說，我從前在國民黨的報紙做事，看家的本領就是這樣寫文章呀。父親又很可惜全國的交代材料都被銷毀了，認為應該選出一套「交代文學」來。巴金建議成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館，父親說，其中可以陳列各種交代材料，我附議必須編一本文化大革命詞典，否則後人會很難釋讀這些交代，例如「交代」；而且副詞連用「最最最」會讓後人認為祖先有一個時期都是結巴，於是給後世的古人類學，考古醫學，訓詁學的研究都造成困難。父親大笑。父親身上有兩樣令我羨慕，一是笑，二是鼻子。在我還不能從理論上辨別對父親的判決時，只有從父親的笑聲裡認定他不會是壞人。父親的鼻子，從相術講，不但隆中，而且懸膽，但父親的際遇卻總是不配合他的鼻子，我想，這和他與電影的關係不無影響。電影發明瞭才一百年，相術還不能歸納它，但也難說，靠電影發跡的明星大部分與相好有關。
每年總有幾部影片出麻煩，我向父親請教其中原因，父親說，電影是惟一能進中南海的藝術，惟其能進，所以麻煩。我亦對電影劇本必須文學化不讚同，父親說，那你叫只懂章回話本的審查者怎麼明白你要拍什麼呢？我於是明白父親是知其難為而為者，再好的鼻子也救不了他。母親常常憤怒於父親的不休息，我想我理解父親，某種人是不能休息的，休息對他們意味著放棄，於是，死亡就顯現了。
紐約大雪，美國不大興送人到門口的，所以夏陽在門外揮手，令我錯覺，以為已身處北京，轉頭便可去醫院看父親，互相說笑話，於是父親大笑，而且說：洗澡把。
《紅樓夢》結束於大雪，猩紅的斗篷，兩行腳印一個人，離去時留下的，不似曼哈頓街頭如斯散亂。
父親三月二十日去世，因為太平洋上那條人為的國際日期變更線，我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遲到了一天。
火化前，來人川流不息，其中有真正希望父親消失者，這使得父親像一個軍人，但父親只是一介連洗澡都不好解決的中國書生。夏天，用布圍住院子的角，提水來洗；冬天，公共澡堂像醫院，等叫到才擠得進去。父親年紀大了，我陪他去，以防暈倒。在熱水裡，父親緊閉著眼睛，舒服得很痛苦，我這時想問什麼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又怕他忍不住失言。父親凡開會住可以洗澡的旅館，必通知許多同命運者去洗澡，然後大家頭髮濕濕的坐下來談洗澡以外的各種事。父親住醫院，也如此辦。護士對濕頭髮的探視者並不奇怪。沐和浴在中國從上古就是與身體最密切的事，除了飲和食，而且嚴肅到與心有關。漢以後，日本學去不少沐浴的制式，愈洗愈有名堂，父親訪問日本回來後，我問觀感，父親說：隨時可洗澡；再問觀感，說：勝得好慘。雖然有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在主持料理父親的後事，北京電影製片廠遣專人協助，各地電影製片廠仍欲來人，母親說不出的感激，一一謝絕，吳天明還是從西安電影製片廠遣人助理，此時他環臂立於靈堂之外，不發一言，陝西人是自古見中國事最多的人之一，他明白這個書生生前做過什麼，希望什麼，遺憾什麼。
我與大哥去撿拾父親的骨殖，焚化爐前大廳空空蕩蕩，遍尋不著，工人指點了，才發現角落裡擺一鐵箕，伏下身看，父親已是灰白的了，笑聲不再，鼻子不再，只有熔化的眼睛，滴落在額骨上。
父親的像前無以祭，惟有《電影的鑼鼓》、《陸沉集》、《起搏書》、《電影策》這幾本他的心血文字。
從六十年代初，家裡就籠罩在父親病重的氣氛裡，記得夏天我們在院子裡與鄰居喧嘩，母親出來制止，我們還小，還不能隨時將父親的病重放在心上。
父親的病是在唐山勞改時染上的肝炎，由急性而慢性而硬化，之後，它將是父親死亡的原因。在隨時準備父親離開我們的時候，文化大革命開始了，父親是一九五七年的右派，是死老虎，批鬥，陪鬥，交代，勞動是象徵主義的，表示侮辱，之後，去幹校，一切都是當時的理所當然，但是，父親在理所當然會死去的時代沒有死，居然活到一九七九年。
這一年，對父親來說是重要的一年，猶如一九五七年。我記得春節之前的某日，接到電話，晚上回到父親家裡，父親背對著桌燈坐著，父親工作時面向桌燈，累了就轉過來，母親說，組織部來人了，準備在春節前把全國的右派平反的事落實，這當中有你父親，你怎麼看？我只想到，鐘惦棐這三個字前將要沒有形容詞了，但是，我沒有這樣說，我知道這件事對母親是非常重要的。
母親在一九五七年以後，獨自拉扯我們五個孩子，供養姥姥和還在上大學的舅舅。我成年之後還是不能計算出母親全部的艱辛，我記得衣褲是依我們兄弟身量的變化而傳遞下去的，布料是耐磨的燈心絨，走起路來腿當中吱吱響，中式剪裁，可以前後換穿，所以總有屁股磨成的四個白斑，實在不能穿了就撕開由姥姥糊成布嘎渣做鞋，姥姥總說膀子疼，一年二十多隻鞋要一針一針地做。養雞，目的是它們的蛋。冬日裡，雞們排在窗台上啄食窗紙上的糨糊，把窗戶處理得像風雨後的廟。當時，全國的百姓都被搞得很艱難。由於營養的關係，小妹妹姍姍體弱多病；三弟大陸去和母親拔紅薯秧來家裡吃，興奮得臉上放光；四弟星座得了一次機會做客吃肉，差點成為全家第一個死去的親人，誰都難，但不知道父親在勞改中怎麼過。我坐在椅子上，思量怎麼說我對平反這件事並不看重，我怕傷母親的心，可能父親也會生氣，這畢竟是改變了他一生的事情。
而且父親是右派這件事，也對我們很有影響，大哥裡滿不能上高中，因為我們這樣的子弟是不能上大學的，而高中是為上大學做準備的。大哥是讀書的人，成績總是很好，我至今不知道此事對當時十幾歲的他在心理上有何影響；但父親執意要大哥再考高中。我想，這是一種寄託。大哥一九七八年從插隊的地方考上大學，父親在給我的信中只陳述了這一事實，不知道父親寫信時於燈下還想到什麼？
十八歲那年，父親專門對我說：咱們現在是朋友了，因為這句話，我省出自己已經成人。中國古代的年輕人在辟雍受完成人禮後，大約就是我當時的心情：自信，感激和突然之間心理上的力量，於是在這個晚上，我想以一個朋友的立場，說出一個兒子的看法。
於是我說：如果你今天欣喜若狂，那麼這三十年就白過了，作為一個人，你已經肯定了你自己，無須別人再來判斷。要是判斷的權力在別人手裡，今天肯定你，明天還可以否定你，所以我認為平反只是在技術上產生便利，另外，我很感激你在政治上的變故，它使我依靠自己得到了許多對人生的定力，雖然這二十多年對你來說是殘酷的。
父親笑著說，我的黨齡現在被確定為四十年，居然有一半時間不在黨內，你媽媽今天燉了鍋牛肉，你去街上看看還有沒有切麵賣，我們吃牛肉麵。母親也很高興，敘說著今天的牛肉是托誰才買到的，父親就問有沒有蒜，牛肉麵沒有蒜怎麼成！
一九七九年以後，父親開始大量地寫文章，發表在那年的《文學評論》上的《電影文學斷想》，使很多人省悟到他還活著，中國電影出版社要將他一九五七年以前的文章結成集子，父親於是讓我去了，可以查目錄。父親一一篇《電影的鑼鼓》被毛澤東親自點名，我當時八歲，回答不出老師的詰問、學舌說爸爸是壞人，不會講敵人，因為不明白敵人是什麼意思。二十多年後，我才親眼看到這篇文章，複印了拿回去給父親看、父親亦有他的感觸，出版社怕得罪某某人，將書名定為《陸沉集》，父親要用《電影的鑼鼓》，最後只有妥協。一個搞地震的朋友，險些上當，經我提醒，才沒有買去做工具書。
父親的家裡，開始有許多人來了，母親見到某些面孔，提醒他警惕，父親明白，感慨門可羅雀和門庭若市的變化，但還是來了請坐，提供所需。父親認識許多死去的人，他說起五十年代去看老舍的《青年突擊隊》首演，老舍在應酬之間，低聲對父親說：這樣的戲你還來看！他講過不少趙丹的事，但只寫了一篇短文《趙丹絕筆》，與趙丹的《管的太具體，文藝沒希望》同慨。我曾和父親議論過外行領導內行的問題，我認為應該是外行領導內行，內行做內行的事，擢其做領導，豈不使之成為外行？豈不浪費？古人說：無能故能使眾能，無為故能使眾為。父親說，論起羅織罪名，顯隱發微，還得內行，這樣的內行當領導，最能傷筋動骨，而外行頂多鬧些「關公戰秦瓊」的笑話，以求少傷害計，實在應該外行領導內行，我很少發宏論，但常說「我認為」，父親就講起他在干校每每作檢查時說：「我認為」，於是遭到批判：極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檢查的時候還在說「我」認為！父親很感激一個在干校被定為歷史反革命分子的人，這個人見父親的交代總不能通過，便拿去修改一番，於是父親的交代不但通過，而且還被示為其他各種分子的臨時榜樣。父親詢其故，這個人說，我從前在國民黨的報紙做事，看家的本領就是這樣寫文章呀。父親又很可惜全國的交代材料都被銷毀了，認為應該選出一套「交代文學」來。巴金建議成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館，父親說，其中可以陳列各種交代材料，我附議必須編一本文化大革命詞典，否則後人會很難釋讀這些交代，例如「交代」；而且副詞連用「最最最」會讓後人認為祖先有一個時期都是結巴，於是給後世的古人類學，考古醫學，訓詁學的研究都造成困難。父親大笑。父親身上有兩樣令我羨慕，一是笑，二是鼻子。在我還不能從理論上辨別對父親的判決時，只有從父親的笑聲裡認定他不會是壞人。父親的鼻子，從相術講，不但隆中，而且懸膽，但父親的際遇卻總是不配合他的鼻子，我想，這和他與電影的關係不無影響。電影發明瞭才一百年，相術還不能歸納它，但也難說，靠電影發跡的明星大部分與相好有關。
每年總有幾部影片出麻煩，我向父親請教其中原因，父親說，電影是惟一能進中南海的藝術，惟其能進，所以麻煩。我亦對電影劇本必須文學化不讚同，父親說，那你叫只懂章回話本的審查者怎麼明白你要拍什麼呢？我於是明白父親是知其難為而為者，再好的鼻子也救不了他。母親常常憤怒於父親的不休息，我想我理解父親，某種人是不能休息的，休息對他們意味著放棄，於是，死亡就顯現了。
紐約大雪，美國不大興送人到門口的，所以夏陽在門外揮手，令我錯覺，以為已身處北京，轉頭便可去醫院看父親，互相說笑話，於是父親大笑，而且說：洗澡把。
《紅樓夢》結束於大雪，猩紅的斗篷，兩行腳印一個人，離去時留下的，不似曼哈頓街頭如斯散亂。
父親三月二十日去世，因為太平洋上那條人為的國際日期變更線，我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遲到了一天。
火化前，來人川流不息，其中有真正希望父親消失者，這使得父親像一個軍人，但父親只是一介連洗澡都不好解決的中國書生。夏天，用布圍住院子的角，提水來洗；冬天，公共澡堂像醫院，等叫到才擠得進去。父親年紀大了，我陪他去，以防暈倒。在熱水裡，父親緊閉著眼睛，舒服得很痛苦，我這時想問什麼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又怕他忍不住失言。父親凡開會住可以洗澡的旅館，必通知許多同命運者去洗澡，然後大家頭髮濕濕的坐下來談洗澡以外的各種事。父親住醫院，也如此辦。護士對濕頭髮的探視者並不奇怪。沐和浴在中國從上古就是與身體最密切的事，除了飲和食，而且嚴肅到與心有關。漢以後，日本學去不少沐浴的制式，愈洗愈有名堂，父親訪問日本回來後，我問觀感，父親說：隨時可洗澡；再問觀感，說：勝得好慘。雖然有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在主持料理父親的後事，北京電影製片廠遣專人協助，各地電影製片廠仍欲來人，母親說不出的感激，一一謝絕，吳天明還是從西安電影製片廠遣人助理，此時他環臂立於靈堂之外，不發一言，陝西人是自古見中國事最多的人之一，他明白這個書生生前做過什麼，希望什麼，遺憾什麼。
我與大哥去撿拾父親的骨殖，焚化爐前大廳空空蕩蕩，遍尋不著，工人指點了，才發現角落裡擺一鐵箕，伏下身看，父親已是灰白的了，笑聲不再，鼻子不再，只有熔化的眼睛，滴落在額骨上。
父親的像前無以祭，惟有《電影的鑼鼓》、《陸沉集》、《起搏書》、《電影策》這幾本他的心血文字。
